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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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意购买。如果修建铁路转水运至上海，每吨成本才四两，必能打开销路，并解决轮船和军舰的燃料问题。李鸿章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兴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慈禧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黑烟会给周围农田里的庄稼带来损害。于是慈禧决定：如果想修铁路的计划得以批准，必须以驴马拖载，方可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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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初兴洋务（5）
1881年，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通车，中国总算有了自己修建并且至今（成为京沈铁路一部分）仍在运行的铁路。不过，令中国人脸红的是，它是用马拉的，时人称之为“马车铁路”！经过唐廷枢等努力补救，好话说尽，极力开导，几个月后，机车才恢复行驶。
　　慈禧在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危殆时刻，没能够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顺乎潮流，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痛下决心，改造我们的文化，使之融入现代文化的大潮之中。相反，她将一己的权力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还重，顽固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东西，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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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别样舐犊（1）
慈禧垂帘听政时，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只有六岁。对于这位成年之后就要亲政的小皇帝来说，他的成长与教育是一项肩负着王朝发展未来的系统工程，从两宫太后到王公大臣，都高度重视，并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一
　　慈禧做了令人羡慕的皇母，可慈禧知道，在这深深的皇宫里，她不能尽情享受动物都可以拥有的舐犊之情。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子诞生以后就交给乳母、保姆和宫女、太监抚养，生母不能随时见皇子。载淳出生以后，慈禧希望他就是将来皇帝的唯一继承人。所以，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载淳不在慈禧的身边，慈禧一方面可以用更多的时间防范皇帝的生活过于泛滥，以免不时地又蹦出几个其他什么皇子，来争夺本应属于她和载淳的特权；另一方面，她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皇帝的身边，不仅可以多与皇帝接触，而且潜心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日益清晰地把握咸丰帝的思维和行动。这个时期，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频繁地接触儿子，更没有机会去表达母亲对儿子体贴入微的关怀，对儿子载淳必然有所冷落。
　　皇后钮祜禄氏，膝下没有子女，因为她不识汉字，天性温厚，常常以中宫皇后的身份关心载淳的成长，因此皇后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远比慈禧与皇子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咸丰帝死后，两宫太后收到山东道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并将其留中，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前来索要，与两宫太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争执。当时小皇帝被双方怒目而视、吵声震壁的形势吓坏了，索性大哭起来并尿湿了裤子。当时有一个细节，小皇帝害怕时没有躲进他的生母慈禧的怀里，而是扑进了钮祜禄氏的怀抱以寻求孩子式的本能的母亲保护。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小皇帝的心目中，谁那里更具有母亲的温暖和爱护。
　　慈禧清楚，在同治帝之前，清初顺治、康熙两个小皇帝中，康熙帝的教育非常成功，他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下笔成文，成就了一番文治武功的大业。慈禧对于载淳也有同样的或更高的期望，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打造，为大清培养出一个卓越的帝王。
　　同治元年，载淳在太和殿登极。载淳即皇帝位后，慈禧就开始多方为载淳寻找名师。她为小皇帝精心挑选了四位鸿儒，给小皇帝授课。
　　同治帝师祁寯藻像
　　李鸿藻，出生于名宦世家，累代仕进通显。咸丰二年（1852）会试及第。他禀赋聪颖，读书刻苦，十几岁时已经钻研经训，博览群书了。因此，百家之言，无所不见，其才华为世瞩目。咸丰十一年（1861）被咸丰帝选中做载淳的老师。
　　祁寯藻，嘉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已经先后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他最为突出的是书法，深厚遒健，自成一格，为清代中晚期著名书法家，有“一时之最，人共宝之”、“楷书称首”的赞誉。
　　翁心存，道光二年（1822）进士，官内阁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他死后，由儿子翁同龢继续做帝师。
　　倭仁，道光朝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著名的理学大师。
　　慈禧，平日里缺乏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但对于给儿子延聘师傅，她是真的颇费一番琢磨，除了保留咸丰帝选中的帝师李鸿藻外，她又给儿子额外加了三位大学士，他们都是赤胆忠心的博学老臣，且各有专长。她希望通过名师的教诲，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像康熙帝一样博学、睿智的皇帝，可谓用心良苦。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慈禧尽展母亲襟怀的一面。
　　二
　　小皇帝开学了。小皇帝长大以后要亲政，要统领万民。他学习的内容就应该与执政有关。
　　我们知道，昔日中国教育的模式是，普通小孩一般先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在背诵的同时，以认字为主。然后，《孝经》、《唐诗》、四书——《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随着年龄逐渐增长，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按部就班，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这是中国千百年以来学子们潜心学习的不变定式，除了超常生进行跳跃式的学习之外，一般人都无法回避这一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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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别样舐犊（2）
皇帝的学习与众不同。
　　依据前朝的惯例定制，恭亲王为小皇帝制定了课表和作息安排：
　　（1）每日先拉弓，次习蒙古文，次读满文，最后读汉文。
　　（2）皇帝上课时间，在每日临朝引见臣僚之后。开始时只读半天书，八岁之后延长为全天。
　　（3）诵读与讨论不可偏废。皇帝读书之暇，应时时与师傅讨论问题，以求深入了解文中经义。
　　（4）拉弓而至步射，步射而至放枪，随年龄增长调整。
　　（5）自幼即需骑马，入学后每隔五日，即于下书房后在宫中长弄学习骑马，由御前大臣压马及教习。
　　（6）学习步射和放枪时，由御前大臣及乾清门侍卫数人随同校射。
　　（7）为重功课计，拟请懿旨严饬皇帝于驾幸紫光阁习打枪时，不得各处游览。打枪毕，稍坐即还宫。
　　从以上的安排，我们可以了解到，小皇帝是各种语言全学，骑马射箭放枪样样都要精通。这完全是一个培养全能型人才的计划，果真能够如法炮制，那么长大后的小皇帝应是一个“超人”。
　　慈禧为了能更好地管理好小皇帝的学习，使所有的计划行之有效，特别安排惠亲王绵愉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务。惠亲王绵愉是嘉庆帝的第五子，最小的儿子，因为在皇族亲贵中辈份最高、品行端正，特别受人爱戴。慈禧安排他来管理小皇帝的学习生活，尤其是还特别安排了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奕询伴读，对小皇帝既是督促又是陪伴，可谓安排周详。
　　老师如何给小皇帝上课？
　　少年同治帝写字像《清宫述闻》载：小皇帝进入教室之前，受命的师傅、谙大——满人师傅（内谙大教满文和蒙文、外谙大教授骑射弓箭）、惠亲王绵愉，还有陪读的奕祥、奕询按照顺序排列在外。见到小皇帝，所有人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小皇帝进入教室后，面向东坐，授读的师傅面向西坐。伴读的奕祥、奕询在西面靠墙坐着。其他的师傅则在旁门设座。
　　开学的第一天，第一节课由大学士祁寯藻讲授四书中《大学》的前两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讲授的方式是，先教小皇帝识字，再逐字逐句讲解。按照时间推断，小皇帝上课的时候不过六岁有余。给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讲解“四书”中的《大学》，而且是涵盖全书核心思想的前两节，对于今天具备一定学养的成人来讲，理解它的精义尚且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只能是鸭子听雷，蛤蟆跳井——不懂。揠苗助长如此，真是难为了这个小皇帝了。
　　同治帝绘《管城春满图》
　　慈禧完全不顾及一个小孩的心理承受能力，她一贯的好胜心和主宰欲，使得她从一开始就给予这个孩童以巨大的学习压力，她让小皇帝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
　　“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讲明切研，悉归笃实。庶几辅成令德，措正施行，宏济艰难，克光大业。”
　　慈禧如此严厉和高标准地要求小皇帝学习，无情地剥夺了本应属于孩子那份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小皇帝在无法自主之间就承担起他力所不能的重负。而他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同治四年（1865）末，翁同龢继父任做皇帝的师傅，他在日记里记载了小皇帝每日学习的情况：同治帝《御制诗文集》同治五年正月初九日：“是日读书（皇帝）微倦，略有戏。”——这天，皇帝读书时有点倦怠，略有嬉闹。
　　正月二十八日：“上至书斋，时刻仍如昨，是日精神不聚。”——皇帝到书斋学习的时间和昨日相同，今天注意力不集中。
　　二月二十五日：“卯正（晨六时）上至。是日多戏言。龢与诸公（师傅们）急切谏，读当勤。”——早晨六时皇上到。是日皇上学习多戏言。我与各位师傅急切劝谏，读书应当勤奋。
　　

第十讲　别样舐犊（3）
从翁同龢日记所记载的小皇帝学习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皇帝学习不在状态。倦怠、嬉戏、注意力不集中是小皇帝学习中的普遍现象。翁同龢做帝师时，小皇帝也不过十岁左右，可我们知道，他每日都需“天未明即起”，与母亲慈禧一同早朝，召见或引见大臣，虽然不参与其中任何事情，但他也必须如同木偶一样端坐在那里。然后清晨六点就来到书斋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书斋里寂静无声，小皇帝读书需要到中午。对于孩童来说，他一身兼有皇帝、学生、儿子三个角色，每个角色都要做好，每个角色都不能偏废，对于一个正处于成长和发育中的幼童来说，无疑是缺少人性而且是相当残忍的。
　　载淳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他在没有竞争却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逐渐成长，虽然日日学习，可他的学业鲜有进步。直到他十六岁的时候，连皇帝每日需要批阅的奏折，仍然“读折不成句”。面对小皇帝不成器的状态，慈禧心急如焚，她常常督促师傅们：“设法劝讲，不可再耽搁。”面对母亲的严厉督促，同治帝并没有从此振作起来，他在每日的功课里没有获得乐趣，与慈禧期望的相反，处于青春期的他，开始在纵情声色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三
　　慈禧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多大的时候获得了性知识，也不知道他多大的时候发生了性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同治帝的发育很早。因为满族、蒙古族男女一向有早婚的习俗。皇帝选秀，女孩儿的年龄要在十三至十七岁间，十七岁就是上限了，十三岁左右的孩子结婚是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孝庄皇太后嫁给皇太极时，也只有十三岁。女孩如此，男孩娶妻的年龄也不会太迟。
　　慈禧对同治帝的严格要求，并没有使他充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反而使他性格中形成了对母亲极强的逆反心理，到宫中戒律的范围外去寻求冒险和刺激。
　　有两个人在这个时期对同治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一个人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
　　管理皇帝学习事物的惠亲王去世以后，奕祥、奕询两个伴读也结束了与皇帝共同的学习生活，随后由慈禧指派恭亲王的长子载澂伴同治帝读书。慈禧只看到了载澂聪敏、开朗的性格特点，可她有所不知的是载澂的生活放荡不羁，章台走马，无一不精。慈禧精挑细选的“伴读”，最终成为同治帝的“伴游”。
　　《十叶野闻》载：“同治帝与贝勒载澂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倡（娼）寥、酒馆及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
　　一个是翰林院侍读王庆祺。
　　王庆祺，顺天人，生长在京师，是世家子弟。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应为弘德殿）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
　　王庆祺的学问应该不错，因为能以翰林侍读的身份入值弘德殿——同治帝学习的地方，足以说明。他的貌美丰仪，他的擅长谄媚，对于涉世不深的同治帝来说，自然多了几许诱惑。
　　《清朝野史大观》载：“日者，有一内监见帝与王狎坐一榻，共低头阅一小册。太监伪为进茶者，逼视之，则秘戏图，即丰润（直隶县名，以绘春宫图名闻全国）所售之工细者。二人阅之，津津有味，旁有人亦不觉。”
　　在他的引导下，同治帝竟然与王庆祺同卧起，保持着极其暧昧的关系。
　　《李鸿藻先生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所传闻的同治帝生活放纵，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而这一切，慈禧并不知道，或许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对儿子寄予厚望却会落得如此的结果。
　　四
　　同治孝哲毅皇后像慈禧喜欢权力，尤其喜欢驾驭权力时那份胜利者的快感。慈禧知道清初的顺治帝与康熙帝都是十四岁亲政，按照惯例和成制，她也应该在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十四岁的时候，给他举行亲政仪式，将皇权悉数交予儿子，而她也应撤帘，由前台回归幕后。但慈禧不愿意，她不愿意就此放弃权力，放弃由权力所带来的快感与充实，她找出种种借口，尽量推迟还政的时间。慈禧所能找到的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皇帝学业不成”，她不断指责师傅们“督责不严”。从而，很容易地，慈禧就为自己的不撤帘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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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别样舐犊（4）
但皇帝毕竟一天天长大，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慈禧知道归政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拖延给同治帝“物色”皇后了。
　　同治十一年，同治帝十七岁，慈禧决定在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里，给皇帝选皇后。物色之前，慈禧与慈安将能动的脑筋全部动起来，把满朝满蒙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慈禧看上了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富察氏，富察氏当时年仅十四岁，属于满洲正黄旗，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世代均出将入相。而慈安与同治帝却看中了同治三年夺得一甲一名的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
　　阿鲁特氏，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隶属蒙古正蓝旗。她的祖父赛尚阿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父亲崇绮是同治三年的状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汉文考试中夺魁的蒙古族人，此事曾轰动朝野。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清朝虽然入关后不久就开了八旗科举，凡是旗人，不管是满八旗，还是蒙八旗都能参加，但那是乡试，至于殿试，还是“满不点元”，即不取满人为前三名。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治三年的殿试，实际由两宫太后做主。当会试成绩呈给慈禧看的时候，慈禧真的为难了，因为排在前位的居然是蒙古族崇绮。正在慈禧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学士瑞常等人为她解决了难题，他认为：既然是科举取士，则“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崇绮最终得以金榜题名，担任翰林院修撰。
　　坤宁宫帝后大婚洞房阿鲁特氏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自幼知书达礼，父亲崇绮亲自给女儿授课。阿鲁特氏读书聪颖，文才极佳。有一次，同治帝无事，便与阿鲁特氏在后宫谈诗，同治帝问其唐诗，阿鲁特氏背诵如流，足见其文学素养的深厚。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端静婉肃，“美而有德”，她性格耿爽，不善阿谀。同治帝很喜爱她，也很敬重她。
　　这样，在同治十一年二月三日，两宫发布懿旨，选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皇后，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为珣嫔，并在九月十五日与阿鲁特氏举行了大婚。
　　可慈禧由衷地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原因如下：
　　1�蓖�治帝没有采纳慈禧的意见，加重了慈禧对儿子的怨恨心理，并将这种怨恨转嫁到了皇后的身上慈禧做事一向有主见，敢作敢为，尤其是垂帘听政的十一年中，她更是恣意摆布所有的事情，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已成为她生活中最鲜明的特点。虽然儿子是皇帝，但慈禧依然以严厉的家长方式安排着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儿子学业不佳，已使她十分恼火，越来越严重的逆反心理更使她怒火中烧。此次，她费尽心机为儿子精心选择了她认为美丽、可人的富察氏，然而儿子却不买账，偏偏选中了她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并且与慈安一起来反对她的选择，作为母亲的那种失落与嫉妒必然会在慈禧的心中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2�被屎蟀⒙程厥喜簧品暧�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虽然对于慈安皇太后依然恭敬有加，但朝野上下的人都知道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慈禧的手里，因此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宫女内侍，哪一个不是对于慈禧恭敬、逢迎、顺从，竭尽谄媚之能事。可皇后阿鲁特氏却特立独行。她性格耿爽，自幼所形成的高贵品性，使她不善阿谀、逢迎，即使在慈禧面前，也依然保持着孤傲的特性。
　　野史中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阿鲁特氏的性格特点：
　　双“喜”金如意阿鲁特氏不得慈禧的欢心，以至于每每慈禧见到皇后时，从不给她好脸色看。身边人就点拨皇后说：你不见皇太后对你不满意吗？你也不妨学学慧妃富察氏，处处逢迎皇太后，以讨皇太后的喜欢。阿鲁特氏正言道：“我是从大清门被抬进宫中的皇后。”按照清制，只有皇帝大婚时，皇后才可以坐轿从大清门抬进宫中，这是对皇后地位的肯定。虽说此时慈禧已为皇太后，但她被选秀入宫时只是贵人，她没有资格享受从大清门被抬入宫中的隆重而尊贵的礼遇。以慈禧争强好胜的性格，这样的待遇是她一生都难以解开的心结。当慈禧知道阿鲁特氏如此地刺激她，那种由衷的嫉恨可想而知。
　　

第十讲　别样舐犊（5）
由于慈禧不喜欢皇后，所以她肆无忌惮地破坏同治帝与皇后之间的感情。同治帝新婚燕尔，与皇后感情十分甜蜜。慈禧心中十分不乐，她无法容忍她选中的慧妃遭受冷遇，她认为冷落了慧妃就是与她过不去。于是，慈禧拿出了母后的尊严，一方面教训同治帝不应该沉溺后宫，有碍政务；另一方面又指责同治帝不应冷落慧妃。同治帝心生不满，逆反的性格促使他更加远离慧妃。为了表达对母亲干预自己私生活的反抗，同治帝竟然一气之下独宿乾清宫。母子关系几近难以同处的境地。
　　慈禧与同治帝之间的情感交流不畅，制约了慈禧尽享天伦的乐趣。慈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儿子的身上，造成母子失和，但我们也能依稀感觉到慈禧望子成龙的那份渴望。这种别样的舐犊之情留下的是几许酸楚，几许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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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1）
恋栈的慈禧，以同治帝“典学未成”为由，迟迟不肯撤帘归政。然而，同治帝业已成年，这是慈禧无法回避的事实。慈禧将如何归政？
　　一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慈禧终于为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载淳举行了大婚典礼。十七岁结婚，对于入关后的清朝皇帝来说，无疑属于晚婚。因为冲龄继位的皇帝中，顺治帝十四岁结婚；康熙帝十三岁结婚。而其他在藩结婚的皇帝，年龄也多半在十四、十五岁。中国帝王将传宗接代视为王朝命脉，因此，历朝历代都将取妻纳妾、生子生孙作为宫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由不得年轻的皇帝或皇嗣们恣意妄为。那么，为什么载淳会这样晚婚呢？是载淳从心理上排斥女性，不愿意结婚吗？
　　不是。
　　首先，同治帝绝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虽然他从小就背负着皇帝的盛名，可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殷切期望及严格管教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奋图强的动力与压力，他反而以率性而为、叛逆越轨、钟情女色的行为，恣意展示不羁的个性。
　　还在同治二年（1863）载淳读书伊始，他的师傅们——那些鸿学巨儒为小皇帝拟定了教育方针：
　　“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励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惜物力。”
　　师傅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积极强调，是希望对小皇帝勤管严教，防微杜渐，使之成为一代名君。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渐渐长大的小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玩好”、“游观”、“嗜欲”无一不好。
　　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载：
　　“对于他自己宫廷的欢娱还不满足的同治皇帝，曾同一伙挑选出来的年轻满洲贵族，养成了一个浪迹北京的冶游习惯；而在这些宵游夜宴之中，他耽湎于饮宴，并且伴游于中国城的最下等的欢乐！”
　　清人笔记更将其描写成纵情声色的浪荡青年。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
　　“（太监）杜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倡（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两后弗知也。”
　　从以上材料分析，同治帝并不讨厌与女人交往，更进一步的是他不仅不讨厌与女人交往，而且可以说他对纵情声色乐此不疲。对于年轻勃发的同治帝来说，女人魅力的吸引，远胜过王朝的重托、母亲的期望。“晚婚”与他本人关系不大。
　　那么，皇帝的晚婚与慈禧有关吗？慈禧为什么不按照惯例给儿子及早安排婚姻大事？
　　同治帝的晚婚确实与慈禧有关。因为：
　　（1）慈禧嗜权如命，无论是与赞襄八大臣进行殊死的较量，还是无情地打压奕��，她的唯一宗旨就是掌握全权。她与来自任何一方阻碍她控制权力的势力都是不能两立的。儿子大婚，就意味这是皇帝成年之时，同时意味着是她撤帘归政之日。因此，她迟迟不愿给儿子物色后妃。
　　（2）慈禧已经深深感到儿子难以担当皇帝重任。虽然载淳六岁开始天天读书，但十多年光阴的磨练、四位天下名师的悉心教诲，并没有塑造出一代圣君。更让慈禧大为失望的是儿子直到十六岁依然“读折不成句”。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颇觉颜面无光，她不敢想象如此下去，儿子如何承担起君王的重任。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年6月21日），是日闻竹庄言：今上聪慧而不喜读。一日，与师傅执拗，师傅无可如何，涕下以谏，时御书适读至“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师傅看此句何解？”盖以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
　　同治皇帝朝服像小皇帝机敏、顽劣，读书不成，慈禧非常着急。
　　据《翁同龢日记》记：慈禧为儿子“典学未成”，曾严厉督责师傅，称皇帝“年已十六，亲政不远，奈何所学止此！”
　　更有甚者，慈禧对于儿子的师傅们“督责不严”、“支吾搪塞”非常生气，竟然说出了“恨不能自教”的过激语言。慈禧的汉语水平并不高，读的书也有限，然而，面对毫无建树的儿子，慈禧却萌生了越俎代庖的急躁念头，大有赤膊上阵、沙场点兵的急切。没有给儿子早些举行大婚庆典，慈禧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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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2）
但，归政是早晚的事情，无论慈禧如何恋栈手中的权力，如何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在载淳的年龄已经超越顺治帝和康熙帝亲政三年之久的同治十一年，慈禧还是为儿子选择了后妃，并举行了大婚庆典。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在太和殿举行了亲政大典，大清王朝第十代皇帝在经历了十二年的蹉跎之后，终于隆重出场，开始了他亲政的人生岁月。与此同时，在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苦心经营的慈禧，也不得不收起那象征着她无所不在的黄色纱幔，悄然回归幕后。
　　二
　　在同治帝亲政的时候，慈禧以两宫太后的名义，懿旨勉励载淳“祗承家法，讲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学”。具体做法是：“皇帝每日办事召见后，仍诣弘德殿与诸臣虚衷讨论。李鸿藻、徐桐、林天龄、桂清、广寿均照常入值，尽心讲贯。”在慈禧一再的耳提面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对儿子的疏学非常担心。
　　同治帝用什么来回馈慈禧？
　　同治帝回馈慈禧的举动可谓是震惊朝野的大举动——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万方安和”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873年11月19日），同治帝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这犹如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朝野间产生了巨大冲击。人们纷纷提出质疑：有重修圆明园这种可能吗？再造如此庞大、精美的工程，朝廷有这样的财力吗？
　　仅仅事隔两天，也就是十月初一日，御史沈淮奏请同治帝缓修圆明园，他认为“今时事艰难，仇人在国，即库藏充溢，亦不当遽议兴修”。
　　与此同时，御史游百川也“袖疏廷诤，谔谔数百言，声震殿瓦”。
　　若不是同治帝以革掉御史游百川的职位作为惩戒，并且告诫群臣不准再行谏阻，还不知有多少臣下谏言不应草率决定重修圆明园。
　　因为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实在太庞大了，要恢复到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前的水平，将耗费巨资，这是同治朝内忧外患的政局下所难以承担的重负。
　　圆明园“上下天光”圆明园最初是康熙帝赐给四子胤祯（雍正帝）的一片明代故园，雍正年间开始大事兴建，以后规模日渐扩大。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的建设，投入了难以记数的人力、物力，形成了周长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