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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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作了大量报道，1943年3月初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以她的头像作杂志封面。
　　蒋友柏亲眼见识曾祖母高超的外语水平是在1995年时，她被二战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邀请去演讲。在父亲蒋孝勇的陪同下，她在众人的眼光中走向会场，又开始了一次充满历史性的演说。在二战同仁陨殁无几的会场之上，年近百岁的她已然伫足在历史的过往中，再一次征服了世界。
　　曾祖母自小在美国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她对英文文法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小曾孙蹩脚的英文水准自然不入她老的法眼，理所当然要把友柏的作文改得面目全非。当她把他的本子递给友柏时，上面全是红色的叉叉和圈圈。友柏看后脸唰地红到脖子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为了不难为老太太，友柏下决心要把英文学好。从此他一有空就记单词、找人练口语、读英文小说，如此日复一日地用功学习，他的英文水平因而突飞猛进，到后来连宋美龄也为之颔首。
　　宋美龄对这个小曾孙十分偏爱，眼看着他个头一天天猛蹿，一眨眼工夫就长到了一米八了。以前那个聪明调皮的小曾孙如今站在跟前，已是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成为不折不扣的小帅哥。但宋美龄觉得友柏这孩子内向，在女孩面前比较拘束，怕这位小曾孙不解男女之情，甚至指导他如何来追女孩子。比如聊个天喝个茶，送女孩子手帕啦，写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啦缮但友柏私下却认为曾祖母那一套做法已经大打折扣了，她那个年代的东西已经不实用了，只能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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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小球迷（1）
蒋友柏来到旧金山这座城市后，发现跟之前的台北、蒙特利尔差别很大。旧金山在他的眼里真是一个无奇不有而又非常包容的城市，在这里，白人、黑人、黄种人都能和谐共处，唐人街连着北滩的拉丁区，日本城直通联合广场；在这里，可以看到头顶红绿头发的年轻人招摇过市，公然在街头拥吻的同性恋情侣。这里任何的标新立异都不会招来旁人的侧目，每个人都是特立独行的楷模。
　　蒋友柏在旧金山再也没有一个异乡人的感觉，因为满街都游荡着华人的面孔。这些来来往往的华人对台湾政治默不关心，也许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影子从他们的脑海里早已渐渐淡出，所以蒋友柏再也没遇到过任何另眼相看。遇到的再也不是对蒋家的敌视和戒备，他可以就像每一个普通的移民一样自由自在地快乐生活。
　　在这里还有一条蒋友柏最爱去的唐人街，入口处有深绿色中式牌楼和一对石狮子，上书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街道两旁全是中式餐馆和商店，让他仿佛置身于台湾的街头巷尾，一切显得那么熟悉和亲切。
　　蒋友柏虽然留恋东方的文化，但这段时间内心最想的还是尽快融入异域生活。为了交到一些美国本地朋友，他培养出的第一个兴趣就是观看美式橄榄球。
　　橄榄球是一项深受美国人喜欢的运动，每年一到超级联赛举办之时，四面八方的球迷阵营，全民皆兵纷纷出动，不管是铁杆实心还是空心伪装，不管名人大腕还是平民百姓，看着赛事，说着“球事”。外行凑热闹，内行看门道，男人看球技，女人瞅帅哥。橄榄球一下子侵占了所有人的生活。
　　蒋友柏所在的高中大多数同学都是球迷，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看球、侃球。那时整个旧金山几乎都是49人队（49ers）的球迷，蒋友柏也毫不迟疑地加入其中。
　　早在蒋友柏一家搬到旧金山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橄榄球几乎是49人队的天下，尤其是49人队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　Montana），更是整个东湾区的战神。他带领49人队在1982年、1985年、1989年和1990年，4年拿下超级联赛冠军，而他个人拿了三座职业碗冠军。
　　蒋友柏虽然没有能够恭逢其盛，但是在一堆美国高中男同学中厮混久了，有关乔·蒙塔纳小道消息也都耳熟能详。1991年和1992年的乔·蒙塔纳受伤，整个球季都处于报废状态，蒋友柏自然无缘看他上场一展雄姿，但是光靠那些英雄传说，足以让乔·蒙特塔成为友柏心目中第一个美式足球英雄。
　　那个赛季因为乔·蒙塔纳不幸受伤，因此49人对决定由他的替补四分卫史蒂文·杨（Steve　Young）上场。这位史蒂文是1987年被交易到旧金山49人队作为替补，他前四个赛季鲜有表现。但在这年作为替补上场成为球队首发，没想到居然打得有声有色，他的各项传与达阵的纪录都比乔·蒙塔纳还出色，于是49人队的新英雄从此诞生。
　　每次史蒂文·杨（一上场立刻掌控了球队的进攻，尽管因膝伤缺席了5场比赛，但该赛季仍在四分卫评分列联盟第一，开始了他对传球榜首席连续4年的霸占。在1996和1997年，杨又取得了两次传球榜第一，追平了传奇人物萨米·鲍的纪录，成为全美橄榄球历史上仅有的6次夺得传球榜守卫的四分卫之一。
　　1993年49人队决定把乔·蒙塔纳买到堪萨斯城酋长（Kansas　City　Chiefs）去当他们的四分卫。所以，当蒋友柏有机会看到乔·蒙塔纳再次上场传球时，他已经穿上了红色的堪萨斯城酋长球衣了。
　　蒋友柏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就是49人队与史蒂文·杨的忠实球迷，虽然49人队只在1994年球季赢得他们的第五座超级碗，但是史蒂文·杨每年的正规球季纪录都似乎全联盟四分卫里表现最优秀的。事实上，那时联赛表现最好的球队应该是牛仔队（Cowboy），他们赢3座超级碗。

成为一个小球迷（2）
蒋友柏看美式足球的功力还不够深厚，所以，只停留在欣赏“进攻”传球美技的境界，对于防守等策略不甚了了。牛仔队和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时之选，他们也都屡次在关键时刻打败史蒂文·杨带领的49人队，但蒋友柏仍无怨无悔地当史蒂文·杨的忠实球迷。
　　后来蒋友柏离开旧金山到纽约读大学，大家谈的是一个令纽约人骄傲的球队巨人队（NY　Giants）。巨人的球风与49人大不相同，属于保守的东岸球风，特别注重防守，那时巨人也有一个公认的“神”，大家都简称他为LT（Lawrence　Taylor）。因为友柏的心已经被西岸的球风和蒙塔纳、史蒂文·杨整个地占据了，所以虽然人在纽约，却不再也接纳任何球星了。直到1999年史蒂文·杨因几次重伤而不得不从球场上退休，蒋友柏以为他的美式足球也跟随着史蒂文·杨的退休而结束了。
　　后来，蒋友柏又找到了他的美式足球的新的偶像——汤姆（Tom　Brady），他从比他小一岁的汤姆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汤姆不愠不火，从来就不争取什么不计较什么，只是默默地把自己随时准备好在备战状态，随时以最佳的状态准备奉命上战场。你让他在场边当替补，他不会一脸不高兴，他会聚精会神地观察己方的漏洞与对方的战术，随时把自己的观察结果报告给场上的队友和教练参考；等到先发四分卫万一受伤必须下场，由他代为上场时，他无论在心态和战术上都已经准备妥当，给敌方一个痛击。
　　这位球星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和运动精神，到今天对蒋友柏经营公司和管理家庭都有很大的帮助，他的一些处事风格也多少带点“抄袭”汤姆的味道。看球给蒋友柏最大的好处就是普及了*精神，一般球星一旦球队输球后立即很礼貌地甘拜下风，既不吵也不闹，而是分析失败的原因以便下次赢回来。这种*作风让他对*概念有了更多认知。
　　除了喜欢橄榄球，蒋友柏在高中的课程里，最喜欢的是生物这门课。友柏原本就喜欢养各种小动物，所以对这门课自然兴趣浓厚。成家立业后的他更了不得了，在家里养了各式各样的虫鱼鸟兽作为宠物，每天光喂养它们清洗它们，就占去他不少时间，但他却始终乐此不疲。
　　蒋友柏记得那时生物老师曾经给他们一个课外阅读，是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康拉德写的《我在这儿，你在哪里？》，讲的是对一群鹅的观察。他从里面学到不少东西，除了让他对动物产生更高的兴趣之外，还认识到要作为一个科学家必须具备耐心、好奇心、细心、持续性、努力、为了兴趣忍受孤单和别人异样的眼光，而这些都是求知求学的正确态度。
　　在这本书里面，对蒋友柏影响最深的一个字是“第一印象”（imprint）。鹅在孵化后看到的第一个会动的东西，会对它产生浓厚的感情，不管它是什么东西。这个理论对蒋友柏以后的人生和事业受益匪浅，让他明白第一印象的至关重要性。

当上学校“黑帮”老大
旧金山的这一段日子，是蒋友柏出生以来，第一次学习如何交朋友。
　　离开台湾前，蒋友柏的生活不是在父母的督导之下，就是在随扈的环绕之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班上的同学也仅停留于“同学关系”。到了蒙特利尔的那3年，他只是班上一个东方脸孔的“装饰品”，蒋友柏不知道该跟同学讲什么话，同学也不知道他想跟他们讲什么话，他一直处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唯一可能做朋友的却又因为“蒋公与蒋匪”的矛盾，后来双方都互相假装对方不存在。
　　一到旧金山，蒋友柏忽然觉得豁然开朗，仿佛天地也变得分外开阔，学习游刃有余，生活如鱼得水。他那时的英文已经很溜，好到可以自由表达一切。在曾祖母宋美龄的督促下，更是日益精进纯熟。
　　旧金山的中国人要比蒙特利尔不知道多了多少倍，街上随处可以见到东方面孔，让蒋友柏心理上不会觉得自己是少数的异类。这时的蒋友柏又少了台湾时的随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在。
　　进入高中的蒋友柏，个子一路猛蹿，比爸爸个头还要高。高大帅气的他成为班级的活跃分子，学习成绩也在班级稳居上游，成为众多女生心目中的“东方王子”，经常有女生主动向他示好。
　　可能高中时期的男生都喜欢逞英雄，有些学生容易产生反叛和挑衅，把青春期的骚动发酵为暴力行为。学校里总是有几个“坏蛋”分子爱惹是生非，喜欢拉帮结派的耀武扬威。蒋友柏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
　　当时学校有两个比较大的帮派，其实也是几个高中生混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一个是“老墨帮”，一个是“韩国帮”。这两个所谓的帮派人数众多，在学校里打过几次群架，从此一战成名。他们整天穿着奇装异服，叼着香烟在校园附近转悠，喜欢吹胡子瞪眼地装凶，好勇斗狠而又不可一世。一般学生见到他们都战战兢兢地落荒而逃，惹不起躲得起。
　　蒋友柏到学校后，因为地缘关系，加入了“台湾香港帮”。人高马大的蒋友柏的加入，无疑给这个帮派壮大了声势。独特的领袖气质，让他很快坐到“老大”的位置。
　　蒋友柏特殊的身份在同学中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可能因为同学们知道他的身世，了解他不平凡的来历，就用孩子的非凡想象力，无限上纲地把他与台湾“黑帮”联系在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在美国家喻户晓，自然是最好的注脚。这样黑白两道通吃的背景，谁人敢不礼让他三分？
　　那些“老墨帮”和“韩国帮”的学生当然不傻，打听到蒋友柏的“背景与实力”后，变得十分收敛和乖巧，再也不敢在学校耀武扬威地招摇过市，蒋友柏就此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让蒋友柏感到自豪的是，竟然有几位来自大陆的同学也围绕在他身边，成为他的小跟班。他们接收蒋友柏的“保护”，跟前跟后地想法设法巴结他。蒋友柏也彻底把他们当小喽使唤。这些大陆来的同学家境优裕，腰包里钞票总是一沓沓的，家里住的也是豪华别墅。面对这些花钱如流水的阔少，连蒋友柏一度都有点羡慕他们，觉得一样是“高干子弟”，怎么他这个来自台湾的和那些来自大陆的差别就那么大？
　　这么多大陆学生的“抬轿子”，让蒋友柏从内心里不可一世。他甚至幼稚地觉得，自己曾祖父被他们曾祖父打败到台湾，如今真是风水轮流转了，他们到了美国来后，全变成听他使唤的“小喽”，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势。他甚至异想天开地以为，自己是在替曾祖父出一口怨气。
　　蒋友柏人生第一次尝到哥们义气的甜头，就是从当“老大”开始的。不过好在他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之人，内心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从一开始就懂得自我节制，不至于太过于嚣张。他依然对老师彬彬有礼，对同学和“手下”有理有节，成为一个大家心服口服的“老大”。他的温和理性让他高中这几年稳坐“老大”之位，没有被人看破真相，也没有遇到什么摆不平的事。
　　蒋孝勇在家里对蒋友柏的要求一直比较严格，对美国一些歪风邪气一律抵制。比如那时美国流行穿耳洞，于是友柏跃跃欲试地询问父亲意见：“爸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的耳朵上有一个洞，你会怎样？”“不会怎么样啊，”蒋孝勇和颜悦色地回答：“只不过隔天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耳朵不见了。”
　　这时的蒋友柏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在成绩上体现得也非常明显，每次考试在班级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多年后他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几年是在成功过程中最有成就，生活圈最大，也过得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到底学什么专业
1994年，蒋友柏已经迈进17岁的门槛，那是一个多梦的季节，幻想经常围绕着他。一晃他快到高中毕业了，马上面临着上大学选专业的节骨眼。在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友柏自然要和父亲好好商量。
　　知子莫若父，蒋孝勇对儿子太了解了。对于儿子的梦想，蒋孝勇有着无限的祝福。但是，蒋孝勇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过来人，涉世不深的友柏终归对人生和未来还是充满着幻想。对儿子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父亲蒋孝勇决定得加以正确疏导。
　　在人生选择问题上，父子俩来了一次倾心的促膝长谈。
　　蒋孝勇问蒋友柏想读什么？蒋友柏毫不犹豫地说想读政治。因为对友柏来说，他从小生活在第一家庭里，曾祖父是“总统”，祖父是“总统”。朝夕相对耳濡目染，他自幼的理想肯定也是当“总统”。
　　友柏在台湾时生活总是被人前呼后拥着，成为众人之中的核心；到旧金山后又成为学校“黑帮老大”，有一帮小弟兄跟前跟后。对权力的渴望和对自己的期许，让友柏觉得自己应该读政治去从政，像曾祖父、祖父一样，成为众人瞩目的人中之龙。
　　没想到蒋孝勇闻之，神情为之一变，竟然沉重地说：“你爷爷在世时就说过，蒋家人不要再碰政治，政治是一条很辛苦的路。说实话，蒋家后代到我这一代还是满辛苦，因为很多历史的包袱就必须要承担。其实做蒋家人也很简单，就是怎么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在政治上，‘别人’要不要延续下去我是不晓得，但是我二哥的子女、我自己的子女，绝对不会在政治上再延续下去。”
　　蒋友柏听后满脸的委屈，但仍旧尝试想和父亲抗争下，于是商榷地问道：“学政治也不一定要从政？从政也不是那么危险的吧。”
　　“嗳，老兄，你帮帮忙！”看来蒋孝勇可不赞成——他与儿子之间已经不再是上对下的关系，而是如同友人一样——“看你老爸已经这个样子，算了吧，不要搞政治了。”
　　蒋友柏想想爸爸的困境，看来政治前途的确险恶，觉得还是远离政治为好。蒋孝勇继续顺势开导儿子说：“我对你个性很了解，你很倔强，要做就要想办法做好的，所以如果搞政治的话，将来一定是个没出息的政客，这样子就千万不要走政治这条路。”
　　“那就是学艺术吧？！”蒋友柏想了想，犹犹豫豫地说。别说学艺术真的挺合适友柏，他从小对艺术就比较有兴趣，在绘画方面有着杰出的禀赋。他自己亦认为艺术家挺酷的，可以留着长发四处流浪，画一些喜欢的东西。再说堂姐蒋友梅就是学艺术的，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非分的要求。
　　“不行！”没想到爸爸又斩钉截铁地否定，“艺术，把它当做嗜好可以，当做职业的话不太对，全世界绘画人口里，能够称得上画家的，还不到百分之三，这太难了。”
　　蒋友柏反驳说：“也有画家很赚钱的，梵高一幅画都是几百万！”
　　蒋孝勇不屑地说：“画家赚的是身后的财富，都是儿女在用。你想饿死就学画画吧。”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后蒋友柏只好无奈地说：“那么只有学商了。”
　　蒋孝勇这次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才是他想要的答案。蒋孝勇高兴地对友柏竖起大拇指，Very　Good！
　　可见蒋孝勇对于学商经商是很赞成的，他想要从大儿子的梦想开始，和政治从此不再拖泥带水地一刀两断，让蒋家从此成为不问政治的商人。
　　就这样蒋友柏顺理成章地进入纽约大学金融系，开始了一番新的生活。他之所以选择纽约大学，主要还是因为曾祖母宋美龄的原因。为了和曾祖母距离更近一点，这样随时都可以见到敬爱的曾祖母。
　　纽约大学成立于1831年，是全美最大的私立大学之一，也是美国唯一一座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名校。所设课程压力不大，但要求甚是严格。在校友中有31名诺贝尔奖得主，使母校光芒四射，享誉世界。而蒋友柏入学的商学院，更是蜚声世界的著名商学院，聚集着世界最顶尖的人才。蒋友柏所学的金融学专业，位列全美第一。
　　两年后，蒋友常跟哥哥一样，进入纽约大学读商业管理。从此蒋家多了两位杰出的商人，和政治真的要绝缘了。
　　

这条归乡的路缮
蒋孝勇于1996年春天查出患有喉癌。1995年年底，他从纽约宋美龄寓所欢度完圣诞，便匆匆从旧金山回到台北。他这次回台湾是为了反对*，进行“护党圣战”而全力一搏的。
　　回到台湾不久，他发现进食时吞咽有些困难，后来又经常出现反胃现象，他开始无所谓般强忍着。有次竟然口中吐出鲜血来，方才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蒋孝勇决定去荣民总医院做系统的检查。不幸发现患的竟是恶性肿瘤和食道癌，这可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治顽疾。
　　这时的蒋友柏在东岸纽约大学读书，蒋孝勇和家人住在西岸旧金山。友柏和父亲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父子之间是无话不谈。当蒋孝勇在台湾查出癌症后，经过痛苦的心理挣扎，决定开诚布公地告诉儿子。
　　正在读大学的友柏很快接到父亲打来的越洋电话，他们像往常一样唠着家常。父亲轻描淡写地告诉友柏，他在台湾“荣总”做了一个检查，确定身体里长了一个不太好看的东西。
　　在地球那端的蒋友柏一听就感觉不对劲，冥冥中预料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了解父亲是一个太会撑着的人，记得在蒙特利尔时有一次父亲发烧到近40度，照样像没事一样修家具、弄花园呀。今天这么开口说出来，麻烦肯定要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豁达的蒋孝勇居然安慰友柏说：“没什么啦，医生只是想把我肚子打开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蒋友柏脑袋嗡的一声，惊得目瞪口呆缮他恨不得马上出现在父亲身边，他连夜收拾行李，还没来得及和学校请假，就和母亲心急火燎地赶回台湾。
　　当他们母子两人绕了大半个地球，赶回蒋孝勇身边时，蒋孝勇看到他们的第一句话竟是：“知道他们会来的，所以没必要说那么多缮”
　　病情刻不容缓，医院安排三天后要动手术。在台北市的天母住宅里，蒋友柏含泪给父亲斟上一杯白兰地，递上一根香烟，因为他知道这是父亲长期以来的爱好。等动完手术之后，烟和酒就一点都不能再沾了。蒋友柏希望能陪着父亲，抽上一生中最后一根烟，喝上最后一杯酒缮
　　蒋孝勇如期在“荣总”做了切除手术，但癌细胞还是在他的体内飞窜，脑子里的肿瘤也在飞长。蒋友柏那时其实对癌症还没有太深的认知，就开始四处查资料，查后大惊的他直接问父亲还有多久，父亲回答说医生都说是18个月，如果好点可能会撑过两年。所以在那刻蒋友柏不得不含泪告别了纽约大学的课堂，请了一年的长假陪在父亲左右，陪同他共度生命中的难关。
　　蒋友柏为了分散父亲的痛苦和注意力，有时陪父亲在病房里打麻将。乐观的父亲竟带着氧气罩上桌参战，表面上谈笑风生毫无病态。每次大家总是故意让蒋孝勇和牌，让他乐得手舞足蹈。看着父亲对自己麻将“功力”自豪的样子，蒋友柏的笑中却含着晶莹的泪花。
　　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和放疗，蒋孝勇的病情有所好转，他提出要回美国给小儿子蒋友青过生日。小儿子友青才6岁，生日派对绝不能没有爸爸。
　　给小儿子过完生日的第二天，蒋孝勇又在蒋友柏和方智怡的陪同下，去参加蒋友常的毕业典礼。转眼间友常已经成大成人了，19岁的他已经决定，和哥哥一样赴东部纽约大学去学习。
　　之后蒋孝勇左思右想，决定带着全家人，去探望已经98岁高龄的老夫人宋美龄，亲自去和老夫人作最后的告别。在德高望重的祖母宋美龄面前，蒋孝勇没有隐瞒自己的病情，他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状况和盘托出。
　　蒋友柏看到曾祖母眼里虽然很关切病情，但嘴上仍乐观地勉励他要学会交托：“你要对上帝有信心，把一切交给上帝。你要随时祷告，上帝会照顾的。”
　　蒋孝勇料到自己凶多吉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婆孩子怎么办？他决定留封信给他的所爱，这样对他们也是一个安慰。他提笔给方智怡和友柏、友常各写了一封信，交给他以前在中兴公司的一个秘书，让秘书在他离世之后交给家人。接着他采用录音方式，对家人交代一些后事和对事情的看法。
　　偷偷地做完最后的绝笔信和录音带，蒋孝勇还是心事重重，他跟方智怡和蒋友柏商量，觉得大陆对癌症方面的治疗经验丰富，提出要到陌生的北京寻医问药。其实蒋友柏了解父亲真实的想法，他最主要想带着孩子们去大陆看看，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对友柏曾祖父与祖父的遗愿做出妥善安排。
　　蒋友柏和方智怡想打消父亲去大陆的计划，因为他身体里的肿瘤在不断恶化。但蒋孝勇决定无论多么危险，都要走上这么一遭。于是，蒋友柏和方智怡带着蒋友常和蒋友青，准备陪同着蒋孝勇，踏上漫漫的归乡路。
　　这条归乡的路呀，蒋家人走的竟然那样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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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北京寻医（1）
1996年秋天，一架香港起航的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一位高而瘦的中年男子缓慢地移动脚步，身旁一位峻拔的青年人小心翼翼地搀扶他。他们步履蹒跚地从舷梯上走下，身后跟着一位妇人和两个孩子，个个显得神情凝重。
　　这个家庭绝对非比寻常，这正是蒋介石曾孙蒋友柏一家五口。
　　蒋友柏这次陪同父母来大陆不是旅游观光，也不是商贸投资，而主要是为父亲蒋孝勇来北京治病。另外是为曾祖父蒋介石、祖父蒋经国的移灵事宜。显然这两件事都很棘手，他和父亲知道绝不是能够轻易办成的。然而，他们终究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作为蒋家人来到大陆，心里无疑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子——什么滋味都有。过去那些年大陆对蒋家口诛笔伐，而台湾也是“*”之声响彻云霄。那道浅浅的海峡几乎被抹成一汪浑水，隔断的不仅是乡愁，也是历史记忆。
　　这些年随着两岸达成和解的共识，大陆对待蒋家经历了很大变化，从长久妖魔化蒋介石、蒋经国为革命叛徒、美帝走狗、独夫民贼等，如今终于还他们抗日领袖，统一中国、爱国爱民、推动现代等本来面貌。
　　从蒋介石和蒋经国去世后，《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两则报道，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的变迁。
　　蒋介石去世之后，1975年4月6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出的消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4月5日在台湾病死。蒋介石自从1927年背叛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坚持*反人民，*卖国。他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但是他的血腥统治始终未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缮
　　而等到蒋经国去世时，大陆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88年1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函电，表示深切地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随着人们对过去那段不堪回首历史的深刻反思，大陆对蒋介石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不再那么轻率地否定。被妖魔化的蒋介石和蒋经国面目被逐渐还原，肯定他们功劳的声音越来越多。
　　大陆“*”时期，蒋家故居和祖坟曾遭到一定破坏。周恩来总理闻讯很快予以制止，派人修好并拍下照片在海外媒体公布。等“*”结束，*亲自指示重修蒋家祖坟和故居。这时廖承志亲笔写信给蒋经国，希望国共两党同捐前嫌，共创祖国统一大业。信中说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元气。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信中希望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
　　蒋孝勇记得之前父亲收到大陆代转来的录像带，他们父子两人屏退他人一起观看。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熟悉而陌生的溪口，依然青山逶迤，碧水荡漾，玉泰盐铺、丰镐房、武岭学校、蒋氏宗祠一一保存完好。当父亲蒋经国看到地方官员在蒋家祖坟前祭拜镜头时，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他连连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修祖坟的钱应该记在我的头上！
　　作为蒋家的后人，蒋孝勇清醒地认识到，当年的胜者也并未为王，而败者也并未为寇！中国内战没有真正的赢家，双方都是受害者，而人民更是冤大头。民族内部矛盾今后再也不能以枪炮解决了，和平将是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登陆北京寻医（2）
来大陆一直是蒋孝勇的心愿，早在1995年4月的一天，妻子方智怡经过深思熟虑后告诉蒋孝勇，她想随同父母到大陆访问游览。蒋孝勇立即表示赞同，并鼓励她应该公开抛头露面。蒋孝勇打算让方智怡出去打前站，以后他自己也要光明正大地去。这次他以妻子的名义“试探”，说穿了就是看看台湾一些与他过不去的人，会利用这件事情做什么样的文章。
　　1995年5月17日，方智怡与父母抵达北京。日后她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