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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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家人到加拿大后，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朝夕相对心心相惜。父亲的脾气似乎好了起来，不再动辄打骂了，而是像朋友一样经常聊天，有什么麻烦相互倾诉。有蒋孝勇的亲自教诲，母亲方智怡这时倒不太管孩子们。
　　友柏第一次抽烟也是在这时候。14岁的他平时看到父亲抽烟的样子很好奇，觉得自己都长这么大了，应该要酷酷地抽烟才算男人。他偷偷地拿了蒋孝勇的香烟，躲到厕所里腾云驾雾起来。
　　细心的蒋孝勇很快发现自己的香烟少了，想起友柏经常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他立即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把友柏叫到书房，出乎意料地递给他一支香烟，并郑重地宣布儿子现在可以在家里抽烟了，当时友柏一下子真是被雷倒了。一贯率真的友柏真的开始抽烟了，蒋孝勇果然没有食言，再也没去干涉。
　　父子之间渐渐地这样建立起信任，两人可以一起出去玩耍，可以共同坐下来谈心。后来蒋孝勇自己也坦言，比较起来他与儿子友柏建立感情，要比自己小时候与父亲经国先生建立感情，年岁要早得多。
　　侨居的日子无疑是极其平淡的，蒋孝勇几乎无具体的社会事务可做。于是，他开始静心整理祖父蒋介石和父亲蒋经国的日记。祖父的日记在逝世前交给父亲，父亲逝世后连同祖父日记一同交给了蒋孝勇。他在移居海外时将所有的日记和文稿资料一起带走，然后全部复印一份，分别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蒋孝勇知道祖父和父亲日记的非凡价值，作为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决策者，他们笔下包含着无数历史秘密。
　　蒋孝勇在台湾时就经常与担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的王家骅谈到日记问题，因为王家骅曾亲手处理过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书信及文稿，所以王家骅对蒋孝勇的一些话记得很清楚：“有天晚上孝勇从经国先生卧房出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今天爸爸跟我谈到阿伢和他的日记，很关心处理情形如何。爸爸说，阿伢的日记非常重要，这里面关系到历史，什么时候能够发表不知道。孝勇，你要好好地保存。’”
　　蒋介石从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到1972年左右卧病才终止。蒋经国也是一直记到1981年，那时他公务繁忙又因为眼睛出了问题才不得不停止。两蒋的日记都是用毛笔所写，再请专人重新誊写了一遍。
　　整理蒋家两位先人的日记，对蒋孝勇来说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任务，他要把祖父、父亲生前亲笔记下的文字一点一滴整理出来。他相信如果哪一天将其公之于众，中国近现代历史无疑要改写。
　　蒋孝勇想若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这些日记要交由方智怡保管。合适的时候将会把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蒋家以及蒋家指派的研究人员入所研究及整理资料。
　　蒋孝勇依然保持着在军校时养成的生活规律，晚上10点钟就寝，早晨6点半起床。上午就一直留在书房，整理这些日记资料，或读书思考，或埋头笔记。思接百年，心鹜八极。
　　虽然身居远离故土的加拿大，但蒋孝勇却毫不懈怠，他每天坚持浏览华文报刊，仔细地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我内心的千字文》就是在蒙特利尔写出来的。方智怡则一边相夫教子，协助丈夫整理文件，一边电话遥控台北“怡兴幼儿园”的业务。
　　日子如水般不舍昼夜地流逝，一家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一转眼满3年了。蒋孝勇干脆带着友柏他们一起入加拿大籍，全家成了加拿大公民。
　　这几年时间里最让一家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蒋友青的出生。那是1990年冬天，母亲即将临产而住院，父亲每天要照顾医院里的妈妈，又要接送友柏两兄弟上学。这段日子友柏长大了很多，已经懂得替父母分担家务。
　　1990年，蒋家又一个新成员来到人世。当时妈妈方智怡多么希望是一个女儿，可又是一个儿子。她嫁到蒋家一口气竟然生了3个儿子，方智怡在小儿子出生那刻，居然在产房里委屈地哭了起来。
　　虎头虎脑的小弟弟出生，给蒋友柏和爸爸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当年曾祖父在世时，早就把蒋家第四代的男子名字命名，这下名字就不用大家操心了。“松柏常青”4个字，蒋友柏一家子一下子占去了3个，这让他们一家人很有成就感。
　　在蒋孝勇夫妇眼里，仿佛看到了这个日渐衰微的蒋家，又升起了新的希望。在友柏和友常两兄弟看来，无疑多了一个小开心果，这样每次放学后，可以逗弟弟玩了。
　　

蒋家人是难做的
1991年7月31日，二叔蒋孝武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年仅46岁的他毫无征兆地走了。当噩耗传来时，带给蒋友柏一家无限的震撼和伤感。
　　蒋友柏知道父亲和二叔的感情最为复杂，他们兄弟俩相差两岁，童年时代就如一对小冤家一样在一起打闹终日；后来爷爷去世时因为没有遗嘱，所以二叔还和父亲有过争执。
　　毕竟血浓于水，他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让蒋孝勇“最愉快，也是最安慰的是，在二哥过世前，获得兄长的谅解，然后关系变得很好，成为相当亲密的兄弟感情”。
　　蒋友柏对二叔倒是印象渐远渐疏，因为他在1985年就去新加坡任职，中间只是偶尔回来，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当时他哭得最为伤心，可能因为这些年他过得颇为不顺。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他从小就心眼很多，蒋介石曾对身边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蒋介石的确没看走眼，蒋孝武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赴德国留学，后返台进入国民党党务部门实习。从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开始，逐步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原来在政坛上一路顺风顺水，被很多人所看好，就因为“江南命案”不仅让他毁了前程，而且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
　　连小小年纪的蒋友柏对“江南命案”都是耳熟能详，因为以前总有媒体和个人像揭伤疤一般，不断地反复提起：
　　1984年10月15日，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旧金山遭歹徒暗杀，因为他出版的《蒋经国传》中涉及蒋经国私情的内容，让台湾当局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次暗杀震惊海内外，国外媒体和江南亲友要求有关当局彻查凶手，台湾形象受到前所未见的重挫。
　　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即查出凶手为台湾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陈启礼与吴敦逃后被台湾政府逮捕；董桂森在巴西被捕而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向台湾当局要求引渡陈启礼及吴敦未果，便透露已掌握陈启礼为防万一而录制的一卷录音带，证实有国民党当局情治人员介入此案。
　　蒋经国于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决心要彻查此案，并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未料到在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忽然偕同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人，公开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一时舆论一片哗然。
　　台湾当局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刘宜良遗孀崔蓉芝则在美国控告台湾当局，获得赔偿145万美元。这件案子表面尘埃落定，涉案的蒋孝武得以全身而退，但终究没能堵住世人对于蒋家涉案的猜忌。
　　面对“江南命案”发生后的国际谴责，令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以及观感，马英九答曰：“*”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明确指出从未考虑由蒋家人继任“总统”。的确，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了。
　　蒋经国为了平息事态，于1986年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屈就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之职。蒋孝武从此以后一蹶不振，其政治生涯实际上已告结束。
　　在蒋经国去世之后，蒋家失去“靠山”，台湾政坛人士秋后算账，让蒋孝武回台澄清“江南命案”。此情此景，让蒋孝武顿感人心险恶，萌发了退隐之意。1991年他卸职日本使节归台，但此时病魔却又朝他走来。
　　虽然蒋友柏与二叔蒋孝武交往很少，但对二叔有些语重心长的话却刻骨难忘。有次二叔亲口跟蒋友柏说：“作为蒋家人，做的好，外界说是应该的，甚至归因于先生余荫；做不好，则指责交加，甚至扣上有辱先人的帽子。”
　　这也许是蒋家境况真实的表达，蒋家人真是难做，注定无法做一个平常人。作为蒋家顶梁柱的蒋孝武很早就感到身为蒋家后代的困境。少年的蒋友柏似乎有点明白父亲和二叔后来为什么远走他乡，远离是非不断之地。
　　二叔蒋孝武的离世，让蒋友柏和家人欷不已。尤其经常看到海外华文媒体上，说蒋家变成一门四寡，让他们心中不是滋味。
　　

绚烂归于平淡
蒋友柏刚到加拿大时，就经常听到这样的笑话：“加拿大有两种人，一种是Canadian，一种是French　Canadian”。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在魁北克省的加拿大人，虽然国籍是加拿大，但他们却一直认为他们不是加拿大人，而是法裔加拿大人。他们想要脱离加拿大而独立，而且也把这个主张付诸行动，以“和平”的方式付诸行动。他们过去几年已为“是否独立”举行了两次公民投票，前后两次都无功而返。虽然他们嘴巴上还是说要继续争取独立，但是只要公民投票不过关，他们也只能心甘情愿地继续乖乖当加拿大公民，所有加拿大公民必须尽的义务一样也少不了逃不掉。
　　不过，这样特殊的地方有趣是有趣，但却多了一项让蒋友柏这样的小移民很头疼的麻烦——这地方通行英、法双语。英文虽然是学校的主要用语，但是蒙特利尔在加拿大的法裔移民占多数的魁北克省，法语在学校里也是必修的课程。
　　在友柏出国之前连英语一点也不会，更遑论相对生僻的法语了。对一个外国学生来讲，同时要学习两种陌生的语言，实在是有点不堪重负。短短3年要学好两门复杂的外语，无疑有点天方夜谭。
　　在蒙特利尔上学时，友柏因为语言不通，又是一张东方人的面孔，所以一直打不进班级的主流团队。他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边缘人，班级什么活动也不会想到他，他那时的爱好是一个人打台球、玩弹子和健身。
　　蒙特利尔是一个很排外的地方，特别不喜欢东方人。所以蒋友柏在学校每次就像是一个不会讲话的失落者，安静地坐在一旁观察同学和班上的活动。假若他想要交朋友的话，也只能找一些像他一样不入群的失落者。这让他感到分外的孤独，他也渴望有小伙伴一起游戏，渴望友情的温暖。
　　就在加拿大上学第二年，他们班级来了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同学。他们两个人都是黄皮肤的中国人，语言和文化一模一样。他乡遇故知，两人很快就打得火热。上学放学形影不离，成为一对好哥们。
　　友柏把他当成知己，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一开始小伙伴也没介意，可能因为年纪小，不明白蒋家意味着什么。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小伙伴突然跟友柏大义凛然地说，他爸爸不准许他们来往了，因为友柏是“蒋匪”“蒋贼”的后代。
　　小友柏听到这几个刺耳的字眼，顿时火冒三丈，当场痛骂小伙伴一顿，小伙伴也毫不示弱地和他对骂起来。友柏气不打一处来，和他抱在一起扭打起来，衣服也被撕破了。很快人高马大的友柏占了上风，把小伙伴一下打倒在地，以胜利者姿态骑在他身上，解了一时的心头之恨。那个小伙伴坐在地上呜呜地哭，但嘴里一刻不停地嘟囔着“蒋匪”“蒋贼”。友柏气得头也不回地走了。两个曾经要好的朋友就这样反目成仇。
　　回到家蒋友柏不敢跟父亲提这件事，因为“蒋匪”“蒋贼”这样的字眼，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办法从他嘴巴讲出来的。而且，他也觉得在家里面说这样的字眼是会污辱他的家族的。但他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样子，终究逃不过父亲那双敏感的眼睛。在父亲的追问下，友柏只有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父亲没有动怒，也没有责怪他，只是轻轻地叹口气说：“你又何必在意同学的话呢？在台湾那么多政客公开指名道姓地骂我们家，我都没有生一点气，你怎么连这点气量也没有？话让别人去说，天塌不下来的，好在一切都是历史，终究会有公道的时候。”
　　父亲对别人恶评蒋家那么淡定，让友柏有点大感意外。这一席充满理智的话让友柏豁然开朗，也让他日后能坦然地面对针对蒋家的形形色色的人和话。
　　1992年夏天，蒋友柏即将高中毕业，面临着投考大学的人生关键点。但让全家人寝食难安的是，友柏的法语一直不甚理想，甚至可能没法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这意味着将要妨碍升学。因为蒙特利尔是加拿大唯一要求讲法语的城市，该市的教育局规定凡在该地所有学校就读的学生，无论是移民前属于哪个国籍，一律要通过法语考试才能升学，否则连英语的大学都不能就读。
　　不光是友柏法语不行，弟弟友常法语亦是一塌糊涂。蒋孝勇和方智怡夫妇也只懂得英语，对法语同样不是很感冒，这样一家子面对着法语这个难题犯难了。假如继续留在蒙特利尔，友柏肯定会因为语言课程的低分而申请不到好大学。所以，他们再一次把搬家提上了日程。
　　

宋美龄的点拨
“就让孩子们到美国来吧！”就在全家人为友柏、友常无法在加拿大升学一筹莫展之时，宋美龄对着前来美国的小孙子蒋孝勇心疼地说道。
　　蒋孝勇这次特意从加拿大飞往纽约，是年近百岁的老祖母祝寿。宋美龄关切地问起了重孙的情况，蒋孝勇把兄弟俩因为法语无法过关而不能升学的情况实打实地告知。耄耋之年的宋美龄反应一点也不迟钝，听后立即给小孙子出主意说：“既然在加拿大过不习惯，可以让孩子们来美国读书，这样回家近点。”
　　宋美龄是希望蒋孝勇带着全家移民到美国，因为她一直以来对这个小孙子情有独钟。蒋孝勇小时候就很讨宋美龄的欢心，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小开心果。可能是爱屋及乌，友柏和友常也自然成了老夫人的心肝宝贝。如今小孙子家里又添丁进口，更得要一家人团聚下。当初宋美龄下决心离开台湾，也同意蒋孝勇移居加拿大时，就想让蒋家的子孙都远离政事日非的台湾，能到她身边形成一个大家庭就再好不过了。
　　宋美龄早在1975年，老先生蒋介石逝世后一个星期，全台为蒋介石举行安厝之日的第二天，伤心欲绝的她下定决心去美国安度晚年。那年的9月17日，她和同行的20多个家眷、侍从飞往大洋彼岸，后来长期居住在纽约长岛蝗虫谷。
　　宋美龄在蝗虫谷的居所是她在赴美前两个月，私人掏钱专门修缮一新的。这幢房子原是孔祥熙家族的产业，而孔家没有后代在纽约。房子坐落在僻临郊区的地方，四周都是参天大树，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经过宋美龄一番精心装修后，终于显现出它的华贵原貌。
　　不过，宋美龄在蝗虫谷的生活一直不是很安定。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曾数次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之间，其间除了治病外，最主要的还是陆陆续续地搬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她的私人用品，来来回回总共搬了3次才算搬完。
　　到1991年9月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这一去真的不再复返。因为她老人家在台湾饱受了亲族的凋零，首先长孙蒋孝文的去世给她很大打击，祸不单行的是紧接着非常能干的蒋孝武又突然离世。老干犹存，新枝却一个个凋零，尤其是蒋孝武的去世，仿佛向世人宣布蒋氏家族正式退出政治舞台。虽然历经人生坎坷的宋美龄表面很平静，但是她内心还是犹如波涛般汹涌。
　　宋美龄在台湾看到一日胜过一日的“*”叫嚣，她看尽了这个国家的兴衰分合，她不愿意将来埋骨于一个不是“*”的土地上。与其看不到台湾未来的希望，不如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宋美龄这次来到美国后，没过多久因为蝗虫谷老房子的条件所限，不得不搬到纽约84大街的葛莱西官邸。
　　著名的纽约84大街在美国几乎无人不知，但坐落在84大街东河的宋美龄寓所却很难找。蒋孝勇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在周围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还是被侍从们下楼接进去。
　　从宋美龄寓所大楼的外表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栋15层高的普通公寓，宋美龄和她的侍从们分别住在9、10两层。房内装饰以红色为主色调，大量运用了锦缎修饰，地上铺满了地毯。公寓的正面对着风景秀丽的公园，紧邻宽阔平静的纽约东河，距离纽约市中心的各大医院也很近。大隐隐于市，比较适合宋美龄退隐而居。
　　宋美龄在蒋孝勇眼里一直就像位哲人，他有什么不解的人生难题一贯都喜欢找她请教。这次蒋孝勇来到祖母寓所收获颇大。经过宋美龄这么一点拨，蒋孝勇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动了向美国移民的心思。
　　

全家移居美国
蒋孝勇回到加拿大，立即召集全家人一起商议移民。蒋友柏想到告别令人痛苦的法语，自然是欢呼雀跃，举双手表示赞成。再说到美国这样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又可以经常见到亲爱的曾祖母，这是多么让人向往的生活。
　　方智怡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她觉得这样回台湾可以缩短四五个小时的行程，探视父母和婆婆更为方便。她想着想着突然灵机一动，建议丈夫可以让中兴电机公司在美国设立分公司。如此妙计，顿时让蒋孝勇眼前豁然一亮。
　　在加拿大这几年他已经休整够了，毕竟正当年富力强的壮年，不能再做寓公坐吃山空了。蒋孝勇虽然对从政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但对于商业经营兴趣一直有增无减。他觉得设立分公司的提议非常之妙，他当即起草文件和报告，向台湾总部提出申请。
　　到底把公司设立在美国哪里呢？蒋友柏建议大家一起到纽约，这样可以经常见到他敬爱的曾祖母。但妈妈方智怡左思右想，认为还是去旧金山比较合适。因为，这个地方距离台湾的飞机航程比较近，便于他们回家探望祖母蒋方良；再说旧金山无论从求学和经商都比纽约更为合适。不过，最重要的一条理由是，虽然宋美龄十分希望他们全家过去，但年岁过高的她一贯行事比较低调。一大家子围在她身边，反而会给她带来诸多不便。
　　等一家人主意拿定，蒋孝勇开办分公司的计划实施得也格外顺利，中兴电机公司多数董事赞同他的决定。经过公司董事会的研究表决，每年向蒋孝勇主持的分公司提供20万美元投资，以后逐年累计增资到120万美元。新成立的中兴美国分公司着手考虑经营各种业务，包括物品的进出口，甚至兰花的进出口。
　　在1992年一个春暖花开之日，蒋友柏跟着家人一起，搬到风景优美的旧金山。这座城市当地华人又叫它三藩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圣弗朗西斯科半岛，三面环水，风景如画。同时是一座山城，气候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阳光充足。
　　旧金山的华人华侨特别多，市区东北角的“中国城”是美国华人最大的聚集地。在蒙特利尔的时候，蒋友柏一家人走在街上显得格外瞩目，因为那里很少有东方人出没。加之他们法语又说得不地道，始终让蒋友柏感觉到被排斥在当地社会之外。到了旧金山这种感觉就荡然无存，街头满是来来去去的黄色面孔，让蒋友柏感觉到十分亲切和自在。
　　他们一家住进了旧金山东湾的一个社区，这里紧邻着一个高尔夫球场，风景优美、环境宁静。在蒋家住宅的正后方，紧邻着高尔夫球场的第十六洞，四周是一望无垠的绿莹莹的草坪，每到节假日不少人在这里挥舞球杆，一派轻松悠闲的和谐景象，让人心旷神怡。
　　这时蒋友柏一家离曾祖母宋美龄的居所近了，每年的圣诞节都要去她那里欢度。在友柏的记忆里，第一次看《星球大战》就是在纽约。那次蒋孝勇带着他们看电影，又带他们到玩具城去买变形金刚。平时蒋孝勇带他们买东西，一般约定每人只能买一样，这是为了让他们觉得每个礼物都来之不易，让他们更加懂得珍惜。但是这次格外地破例，只要他们喜欢的统统买走。满载而归的小兄弟们，兴奋得终身难忘。
　　在美国生活时，蒋友柏记得父亲对他帮助最大的有两个地方，一是让他不要放松中文学习，除了经常让他背诵经典文献、了解基本历史文化常识，甚至格外地开恩让他大读特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研读金庸武侠小说，自然涉及到很多历史地理知识，比如读到华山派、峨嵋派，一定会好奇这个华山在哪里，峨眉在哪里，一查字典，哦！原来如此缮正因为如此有趣有效的学习方法，让友柏虽然从小就移民海外，却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点也不陌生。
　　另一方面蒋孝勇鼓励蒋友柏融入美国的学校生活，学会和同学们交往，不要再像在加拿大那样，做一个离群索居的孩子。蒋友柏正是这时候开始学会与人交往的，并逐渐融入到美国的生活中。
　　在美国这段时间，蒋孝勇的心境同样逐渐走向平稳。因为长期移居海外，台湾媒体偶然提到他时，往往都用“沉寂”两字来形容。但是，对这位蒋家第三代唯一的代表而言，虽然远离了政治重心，也不可能轻易超脱是非。此时台湾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民党派系斗争白热化，“*”势力日渐猖獗，这都让蒋孝勇忧心忡忡。
　　让蒋孝勇感到一丝欣慰的是，他在美国的事业已日见起色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兴分公司平稳发展，业务内容日渐增多。该分公司除了担任中兴总公司的海外采购，还负责出售台湾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公司只有20多名员工，一切都处于起步阶段。虽说是如此不起眼的小公司，但蒋孝勇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是非常认真的。
　　对蒋孝勇来说，这是个耕耘的过程。他的家在异域已然生根发芽，现在他希望在此地能够浇灌出一番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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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亲自教英文
蒋友柏对曾祖母宋美龄有着天然的感情，他的英文名字Demos就是曾祖母给取的，此语出自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群众”。宋美龄取这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无疑带有浓厚的政治寄托。
　　在旧金山的时候，蒋友柏和弟弟每年圣诞都在曾祖母那里度过。在友柏眼里，曾祖母是位始终穿戴整齐、令人尊敬的伟大女性。她的头发近百岁还没有全白，尽管比当年稀疏了一些，但黑发仍能长到腰际。每天都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地盘在头上，显得雍容华贵，风采不失当年。
　　友柏印象中，曾祖母绝大多数时间都在10楼，很少会下到9楼来，因为她每下楼一次都很麻烦，必须化妆、梳头，至少要花去一两个小时。友柏十分清楚，这与她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她一生始终坚守两个着装原则：没化好妆、梳好头，她是绝对不会下楼或是出门见任何人的，包括像友柏这样的小重孙子；她只要起身出门，一定要穿着长及脚踝的中式旗袍，带着珠宝首饰。连经常亲近她的友柏这样的晚辈，在纽约的6年的时间里，一次也没见过她没有化过妆的样子。这对宋美龄来说是一种礼仪，所以蒋友柏每次看曾祖母一定会穿西装。
　　关于这条特殊的规矩，蒋友柏清晰地记得，曾经跟随过他们家多年的一位老侍从，有一年农历春节前夕来到纽约，提着两罐曾祖母最爱喝的乌龙茶去公寓探望，却被曾祖母拒之门外。这并不是曾祖母心高气傲或目中无人，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不方便见客人，因为她每次见客都得又是化妆又是梳头的，年纪这么一大把了，为了见一位侍从这么来回折腾，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宋美龄年纪大了也喜欢儿孙绕膝，一大家子一起热热闹闹的。每年到宋美龄的生日或者圣诞节，蒋友柏一家人都会到纽约去聚会。那时宋美龄已步入风雨飘摇的晚年，但友柏每次见到曾祖母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先是亲昵地抱住她。每当这个时候，在一旁的母亲方智怡总会连忙提醒，生怕儿子无意间会伤着老态龙钟的老太太，毕竟老太太已是年近百岁。但宋美龄每次都毫不介意地笑道：“没关系，抱紧点才好，越紧越好。”
　　在曾祖母宋美龄那里，无论是圣诞节还是祝寿，吃饭前是必须祷告的，宋美龄会指定一位带着大家一同祷告。以前在台湾则是轮流担任，小孩子们也得中规中矩地感谢上帝、感谢农人。不过友柏这时候并不懂什么上帝，只觉得比较有意思。每当大人在虔诚祷告时，他也睁着眼闭着眼装模作样地装作祷告，其实都是在胡思乱想。
　　此时的宋美龄虽然廉颇老矣，但童心未泯的她还像往日一样，喜欢驾车外出兜风，有时候也叫小友柏作伴，陪着她一起到外面兜风。尽管宋美龄自己会开车，但却很少亲自把握方向盘，当然年纪也不允许了。
　　她一般让司机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把大家带到郊外的公园，这时她便掏钱请大家吃冰淇凌。说是请“大家吃”，其实因为她本人很喜欢吃冰淇凌。友柏这只小馋鬼每次也能跟着大饱口福，像只跌到米缸的小老鼠一般。
　　冰激淋和巧克力一直是宋美龄的最爱。有次她还亲自教友柏、友常他们小孩子做巧克力。她手把手地教友柏，先将一大块的巧克力慢慢融化，再用模型做成一颗颗巧克力糖。有时还让友柏陪她一起打桥牌，一家老小在一起其乐融融。这些温暖的记忆，让友柏一辈子也忘不了。
　　当然也有让蒋友柏困窘的时候。曾祖母有次居然测试他外语水平，出了个题目让他现场写篇英文作文。蒋友柏抓耳挠腮地憋了半天，在小本子上磕磕巴巴地写下一篇千字文，最后毕恭毕敬地交了上去。没想到等他战战兢兢地拿回来时，上面却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圈圈，简直是惨不忍睹。
　　友柏知道曾祖母的英文炉火纯青，当年抗战期间，她在美国国会发表即兴演讲，以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把中国人英勇抗战的情况生动地介绍给美国人。她的演讲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直至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感动得差点儿落泪。她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灵，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寄到白宫，收件人统一都是宋美龄。美国媒体对宋美龄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了大量报道，1943年3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