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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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北克是位于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约一半土地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人们大多沿着穿境而过的圣劳伦斯河而居。蒙特利尔是魁北克最大的一个都市，这里的法语居民占大多数。
　　此时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尚未进入深秋，气温要比渥太华低了10度，满山遍野的枫叶已经染上淡淡的红色，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像一幅油画一样让人着迷。
　　他们全家在张春旺的陪同下，走在安静得似乎有点冷清的街头，发现这里满街都是白皮肤、黄头发的外国人，连一个东方人的影子也看不到。对这儿实地勘察和体验之后，蒋孝勇心中很是满意，对他来说这里正是梦寐以求的世外桃源——十分安静，中国人很少。
　　一个月的行程显得那么短暂，蒋友柏和弟弟余兴未了地跟随父母归来。回到台湾的蒋孝勇暗地里积极筹划移民，马不停蹄地接洽律师办理移民手续。但他并没有把真相告诉小友柏和友常，怕他们太小而无法理解。
　　其实敏感的小友柏已经感觉到了异常，因为回来这段时间，父亲老是带他们兄弟俩一起去金门岛游玩。开始蒋友柏也不理解，为何不是阿里山或者日月潭呢？
　　这时蒋孝勇往往不厌其烦地跟儿子解释，金门对台湾的位置太重要了。这座形状像一只花蝴蝶的群岛，与大陆厦门隔海相望。蒋孝勇一边带着孩子们眺望对面的海岸线，一边跟孩子们诉说着一些家族的历史。讲述当年他们蒋家怎么从大陆一步步败退，后来曾祖父、祖父怎么冒着炮火，抵达现在的金门从而守住了台湾。
　　这时的蒋友柏第一次知道，在金门过去还一直有炮战存在。那是两岸在“一个中国”立场下，形成高度默契，对面的*对台攻而不取，对金门的炮都打到无人的海滩上；国民党金马守军回击时也心照不宣，双方都象征性地在打“和平炮”。这样的炮弹打打停停，一直到他出生后不久才停止。
　　蒋友柏虽然年幼，但深刻地领会到他们家族的特殊性——他们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史。
　　第二年2月下旬，加拿大移民局通知蒋孝勇，审查已经顺利通过。蒋孝勇又一次召开家庭会议，虽然美其名曰是会议，其实是宣布最终的移民计划。
　　当蒋孝勇告诉全家已经拿到签证，只给两个星期时间打包准备搬家时，小友柏都惊呆了。
　　可以想象，友柏这年才刚刚12岁，一个孩子面对父母如此的决定，真觉得太突然了。对他来说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对于陌生的国度和未来的生活他是一片茫然。
　　　。　想看书来

告别寂寞的奶奶
马上要告别这片熟悉的土地，一切都是那么让人留恋。友柏舍不得外公外婆，还有最疼爱他的奶奶。
　　友柏想起了奶奶蒋方良，那位一直非常慈祥的老妪，鼻子就开始发酸。爷爷去世之后，七海官邸只剩下奶奶一个人独守空房。身体健康日益恶化的她，很多时候要在轮椅上度过。
　　当奶奶那张饱经沧桑的脸浮现在眼前时，蒋友柏开始莫名地难过起来。说起来怕别人不相信，小时候的友柏从来不知道奶奶是一个外国人，虽然她的外貌和别人不一样，但她的国语和宁波话说得太标准了，简直让人没法怀疑她与大家有什么不同。奶奶的行为处事和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更加的“东方化”。
　　小友柏知道在奶奶的世界里，爷爷和孩子们最大，她全部的生活都在他们身上。后来他在书中才得知，爷爷和奶奶之间还有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让他感到万分惊讶。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时，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刚刚弱冠之年的蒋经国非常向往革命，他去广州投奔正在办黄埔军校的父亲蒋介石，被黄埔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他头一次看到学校墙上写着“联俄”“联共”“工农联合”，也看到很多俄国人在校园里。有人告诉他只有俄国人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俄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一样，他们是工农当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追求进步的蒋经国，在16岁那年孤身一人去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没想到这一去几乎回不来，他差点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丢掉了性命。蒋经国在俄国的14年里，做过各种各样的苦工，曾经被充军到西伯利亚，不仅吃不饱而且经常挨皮鞭。他还被送进了一个冶炼金矿的农场，晚上就睡在金块上面。这里大部分是像他一样的知识青年，第二天谁能活着出去谁也不知道。那段日子过得昏天黑地，甚至连星期几也不知道，只有星期天才会得到一块小洋芋，才知道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在友柏的记忆中，爷爷经常会在家里教育孩子们说：“饿了，金子不能当饭吃；冷了，金子不能当被盖。”告诉大家不要把金钱看得太重，这不过只是身外之物。如此真知灼见也许是爷爷特殊的人生体验。
　　在俄国那么多年的艰难岁月里，蒋经国最幸运的莫过于遇到了芬娜嵋涟吞嵬掎瓦哈瑞娃，并在一起相濡以沫地度过人生最苦难的时期。而芬娜自从遇到蒋经国，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发生改变。
　　他们两人相识于1931年，那年苏联正发生大饥荒，所有的消费品和食品奇缺，无论是城市和农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蒋经国被送往农村体验生活，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之后他又回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工作，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为工厂写“改良工厂生产组织建议书”。翌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这时爱情也眷顾了独在异乡的蒋经国。他的工厂有一名女工叫芬娜，美丽的芬娜是个身世凄楚的孤儿，但生得眉清目秀，有一种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芬娜不久前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蒋经国对她是一见倾心。涉世之初的芬娜在工厂处处受到蒋经国的悉心照顾，情窦初开的她内心感激不已。在蒋经国染病卧床时，她悉心奉侍汤药，用她的温柔化解了漂泊异国失意者的心结。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他们两人患难与共，一起度过无数难言的困苦。直到蒋经国要带芬娜回国时，她才知道自己嫁入了一个特殊的家庭，特殊到竟然是中国的“第一家庭”。
　　蒋友柏听说，曾祖父对于这位身材高大、金发蓝眼的外国媳妇，起先有些不习惯。相处两三个月后，才发现她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可谓面面俱到，比之中国传统妇女毫不逊色，是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型。曾祖父非常满意，于是替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芳娘。这也等于最高家长对这位洋媳妇的肯定。蒋经国生母毛福梅建议改为“方良”，有方正贤良之意。从此，芬娜变成了蒋方良。
　　蒋家移居台湾这么多年，可能是蒋方良到中国生活最安定的时期，几个子女逐渐成长，丈夫的事业蒸蒸日上。但是，她几乎一直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管相夫教子，所有的心力都在孩子们身上。政治方面她是概不介入，这不单是环境的特殊，也由于她的个性使然。
　　友柏从小就最喜欢在奶奶的身边，因为奶奶从来不会打骂他，也不会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就像一位心地善良的农村老奶奶一样。友柏想吃什么她就给什么，想要什么她就给什么，从来不会说一个“不”字，也从来没见她发过一次火。
　　友柏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爷爷经国先生在世时，每天不管什么时候，一下车走在楼梯上面就会叫起奶奶的名字“芳娘”，直到奶奶应声而出来接他为止。多少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然而，现在这些熟悉的声音都不在了，奶奶亲爱的尼古拉，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永远离开了她。
　　爷爷病逝对有着半个多世纪夫妻情分的奶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为了寄托不尽的哀思，她经常到爷爷的房间里摸摸他曾经用过的东西，并经常要求随从带她去大溪——爷爷的常眠之地去看望他的遗容。
　　蒋友柏一想起奶奶，就觉得真的舍不得离开。现在一家人要去国外，留下奶奶一个人孤苦伶仃，这是多么让人不情愿。
　　

“不要忘记你姓蒋”（1）
离开台湾之前，蒋孝勇和方智怡带着友柏、友常两兄弟去士林官邸，向德高望重的宋美龄辞别。
　　蒋孝勇从小就是宋美龄的开心果，是最得宋美龄宠爱的，而方智怡也是她最疼爱的孙媳妇。年岁已高的宋美龄不能吃太多油腻的食品和甜食，但仍有人不时地给她送来这类食品，她经常捎话让方智怡带着小友柏来尝尝。有时别人从国外带些好吃的甜点，一下子找不到方智怡和小友柏，她总是特别嘱咐要留着给智怡小囡和友柏。
　　这些年宋美龄独自一人孀居官邸，无法向外人言说的心事很多，但只要方智怡带着小友柏在她身边，她就可以暂时能乐而忘忧。每次宋美龄心绪不佳时，手下人便四处打电话找方智怡来给老夫人排遣寂寞。
　　宋美龄在蒋介石逝世之时，因为无法消减对老先生的情感与蒋经国的恩怨，满怀幽怨地离开了台湾，那时蒋友柏还没有出生。不过中间这么多年，她经常奔走于台湾与美国之间，一直断断续续在台湾居住。友柏对这位高贵而睿智的曾祖母并不陌生，小时候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去拜见她。
　　宋美龄这次回台住的时候比较长，因为蒋经国健康日益恶化，台湾未来政局没有稳定，需要她来稳定大局。毕竟这么多年她的威信还在，虽然她早已退居二线，但到哪里还是前呼后拥，气派不减当年。
　　蒋经国逝世之后，宋美龄几次前往“妇联总会”，一时间造成门前岗哨林立。她曾想利用自己的余威，一度召集了一帮老臣稳定局势，发出“老干新枝”之说，给台湾政坛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然而，终究岁月不饶人。年老体迈的宋美龄无法再出来主持大局，无法“我将再起”力挽狂澜，只能任由台湾政局的发展。对蒋经国选*接班，她虽然十二分不愿意，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听之任之，她知道如今的残局已是覆水难收了。
　　宋美龄早就耳闻小孙子蒋孝勇忍受不了台湾的局势变换，准备远走他乡而不问世事。在她看来与其看不到台湾光明的前景，小孙子这么选择不失是一条上策，眼不见心不烦。
　　知道小孙子要来向自己告别时，宋美龄老早地坐在一楼大会客室里等待了。两层小洋楼模样的士林官邸显得格外寂静，花木茂盛丝荫遮天，只有几个仆人安静地在一旁打盹。这里从1950年以来，一直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寓所。如今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留她一人独守空房。
　　宋美龄穿着旗袍、画着淡妆，坐在古典的太师椅上，庄重中透出慈祥。旁边是她的一些画作，都是一些水墨写意国画。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平静，多少惊涛骇浪早让她波澜不惊，人生对她而言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
　　见到孙子、孙媳妇带着两个可爱的小曾孙过来，她已经喜上眉梢。要知道孝勇可是她和蒋公最喜欢的小孙子。如今一晃小孙子都已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老先生已经过世这么多年，连儿子经国先生也去了缮
　　想到这些，宋美龄神情不禁黯然，但看到两个可爱的曾孙老远地就喊太太（宁波话曾祖母），她又乐着招呼着他们过来过来。小友柏和友常一见太太可亲了，像两只小兔子一样一下飞奔过去，双双紧紧地抱住太太。这下可把妈妈方智怡吓坏了，赶忙上前制止他们兄弟俩。
　　宋美龄却不介意地摆摆手，喃喃地道：“小乖乖们，没关系，没关系，太太还没有这么不中用。”蒋孝勇神情凝重地说：“阿娘（宁波话祖母），这次我来是为了和你告别的缮”话到嘴边却又哽咽了。

“不要忘记你姓蒋”（2）
宋美龄朗声说道：“你们要出去，太太绝对赞成你们出去；但是出去要记住两件事——第一，不要忘记你们姓蒋；第二，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
　　小友柏和弟弟安静地站在旁边，似懂非懂地不断点点头，他们似乎感觉到“蒋”姓对自己的意义和责任。
　　》》》　台湾要变了
　　经过两个星期的收拾，蒋孝勇一家基本整装待发了。在临走时候，蒋孝勇选购了一套明式家具。
　　方智怡不解地问他：“房子都还没买，干嘛就先买家具？”
　　蒋孝勇认真地回答：“我人在海外，仍然是中国人，所以到海外住，一定要用中国家具！”
　　因为房子都还没个影，这套家具暂且先摆在桃园大溪。等房子买好的一年后，才千里迢迢地运抵加拿大。
　　1989年3月，急流勇退的蒋孝勇带着全家准备离开台湾。他在临行前决定公开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的专访，这是他在即将告别台湾之时一次袒露心境的谈话，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须和责任。
　　蒋孝勇对蒋经国去世以来，台湾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表示不愿意看到自己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当的羞辱。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庭和中国近代史，过去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打个休止符的。这是我的立场。很明显可以看到，对我而言，父亲辞世以前，没办法打一个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小孩子跟我有同样的遭遇。”他将用悲凉的低调消弭蒋家在台湾的影响。
　　对于蒋孝勇一家移民加拿大，很多亲朋好友不以为然。有的朋友甚至指责蒋孝勇是极其不负责任，他们毫不客气地质疑蒋孝勇说：“大家都在这儿，这是最需要为台湾尽自己力量的时候，你却脱逃，跑到加拿大去。”
　　“你完全错了！”蒋孝勇反驳，“我到加拿大，是极负责任的行为。我如果留下来跟这帮人一样搞的话，我不早就发财了？但是我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我才到加拿大去。今天大家要为台湾努力，讲得好听，你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把台湾败成这个样子，这叫努力？我认为这是可耻！”
　　蒋孝勇一家移居海外时，很多人并不不赞成也不理解，然而日后这些人很多却改变了看法，并亲口告诉蒋孝勇说：“孝勇啊，你当初走的时候，我是百分之百地反对；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是百分之百地赞成。”为什么会有如此改变？这是因为台湾真的变了！变得大家都无法接受了。
　　3月8日，蒋友柏一家人正式离开台湾，赴桃园机场送行的亲朋好友很多，将小小的贵宾室挤得水泄不通。
　　中兴公司的工会特意用纯金打造了12生肖送给蒋孝勇，这份心意几乎让蒋孝勇感动得落泪。蒋孝勇在中兴12年时间，可以说是一手把中兴扶持起来，如今要说走就走，真是难舍心疼。
　　这时的蒋友常却按捺不住远行的兴奋，一路说说笑笑地等待着他们的异国之行。而蒋友柏却开始有点忧郁，因为要离开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心里总有难舍的牵挂。
　　当飞机缓缓地滑向天空时，弟弟友常在一旁高兴地大喊。友柏却发现父亲默不作声，不住深情地看着那片绿色的岛屿渐行渐远，眼里分明噙满了晶莹的泪。无限山河，别时容易见时难！友柏心里若有体悟，他知道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也许很难再回来，但他还是强装成坚强的小男子汉，安慰着爸爸说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在友柏幼小的心里面，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他们家是在祖父过世之后，匆忙之间逃出去的。只是这样的想法，他一直藏在心底而没有跟父母交谈，只是有这样的怀疑。
　　直到后来父亲蒋孝勇得了癌症，他守在病床前跟他有一段长谈，才解开了长期盘据在心中的那个谜。其实，在蒋经国过世之时，蒋孝勇认为他在政治、事业以及家族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所以才决定离开台湾。
　　飞机载着这个特殊的家庭，飞向世界另一个角落。对于蒋孝勇全家的出走，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蒋家王朝根拔台湾、“家天下”气数尽散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陌生的异国生活
1989年3月下旬，蒋友柏全家顺利到达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这时候的台北正是花红柳绿的阳春，而蒙特利尔却是漫天雪花飞舞的寒冬。记得几个月前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派赏心悦目的清秋，没想到这么快就恍如隔世。这个城市迎接从遥远的台湾来到的一家四口，竟是他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的暴风雪。
　　在蒋友柏的眼里，蒙特利尔无疑好似从温暖的天堂，一下子变成了冰天雪地的荒野。真是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
　　万事开头难。蒋友柏全家背井离乡，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不光是小友柏没有心理准备，其实蒋孝勇夫妇也没有很好的计划。他们在刚去的那一整年中，友柏的记忆里几乎一直在找房子。
　　在蒙特利尔买房子，光有钱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蒙特利尔天气特别冷，那里基本有5个月时间处在冬季之中，四处是白皑皑的积雪。他们去的时候又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之季，所以，必须要找到采光好、格局方正，又正好大小能合适那套买好的中式家具的恰当之所。他们全家冒着风雪齐齐出动，看了不下于一百多套房子。友柏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父母每到一家先把雪靴脱掉，然后从一楼看到三楼，再穿着雪靴走出去。
　　在费尽一番周折后，他们终于看中了一幢盖在斜坡上的房子，石头堆砌得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充满着异国的情调。一家人在交清房款后，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从此开始了一种大别从前的生活。
　　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曾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第一家庭，在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开始一个普通的平民生活谈何容易。
　　方智怡打从学生时代和蒋孝勇谈恋爱约会，身边就有人不断地“帮助”。记得那次蒋孝勇因脚伤住院，方智怡每次从学校下课，都有蒋家随从开车接她去探病。自嫁入蒋家以后更是养尊处优，厨师、司机、管家、随从各个随时待命，有专门的保姆帮她带孩子，还有专属的化妆师为她打理门面。这么多年来，让这位少奶奶唯一操心的，就是适应第一家庭的种种规矩。
　　现在方智怡却要一切从头再来，所有家务都得靠自己来打理，做一家老小的保姆。已过了而立之年的她，很多事情不得不从头学起，不得不学着自己做勤杂工。从做饭到打扫卫生，都要她亲自动手。友柏、友常和爸爸倒是鼎力相助，从置办家里的锅碗瓢盆开始，他们去哪里都是一起上阵。对娇生惯养的方智怡来说，简单的家务杂事还好，唯独进厨房总让她手足无措。
　　幸好蒋孝勇“多才多艺”，烹饪缝补样样精通，尤其是烧菜最受两个孩子欢迎。这些多亏了蒋孝勇5年的军校生活，那样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苦都能吃下来，让他的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友柏、友常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爸爸总是细心地把它缝补好。每当蒋孝勇下厨做菜时，方智怡会在旁边打下手，洗菜切菜、打扫收拾，全然成为一对居家夫妇。至于饭后的洗碗，则是全家轮流坐庄，友柏、友常这两位小公子哥儿，经常为那油腻腻的饭碗发愁，却无法逃脱。
　　有一次方智怡回台湾给母亲过生日，一些朋友看到她那双粗糙的手，心疼地摸着说，你实在很辛苦呀。但方智怡说，自己很快乐，虽然很平淡，不过很充实。生活让方智怡自己都不敢相信，可以一个人没朋友，一天到晚面对老公和孩子。
　　这时友柏和友常兄弟俩开始进入当地一所私立学校，友柏插班读初一，友常读小学。学校离家有段路程，需要一辆车来回接送，买辆车提上了一家计划的日程。
　　买什么车呢？作为孩子的友柏毕竟图新鲜，他那时对跑车很感兴趣，怂恿老爸买辆宾利双门跑车，他觉得这种车开起来才够酷。蒋孝勇对他说这种车是不实用的，后座的人出来很不方便。但友柏却执意地说没关系，反正他和弟弟坐在后面。
　　车子是买回来了，但正如蒋孝勇所料到的，漂亮是漂亮，但果然不够实用。后来一家不得不又买了辆日产的吉普车，这样的经济型车成为全家的最爱，因为在雪地里十分好用。有了这辆车后，蒋友柏发现失去往日忙碌的父亲，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开着吉普车接送他们两兄弟。
　　父亲还带着友柏和友常，一起动手把家里的一方小院子分成四个均匀的区域，一起去外面买来各种花草种子，做起勤劳的花农来。他们家也像当地普通百姓一样，每年六七月间在院子里种满了莳草。院落里争奇斗妍，一派欣欣向荣，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笑声。
　　一家四口在这里虽然变成了平头百姓，却让蒋友柏感到一种过去没有感受到的愉快。这对蒋友柏后来的人生倒是一件好事，给了他一个全新的环境，让他有机会做一个“凡人”。因为多年之后，在他回台湾时，“蒋”这个姓已经变成寻常百家姓中的一个而已。
　　

树欲静而风不止
风起于青萍之末，捕风捉影来兴风作浪是政客们的拿手好戏。台湾政客们并没有因为蒋孝勇的急流勇退，就对蒋家善罢甘休了，清算蒋家影响和历史的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因为蒋孝勇毕竟还担任着中兴这家国民党党营公司董事长一职，所以他无法摆脱和台湾的矛盾。作为国民党中常委的他，与台湾的政坛也是藕断丝连，不时地接到一些涉及国民党当局的机要文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蒋友柏经常在夜里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很多时候看他抽烟抽得越来越凶，每天在缭绕的烟雾中唉声叹气。蒋友柏知道父亲从一些文件和报纸中，看到了一些新上台的官员和民进党又在变花样地攻击蒋家。虽然他们一家人远避天涯，但台湾一些政客并没有放过他们。
　　蒋友柏从母亲口中得知，这时台湾对父亲攻击最多的是一个叫*的人。他污蔑说蒋孝勇在蒋经国在世时，利用手中职权大搞工程。甚至挖出蒋孝勇与臭名昭著的“台电购煤营私案”、彰化“滨海开发舞弊案”有直接关联。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蒋孝勇气愤之极又无可奈何。
　　然而，此时祸不单行的是，他们全家接到了大伯蒋孝文去世的噩耗。
　　蒋孝文是蒋经国和蒋方良的第一个孩子。蒋经国夫妇在苏联婚后没多久，蒋孝文就呱呱坠地了。他可以说是蒋经国夫妇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里的结晶，所以，蒋经国夫妇对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了孝文的身影，就等于重现年少时代在西伯利亚那段最艰辛的日子。
　　由于是长子长孙的关系，蒋家上下都很宠爱蒋孝文。孝文血液里充满着俄国人生性早熟而热情奔放的因子，又兼具中国孩子聪明顽皮的特性。蒋经国和蒋方良在他身上付出了无数心血，可是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孝文跟随父母回到祖国，可是在台湾成长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蒋孝文少年时代学业成绩并不理想，尽管蒋家的家教向来严格，但喜欢过夜生活的他经常深夜偷偷溜出，叫侍卫把吉普车推到距离官邸远处，坐着吉普车扬长而去。蒋孝文凭借着显赫的家世，三天两头的在外惹是生非，无照酒醉驾车、殴打警察等是家常便饭，甚至开枪差点射杀官邸卫士李之楚。这个淘气包让蒋家人十分头痛。蒋介石在世时希望蒋孝文从军，接受军事训练磨练，于是送他进入凤山军校就学，然而因在舞厅为争夺舞女而闹事，中途被迫灰溜溜地当了逃兵。
　　蒋经国认为蒋孝文成为问题青年，归咎于蒋家的溺爱和庇荫，于是1955年把他送往美国旧金山留学。这位花花公子离开家庭的约束更加有恃无恐，女朋友多到十根手指头数不清。为了让这个纨绔子弟早点收心，在蒋经国夫妇的安排下，他在美国和同盟会先烈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结婚。徐乃锦婚后不久生下了蒋友梅，这是蒋家第四代的第一个孩子。
　　门当户对的婚姻生活没有束缚这位花花大少，不争气的他并没就此收敛，依旧我行我素地过着*不羁的生活。终于在1970年时发生惨剧——因遗传的糖尿病外加酗酒，蒋孝文一次醉酒后突然昏迷，后来虽然急救苏醒过来，可是脑部因而受损，智力退化到只及四五岁的儿童。
　　在蒋友柏幼年的记忆中，大伯蒋孝文一直是卧病在床的，由大婶徐乃锦随侍在侧照顾着。友柏感觉很多时候大伯可爱得像个孩子，比他们对世界还充满着好奇，有时还能跟他们乐到一起。
　　爷爷逝世的时候，蒋友柏看到大伯在家人的搀扶下出席了告知式跟祭拜。但也许爷爷的过世带给他的打击太大，那段时间大伯只要看到爷爷遗照，都害怕地用手遮住脸，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长年虚弱的身体加上巨大的精神打击，蒋孝文的健康急速恶化，1989年4月14日，因咽喉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距离蒋经国逝世不过15个月，终年54岁。
　　得到蒋孝文离世的消息，蒋孝勇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回到隔膜已久的台湾，去送送他那位不幸的哥哥一程，去看看那位命运多舛的母亲。友柏和友常也流着泪，吵着要一起回朝思暮想的台湾，但父亲并没有同意缮
　　　。　想看书来

重新发现父亲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蒙特利尔又进入一个绚烂的季节。蒋孝勇从台湾彻底抽身而出，不再去掺和那潭浑水。蒋友柏和家人又恢复了往日宁静的生活。
　　平淡给他们一家人带来了默契，也让蒋孝勇重新整理了凌乱的心绪。蒋友柏明显感觉到父亲跟在台湾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对他们兄弟俩从教育方法到态度大别从前。
　　在台湾时，友柏做错事情，父亲不是打就是骂。蒋家的规矩特别多，而友柏偏偏又是不守规矩的小孩，所以总是少不了棍棒伺候。他经常被父亲打得鬼哭狼嚎，让身边人都实在看不下去。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蒋孝勇从蒋经国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没少挨过蒋经国的打，所以，他要把蒋家这个传统继承下来。在台湾，有时友柏兄弟和父亲相安无事，一旦父亲凶起来他们会不寒而栗。
　　蒋友柏对最后一次挨打，至今还念念不忘。那次蒋友柏太顽皮了，一下子惹怒了蒋孝勇。蒋孝勇平常做事极其细致，他看书喜欢做笔记，一般先用尺把重点的部分，画上整整齐齐的线条，然后再把好的句子抄到本子上。那次父亲在房间大喊找不到尺子，让友常去找一把尺子来。结果友常挑了一把大大的钢尺，送进去之后，才知道父亲是要用尺子教训哥哥。事后，友柏把弟弟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你猪八戒！不会找个塑料尺子呀！”
　　然而，一家人到加拿大后，在异国他乡相濡以沫，朝夕相对心心相惜。父亲的脾气似乎好了起来，不再动辄打骂了，而是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