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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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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枢纽为我掌握，这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当晚，邓小平和陈毅驱车进入郑州市。在郑州的几天中，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一是批评警备司令员。攻克郑州后，邓小平、陈毅任命某纵队司令员兼任警备司令员。这位司令员喜欢看豫剧，把市内警备任务安排好后，在一天晚上去豫剧院看戏去了。刚巧，邓小平有事打来电话找这位司令员，结果没有找到。看起来这是件小事。但邓小平想得很多，认为这种苗头必须抓住，于是便在中野所属部队中进行了通报批评。这件事当时就给予指战员们很大震动。45年后，这位司令员向笔者说这件事时，仍表现出对邓小平的敬佩之情。
二是打下郑州后，某纵队后勤部长到当时的铁路部门去借汽车，并与对方发生了争执。这位部长态度不好，铁路部门一直告到了上级。其实，这位部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平时工作很负责任，一贯表现不错，但邓小平还是坚持撤销了他的职务。用邓小平的话说：什么借？你是胜利之师，这是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当时，党中央规定部队解放城市时，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纪律、规定。这位部长恰恰是刚一进城就违反了群众纪律，所以，不从严处理就不足以教育大家，处理了一个，就使很多人以后避免犯错误。这叫打一儆百。结果，车子交给地方，部长撤销职务。该部长被撤销职务后其错误还被通报全野战军，刘、陈、邓还联名致电中央报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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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1）
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宿县是关键，占了宿县，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邓小平对子女们的谈话
“围师必阙”是《孙子兵法·军争篇》里论及的用兵之法。意为围攻敌军，必网开一面，以示其生，使敌存去留之心，则战守不固。若四面俱围，敌必据险死守，鸟穷则搏，困兽犹斗。《谋攻篇》认为，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意思是，10倍于敌能合兵包围，5倍于敌能3面夹击，1倍于敌能前后夹攻，势均力敌能顽强抗击，我寡敌众能组织退却。的确，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些战役、战斗，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个作战原则的正确性。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很多军事原则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在淮海战役中，指挥所部夺取宿县，抢占永城，形成对敌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生动战例，就是对“围师必阙”的修正。
淮海战役时敌我兵力对比是70万对60万，是人民解放军发起三大战略决战中仅有的一次敌众我寡条件下进行的战役。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审时度势，多谋善断，观照全局，抓住关键。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在战略分析基础上大胆地实施战役包围。最后歼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计万余人。夺取宿县，截断敌重兵集团的退路；抢占永城，封闭南逃之敌的前门，可说是邓小平等在指挥战局时下出的两步好棋。
坚决夺取宿县，制造瓮中捉鳖之势。
宿县古城，地处中原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是国民党军队徐州重兵集团要塞和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同时也是该集团通往南京大本营的必经之路。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华野集中兵力歼灭徐州以东黄伯韬兵团。中野部署攻击郑州、徐州，钳制黄维等部，邓小平、陈毅指挥中野主力于10月下旬东出徐蚌线。解放郑州以后，陈毅、邓小平在同军委和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中，数次提出前出徐蚌线，攻击宿县问题。毛泽东也把攻占宿县、蚌埠作为中野主力的进攻目标之一。认为我军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汴徐线上打一胜仗”。显然，军委和毛泽东，陈毅、邓小平都把进攻徐蚌线各点的行动看做是战役牵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发现孙元良兵团开向宿县，即判断刘汝明兵团可能放弃商丘，退守砀山、黄口地区，邱清泉兵团则可能缩回徐州，似有转入东援黄伯韬的迹象。所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上述敌情，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中心意图是从西、南两个方向对徐州采取攻势行动，并准备以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徐州中间地区，在孙元良北援时歼其一部。后来，邓小平多次讲：“宿县是关键，占了宿县，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从军事理论上来讲，如果切断敌军退路不是单纯的佯动，而是认真的行动，那么，只有进行决定性会战，或者至少创造决定性会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正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包含着较大的成果和较大的危险这两个因素，因此，一个统帅必须有种种有利条件做根据，才有理由采取这种行动。”刘伯承在11月3日给陈毅、邓小平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更加明确地表现了刘、陈、邓等前线指挥员认识战局的敏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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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2）
来电认为，敌重兵集团坚守徐州，其补给线只是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邱、刘两敌也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故来电请陈、邓切实考虑：只要不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这样，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予以攻击，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对我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极大。
邓小平、陈毅素知刘伯承多谋深算，来电所提建议与自己想法不谋而合。即斩断徐蚌线，当前目标是拦腰切断敌徐州集团后方补给线，把敌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减轻其主力东援黄伯韬兵团的压力。最终目标是隔断徐州敌重兵集团与国民党南京大本营联系，彻底陷敌以孤立，最后徐图各个歼灭。夺取宿县，显然是“瓮中捉鳖”的要招。于是，邓小平和陈毅将所拟宿蚌地区作战方案上报军委，并电令粟裕等注意判明敌人动向，所得情况即告。
果然，邓小平等不久就收到了粟裕等人来电，据俘敌称敌有南撤企图，建议迅速破击徐蚌路。毛泽东综观全局，下定决心将“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大淮海”。他致电邓小平、陈毅等充分肯定他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至宿县附近寻歼孙元良，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这时，邓小平、陈毅和于10日急赴而来的刘伯承一起，研究了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间敌人联系问题。11日，下达了徐蚌线作战命令，指挥参战部队连夜向宿县开进。12日，包围宿县县城。毛泽东对此举表示赞赏，认为“甚好”。随后，刘、陈、邓指挥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等，于16日拂晓全歼守敌，攻占宿县。与此同时，四纵等部占领固镇，控制了100公里长铁路及沿线两侧地区。
刘、陈、邓指挥中野主力等攻占宿县，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使国民党军队内部为之一震。此后，国民党报纸评论说：“###这个动作，一是截断徐州向南惟一而重要的补给线，二则为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翼###。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就是阻止黄维兵团的北进。”这段话恰恰从反面说明了邓小平等决策攻占宿县的战略作用。需要补充的是，这为把国民党军队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敌人军队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就垂手可得了。”这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过的话。时隔不到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
迅速抢占永城，造成关门打狗之势。
“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争地吾将趋其后”。这是《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一段话，意思是我军占领有利，敌军占领也有利的地带叫作争地。面临争地要趋赶后续部队快速进军。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关键时刻，永城，这个徐州西南90公里处不大的县城，则成为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
继攻占宿县之后，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中野主力于11月25日，将东援徐州的黄维兵团包围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等地，参战各部进入攻击前准备。这时，蒋介石急令徐州杜聿明集团和蚌埠之李延年兵团，取南北对进之势增援，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由于黄维强行突围未成，南北两路对进增援解围未果，蒋介石下定决心，令杜聿明指挥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约30万人，于30日放弃徐州，沿徐州至永城公路向西南撤退，拊我外翼，与李延年兵团协力救出黄维，再猬集南逃，退守长江。
永城东南、宿县西北约40公里处的小李家村，是当时总前委驻地。从11月30日深夜至12月1日凌晨，邓小平等正在作战室值班，传来了杜聿明率部向西南方向突围的消息。邓小平知道，蒋介石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加速了徐州集团覆灭的进程。因为从攻占宿县决策之日起，军委和毛泽东及刘、陈、邓就把徐州之敌视为囊中之物，准备在消灭黄伯韬兵团后发动江淮战役消灭该敌。如果该敌依托徐州工事固守，会使我军全歼该敌时日拖长，而现在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南移，时间仓促又处于无依托野战境地，这就为我军抓住该敌迅速歼灭提供了战机。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3）
对徐州之敌弃守南撤动向，邓小平等从粟裕等人来电和军委指示电中已有了解，他们也估计到黄维部死守，待徐敌南援，而徐敌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可能。当黄维兵团接近溃灭时，军委还估计到徐敌有向连云港或淮阴、淮安方向突围的可能。但是杜聿明声东击西，一面通过外国通讯社透露向连云港撤退企图，一面倾全力沿西南方向开去为黄维兵团解围。邓小平等深知，如果让杜聿明集团进占永城，顺涡阳、蒙城、阜阳一线继续南下，不仅该敌逃脱我精心运筹设下的战略包围圈，而且该敌将从我军侧后兜击，会同南面李延年等部南北夹击，黄维再遥相呼应，这样，敌6个兵团里外合应，陷中野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几十年后，身经无数次恶战的粟裕还不无担忧地对家人说：我一生指挥的战役中最紧张的就是这个时刻。
这时，军委发来急电，首先截住杜聿明集团，不让其西进或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坚决阻击蚌埠方向之敌，加速歼灭黄维兵团。即刘伯承后来比喻的“吃一个，看一个，挟一个”。根据敌情变化和军委指示，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迅速调整部署，及时作出堵截、阻击、围歼的具体计划。自然，当务之急是堵截杜聿明集团，封紧其南逃之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而当时，永城只有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守备。身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当机立断，打破平时由参谋人员与下级联系程序，超越层层指挥机构，直接要通三分区电话，亲自向分区司令员直接交代任务。使其了解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
据耳闻目睹这一非常情景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邓小平在电话中首先询问了永城守备部队情况，随后简洁地告诉对方：杜聿明集团正逃往永城的情况及其意图，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他严令对方：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接着，又加重语气：打到剩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住！再重复一次，我增援部队正日夜兼程往你们那里赶去！对方坚定地表示战至剩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敌人通过。
这支部队没有辜负邓小平信任和重托，终于顶住了敌先头部队一天多的猛烈进攻，直到我增援的大部队到达，迎头拦住了杜聿明集团西逃去路，阖紧了大门，陷其于插翅难飞的绝境。1949年1月6日，总前委指挥华野向被围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至10日全歼该敌，生俘杜聿明本人，实现了军委和毛泽东及总前委“关门打狗”的设想。
对敌实施“瓮中捉鳖”和“关门打狗”的战略，应当有足够兵力，因此，孙子讲要“围师必阙”，三十六计中，“关门捉贼”讲只对“小敌囚之”。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敌众我寡形势下“关门打狗”，与敌决战，表现了邓小平等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1月1日，身在淮海前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其中讲到第二野战军浴血奋战歼灭黄维兵团的惨烈战况：
“歼灭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野各纵伤亡达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人们至今还记得，在40多年前发生在中原大地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淮海战役，邓小平在指挥中原野战军等围歼黄维兵团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只要歼灭了黄维兵团，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歼击黄维为上策”。
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中野等在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承先启后的关键，是邓小平等争先走出的一步有惊无险的好棋。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成立后考虑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第二阶段战役目标如何选择。当时，对敌作战目标有三个，一是徐州3个兵团，二是蚌埠、固镇2个兵团，三是宿县以西1个兵团。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4）
毛泽东对徐州之敌最为关注，他主张在北线分割、围歼该敌，南线打包括黄维在内的3个兵团，并作了具体部署。粟裕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华野已经部署好，将集中全部兵力在北线打徐州之敌，并提出中野对付南线之敌。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认为，以中野、华野两个野战军实力，同时在南北两线进行两个大的歼灭战力所不及。从中原战场敌情看，北线徐州之敌鉴于黄伯韬兵团被围歼，猬集徐州地区，不易割裂，南线中有2个兵团行动谨慎，北进迟缓，只有黄维兵团骄横胆大，孤军深入。但其远道疲惫，远离后方，开来的3个军7个师中，强的只有3个师。所以，刘、陈、邓在11月14日就向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如黄维出永城和宿县，我集中8个纵队，“歼击黄维为上策。”11月19日，邓小平与刘、陈磋商后，接连起草电报致军委和毛泽东并粟裕等，全面陈述敌我双方情况，在知己知彼基础上重申，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
毛泽东等认真考虑了总前委意见，改变了原来在北线打或南北线同时打的设想，把第二阶段作战目标选在南线由蚌埠东进的黄维兵团。11月22日，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李延年兵团在蚌埠畏惧不前，而黄维在蒋介石封锁消息并再三催促下，继续冒进。邓小平和刘、陈经仔细研究，决定抓住战机，首先求歼黄维兵团。于是，邓小平又为总前委起草了先打黄维的请示报告，提出，此时“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力”，并请粟裕等至少派4个纵队加入歼黄作战。24日，毛泽东代表军委复电“（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样，以中野为主，由华野配合，首歼南线黄维兵团的战役方针确立了。这是统观全局，加速决战胜利的正确方针。
“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
刘、陈、邓确定并坚持由中野为主围歼黄维，实际上是“啃骨头”。用刘、邓自己话形容叫“瘦狗屙硬屎”。连日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详细全面地了解部队状况，认真收集黄维兵团情报，内心感到焦虑不安。
从敌人方面讲，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辖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等，共12万人。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特别是第十八军（即原整编第十一师），是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军官一律军校出身，士兵受法西斯教育极深，军中实行连坐法，训练严格，讲究战术。整个兵团武器装备先进、机动性强。黄维本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对蒋介石惟命是从，忠心耿耿。
相比之下，中野7个纵队也是12万人，兵力上与黄维兵团旗鼓相当，但由于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消耗和部分兵力留置，造成各纵队兵员不足。除第一、第四纵队各有9个团外，其余各纵均只有6个团。第九纵队只有5个团，每纵队平均万人，第二、第十一纵队各仅有万人。武器装备方面，除了几十门野炮、山炮、步兵炮和200多门迫击炮外，基本武器只是轻重机枪、步马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不足。显然，以敌我兵力相当，武器装备我处于明显劣势情况下，来歼灭蒋介石这支王牌军队，是相当吃力的。刘、陈、邓都意识到，这是一场恶仗、一场硬仗。
战役结果完全证实了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的判断。中野参谋长李达战后陈述：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战况最剧烈的一次战役，而双堆集作战，则是中野在自卫战争以来规模最大而且最剧烈的一次作战。这次作战，所遇到的敌人，是蒋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现代化，工事之强度，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也都是第一次遇到。这表明，围歼黄维是中野逐鹿中原后遇到的一块最硬、最难啃的骨头。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也说：“在总攻的时候，中野各纵队伤亡达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战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5）
“烧铺草”是南方一种习俗，即人死后要把死者铺过的草烧掉。邓小平在各纵队首长会议上告诉大家，就是要有“烧铺草”的决心，就是要拿出“倾家荡产”的气魄。他说：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助下，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类似的话还有：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围歼黄维兵团从11月23日开始，至12月15日胜利结束，历时23昼夜。11月23日至24日为阻击作战阶段。刘、陈、邓指挥中野一部，利用南坪集诱敌深入，然后分别由东西两侧向中心突击，结果将敌包围于宿县西南双堆集等地。11月25日至12月3日是紧缩包围、准备攻击阶段。开始，黄维奉蒋介石命令不顾一切地以主力向东攻击突围，因廖运周率一○○师起义和我军顽强阻击而受挫。此时，由于部队对敌混乱状态估计过高，对其防御能力估计不足，突击时又准备不够，作战时只是猛烈突击，致使部队伤亡较大，收效较小。
针对这种急躁轻敌情绪，刘、陈、邓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电示，提出“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稳步攻击。在总攻准备下，又创造了近迫作业和飞雷等好战法，结合阵前攻势，从斗志上压倒敌人。但蒋介石孤注一掷，密令杜聿明率3个兵团由徐州南下，企图夹击中野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合兵南撤，蚌埠之敌也同时北犯，已推进到距双堆集35公里处，战局瞬息万变，中野面临南北两部敌人的两面夹击。可见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确实起到了牵制全局，承上启下的作用。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当机立断，令粟裕指挥华野以强大兵力，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追击和拦击，于12月4日，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徐州西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同时派一部向南防御，增强阻击南面敌之力量。并经军委同意，决心首歼黄维兵团。
12月4日至12月15日为阵地歼灭战阶段。刘、陈、邓精细计算了敌兵力损耗情况后，决定调整作战部署，组成东、西、南三个集团做向心攻击，并起用总预备队华野两个纵队，调华野特种兵纵队一部参战，于6日发起全线总攻。此时，中野已伤亡达2万余人，但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许多部队在战斗中，连排干部全部伤亡，班长、甚至司号员、卫生员等，都自动代理连排干部，全军将士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连续战斗。各部队纷纷提出，哪怕一个旅编成一个营，也要坚决执行刘、陈、邓总攻命令，战斗到底。
连日鏖战，我各集团进展很快。但敌猬集一团，以房屋为核心，地堡群为骨干，做困兽犹斗。在优势火力掩护下，疯狂向我攻击。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投降，继续率部防守，施放毒气，由空军掩护，企图顽抗到底。为早日全歼黄维兵团，保障华野围歼杜聿明集团，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以最大决心一再整编部队，继续顽强作战，同时增调华野三纵参战，华野鲁中南纵队为战役预备队。战至15日，敌残部向西突围，我及时调动部队堵击、追击，当夜全歼黄维兵团，生俘兵团正副司令官黄维、吴绍周。
围歼黄维兵团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这是淮海战役全过程中费时最长的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以后，刘、陈、邓立即赶往华野指挥部蔡洼村，与正在指挥攻打杜聿明的另两位总前委成员粟裕、谭震林会合。就在村中的农家小土屋门前，总前委的五位成员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留下的合影。从这张珍贵的历史性的合影中可以看到：此刻站在刘伯承和粟裕中间一向军容整齐的邓小平，忙得连胡子也没有来得及刮。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几位成员，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和胆略，导演了淮海战役这出蔚为壮观、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创造了中野、华野战史上光辉战例。66天的淮海大战，我军以60万人战胜了敌人80万人。连举世闻名的军事家斯大林得知此役战况，也连连称赞，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道：奇迹！真是奇迹。而毛泽东则幽默地打了比喻告诉刘、陈、邓：一锅没有煮熟的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1）
1945年，邓小平、卓琳、刘伯承、汪荣华和他们的孩子在河北武安县留影。
开完会后，我和（你）陈伯伯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去曲阜看了孔庙，然后我们才回前线。
——邓小平对子女的谈话
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1949年3月5日，河北省平山县（原建屏县）西柏坡，中央机关职工食堂里。正面几张长桌，桌上铺着白桌布。桌后的靠背椅，摆得整整齐齐。正面墙上并排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画像，两侧分别有鲜红党旗。会场不算宽敞，却布置得整洁、朴素、庄严。这就是中共在夺取全国胜利、创建新中国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场。邓小平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现在，我们能看到邓小平正在会上发言的两张照片：邓小平身穿棉衣，头戴棉帽，上衣兜里插着支钢笔，站在发言位置，他眼睛不断地扫视着会场。身后的党旗和窗户的半面依稀可见。不同的是一张微侧低着头，另一张是抬高了头。
邓小平在这次重大的会议上作了几次发言，讲的内容是什么，尚待有关专家去发掘资料，深入研究。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对毛泽东在会上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二是对目前形势分析；三是关于全会上提出的城乡问题、战斗队、工作队等问题；四是关于华东军管固定范围和人事安排。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讨论人事安排时），并谈了部队渡江、新区筹粮、城市筹款、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对这些，毛泽东表示赞同：“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会后，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和陈毅等，具体商谈渡江作战问题。
几天里，邓小平经常思考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关于城乡问题，他觉得第一次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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