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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会炒股的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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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规模效应，1976年富达公司把600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和另一个1 200万美元基金额的患难兄弟埃塞克斯基金合二为一。该基金也是股市萧条的牺牲品，它曾经是一只1亿美元的基金，由于在股市萧条期间表现极其糟糕，唯一的成果就是亏损太厉害，所以获得了5 000万美元的亏损税收减免。
1977年5月，在彼得·林奇与富达公司第一次亲密接触刚满10周年之际，沙利文将彼得·林奇叫到了办公室，他们作了一次深入的长谈。
“彼得，”沙利文经理直呼其名，“对于麦哲伦基金的过去和未来，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十年中，麦哲伦基金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公司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调整投资战略，以顺应时代潮流。”
乔治·沙利文同意彼得·林奇的见解，“彼得，我正是为此事而苦恼，以我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事实上已经老了，我们的思想都变得僵化而缺乏进取心，对新事物的出现也显得不那么敏感。现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余波未熄。自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我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我知道你从来不理会五年有一次经济衰退的说法，可是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道·琼斯指数上升无力，各公司的赢利也大幅下降，我们的财产在账面上正在逐渐消失。你虽然有着乐观的预测，可我却在面对着遭受损失的股东怒气冲冲的指责。”
在沙利文的大力推荐下，林奇临危受命，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
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令彼得·林奇又惊又喜，事实上，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领导麦哲伦基金取得成功。但又有些担心，自己只有33岁，他的肩膀能够担负这一重任吗？
1977年5月，麦哲伦基金迎来了一位新的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基金经理。从这一天开始，麦哲伦基金注定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世之雄。
彼得·林奇上任后，并不能扭转因美国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股票下跌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似乎很不给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面子，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下跌到801点。
林奇接手麦哲伦基金经理时，所面临的条件是1 800万美元的资产，5 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极度萧条的股票市场，数量很少而且还在迅速减少的基金投资者，而且由于麦哲伦基金停止对投资者开放，所以根本无法吸收到新的投资者。直到1981年的时候，麦哲伦基金才重新对投资者开放。
林奇认为，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前4年的不景气不是天降惩罚，而是上天的赐福。这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这个行业，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他说：“基金经理的成长有如运动员的成长，渐进成长要比速成好得多。”
初掌麦哲伦基金（2）
经过几年的分析师生涯的磨练，此时的林奇对于股票市场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熟悉市场上25％的上市公司，这使得他在股票的选择上游刃有余。早在1975年的时候，他就帮助波士顿的一家慈善机构管理证券，因此，对于基金的管理可以说也有一定的经验。
彼得·林奇做股票生意不靠市场预测，不靠技术分析，不做期权交易，不做空头买卖，那么，他又凭什么在股票市场上称雄？他又有何成功的秘诀？
说来也简单，只有两个字：调研。
彼得·林奇从进入富达公司的第一天起，就从事调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林奇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之后，对他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彼得·林奇不喜欢搞脱离实际的预测，这在前文我们已经叙述过。在此我们不妨再看看华尔街千奇百怪的股票行情预测法。这些方法大多荒诞不经，有些也有一定道理，并有过成功记录，但比起彼得·林奇脚踏实地、注重实际的方法来，就显得有些像巫术般的需要运气了。
彼得·林奇采用的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他在股票市场上很少失手，这自然就会成为他使用的常法。由于调查的方法和判断力的原因，别人若采取这种方法，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包赚不赔，当然也不会次次赔钱。
初次在华尔街坐镇一方的彼得·林奇正是依赖这个法宝在华尔街取得了巨大的声誉。没有人敢轻视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林奇走马上任的第一个月，主要的事情就是换股，整天忙着把前任基金经理沙利文挑选的股票卖出，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欣赏的股票。并且他还要不断地卖股变现用以偿付投资者不断的投资赎回。
1978年3月31日，林奇接管麦哲伦基金已经10个月，麦哲伦基金的年度报告出来了，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基金增值了20％，而同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却下降了％，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归功于林奇所选择的新股。他的投资策略是减少汽车、航空、铁路、公用事业、化工、电子以及能源行业的持股比率，增加金融机构、广播、娱乐、保险、消费品等行业的持股比例。这一策略使他买了不到50种股票，价值却高达2 000万美元。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全面的战略，他挑选股票完全是经验主义方法，像受过训练的警犬一样嗅来嗅去。
他特别关心细节，例如，为什么一家拥有电视台的公司今年比去年更赚钱？相反，他不太关心在某个行业的持有比例。他会见一位广播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他公司的业务有所改善，并且给他一份对他们构成最大威胁的竞争者名单。然后他检查细节，最终通常是停止购买别家广播公司的股票。他在所有的行业中寻找目标，这说明选股人行业认知有限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由于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本增值基金，因此林奇可以不受限制地买任何证券——从各种类型的国内股票到国外股票，甚至债券——这给他充分发挥猎犬潜能的余地，他可以不受增长型基金经理那种行事方式的限制。
1978年1月，林奇告诉他的投资者：“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组合大部分由三大类公司组成，特殊情况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周期性公司以及中小成长型公司。”
买股票有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之分，消极策略是在所持投票表现不好时，找出新的借口，林奇认为华尔街的才能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他的策略是进攻性的，那就是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发现更好的股票来换掉他已经选中的股票。
1979年是股市的好年头，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而麦哲伦基金表现尤为突出，资产升值了51％。在写年度报告时，他再次面临解释自己投资策略的挑战，似乎他一开始就应该有一种策略，于是“增加房屋租赁业、饭店以及零售业的股票比例”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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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掌麦哲伦基金（3）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哲伦基金再现了上一年的辉煌，麦哲伦基金的股东们享受到了％的收益增长率，而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32％。这一年，他的兴趣转移到了博彩业，同时对便利店的股票也有浓厚的兴趣。
回顾林奇早期的经营情况，他的股票的换手率之高令人吃惊：第一年的换手率高达到343％，投资组合中包括41种股票。1977年8月2，他卖掉了30％的股票。从这时开始，他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买卖石油公司、保险公司的股票，每个月都有消费行业的股票进进出出。1977年9月，他买了一些循环型股票，到11月就把它们抛掉。秋天他们增加了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及汉斯公司的股票，次年春天全部换手。他的最大持股从康柯里公司换成一家###，然后又换成一家保险公司，之后又换了几家公司。他似乎每个月都要捣腾佛费斯公司的股票，直到它被摩托罗拉公司兼并，才停止买进卖出；他依稀记得这家公司似乎与计算机终端有关，但他到现在都不能清楚地解释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这种频繁交易导致每年都面临挑战。股东们阅读报告书时对这种方式有些敏感，“麦哲伦从价格已经回升的周期型股票转到销售和收入增加的非周期股票”是他每年都要重复的解释，随后是“麦哲伦减少了可能受经济滑坡影响的企业的股票，然而，他们将继续增加被低估的周期型股票的持有比例”。
后来，林奇在读这些报告时发现，很多他持有几个月的股票其实应该持有更久一些。这不是无条件的忠诚，而是应该盯住那些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司。他的后悔清单有阿尔伯森公司，他买进不久就卖掉了，这只股票后来翻了300倍；还有联邦快递公司，他以5元的价格买进，不久以10美元的价格卖出，两年后它涨到70美元。
由于常常会干一些抛掉好股票而买进差股票的蠢事，林奇经常自唱“拔掉鲜花，浇灌杂草”，他对此很得意。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给他，请求林奇同意他在伯克希尔的年报上引用他的这句“名言”。
在麦哲伦转为封闭式基金的四年时间里，没有新客户以及高比例赎回（达到全部份额的三分之一）迫使他卖掉老股票以挑选新股票。这段经历使他自己熟悉了大量公司和行业，并懂得了影响价格涨落的因素。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在为掌管百亿美元的大基金做准备。
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他懂得了自己做研究的价值。
每年他要到数十家公司的总部去拜访，并在地区性投资会议上结识数十人（这个数字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二百多人）。
富达公司开始实施一项新措施：公关午餐，即跟那些懂得如何经营保险公司或铝业公司的高级主管一起用餐。以往，他们跟办公室的同事或股票经纪人一起用餐，谈谈高尔夫球赛事或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气氛亲切，但却不如公关午餐对投资更有价值。
这种午餐制度后来扩展到早餐和晚餐。每星期，公司提供一份打印的名单，类似学校的菜谱（周一比萨饼，周二汉堡包等），只不过他们的“菜谱”是客人的名单，如周一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家具仓库公司，周二是某某公司等等，总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因为他不可能参加全部的餐会，所以他作了安排，尽量与他还没有投资的公司主管见面，看看是否漏掉了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如果他对石油公司不看好、他就会与石油公司主管一起用餐，这种交谈可能使他了解到，石油工业是否即将复兴的最新动向。这种信息总是对有关人士直接或间接有益，不论是制造商，还是供应商。
林奇每月至少一次与重要行业的代表会谈，了解这个行业是否开始转向或其他被华尔街忽略的最新动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警报系统。
他常常以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会谈：你最尊敬的竞争对手是谁？如果公司主管承认其对手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他会马上买进他们竞争对手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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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掌麦哲伦基金（4）
林奇由此得到的信息并非专业性很强的，或高度机密的资料，他的客人乐于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信息，他发现大多数公司代表既客观又诚实，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他们承认；如果认为经营状况将会改变，他们也会告诉这些投资者。
有意思的是，林奇认为华尔街的谎言比主街（即实业界）要少，这倒不是因为金融业人士比大街上的商人更像天使，而是因为他们太不受信任，以至于每句话都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机会说谎。就算是蒙混过关了，这种谎言也过不了下一季度的盈利报告这一关。
他总是很仔细地记下在午餐时或会议上碰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他每年要联系多次，成为极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对那些他不太熟悉的行业他们教会他如何阅读其资产负债表，以及应该提出什么问题。
林奇以前不了解保险业，直到他认识了几家保险公司的主管，他们用闲谈的时间，给他上了一堂关于保险业的速成课。他没有保险专业人员那样的知识，但他知道保险公司收入增减的基本因素，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他认为保险业的专业人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注意保险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去买铁路公司或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对这些公司一无所知。
1980年，是卡特政府执政的中期，美联储正在为抑制经济过热而绞尽脑汁，利率因此上升到一个历史高位，在这种环境下，尽管银行业前景一片大好，但是银行业的股票却普遍低于其账面价值。他发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次地区投资会议上发现的。
事实上，在会场的间歇期间他顺便去了一趟亚特兰大第一银行，这家银行连续12年保持高收益率。显然，投资者低估了它的价值。5年后，当这家银行与北卡罗来纳州的沃切维亚银行合并时，它的股价翻了30倍。华尔街总是对能够生存或不能生存的各种企业感兴趣，而经营状况稳定的银行如亚特兰大第一银行则不受重视，它的市盈率只有市场平均水平的一半。从这时开始，他对地区性银行的品质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对投资者的轻视感到困惑。
于是，他一家接一家地买进银行的股票，到1980年，他把9％的资产投入到12家不同的银行上。在1981年3月的年度报告中，他高兴地指出麦哲伦基金的股东的钱袋儿乎翻了一倍；基金资产在这一年中增加％，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
然而，令其困惑的是，虽然麦哲伦基金连续4年超过市场，但份额持有人的数目仍不断下降，这个时期共有三分之一的份额被赎回。他猜测大概是他在为前任基金经理买单。这些人在基金合并时的损失终于补回来，于是变现走人。大量的赎回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资本的增加，使麦哲伦的增长率打了折扣。虽然麦哲伦基金在4年之间增长了4倍，本该有8 000万美元的资产，但实际只有5 000万。头两年，他只能持有50到60种股票，到1980年中，增加到130种，由于赎回的影响，他们被迫退到90种股票的规模上。
毋庸置疑，麦哲伦基金拥有一个好的开始。1978年，林奇持有的所有的股票中，前10位的市盈率在4到6之间，1979年，该比率在3到5之间。如果一家业绩良好的公司的股票售价只是其每股盈利的3到6倍时，投资者几乎不会有任何损失。
展翅腾飞（1）
在林奇为麦哲伦基金掌舵4年之后，麦哲伦基金终于迎来了它展翅高飞的机会。
1981年，麦哲伦与塞拉姆基金合并。塞拉姆是富达公司旗下的另一支小基金，该基金曾经叫道氏理论基金，它的损失也产生了巨额的税收减免的好机会。从这时开始，即与塞拉姆基金合并以后，麦哲伦才重新向公众开放。1981年，合并之后的麦哲伦资产首次突破l亿大关，他们第一次得到公众的垂青，但不幸的是，股市在此时却开始回落。尽管股市不景气，麦哲伦基金在当年还是取得了％的回报率。
随着麦哲伦在1981年重新开放，林奇越来越成为一个有耐心的投资者，基金份额持有人也是如此。赎回比例在下降，这意味着林奇不再被迫卖股变现。基金的年换手率下降了三分之二，从300％下降到110％，林奇的最大持股现在能够维持几个月不变。麦哲伦仍然是只小基金，总资产只有一个亿，在波士顿地区的五只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倒数第一。林奇把这些资金投资在大约200家不同企业的股票中。
林奇对连锁餐厅及零售店的无限潜力兴趣日增。通过向全国扩张业务，这类企业可以在10到15年内保持20％的增长率。如果收益每年增长20％，那么三年半即可翻一倍，七年可以翻两番。股价如影随形，常常会超过其收益的增长。投资者对前景看好，愿意支付相当乐观的价格。
回过头来，林奇发现自己喜欢的股票往往是普通行业的股票。这些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前景可观，但大多基金经理不敢买。基金经理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倾向于多买些大家认可的股票，如IBM，而不敢关注成长型的小公司的股票。如果这些小公司的股票下跌，推荐人会受到责备。但如果IBM股票下跌，责备会转到IBM公司头上：“太让华尔街失望了。”
是什么使林奇得以避开这种虚假作法？关键是在麦哲伦这样的开放度极高的基金里，没人居高临下地审视林奇。很多公司里面等级森严，每个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下面的人，同时又被下面的人盯着。如果你不得不关注顶头上司的脸色，在林奇看来，你就不再是专业人员了，你不再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你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老是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而不是“我是否有能力干好这件事？”
在麦哲伦，林奇有幸免掉了这种疑虑。他在买股票方面的权力许多人闻所未闻，他可以按每股40美元卖掉股票，然后改变主意，又以50美元的价格再买进来。他的老板也许会认为林奇疯了，但他们并不会说出来。他不再在每天每周的会议上为自己的选股作解释，他自己和他的策略也没有受到令人沮丧的审查，基金经理操心如何战胜市场已够头疼了，不需要再增加负担，每天去安慰老板和股东或为自己的操作辩解。
到1981年－1982年，林奇开始每星期六加班。这多出来的一天时间他用来清理办公桌，他还必须浏览一大堆邮件，这些东西一度曾经达到每天堆起来半尺高。二至三月份，他得看年度报告，还得看笔记本，寻找价格跌落的股票（林奇总是把买入时的股票价格同与该公司有关人员的谈话时间记下来），看看其基本面有无改善的迹象。
1982年上半年对股市来讲是可怕的，利率达到两位数，通胀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利率如此之高，以至于麦哲伦基金几个月的最大持有比例不是股票，而是长期国库券，因为山姆大叔为此支付13％～14％的利息。他倒不是因为害怕股票而购买债券，像大多数投资者那样，他买债券是因为它们的收益超过了正常的股票回报。
不可想象这样高的利率还会升高或在这个水平长期维持，而不会引发经济崩溃。果真如此，林奇将同其他人一样被狂涛吞没，麦哲伦的投资组合会成为林奇最不操心的事。但如果这一切不发生，林奇要满仓投资于股票和债券。
1982年初，林奇开始进行通常的“抵抗恐惧”训练：假定最糟的情况不会发生，他该怎么办？他估计利率迟早会降下来，股票和长期债券的持有者会大获其利。
展翅腾飞（2）
事实上，标准普尔500在1982年到1990年之间翻了四倍，30年期政府债券稍高一点。然后，1991年，股票又上涨了31％，而债券就差多了。再次证明长期而言，股票优于债券。可是在1982年初这段前景暗淡的日子里，财经媒介充斥着汽车销售愈益萧条的报告。在他看来，不论萧条是否发生，他们都会回到电影院。如果还有什么事像人会死亡那样确定无疑，那就是美国人一定会买汽车。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林奇在1980年3月走访克莱斯勒公司。实际上，林奇并不是一开始就去找克莱斯勒的，林奇在同福特公司代表交谈中，得知克莱斯勒会好转得更快，像往常一样，对某个机会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机会，淘金人踏进了铺满金片的溪流。
克莱斯勒股票当时价格是每股2美元，华尔街等着这家第三大汽车公司破产的消息。浏览克莱斯勒的资产负债表，林奇发现公司有超过10亿美元现金，它的行将破产的预言显然是过分夸大。克莱斯勒有破产可能，但至少是几年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同意提供足够的货款，帮助它度过眼前的危机。
最后，林奇相信克莱斯勒不仅有维持目前运转的资金，而且有令人激动的新产品。林奇的朋友和同事认为林奇疯了，他们认为克莱斯勒行将破产。10月，林奇把债券的持有比例削减到5％。大牛市开始了，利率开始下降，经济已经显示复苏的信号。
像通常情况一样，汽车业等周期型股票推动大市上扬。他相应地卖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股票，把11％的资金投进汽车业，10％的资金投到零售业。这种转变不是依据报刊的标题，也不是美联储主席的讲话，林奇的决定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一家接一家公司告诉林奇，他们的情况正在好转。这个期间，新股“生化高科”上市，发行价25 美元，一天之内被炒到75美元，这是林奇买的新股之一。
周末，林奇首次在电视台的“华尔街一周”节目中亮相，直到摄像机开动前一分钟，林奇才见到了主持人路易斯·鲁凯塞。他来到台前，斜着身子对林奇说：“别担心，你会干好的，只有800万人在看着你。”林奇在鲁凯塞节目中的亮相引起麦哲伦基金份额走俏，富达公司销售部忙于应接电话，麦哲伦基金的资本金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1981年与塞拉姆基金合并后，麦哲伦资产为1亿美元，到1982 年底变成了亿美元。新的资金以4年前不可想象的速度投进来：10月份共4 000万美元，11月7 100万美元，12月5 500万美元。林奇现在可以继续持有老股的同时，买进新股，这是从前无法享受的奢侈。他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克莱斯勒，所以林奇在其他汽车以及零售业等进行投资。3个月之内，林奇买了166种股票，其中有大公司股票，但绝大部分不是。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象，是麦哲伦还是小基金时，林奇买进大公司股票，而当基金规模越来越大时，林奇却越来越喜欢小企业股票。这不是精心设计的策略，而是依据股市发展的事实情况做出的选择。麦哲伦份额在1983年继续热销，2月份6 000万美元，3月达到1亿。在低迷的市场里很容易找到值得买进的股票，但在1983年初，道·琼斯指数比1982年的低点上升了300点，许多高技术股票发行价高得令人担心，此后六、七年再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这样的高价令华尔街欢欣鼓舞，但林奇觉得令人忧虑，他情愿来个300点的大跌以便挑选便宜货。
便宜的股票是选股人心中的目标，林奇的净资产在熊市中损失10％到30％没有多大关系。他从不把熊市看作灾难，而是当作买进便宜股票的好机会，这是时间赐予他的幸运。
克莱斯勒仍是麦哲伦的最大持股，达到基金资产的5％，并且在一年中维持这水平，克莱斯勒的价格在8个月中翻了一倍。
1983年4月，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达到10亿美元，这是一个里程碑，办公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不久，一位记者写道：“麦哲伦已经过于庞大，不能再保持其成功的记录。”这种观点在公众中很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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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腾飞（3）
麦哲伦基金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引致一帮人对它的批评，认为它像罗马帝国一样，已经过于庞大。他们认为一家持有900种股票的基金赢利不可能超过市场平均水平，因为它本身就是市场平均水平，林奇被指责为掌管着“地球上最大的指数基金”。
这种认为大基金只能表现平庸的说法在今天仍然很流行，并且像十几年前一样具有误导性。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可以挑选 1 000家、甚至2 000家别具特色的公司，其中绝大部分不会出现在标准普尔的华尔街投资组合中，这种现象称之为“飞出雷达视野”。他可以持有300种标准普尔成份股和250家零售业股票，不持有石油公司和制造业的股票。这样，他的资产可以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上升。
相反，一位不具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可以把投入股票市场的资产组合限定在500种普遍为其他机构持有的股票中，而得到不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平均水平的业绩。
基金的规模和持有股票的数量不能说明基金的业绩。由于林奇持有900种股票，后来更增加到1 400种，有些投资者离开了麦哲伦，这是件不幸的事。
在1983年总计900种股票的资产组合中，其中700种加起来不到基金资产的10％。林奇持有小比例股票原因有二：其一，该公司本身规模小，所以即使林奇按最大比例即10％持有它的股票，用币值衡量仍然很小；其二，林奇不认为它们值得大量投资。但如果你持有一些股份，并且列入股东名单，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这类公司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奇几乎买过每家公开上市的储贷社的股票，大多数买入的数量都很少。那时，几家金融机构老总告诉林奇由于存款利率降低，他们的收益状况大为改观。他可以想见，其他金融机构也会从中受惠，于是在1983年10月他新买进的83种股票中，39种是银行或储贷社的股票。那年年底，林奇买进了100家储贷社的股票，使麦哲伦基金拥有这个行业的股票总值达到麦哲伦资产的3％。财经媒介注意到林奇对储贷社的“钟爱有加”，大量文章给予报道；普通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麦哲伦基金的未来将与储贷社共命运。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储贷社的股票后来全面下跌，如果林奇把麦哲伦20％的资产投进储贷社股票中，林奇也许早就被迫提前退休了。
汽车业股票是麦哲伦这个时期成功的最大功臣。从福特到克莱斯勒，从克莱斯勒到绅宝、沃尔沃，适宜的经济浪潮托起了整个汽车业。
克莱斯勒股价短期内急速上升，使麦哲伦的持股迅速突破5％的限制。购买某种股票达到麦哲伦基金资产的5％，按规定林奇不能继续买进，但如果由于股价的上升使之升值超过5％，就可以不受限制。与此同时，林奇大量买进福特和沃尔沃的股票，直到这三种股票加起来达到麦哲伦资产的8％，整个汽车业股票在麦哲伦基金全部股票中所占的比例达到％。
在1982年—1988年这6年期间，三大汽车公司中至少有两家总是位居麦哲伦最大持股前5名之内，有时三家都在前5名之内。福特和克莱斯勒急速上升，林奇从这两种股票中所赚的利润都超过1亿美元，从沃尔沃股票中赚得7 900万美元；从少数大比例持股中获得巨大利润是麦哲伦成功的关键。
虽然麦哲伦继续被看作增长型基金，但正是它可以买任何股票的自由度使林奇能有发现汽车业股票的机会。克莱斯勒和福特都不是增长型企业，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在增长型基金的投资组合中，但由于长期股价太过低落，故此反弹时的表现颇像成长型股票。
1984年，林奇的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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