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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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华里，面积总计五千三百多亩的巨大皇家园林。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园林建筑奇珍。它不仅继承发展了我国传统园林建筑艺术，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了南北名园的胜景，而且还吸收了西洋建筑的特色。园内建筑辉煌，陈设豪华，聚集了大量的文物、珍宝和图籍。以至于当时欧洲有关文献盛赞它是“万同治帝书《恭贺慈禧皇太后
　　四旬万寿圣节诗》
　　园之园”、“人间天堂”。慈禧曾经长时间伴随咸丰帝在此居住，这里是清王朝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中心。它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凭借着清王朝雍乾时期国力的强大以及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占有。
　　要重修圆明园，保守地估计也需要斥资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甚至更多。如此一笔巨款在当时根本无法筹措。早在同治七年（1868），满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请修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是被慈禧坚决否决：“未准，且获严谴。”因为慈禧太清楚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各地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额外的银两去重修圆明园。
　　对此同治帝是应该清楚的，他曾经为财政的窘困而采取过节省开支的措施。亲政伊始，他发布上谕，要求“内务府核实樽节，于岁费六十万外，不得借支”。那么，他又为什么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启动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首先，同治帝昭示天下重修圆明园的理由是报答母恩，以尽孝道。
　　在决定重修圆明园时，同治帝曾经信誓旦旦地表达他的宗旨：“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憩用资颐养。”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3）
报答母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同治帝亲政以后的第一项尽孝的举措就如此兴师动众。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治帝一定认为这种方式可以获得母亲的欢心，甚至是赞许。
　　其次，同治帝还有一个不能昭示天下的理由：将慈禧送出紫禁城，以独揽皇权。
　　慈禧是一个处处插手的严母，性格跋扈，在与儿子的相处过程中批评、指责代替了母亲应有的细腻、温柔。同治帝不愿意学习，可慈禧却督促甚严，这常常成为他的一种心理负担。如，同治帝课后必须谒见慈禧，尽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细细询问儿子读了什么书，某句作何解等等。所答内容如果不满意，慈禧一定严责。一天，同治声称师傅倭仁所教的“太极图说、西铭之类艰深莫从获解”，慈禧立即转告绵愉、奕��等，“于是，罢习性理书，日诵唯‘五经’‘四书’、《通鉴辑览》。经皆宋、元人注，鉴则高宗御批也。”由此，课程内容变得更加单一、无聊。即使亲政以后，慈禧依然规定皇帝每日办事后，要回到教室里与师傅学习、讨论。怠学、喜嬉、叛逆的载淳希望摆脱母亲，逃脱她的日日督促，恣意处理身边的诸种事务。
　　同治帝绘《祝万年图》
　　更加过分的是慈禧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横加干涉，并将对儿子的不满情绪迁移到皇后的身上，使得深爱皇后的同治帝难以忍受。据说，因阿鲁特氏“体微丰，趋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劳苦之；复以其不娴仪节责让之。尤异者，谓帝行将亲政，国事繁颐，宜节欲，勿时宿内寝”。她还“阴使内监，时复监视之”。个性叛逆、率性而为的载淳对于母亲在政事上的指手画脚和私生活上的妄加干预十分厌烦，他渴望脱离母亲的势力范围，独立决定自己的事情，真正实施皇帝的全权。
　　因此，他竭尽全力希望把母亲送出紫禁城，送到能让母亲颐养天年的乐土上去。重修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方法。
　　重修圆明园，如果没有慈禧的允肯和支持，刚刚亲政的同治帝是无法进行这项庞大工程的。据说，慈禧十分支持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她曾经亲自校审圆明园修改图样，因为在修改计划中突出了对慈禧居住和游玩的安排。万春园成为专为慈禧规划的庭院，将昔日与咸丰帝共同居住的天地一家春的名字移到万春园中旧日敷春堂、水春室的故址上，并在此规划出一个规模宏大的集观戏、演戏和后台功能为一体的建筑群，供慈禧消闲。满足了慈禧观戏、游玩的欲望。
　　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烫样（建筑模型）
　　难道听政多年的慈禧不知道王朝的财政不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工程？她对此了如指掌，同治七年，她曾亲自否决满族御史德泰重修圆明园的提议，但那仅仅是为了她听政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归政同治以后，不满四十岁的慈禧对于自己未来岁月安排的关心超出了她对于王朝未来发展的关心。叱咤风云、独断乾纲十余年的慈禧，已经习惯了对臣下的颐指气使，习惯了周围人的俯首贴耳，习惯了权力带来的绚烂和奢华。即将开始的平淡与寂寞的生活，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她希望能够用奢华的生活来排遣她退居幕后的空寂与落寞。
　　慈禧是一个惯于讲排场和享受的女人，姑且不谈她后来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的事情，从她每天膳食上就可以看到她的奢华。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宫中目睹了慈禧用膳的场景，她在《慈禧写照记》中写道：
　　太后用膳时，南向，坐于一长桌之一端，桌上布置银碗银碟无数，皆盛以极珍异之食物。
　　单士元《故宫史话》中保存了慈禧的一张御膳单子，上面记载珍贵大件佳肴共十八品、燕窝火锅两上、克食（点心）一桌。同时还有挂炉猪和挂炉鸭、蒸食、炉食等。
　　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她对奢侈生活的渴望。而同治帝有了母亲的默许和支持，也就更加有恃无恐地启动了大兴土木的工程计划。
　　

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4）
三
　　在慈禧的支持下，小皇帝亲政后重要的“形象工程”隆重登场。
　　首先，同治帝公开要求社会捐献。
　　由于库帑不足，在决定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发布上谕：明令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献银两。恭亲王奕��不好拒绝，率先捐银两万两，并指示户部拨银两万两。
　　其次，清理废墟，采办木料。
　　下令重修圆明园的同时，同治帝就命令内务府官员马上开工，迅速拆除了“天地一家春”等房屋一千多间。任命广东的李光昭为圆明园工程监督，前往各省“采办木植”。
　　第三，亲自监工，时时督促。
　　十月初八日（1873年11月27日），内务府员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残垣断壁后，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年3月7日）各处正式开工，三月十二日（1874年4月27日），同治帝视察园工，盘桓整日；三月下旬，又传旨准备再到圆明园驻跸，并诣黑龙潭拈香。四月初，又到安佑宫视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年6月24日），再次视察园工。
　　在一片反对声中，同治帝一意孤行，重修工程仓促上马。不久，朝廷重臣们就发现了隐藏在工程背后的问题。
　　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被同治帝委以重任的李光昭，在他采办木料时“浮报”银两，侵吞工程款项。经李鸿章查明，李光昭为圆明园所办“木植”，系买自英法商人，原议定价为洋银五万四千余元，而李光昭在向内务府呈报购运洋木费用时，却谎称值银三十万两之多。事发后，李光昭又面求美领事代瞒价格。此事充分暴露了重修工程中用人不当的问题。李光昭事件令同治帝自扪耳光。
　　与此同时，大臣们发现在同治帝频繁出现圆明园工地的同时，不仅懈怠朝政、荒于学习，而且还有借视察工程之名花公款游山玩水、夜不归宿之嫌疑。
　　同治十三年初，工程开工以后，几乎每个月同治帝都到工地视察，并借此机会遍游周边山水，还时常在外留宿。深居后宫的慈禧并不知道。于是，师傅李鸿藻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的学习状况的机会，向慈禧陈述了皇帝的执政状况。据《李鸿藻先生年谱》载：同治帝“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不几有读书之名，况读书之实乎？”并称同治帝对朝政敷衍塞责，召见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
　　对于在外留宿，大臣们不便明示，于是侍讲徐桐、广寿借口星象异常，暗示皇帝要“慎起居、严禁卫”，同治帝置若罔闻。
　　意气用事的同治帝，视国事如儿戏，置王朝命运于不顾，使朝中大臣们十分担忧。恭亲王奕��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会导致同治帝荒于政事愈加严重、终将一发不可收拾，而且王朝的未来也会掉进圆明园工程这个无底洞里。
　　奕��决定出面干预。
　　“同”、“治”组玺四
　　奕��见小皇帝实在不可救药，忍无可忍，在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六日（1874年8月27日）与醇亲王奕等十几位大臣共同呈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历举清朝开国以来诸帝创业之艰难，说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规劝同治帝做个明君。在这个奏折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十余人。奕��推测这个不成才的小皇帝一定会将奏折丢掷一边，置若罔闻，故请求皇帝召见以便面陈。
　　七月十八日，同治帝被迫召见军机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一指陈同治亲政后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谏。同治帝不得已打开奏折阅批未及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条，容臣宣诵！”遂拿出奏折底稿，逐条讲读，同治帝大怒曰：“此位让你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恸，几乎昏厥，奕复泣谏，同治帝仍坚持“园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劝同治帝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宫冶游，夜不归宿，同治帝一再追问“何从传闻”，奕指实时间、地点，同治帝方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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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　归政同治（5）
同治帝对被人指实“微服”一事耿耿于怀，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主动召见奕��，不问国事，只追问“微服”一事从何处听说。奕��无奈，只能说“臣子载澂”，同治帝怒及载澂。为出心中恶气，七月三十日颁布上谕，削去恭王世袭罔替的亲王的爵位：
　　“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言语之间，诸多失议，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意犹未尽的同治帝又于八月初一日再降谕旨：尽革恭王奕��、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军机大臣文祥、宝洌А⑸蚬鸱摇⒗詈柙宓仁�人官职，指责他们“朋比谋为不轨”，遍召六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内阁学士，准备当众宣布此谕。
　　同治帝如此一意孤行，慈禧十分担忧。如果真的开去了这十几位朝廷重臣的职位，不仅朝政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而且朝野上下势必会莫衷一是。谙熟朝政运作的慈禧与慈安急忙赶至弘德殿，在同治帝将谕旨明发之前，出面干预。她面见皇帝及群臣，据说母子相见的场面颇有几分悲凉。
　　据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载：
　　“两宫垂涕于上，皇上长跪于下。谓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见母后动怒，同治帝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职务，并停修圆明园，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同治帝亲政的一年中，在嬉戏中做了两项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一是重修圆明园；一是尽免恭王奕��和御前大臣及军机大臣的职位。虽然都是无果而终，但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既无统治之道，又乏驭人之术，将国脉视同儿戏的顽主。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是慈禧教子的失败，也是专制主义王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终止了圆明园的重修工程不久，同治帝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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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1）
在举朝一片反对声中，慈禧没有一意孤行，她采纳了亲王、大臣的意见，出面断然终止了重修圆明园的工程，使得清政府本已艰难万分的财政免于陷入这一庞大工程的泥沼，从而雪上加霜。毫无疑问，终止重修圆明园对于王朝发展而言，是一件幸事。伴随着慈禧暂停哨音的吹响，同治帝亲政一年中最大的一项形象工程轰然倒塌。同治帝没能圆他做园林设计师的梦想，当他准备在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的工程中继续他的园林抱负时，不满二十岁的他却病倒了。
　　同治帝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会一病不起吗？
　　一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1874年11月28日），同治帝驾幸西苑时受凉，身体有些不适。然而，十天后，也就是十月三十日（12月8日）下午，同治帝病情突然加重，他开始发烧，并伴有四肢无力、浑身酸软等症状。太医向慈禧描述了同治帝的症状：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乏腿软，皮肤上出现没有凸起的疹形红点。慈禧大惊失色，她担心同治帝染上了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中医学则称之为“痘疮”，民间一般也称为“出疹”或“出痘”。这是一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今已绝迹）。发病后皮肤或粘膜上出现痘疹、水疮和脓疮，伴随着高烧、惊悸、烦躁、嗜睡等症，全身或头面迅速出现疱疮，病重者常因脓毒引起败血症而在数日内死亡；轻者痘疹溃破后结痂脱落，愈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已经了解天花了。早在清朝建立前一千三百年的两晋时期关于天花的医学记载就已经出现在文献中了。当时著名思想家葛洪著有《肘后备急方》。“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他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斑痕，起初发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确和详细，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此后随着传统医学的进步，到宋朝和元朝，不少医生已经能专门诊治天花，并缓解其发病的症状。正因如此，尽管民间百姓及宫廷贵族虽不免仍有患病甚至致死者，但就其危害本身，已不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在野史及正史中，我们很少发现对天花的描述和因此而引起恐惧的记载。
　　同治皇帝像
　　可是，我们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却发现满族对天花十分恐惧。谈迁《北游录》载：
　　“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
　　此外，清初的文献中常常有关于清王朝大举“驱痘”的记载。
　　清廷如此兴师动众防范天花是因为入关前后天花对满族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原地区民众生命的威胁，在天花高发期，人口的大量死亡直接威胁政治稳定和军事安全。
　　为什么天花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满族人群中有如此高的比例？
　　首先，东北寒冷，病毒不易流行。
　　满族是东北地区的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这里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病毒不易流行传染。而天花的泛滥以中原地区为主，因而，入关前天花对于满族的威胁不大，因此满族民众也就缺少抵抗天花的免疫力。
　　其次，清初满族民众不适应中原气候。
　　伴随着满族入关，部众南移后，中原湿热的气候使他们难以适应，在最初满族移居和适应这种气候的时期里，他们对于各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因此，满族感染天花，并由感染不治而亡的人数十分巨大，在满族人的心里，天花就是吞噬人们生命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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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2）
慈禧知道，在大清皇室家谱《玉牒》里面，记载了大量皇室成员的死亡数字，观之怵目惊心：顺治皇帝生有八个阿哥，其中四个早亡，另外六个格格竟死得只剩一个；康熙皇帝共有三十五个皇子，其中十五个早亡，二十五个公主则死掉十三个，其他皇室成员的子女，死的就更多了。死的原因主要是疾病，而天花是最主要的致命杀手。天花不仅危及未成年人的生命，对于成年人，依然有很高的感染率。
　　顺治初年，正是天花高发时期。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也就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骁勇善战，威震中原，可健壮的他依然没有躲过天花的劫难，在顺治六年，三十六岁的多铎因感染天花不治身亡。
　　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在他统治时期，他曾规定皇室成员“避痘”，也就是在天花流行的时期尽量回避与可能感染天花的人的接触。顺治八年，京城天花泛滥，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顺治帝以狩猎为名，携带着太后、皇后躲避于遵化的深山里。皇子出生以后，按照朝中规定是即刻抱出宫外，由保姆等人照顾，以“避痘”。如康熙帝出生以后就被保姆抱出皇宫，直到他两岁以后出过天花方才回到宫里。顺治帝一生都在躲避天花，可命运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玩笑。顺治十七年，正在京城张灯结彩、准备春节的喜庆时间里，宫中却传出了消息：顺治帝感染了天花。虽然找来了最好的御医诊治，五天以后，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依然离开了人世。
　　因此，人们想尽办法防治天花。到康熙时期，民间已经有了预防天花的措施——鼻苗法。
　　具体方法是：在还没有出过水痘的人鼻子里放置痘苗，就是把症状较轻的天花患者的疱浆植入还没有出过水痘人的鼻腔，或者将结痂碾碎后吹入鼻腔，所以又叫“吹苗法”，预防效果很好。公元1681年，康熙帝将江西种痘的民间医师朱纯嘏招至宫中，专门给皇室子孙和宫廷官员子孙种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推广种痘的开始。康熙皇帝为此很是得意，在其《庭训格言》中明示：
　　“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蕃，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既然如此，慈禧为什么还如此惊慌？
　　因为宫中水痘得以控制以后，人们就渐渐地忽视了天花的威胁。嘉庆以后，阿哥种痘制度已形同虚设，同时传统的种痘方法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有效。咸丰帝就曾出过天花，虽然生命无忧，可在脸上却留下了无法抹平的麻点，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麻子”或“麻脸”。当慈禧听说儿子生病，尤其听人禀报：儿子皮肤上出现没有凸现的疹形红点时，慈禧失魂散魄，因为天花的感染并没有高贵与低贱之分，死神的光顾不分皇帝与平民。如果儿子真的感染天花，那是非死即伤。慈禧为儿子担心。
　　同治帝是否真的感染了天花？如果不是天花会是什么病？
　　二
　　当慈禧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得知同治帝生病，且患病症状是发烧出疹，慈禧忧心如焚。经过一夜的观察，次日，同治帝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出疹症状：“疹形透出，挟杂瘟痘”，“颗粒透出”，由此御医判断，同治帝感染了天花。
　　慈禧不敢怠慢，一面吩咐御医全力诊治，一面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谨慎照做，惟恐出现疏忽和纰漏，对儿子闯过天花这一关不利。
　　首先，供送痘神。
　　慈禧命令将同治帝发病以来就供奉的痘神娘娘迎供到养心殿来，宫内到处铺上红地毯、红对联，营造出一片喜气，期望痘神娘娘早点将撒下的天花收回。供奉三天以后，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恭送痘神娘娘于大清门外，用纸扎的龙船、金银玉帛举火焚烧，使痘神娘娘在飞腾的烈焰中升天而去，希望由此带走同治帝满身的水痘，平安度过劫难。
　　

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3）
其次，祈求祖先神灵。
　　慈禧和慈安一起到供奉祖先的景山寿皇殿——这里从乾隆时期规定作为奉祀“神御”的殿堂，祈求祖先神灵赐福，保佑儿子平安无事。
　　此后，同治帝不断出现痘粒，并开始收浆结痂脱落，似乎一切正朝着慈禧期盼的方向发展。
　　然而，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同治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湿毒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流脓水。……痘后余毒湿盛”。之后，虽然“痘痂俱落，而腰间溃孔，左右臀部溃孔……”
　　至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帝“六脉已绝”，病逝于养心殿东暖阁。
　　少年皇帝还没有来得及过他二十岁的生日就死去了，虽然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但依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种种议论与猜测。
　　从一般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办法和药物，但就是普通百姓，患天花一般也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了呢？就是在宫廷里曾经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她认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绝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合法，调护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另外，从十月三十日发痘到十一月二十日，痘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痘结痂脱落。为什么此后又突然流毒继发，而且部位集中腰臀，溃烂流脓，继发失眠多梦、遗精尿血等并发症状，又并非是一般出水痘的症状。于是，同治帝的死因引人联想。
　　人们怀疑同治帝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梅毒！
　　梅毒是一种慢性接触性性病。起源于美洲，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梅毒通过海员和士兵在欧亚两洲迅速传播，十六世纪以后传入我国广东岭南一带，后逐渐传入内地，大多流行于社会底层，尤其是花街柳巷。因为患者皮肤上毒疮红肿溃烂，状似杨梅，民间就名之为“杨梅疮”，简称为梅毒。
　　人们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并非毫无根据。
　　第一，人们认为他有感染梅毒的可能。
　　根据是同治帝在选皇后的时候，与慈禧发生了意见分歧。婚后，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帝亲近慧妃。同治帝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瑨妃和珣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又有传言说，不止一人在市井中亲眼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宫中就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染上了梅毒。
　　第二，人们认为他临死的症状像梅毒。
　　根据是同治帝从十一月二十日以后，开始出现毒疮，而且毒疮在腰部溃烂如洞，流脓不断，疼痛不止，面颊肿硬，口喷臭气。后身体溃疡，并蔓延连接在一起，最后“走马牙疳”而死。这一症状与梅毒患者临终十分相像，因此人们认为他是梅毒而死。
　　同治帝真的死于梅毒吗？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同治得病以前已经患有梅毒的可能。因为同治帝的微服私访不仅仅是时人笔记、稗史中的描写，事实上在《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记载，因为朝野早已议论纷纷，哄传皇帝在宠臣和太监的带领下冶游、私访，只是碍于君臣名分不敢直说。问题是，可能感染梅毒的同治帝，是否就一定死于梅毒？
　　据现代医学知识，梅毒感染发病十分缓慢，须经过三个发展期，如果达到全身溃烂，不治而死，须得五年以上乃至更长的时间。依据史料判断，同治帝即使死前真的感染梅毒，病史也不应该很长。如果没有其他材料的印证，就确认同治帝死于梅毒，这样的结论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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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同治之死（4）
同治帝死于梅毒缺少确凿的证据，那么，朝廷对外宣称是死于天花就可信吗？难道就不会出现慈禧为掩盖同治帝感染梅毒而篡改事实的情况吗？人们对此十分怀疑！
　　于是，在同治帝死后，人们为他的死因是天花还是梅毒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他的死因也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并称为清宫四大奇案。
　　那么，同治帝究竟死于什么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研究人员从堆积如山的清宫档案中找到了《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这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从同治帝得病入宫请脉起，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同治帝病死，前后三十六天的脉案、处方以及服用一百零六服药的情况所誊抄汇辑成册。这是同治帝病情的完整记录，非常有价值。研究人员依据这个药底簿的记载，邀请中医学方面的专家共同认定药底簿所描写的病状是天花而不是梅毒。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药底簿记载同治帝发病之初连续发高烧七天，“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以及“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等，这些都是出天花的症状。而患梅毒者则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
　　第二，从药底簿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病时出现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全身性的天花症状，而梅毒患者是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的，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
　　第三，从天花皮疹的分布部位和转化规律上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的是天花。
　　从分布部位上看，天花皮疹一般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下肢，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呈离心状分布，这与药底簿所记的症状是相吻合的；而梅毒则不同，发病的周期要比天花长，而且梅毒的斑疹大小如蚕豆，形状为圆形或略带不规则形，不是天花疱疹的那种脐形。
　　同治皇帝崩逝当日用药档
　　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