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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边的贵族-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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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即兴教育，蒋友柏幼年时经常遇到父亲脑筋急转弯的考题。比如他们全家喜欢出去爬山，有次去隐谭玩，好不容易爬完上千层阶梯时，蒋孝勇突然问友柏他们，一共爬了多少阶梯，答对了的大大有奖。
当大家一脸茫然时，蒋孝勇却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数字。在大家满脸惊诧的神色下，蒋孝勇意味深长地说：“虽然只是踏一小步，但是每一步都要放在心上，每一步都要好好走，这样才可以走得更远。”
这样的家教方法是蒋孝勇从祖父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孝勇小时候跟随蒋介石去金门，有一次蒋介石带他走完一段台阶，也问出同样的问题。当蒋介石看小孙子答不上来时，于是语重心长地说：“要留意小节，你才能看到大处。”
这段教诲让蒋孝勇终身铭记，他把蒋家的家教很好地继承下来。所以，诸如此类问题总不断地出现在他们家庭游戏中，比如一路上路过几个红绿灯啦？天空刚飞过几只小鸟啦？路边刚有几位行人啦？有时不一定有准确的答案，但谁的答案更合理，就会有奖品可以拿。
蒋孝勇这样教育友柏他们兄弟，是想培养孩子们随时随地的观察能力，也强化他们对环境的随机应变能力。
上学的日子
从蒋友柏两三岁时起，方智怡就开始未雨绸缪，四处给他物色学校。方智怡的母亲就是幼稚园老师，因为出身教育之家，所以她对孩子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而且一直兴趣浓厚。等友柏和友常上小学，方智怡还着手创办自己的怡兴幼稚园。
方智怡觉得小孩子在6岁前就像一张白纸，因此选择好的学校尤其重要。蒋友柏的堂哥堂姐都是很小就送到美国读书，她不想这么早就让孩子出去，成为生活无法自理的小留学生。
方智怡跑遍了自家附近的几所学校，每到一个学校总要亲自和老师谈谈。她发现这些老师大都会认为，只要把孩子交给他们，一定会把孩子训练成某方面的通才。而一般学校一个班级孩子总要有五六十人，吵吵闹闹得像一群小麻雀，这样的学校环境让她不太满意。因为大班级、大学校，学生人数超过校长、老师人力所及，形成的教育问题甚多。所以她需要寻找一个班级少、人数少的小型实验学校。
一直到蒋友柏5岁时，方智怡经过数年考察，终于选择了阳明山脚下明德路200号的奎山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始人熊慧英是王夫人。王乃蒋经国的得力干将和宠臣，从江西赣南时代就死心塌地地追随蒋家。由于这层家庭渊源关系，把小友柏放在这里，会让全家比较放心。最重要的是方智怡比较认同这所学校的教学理念。
奎山学校创建于1951年，是一综合性的从幼儿园起，经小学而至中学的小班制小型实验学校。熊慧英当时因洞察大班级养鸭人家式的恶质教育环境是造成学生问题、青少年犯罪的渊薮，为此开创小班级、少班数的小型学校做教育研究实验。虽在创校的过程中历尽艰难，熊慧英却仍秉持理想坚持到底，终于选定了阳明山下的校地筹办奎山学校。
奎山学校不是一所教会学校，却以基督教教育为根基来进行学生品格的培养，但又没有通过教育来达成传道。这所学校目标是藉《圣经》教训之熏陶，使学生有良好品格、牺牲精神和基督化人格，以服务社会。协助基督徒学生加深对基督的信仰，同时也协助非基督徒学生培育崇高的精神价值和生活理想，尊重信仰自由而绝不勉强任何学生信教。
让蒋友柏上奎山学校，不仅是因为方智怡觉得这个学校有宗教氛围，更主要的是她觉得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先进。这所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总人数加起来不超过300人，十二个年级平均每个年级不到60人。奎山学校实行的是当时罕见的小班教学，老师对学生个人情况和家庭背景了如指掌，可以随时知道孩子的学习状态。
蒋友柏的幼稚园、小学生涯和初中一年级都是在这所奎山学校度过。这里环境优雅，教育理念先进，基本是贵族化的办学模式，能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家世都不一般。但任何一个学生和蒋友柏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是出自响当当的蒋家。
每天蒋友柏上学放学都会有专车接送，每次进入校门都会由七海官邸警卫组派遣两个保镖随扈。如果他在教室上课，保镖就把守在教室门口。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保镖尾巴似的跟在后面。有时上课忘了带课本，还可以叫保镖回家拿。
蒋友柏在学校里，处处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比如小学时经常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这让小友柏感到无比的自豪。而每次老师一提到“先总统”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让小友柏真的感觉姓蒋是件无限荣耀的事情。
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每次他回答历史问题，老师是不能打错的，因为对别人来说那是历史，对他来说只是家事，当然谁也没有他知道得清楚，因为从小家里都当成故事来讲，耳朵都磨成老茧的他是熟得不能再熟了。所以，只有他的回答版本才是正确的，他的历史课从来都是最高分。
虽然友柏每次考试都是最高分，但他并不喜欢读书和做作业，因为这个没少挨爸爸的打。蒋孝勇经常不厌其烦地教诲儿子，字要写得端正，作业要按时完成。友柏没达到这个要求，就得享受“家法”伺候。
蒋友柏虽然从初中开始即留学国外，但他的国语水平毫不逊色。这是由于他在奎山学校打下比较好的基础，这所学校比较重视国文教育，古文和诗词都是每年必不可少的课程。例如他小时候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从4岁开始读《三字经》，我觉得它们都可以运用在生活里，例如《三字经》中的‘兄则友，弟则恭’，就是教我和弟弟如何相处。”
小学老师熊锦霞回忆道：“他一二年级时非常害羞，胆子很小，下课时都不太敢到操场上玩。到了三四年级胆子开始越来越大，变得比较顽皮。尤其到了五六年级到初一，几乎成为全班的开心果，尤其会逗老师开心。每次学校演出，他最喜欢演的是猪八戒。那个年代的小朋友都喜欢演孙悟空这样的角色，让谁演八戒都会抗拒，只有蒋友柏喜欢戴上猪鼻子演八戒。”
当然，因为蒋友柏的家庭背景，出入时时有保镖护送，所以少了很多人身自由。想想看也是挺别扭的事，到哪里都有人跟着，让他很难和同学交朋友，少了不少同学之间友情的温暖和嬉戏的快乐。同学都知道他的家世，没有人不怕他的。
像蒋友柏的堂姐蒋友梅读书时，同班同学都有不敢高攀之感，令她深感孤独寂寞。蒋友梅为了博得同学们对她的好感，常常故意将自己带去的百元大钞“丢”在地上，然后自己捡起来大声问：“是谁丢了钱？”大家面面相觑。因为当时新台币最大面额的钞票就是100元一张，自然很少有小学生上学身怀此等“巨款”的。蒋友梅说：“没有人丢，那就做班费！”因为蒋友梅所在学校的校规规定，学生在班里捡了钱，如果没有人认领，就充为班费。
然而，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心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蒋友柏有时偶尔会感觉有种没有朋友的孤独，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优越感，他在学校里像个小霸王一样。整个童年的记忆，让他感觉姓蒋真的很“拽”。
“地下总统”的赤子之心
蒋友柏父亲蒋孝勇性格谨慎细腻，和玩世不恭*冲动的大哥孝文大不相同，与莽撞倔强好勇斗狠的二哥孝武也相去甚远。他说话做事如履薄冰，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是子女中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蒋经国的日记曾经这样写道：“孝文糊涂、孝武荒唐、孝勇可爱！”对几个儿子的欣赏程度高小立判。
蒋孝勇从小就知道父亲的心思，总是能帮父亲先想一步。他最懂得讨好父母欢心，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做得无懈可击。比如每次母亲蒋方良过生日，孝勇都会把父亲蒋经国要送的礼物准备好，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礼物都是事先想好的最合适的东西，连包装纸都精心挑选过。他打理蒋经国身边的事情无微不至，小至穿衣吃饭大到党政大事，都可谓体之入微。
后来蒋经国的很多家务事都是由小儿子来打理，特别是到了晚年，每次出门都要带着小儿子。因为蒋经国身体不好，光有身边侍卫人员还不见得好用，许多事情还得亲人做才放心。
蒋经国政务实在愈来愈繁忙，他主导着台湾的政治命运和经济命脉，但冗杂的政务让其身体日渐虚耗，并且遗传性糖尿病越来越严重。虽有专职医生负责诊治，但长期下来渐难控制。所以，蒋经国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让给儿子，让他帮忙去分忧解劳。
蒋经国在三个儿子当中权衡再三，已卧病在床的孝文不用说，孝武个性上比较倔强好胜，若赋予重任可能因急躁而办坏事，所以他只有选择小儿子孝勇。在蒋经国身体状况急剧转危的最后几年，对小儿子蒋孝勇的倚仗愈来愈深，甚至将与一些高官的联系工作交给他。蒋孝勇确实谨慎可靠，能将事情办得十分妥当。
从前蒋孝勇认为自己不该从政为官，一直想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路，最后还是被父亲选择作为代言人。但国民党政权饱受“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冲击，“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有人选下任总统”，这辈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但是蒋孝勇不得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顶着巨大的压力帮父亲办事。
在蒋经国最后几年时光里，每个星期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六外，蒋孝勇都会带着友柏他们到七海官邸，陪蒋经国夫妇午餐。而每个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是蒋孝勇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这时他都会在官邸陪蒋经国聊天。他们父子间什么事情都谈，地方问题、党的问题等。
每天周旋于政务大事，无疑是日理万机般操劳。不过蒋孝勇不管再怎么累，甚至一度靠服安眠药来入睡，只要旁人在耳边轻声说父亲来电话，他就立即清醒地一跃而起。对于父亲和政事，他是全身心的投入。他自己对父亲这么孝顺，常常对儿子蒋友柏感慨地说：“身教比言传重要，今天爸爸所能做的，是尽量用身教教你们，让你们来体会。”
蒋孝勇成了蒋经国暮年最为倚重的肱骨，宋楚瑜和王家骅也是左膀右臂。对于三个人的角色定位，蒋孝勇说：“父亲对王家骅是事务性的交代，如今天要做哪些事情、明天又有哪些事情等等；跟宋楚瑜谈的大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怎么去解决；跟我则说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正在酝酿的事，这些事情的背景以及对策。”
蒋孝勇时常能传达最高意旨，几乎是蒋经国和国府党政军大员之间的“传话人”，成为这一时期官场人人敬畏的人物。正由于他可以随时“上达天听”，所以很多官场上人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讨蒋孝勇的欢心。
生性低调的蒋孝勇很少在外抛头露面，被台湾坊间称为“蒋家唯一隐于神秘帘幕后的人物”。他可以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地下总统”就是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这位外界看来如此神秘的人物，在家里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最爱在家里表演厨艺。这时的蒋孝勇位高权重，经常在外宴饮应酬，吃过各种美食佳肴。他总不忘记细心地记下来，回家尝试做给老婆孩子吃。蒋孝勇对做菜颇有天分，任何美味可口的菜色，只要他吃过一次，就能够模仿菜式的色香味，照葫芦画瓢般，做出一模一样的菜来。
年轻时蒋孝勇上过军校，有一定的射击基础，所以他业余时间喜欢打靶。每次他有射击活动都喜欢带着友柏参加，让儿子感受下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希望友柏从小能练习打靶，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可以训练瞄准力、注意力和稳定性。
蒋孝勇教育孩子无疑是很有一套，很多东西让蒋友柏终身受益。蒋孝勇常常告诉蒋友柏，一定要谨记两件事。一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及祖上的余荫、余德；一是别人喜欢荣华富贵，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要去牵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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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蒋经国逝世
蒋经国晚年疾病缠身，在“荣总”的病历可以堆至腰高。他集党政军百务于一身，事必躬亲的个性让他十分疲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却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改革。
1986年初，身体日渐衰老的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马英九回忆说自己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凛然地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令宣布解除，台湾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岛内*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宣布*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的名单，蒋经国却置之不理。
1987年这年的“*”，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典礼并致词。他的讲话只有106个字，但已经吃力得坚持不住。蒋经国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外界的纷扰并没有停止打扰他。
首先当数老兵请愿事件，源自蒋经国的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事件发生于1987年11月10日，近千名老兵以无钱回大陆探亲为由，集结在行政院门口示威，要求当局每月增发补助费并一次性补助数万元的大陆探亲费用。当时俞国华没有答应此要求，也没有进行有效疏导。为了避免冲突，他要求行政院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从后门进出。
重病中的蒋经国得悉此事，当晚即将俞国华召来斥责，并派宋楚瑜到老兵中进行安抚。蒋经国在第二天深夜得知老兵们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已散去，他才上床休息，这时距离他离世还有61天。
老兵请愿事件严重干扰了蒋经国的治疗，而一个月之后他又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缮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出席一年一度的“宪政纪念会”。此时身体虚弱的他只能坐在轮椅上致词，这时有11名民进党代表在会场突然发难，高举白布条抗议，一边跺脚一边高呼：“我们要求完全选举国大代表！”
面对这样当面的挑战，蒋经国默然而坐不以为意，继续让“国大”秘书长代他在喧哗声中宣读讲词，重申*改革的决心。面庞浮肿的蒋经国呆坐几分钟后，黯然离场那刻特别转头深深地看了鼓噪的人群一眼。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或许是无人解围让他感到了孤独。之后蒋经国几乎不再露面，也不过问什么事，有人来到他面前，会听到他喃喃，如同自语：“你们能做的事，赶紧去做吧。”
1988年1月13日下午1点55分，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并引发休克和心脏呼吸衰竭，不幸于3点50分去世，终年78岁。当天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在街头列队向他致哀。
多年后蒋友柏回顾爷爷的一生，感觉他过得真是坎坷。在有生之年经历了流放西伯利亚、与孔宋集团对抗、美国遇刺、石油危机、退出联合国、半夜美使告知断交、“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等崎岖。但蒋友柏也觉得爷爷一生更是伟大，他亲手带领台湾进入经济腾飞，又将台湾带入*时代。他亲口宣告了开放大陆探亲，为两岸和平交流揭开序幕。
最让蒋友柏不解的是，为何爷爷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做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没人能告诉蒋友柏。但蒋经国的一生可以画下一个完满的句号，成为让后世认同的政治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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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葬礼的背后
爷爷蒋经国去世那年，蒋友柏才12岁，个子却一下子蹿得跟父亲差不多高。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轮廓越来越清晰，长方型脸庞，高高的鼻子，集合了父母的优点。然而正是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爷爷去世的那段时间，忽然想明白了人生的很多事情。
蒋友柏永远也忘不掉爷爷去世那天，他放学回家就从母亲口中得知爷爷去世了，这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破了长空。等到蒋友柏换好西装跟着家人去看爷爷时，爷爷已经更好衣，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沉默地陪侍在一旁，奶奶情绪激动地抓着爷爷的手，不断地呼唤爷爷的名字。
蒋友柏想起爷爷往日的音容笑貌，不禁抽泣着哭出声音来。但是他毕竟是小孩子，没有感觉到这意味着他一种生活状态的破灭。
蒋友柏和父亲他们当天晚上一起在“荣总”怀远堂为爷爷守灵。奶奶几度晚上至太平间探视，爷爷的遗体从冰柜拉出来之后，奶奶迫不及待地抚摸他的脸，细细地轻轻地摸，好像爷爷只是睡了一般。其实遗体早被冰得像冰块了，可是她才不管那么多缮
接下去的日子，蒋友柏亲眼目睹了爷爷隆重葬礼的全过程。
从1月13号蒋经国去世消息传出后，政府当天举行了“国葬大典”。当时三家无线电视台立刻改以黑白画面播出，所有娱乐业全部歇业3天。在开放民众瞻仰遗容的6天里，民众自发来谒灵的络绎不绝，每天都有超过20万人到忠烈祠追思。
蒋友柏随着家人一起参加了1月30号的“国葬礼”。在葬礼举行前，先举行了一场2000人参加的追思礼拜。当司仪庄重地宣布“起灵！”后，21响礼炮响起的同时，全岛防空警报也同时响起，为蒋经国默哀1分钟。
遗体移灵大溪头寮的路程中，前导机车通过时，哭声就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来。从忠烈祠到“总统府”前，再到桃园大溪，68公里的路，到处有民众披麻带孝沿路哭泣。
灵柩安厝头寮福安宾馆，覆盖在铜棺上的旗帜则由蒋孝文收下。当时蒋方良因为心脏病，没有出现在安厝大典上。
在隆重的葬礼背后，隐藏的是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由于蒋经国在去世之前，早已公开对外界表明：蒋家人决不再搞世袭政权。事实上蒋经国不仅这样表白，更是毅然作出让别人接班的实际安排。蒋孝文因为卧病多年，蒋孝武因涉“江南命案”外放新加坡，只有蒋孝勇在他病危时代理一些政务，但蒋经国有意不想再让蒋家人走政治这条路，所以自他去世后，蒋家权力继任成了一个真空。
这时*开始活跃起来。之前他一直以一位学者型官员面貌出现，貌似对官场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像当年王莽未篡位之前一样的温文恭俭，所以才赢得蒋经国的倚重。1984年他被蒋经国一手提升为“副总统”，并顺利进入中常委，成为刻意培植的接班人。
对这位个子高高、脸长长的“副总统”*，蒋友柏并不陌生。因为父亲陪侍爷爷那段日子，他总是隔三岔五满脸堆笑地出现在家里。在父亲面前一般都是恭恭敬敬地左请示右汇报。不过蒋友柏对他并没什么好印象，人小鬼大的他知道，这人准是想让父亲把什么话带给爷爷。
如今蒋家大势已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蒋经国去世当天，*宣誓就职“总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没过多久，*就得陇望蜀，觊觎国民党党主席的位子。
当时还是国民党“立委”的赵少康，与其他三十几个“立委”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出任代理党主席。赵少康在选民心中有着良好的形象，加之宋楚瑜在后面为*鼎力相助。因此，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旋风。
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派这边，他们认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宋美龄才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因此*派和少壮派之间在军政界斗争激烈。*这时还得如履薄冰，在他就职的第二天还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并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野心。
*一面深藏不露地不动声色，一面积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军政要职，把一些*派排斥在权力圈外。不久羽翼渐丰的*登上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实现了党政一元化领导。他终于不用再把蒋家老小放在眼里，可以志得意满地宣告台湾天下是他的了。
从此，蒋氏家族步入了无限期的黯淡时光。
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
爷爷蒋经国的撒手人寰，除了让年少的蒋友柏第一次感觉到亲人离世的悲痛外，感触最深的还有阳明山家门口一夜之间变得门口罗雀，父亲蒋孝勇的生活也骤然变得如闲云野鹤般散淡。
以前一天往往有几拨人风尘仆仆地上山，前来请求蒋孝勇疏通关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更是数不胜数。现在蒋经国尸骨未寒，居然很多人立马就变了嘴脸，尤其是那个前恭后倨的*。一种压抑的气氛开始向蒋家靠近，早晚这股怨气会发泄到他们头上。
在蒋友柏幼小的心灵中，从这时起就隐约地感触到政治的险恶，但又不知道这么大的变化究竟为什么？
蒋友柏知道爷爷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妈妈朝夕陪在父亲身边，希望他能稍微高兴点。这段时间蒋孝勇整日沉浸在悲伤中，无所事事而又不能自拔。拿蒋孝勇自己的话说：“我失去最多，因为我失去了父亲；然而我也失去最少，因为我只失去父亲！”
的确，父亲蒋经国的离去，让蒋孝勇的生命一下失衡了。因为蒋经国在世时，蒋孝勇整个生命重心都在父亲身上，父亲说走就走，这让他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滋味。加之*上台掌权后，急于摆脱两蒋在台湾政界的影响，纵容和支持一系列“反蒋”的活动，开始对台湾政治体制大动斧钺，实施一系列本土化和“去蒋化”改革，岛内的气氛与蒋经国时代如同隔天换日，大家都有预感——台湾要变天了！
昔日两蒋被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而他们身后的政治冤案如孙立人案、雷震案等纷纷出笼。民进党“民间代表”逐步反攻倒算，在不同场合控诉两蒋的暴行。面对岛内一日甚过一日、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作为蒋家第三代“硕果仅存”的实力人物蒋孝勇，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前后才几个月时间，让蒋孝勇仿佛感觉换了人间，尝尽世态炎凉。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蒋经国的话又一次回荡在蒋孝勇耳边——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这句话原是国民党*吴稚晖的名言，蒋经国生前经常挂在嘴边。这时的蒋孝勇分明感觉到，他的人生和家族命运是该转弯了。
虽然蒋孝勇一直身处权力的顶峰之上，但他深知变化莫测的政治险恶。他不想儿子友柏和友常日后也置身漩涡之中，过早地背上政治的包袱，被别人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和自己一样身不由己地遭遇政治的浊浪。蒋孝勇在父亲去世之后，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对政治有所批评，但绝对不卷入是非圈里！他知道如果自己和孩子一直留在台湾，免不了还要政治这潭浑水。若能就此离开台湾，去个单纯的环境，一家人不就可以重新思考未来，思考要往何处去了吗？
蒋家过去和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总是连在一起，但终究有一天要有一个休止符。蒋孝勇希望这个休止符由他来画。
其实在这个家庭里最先动了移民念头的是方智怡，她在1984年蒋经国尚在人世时，就因为蒋友柏小学即将毕业，为了大儿子的教育问题，曾向丈夫真诚地探讨过，由她来带着孩子出境读书。但是当时蒋孝勇是死活不答应，认为一家人要走的话也是一起走。父亲蒋经国需要他侍奉，而且政治上也决不容许。
时过境迁，蒋经国已溘然长逝，*虽然假惺惺地邀请蒋孝勇入主新政府，担任个一官半职，但蒋孝勇感到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在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下，蒋孝勇决定“逃离”台湾。
对这个决定方智怡是十分支持的，她和蒋孝勇相识8年才结婚，婚前就把很多问题想得很清楚，知道政治这东西远比想象得还要复杂，如今丈夫要决定远离是是非非，她自然是无条件地选择配合。
恰好方智怡姐夫张春旺在国外，曾经在加拿大东岸的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留学并且工作过，对那遥远的国度和陌生的地方相当熟悉。因此，去加拿大的念头在蒋孝勇的心中萌生缮
一次“意外”的家庭旅行
1988年8月，这正是台北郊外阳明山一年中的避暑胜时，别墅在郁郁葱葱的绿树掩盖下显得格外幽静。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蒋孝勇一反寻常地喊来方智怡，并郑重其事地召集友柏、友常，说要开一次小小的家庭会议。这让友柏感到十分意外，隐约中感觉要有场大事来临。
在那片树荫环绕的庭院中央，蒋孝勇兀然地站在孩子中间，宣布决定一家人一起离开台湾一段时间，去加拿大做一次短期旅行。
“去加拿大？！”蒋友柏感觉很惊讶，暑假能去加拿大旅行当然是他所喜欢的。因为从友柏记事开始，四口之家很少到国外旅行消遣。父亲蒋孝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经商，等爷爷生病时更是将全部时间放在七海官邸。父亲在爷爷逝世不久决定带全家出去，这样仅仅为了散散心？
蒋友柏弄得不是太明白，只觉得这次少见的家庭会议气氛不对劲。父亲的脸色一直是凝重的，这与过去开朗的父亲简直判若两人。
年幼的友常对身边的事还没有太多的体察，他听说要去加拿大，立即在旁边兴奋地嚷嚷道：“太好了！我要去我要去！”
通情达理的方智怡立即表示支持说，与其一家人闷在阳明山别墅里，不如外出旅行放松放松好。但敏感的小友柏从父亲脸上看到一丝忧伤。不再声响的蒋孝勇把目光投向远方。友柏顺着父亲的视线，穿越午后的阳光，看到了隔壁和自家一样的米黄色小楼缮
这幢楼早已人去楼空，那里原是二叔蒋孝武的住宅。自“江南命案”发生后，蒋孝武被爷爷蒋经国“外放”新加坡，那所宅子一直就空在那里。看着邻居空荡荡的房子，寂寞一下子涌上蒋友柏心头。
1988年8月18日，蒋孝勇带着全家飞抵大洋彼岸。经过长途奔波到达加拿大后，在方智怡姐夫张春旺陪同下，他们一家下榻在首都渥太华。
蒋友柏没想到这里的气候这么凉爽，比闷热多雨的台湾感觉舒适多了。异国的新鲜让他和弟弟目不暇接。次日，他们全家又乘飞机飞抵加拿大东北部的魁北克，那里更是别有一番天地。
魁北克是位于加拿大东部的一个省，约一半土地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人们大多沿着穿境而过的圣劳伦斯河而居。蒙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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