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慈禧-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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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契机，开始打压奕��。
　　二
　　首先，慈禧大打舆论声势战，她要用眼泪获得人们的同情。
　　慈禧在召见了奕��之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此时的慈禧，尽显她作为垂帘听政皇太后无奈的苦涩，眼泪再次成为她博取人们同情的法宝。诸大臣莫名其妙，不知这叔嫂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摩擦，一时无以言对。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大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越缦堂日记》）。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折中所称奕��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复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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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压制奕��（3）
其次，慈禧亲拟上谕，尽除奕��一切职务，并昭示天下。
　　慈禧再次召见周祖培和倭仁，不待看完他们的奏议，就拿出一份她以同治帝名义亲拟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并且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
　　从慈禧的这份手谕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1�贝褥�用自己不高的汉语水平亲拟谕旨，显示了她打压奕��的决心慈禧虽然粗通文墨，但她的汉语文水平不足以达到草拟诏书的程度。然而，争强好胜的慈禧，全然不顾她会将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于世，并可能成为全天下笑柄的可能，毅然抛弃御用大臣，执意自己动手起草诏书，整个朱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慈禧的用心昭然若揭。
　　2�贝褥�要的就是发难的机会，并不在意发难理由的真实与否
　　慈禧对于奕��日益膨胀的权力十分担心，她对于权力追逐的强烈欲望使她不能坐视奕��力量的壮大，更何况此时奕��的风头正健，她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只需要可以发难的口实。因此对于蔡寿祺参劾奕��的所谓徇情、贪墨、骄盈、揽权等罪证全属风闻，由此完全可以为奕��开罪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仅仅是“莫须有”的罪名就足够了。从慈禧所列举的奕��罪状来看，也无非是一些工作态度问题。
　　3�贝褥�大胆违制行事，只为扳倒奕��
　　慈禧命令罢免奕��的谕旨不必经由军机处，而由内阁速行天下，是严重违反祖制的事件。因为自雍正设立军机处百余年以来，如此重大的上谕必须经过军机处，她违制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此时军机处掌握在奕��手里，军机大臣也都是奕��的羽翼，她绕开军机处，就是希望能立竿见影地晓谕天下，以免节外生枝。
　　奕��等向两宫皇太后恭进的春帖子这样，慈禧毫不留情地开去了奕��一切差使，可怜的恭亲王只剩下光杆皇子的身份了。在清末的好几种笔记中都记载了一则无法证实的故事，而且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各有不同，由于恰好与我们刚刚讲到的处分结果相符，因而转录在此似也贴切：
　　一次，慈禧与奕��两人为不同的政见争吵起来，慈禧愤然责备奕��无理，对他说，“你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的职！”奕��也不甘示弱，回敬道：“臣是先皇第六子，太后能革我的职，却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果然，这次慈禧革了奕��所有的职务，只为他保留了皇子的身份。
　　回想政变成功以后，慈禧竟然在几日之内连封恭王几项要职，其恩泽上被母亲，下及子女。一时叔嫂之间互信之诚，报恩之厚，于历代鲜见。不想，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不由得让人慨叹世态的炎凉！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人情的冷漠，而是权力的角逐与###的惨烈已到了泯灭人性的境地。
　　三
　　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如此巨大的政治风暴，朝野上下猝不及防，许多满汉大员不知所措；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并开去所有职务的做法，人们很不理解。一时间反应之强烈，出乎慈禧意料，她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第八讲　压制奕��（4）
1�壁�书发布后，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科道言官，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
　　更令慈禧没有想到的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亲王上书为奕��辩白。他说：“有关于恭亲王的事情，实属暧昧，仅仅以语言和行为上的小过错，就骤然予以严惩，无以昭示天下。”并一语中的地指出：“恭亲王自做议政王以来，办理事物，没有听说有什么大的劣迹，惟有皇太后召对时，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这也不是臣民所共见共闻的；而所参劾的内容又没有真凭实据，若一味坚持罢斥奕��，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纷。”
　　惇亲王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而且性格直率敢言，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自然不能不考虑。次日，早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此时慈禧内心的矛盾和所承受的压力。
　　接到惇亲王奏疏后的早朝，慈禧分别召见了倭仁和周祖培等八位大臣，明确表示对奕��的处分不能更改；召见文祥等军机大臣时却说，你们共同上疏请求重新任用奕��，照办就是了。
　　于是倭仁等与文祥等共同召开六部九卿等参加的会议，可当文祥传达了太后旨意后，倭仁坚决反对，说这不是太后的旨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于是，大家只好让钟郡王（奕��的八弟）出来作证，因为这天早晨是钟郡王以押班者的身份分别带领他们去召见的，也只有他才听到了慈禧的两次懿旨。但是钟郡王却语出惊人：“固皆闻之。”也就是这两方面转述的太后懿旨都是慈禧说的，他完全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慈禧向来以机变、狡黠著称，听政三年，一直以明断与果决为朝臣所倾服，然而此时她却一个早朝两种态度，如此的犹豫不决，难怪朝臣“相顾失色”了。
　　2�辈淌凫魉�言为不实之词
　　经审讯，蔡寿祺所言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的薛焕与陕西巡抚刘蓉均是贿赂奕��而得此任，系属风闻，反倒是刘蓉戳穿了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撞骗、惨遭驱逐的事实。获悉真相以后，朝野哗然，大清帝国二百多年中，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莫须有”的罪名参劾一个亲王，而这个亲王是皇帝的嫡亲叔父，是为小皇帝的母亲一手完成垂帘听政事业的功臣，更是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然而正是依据了这些不实之词，他竟然被革去一切职务。慈禧感觉到了沉重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被迫做出妥协，当然，她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四月十四日召见了奕��，恭亲王当时伏地痛哭，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顷刻间被折转翻覆，他深感猝不及防！慈禧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地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所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内外大权。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可谓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大清帝国刚有点新气象的洋务运动又落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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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初兴洋务（1）
慈禧垂帘听政初期，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特殊时期。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政府一批上层官员，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发展近代教育、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建立了近代的海陆军。在专制主义皇权至上的历史时期里，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允许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一
　　慈禧垂帘听政以后，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学习西方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像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办合资企业、建立外语学校、送学生出国、购买军舰和洋枪洋炮、建设新式海军等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些与洋人密切相关的事物，时人称之为“洋务”，我们今天称它为“洋务运动”。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在一次次的被动挨打中，部分中国人被“打”醒了，他们开始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所未有之强敌”，怎么办？他们提出办法就是兴办“洋务”，而恭亲王奕��就是其中的一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北京的时候，奕��被留在北京负责与洋人交涉。恭亲王首先发现清军的武器不如洋人，根本打不过人家。签订《北京条约》的前几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安定门，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不签的话就炮轰北京城。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签约后，英法联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恭亲王一看清军的仪仗队与外国的仪仗队根本没法比，装备差得太远，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尤其令他羞愧难当的是，与洋人谈判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洋话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结果，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他不由得慨叹：大清帝国的武器和技术确实太落后了。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改变落后的局面，才能改变被动挨打的状态。
　　北京条约签字图
　　与此同时，一些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也在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这一点上与奕��形成共识，这些人逐渐凝聚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形成了上下呼应的局面。他们认为要挽救统治危机、抵御外侮，必须仿效西方的“坚船利炮”，“练兵制器”以“求强”。于是各项洋务活动在这些洋务派的手中一步步地发展起来：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制造局；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破天荒地委派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率清朝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几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同年第一批选派幼童留学美国；1875年，委派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国家驻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官。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1880年，在上海建立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购置军舰，并设南北电报局。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建设旅顺军港。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在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
　　福州船政局
　　这些洋务活动慈禧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哪一项活动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物，哪一项事业的实施都是平地里的一声惊雷。如此大的动作，如此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慈禧的允许和支持，坚持哪一项活动都可以给这些官员冠以犯上作乱之名，操作哪一项事业都足以令这些官员死个七回八回。难道慈禧是一个有着与时俱进思想的改革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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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初兴洋务（2）
二
　　人们支持一项新生事物，从大的方面说是人们意识到了这项新生事物对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从小的方面看，是对个人有利。应该说，慈禧已经意识到洋务活动是当时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有效手段，无论对于大清王朝，还是她的个人统治都有好处。因为：
　　1�贝褥�痛恨外来侵略，她希望清政府能够拥有有效的抵抗外侮的手段如果说慈禧欢迎外来侵略，慈禧是一个天生的卖国贼，那是有失历史的客观与公允的。因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外来侵略对王朝统治，对慈禧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强行登陆，然后打到通州，打到北京。慈禧亲身体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的惊险，也目睹了圆明园被侵略者付之一炬的景象。正是这些侵略者的肆意侵略加速了大清帝国衰亡，是洋鬼子使她后来的统治险象丛生，岌岌可危。慈禧无论如何都不会赞同这样的侵略行径。据可靠的历史记载，慈禧在英法联军突破天津防线、步步进逼北京的时候，是坚决主战的，她不赞同咸丰帝的怯懦与逃避。当咸丰帝面对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携家带口准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的时候，慈禧站出来，劝阻皇帝不要离开北京。
　　吴可读《罔极编》载：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宗庙无主，恐为夷人毁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应该说，此时的慈禧比咸丰帝更加清楚英法联军的侵略对于清政府来说意味着丧权与灾难，比她的丈夫更加懂得一国之君在“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到来之际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2�贝褥�对于能够稳固统治的富国强兵的措施是来者不拒并积极支持的（1）面对列强环视、侵略接踵而至的危殆时刻，慈禧非常清楚：只有寻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途径，她的统治才能稳固和长久。从后来洋务事业的发展来看，有时慈禧对于强兵的渴望有着一种希望一蹴而就的大跃进式的癫狂。
　　江南制造局炮厂如，慈禧已经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中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海防十分脆弱，可谓豆腐渣般不堪一击。于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些洋务领袖建议：如果凭借中国人自己的造船技术，想要短时期打造一支能够与英法强国相匹敌的中国海军是不可能的。改变这一局面的有效手段，就是尽快购买一批军舰，用以武装中国海防，缩短与强国之间的距离。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曾国藩全集》）
　　慈禧特别渴望这种简捷的强兵之路，她梦想着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壮举。所以，她非常支持购舰计划，并从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中支出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军舰。同治元年（1862），洋务派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订购兵轮七艘，计有中级兵轮三艘；小级兵轮四艘；造舰、武器总经费共计八十万两。对于当时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来说，八十万两军费开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慈禧却认为非常值得，她欣欣然于大清朝找到了一条快速赶上世界强国的捷径。
　　如果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壮大国防实力，从而很快摆脱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了。同治二年（1863），七艘军舰打造成功，九月十八日军舰驶入天津，可令慈禧及所有积极倡议购买军舰的洋务派干将们没有想到的是，到达的不仅仅是七艘军舰，还有由英国人充任的舰队总指挥阿思本以及由他雇佣的洋水兵六百人，这就意味中国的水兵不能登上属于清政府的军舰。毫无疑问，英国政府跟慈禧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中国人花巨资购买了一只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慈禧十分无奈，不知她此时是否明白弱国无外交的道理。经过多次交涉，清政府最后决定退货：各舰交由阿思本带回伦敦拍卖，所得款项尚需扣除遣散六百名洋兵之费用与阿思本个人所得。结果清廷耗时两年，总共损失了三十八万两千两白银却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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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初兴洋务（3）
清廷向外商购买武器清单（2）在古老的中国推行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没有慈禧的支持，洋务派所推行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将举步维艰。改革同文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京师同文馆
　　慈禧垂帘听政后，奕��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加强学习西方语言。慈禧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外国使馆已纷纷进驻北京，只有掌握他们的语言，才能实现与他们的沟通。于是，慈禧批准在京城设置同文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同治元年（1862）正式开馆，最初只设英文一馆，学员仅十人。第二年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官办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了同文馆。
　　随后，奕��又建议：在同文馆内再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同时提出聘请西人任教。可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来自京城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当朝的大学士倭仁为首的保守派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洋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为了支持洋务派建立天文馆，慈禧予以申斥：
　　“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着毋庸议”。
　　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发言权的。慈禧知道他的意见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为了能够使同文馆顺利招生，慈禧再次显现了她在权术运用上的智慧。她当即通过内阁明发一道上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或许这是慈禧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的难题；或许是慈禧确想让倭仁借此换换脑筋。
　　可倭仁却为难了，因为他力所不能及。于是他赶快申辩：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
　　实践证明，慈禧的决策没有错。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负责全面教学工作。同文馆在以后的几年里继续聘用外籍教习，开出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真正成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学府，成了中国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在它的带动下，继之而兴的有上海的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第一批新式学堂，这一切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正是因为有了慈禧的支持，许多洋务措施才得以顺利推行。那么我们能否由此断定：慈禧就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总指挥、总设计师？
　　三
　　毫无疑问，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推行的洋务活动没有一项是缘于慈禧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慈禧对于洋务事业的支持必须限定在不妨碍她的封建专制统治：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局限在物质层面上，引进的属技术、器物层面，且以购买为主，有利于专制主义王权的加强，慈禧就会大力支持；当洋务事业的发展必须进入到制度层面，甚至于文化层面，需要触动慈禧和慈禧赖以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时，慈禧便不再是洋务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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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初兴洋务（4）
慈禧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放在首位。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她不惜发动政变，就像铲除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一样，毫不留情。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以维持政局和权力的稳定。
　　慈禧对于洋务活动中所推行的各项内容的支持也是如此，如果她认为某项内容对她所拥有的权力不利，她一定制止。不论这项内容对民族和未来的发展是否有益。她断然终止第一批留美学生计划就应属于这样的原因。
　　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文化，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必然。洋务运动起步以后，洋务派认识到要把西学西技学到手，聘请洋人专家到中国教习是一条路径，而更好更有效的一条捷径，则就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培养懂得洋务的专家。在洋务派的积极倡议下，一项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批留学美国的计划付诸实施。
　　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他们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引起了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陈兰彬等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慈禧不断地接到有关于留学美国的学生们的情况汇报，她对于留学生抛弃传统文化的悖逆行为深感担忧，她不能坐视这些中国幼童都变成“洋鬼子”，从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于是，慈禧毅然决定放弃留学计划，招回所有的学生。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而这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通车式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这不仅是慈禧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民国时期担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慈禧缺乏作为一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和思想。她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缺乏改革的目标。数千年的专制思想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孤傲、专横并没有在她身上消失，所以她不愿主动吸纳新知识，导致她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无知。令中国人汗颜的“马拉火车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1876年在香港和上海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唐廷枢（1832—1892）奉李鸿章之命开发开平煤矿。开办之初，唐廷枢就以企业家的锐利眼光，提出必须修建铁路，解决运输问题，优质的开平煤才有竞争力。如果沿用传统运输方式，用牛车将煤运至江边，再用小船运至天津，每吨计价六两四钱，比从日本进口的每吨六两的煤还要贵，无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