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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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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里，邓小平经常思考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关于城乡问题，他觉得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不要农村，而又没把城市搞好。现在即将进入城市，执掌全国政权，这就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实做到城市领导乡村，搞好工农联盟。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战略问题。
会议期间，摄影师又留下了一张合影：陈毅左手持烟，右手抄在上衣兜中，满面笑容地面向邓小平。邓小平则站在陈毅旁边，两人似乎在商量着问题。他们的身后站着张鼎丞、张际春。从画面上看，这似乎是在会议休息期间。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是2月28日一起前来西柏坡，另两位总前委委员刘伯承、粟裕在前方主持战事未能到会。会上，大政方针已定，渡江战役也大致商定，大部分部队进入休整时期。所以邓小平、陈毅心情轻松，会后返回前线途中，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到曲阜看了孔庙。
1947年12月，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中的第五条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他主张，有准备、有把握的胜仗，战前必须进行必要的侦察，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战役（斗）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1949年组织领导渡江战役前夕，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是保障渡江战役获得全胜的突出范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决定：渡江作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时又向邓说：交给你指挥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2）
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深知：虽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在长江以北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但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并未甘心失败，而是在蒋介石“下野”、国共“和谈”烟幕掩护下，采取“直接配备”，以汤恩伯、白崇禧两个重点防御集团守备的京沪杭地区和武汉地区为要点，在18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布防。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以江为界，制造“南北朝”。而长江自古以来被视为天堑，江宽水深。四五月间水位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江水猛涨，风大浪高。
关于渡江作战计划，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战犹酣时就运筹了。1个月后，刘伯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总前委提出：这次渡江是一字长蛇阵齐头并进，稳健地集中使用兵力。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的中原局扩大会议，也讨论了渡江作战准备的一些问题。2月8日，邓小平又在商丘主持由中原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等商谈渡江作战问题。3月2日，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一步讨论渡江南进问题。26日，邓小平、陈毅等又听取了三野各兵团首长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着重研究京沪杭地区战役实施方案。
安徽省肥东县瑶岗村中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曾是总前委的驻地。3月31日，邓小平在这里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此，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们司令部作战室，专门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讨论。小平同志最后作了结论，讲了该怎么样打，该怎么样部署。会后，（3月）29号，小平同志对陈毅说，你们把我们讨论的写一个作战计划过来。陈老总找到我，说这个参谋工作我也不太熟悉，说你来写，让我写。当时我就写了一个‘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写了以后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讲，写得太具体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小平同志讲，作为总前委写这个作战计划纲要的话，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要指挥员有一个机动的余地，他们会按照战斗的情况执行，所以他自己写这个作战纲要。”
于是邓小平亲自动笔，拟定了《纲要》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文献。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3日，军委批准了这一纲要。实战表明，邓小平拟定的这一作战纲要，是科学性和可行性，坚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总前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由邓小平拟定的《纲要》，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实践证明，《纲要》是我军作战指导宏观决策的范例。
1949年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3）
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进攻者来说常常是很不方便的，因为江河防御具有很大的价值。“可是当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魄力很大，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时，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反而会给进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这是130多年前克劳塞维茨在阐述渡河作战时讲过的一段话。1949年4月底，邓小平和陈毅稳健地步入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总统府，高兴地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南京古城。促成他此行的自然是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的原因是百万雄师渡江战役的胜利。邓小平等指导发起渡江战役可谓是势如张弩，节如发机。
临阵受命，精心统筹。
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大兵团强渡江河湖海，同依恃江河防御的对方决战，能获得全胜的战例并不多见。因此，蒋介石在1800公里长的长江中下游南岸部署了70万人，由海、空军协同，组成“陆海空立体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阻挡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邓小平等则在合肥附近瑶岗村，“统一指挥华野、中野，主持全局”，统筹部署渡江战役。
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此番领导百万雄师南渡长江，大致时间是敌我双方均有所料之事，但是，具体日期还需精心选择。渡江战役发起日期数次变更，这主要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以及总前委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和气候变化而决定的。
1949年2月，邓小平根据军委两大野战军准备三四月渡江南进的指示，主持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问题。会议提出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因为敌内部政治矛盾未解决，军事部署上对守江岸还是守京沪杭要点，或者退守浙赣线举棋不定。此时雨季未来，春汛未发。中央军委同意这一方案。
3月上旬，毛泽东等与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邓小平等，鉴于国共两党即将和平谈判，经反复研究后把起渡时间推迟到4月10日。随后，邓小平回到前线主持总前委会议认为，10日恰为阴历十五，月圆通宵，影响我军突破江防突然性，遂主张15日黄昏渡江，军委表示赞同。邓小平等致电二、三野首长，讲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渡江行动要严格受到和平谈判进程制约。要使军事、###高度统一。
4月中旬，中央军委鉴于和平谈判已有进展，电示总前委，欲将渡江时间推迟半月或1个月。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邓小平等经多方面调查认为，5月江水比7、8月还大，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而签字之事，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故建议先打过江，以争取和平接收。这时，军委告总前委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以免松懈士气。
对此，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他们在下达的指示中强调：我们应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之基础上进行渡江，“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如政治需要，还将再次推迟。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此间，“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对总前委这一指示，军委认为“甚好”。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陈毅等继续详察敌情、水情，根据谈判期限和气候有利条件，于4月17日提出于20日夜全线渡江作战，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一气打到底。同时号召全军将士在总前委领导下，同心同德，完成渡江南进的伟大任务。于是，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电报，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这时，中突击集团准备先期渡江，邓小平等以总前委名义复示：“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该先过江，不必等齐。因为全长1000余公里长的战线上完全等齐是不可能的”。此时已是弹上膛、刀出鞘、帆满风，万事俱备。
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4）
腰斩蛇阵，挟首击尾。
古文记载：恒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面对长江守敌一字排列的“长蛇阵”，总前委决心采取横斩蛇腰，挟其首，击其尾战法，使敌顾此失彼，首尾难顾。4月20日夜，总前委指挥中突击集团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拦腰折断敌长江防线。乘其全线动摇，惊慌失措之际，总前委又命令东集团、西集团于21日黄昏，同时在东起江阴、西至马当约600公里长江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在四野等部的配合和强大炮火掩护下，我渡江部队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驶向对岸，突破当面江防后，乘胜向纵深发展，东集团炮兵封锁长江，断绝敌舰往东的逃路，另部攻占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京沪铁路交通线，并于23日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西集团一抵达南岸，便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之，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过江登岸，对敌实施连续突击。战役发起4小时后，成渡部队就达16个团，控制了江南岸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登陆场。渡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陈毅当时就用“旌旗南指大江边”，“直下金陵澄六合”的诗句来描述渡江成功盛况。汤恩伯眼见江防部队一触即溃，为避免在沿江被分割围歼，他下令芜湖以西部队沿浙赣路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撤退。其余江防部队也向南溃逃。
宜将剩勇追穷寇。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鉴于敌准备在浙赣线重新组织防御，防御不成则继续南逃的企图，紧紧把握战局发展关键环节，及时调整战役部署。当指挥西集团的刘伯承根据战况，提出二野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全力直出浙赣线的建议时，邓小平等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在与刘伯承等共商后，总前委将西集团作战部署上报军委追认，在刘伯承直接指挥下，西集团二野三个兵团兵分三路，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进军速度加快，追击战果显著。于5月上旬，控制了长达400多公里的浙赣线，完全粉碎了敌在浙赣线展开、组织反抗的企图。
与此同时，邓小平、陈毅和粟裕等，指挥渡江后的东、中两集团，以钳形攻势迅速前进，首先在郎溪、广德山区合围歼灭敌5个军8万多人。随即又鉴于汤恩伯集团约20万人退集上海，负隅顽抗，不成则从海上撤逃的情况，命令三野集中8个军，仍采取钳形攻势，切断敌海上逃路，然后聚而歼之。至此，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军政兼施，力求全胜。
上海是全国经济中心，也是蒋介石反动政权赖以支持的基础之一。对此，蒋介石决定重点防守。他于4月26日赶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防务。他企图凭借20万守军，依恃坚固防御设施，争取时间，抢运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贵重物资，并准备破坏城市，挑起国际事端，促使美国直接出兵进行武装干涉。
邓小平在《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就预计到“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5月初，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在丹阳一起谋划渡江战役第三阶段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问题。攻占上海是一场特殊战役。陈毅比喻，这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城市精华。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与陈毅等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上海战役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免遭战火破坏，以利日后建设。在具体部署上，邓小平等慎之又慎。
5月2日，邓小平等在听取汇报时认为，在长久围困；攻敌薄弱之点；两翼钳击吴淞口断敌海上逃路，在市郊诱歼敌人这三个方案中，第三案最佳。这样暂不攻市区，使城市少受破坏，又断敌逃路。据此，上海战役第一阶段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展开。激战中，邓小平等又及时电示：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好充分准备。经10天激战，我军完全击破敌淞沪外围防御体系，迫敌主力出市区防御。转入第二阶段战斗时，邓小平等又提出由南向北，总攻市区，全歼守军的意见。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作战开始，我各路部队以“保民何惜血沾衣”的精神，严格执行不使用重武器射击规定，采取机动灵活战术，攻占市区要点。25日，策动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起义。至27日下午，完全解放上海。我军激战16天，以伤亡万人代价，歼灭上海守敌15万人。此后，邓小平又花很大精力进行教育接管干部，圆满完成接收上海的任务。至此，伟大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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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5）
邓小平等领导发起的渡江战役，势如泰山压顶，攻如囊中取物，既未遭敌“半济而击”，又未使敌首尾相顾，最终大获全胜。邓小平当时就指明，此役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在军事上“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
我们仔细地回顾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如果把这四个战役按地划分为南线和北线的话，淮海和渡江战役是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胜利实施的，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南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邓小平了。30多年后，邓小平也是这样说的。
南京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1949年4月27日深夜渡过长江后，就住在蒋介石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上海解放了，邓小平与陈毅于6月进入上海，两家合住在一栋小楼里。有一天，两家人合拍了一张照片。
5月，邓小平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当面汇报3月份以来的工作。中共领袖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爱国团体，正在紧张地筹备着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身为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于7月19日写信给在上海的华东局主要成员，转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主要内容为：新中国即将建立，帝国主义将采取各种方式直至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而我们要迅速占领全国，外交方面采取一边倒，内部政策上要强调自力更生。这样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立于坚固基础上，“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8月4日，邓小平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作了报告，介绍了从渡江战役到解放上海的情况。例如渡江战役胜利的原因，军事占领后城市接管工作等等。
据邓小平子女介绍，在上海，他大病了一场，头痛得卧床难起，可见征战之辛苦！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和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数十万军民，和全国人民群众，欢庆着人民胜利的伟大节日！不过，他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军事斗争的结束。在西北，东南，西南，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苟延残喘。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已经授权他和刘伯承率二野进军西南。当年，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国民党曾经误判是要入川，现在，刘邓大军这柄利刃真的已经悄悄地指向了大西南，这一年，邓小平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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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1）
含饴弄孙。
对于邓小平来说，中共八大是他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标志。他协助毛泽东总揽筹备工作全局，展示了他卓越的才干，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说：……这一切为召开党的八次大会作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央认为，召开八次大会的时机完全成熟了。
1。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宣布了1956年下半年召开中共八大的决定。半年后，在举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仔细审阅了一遍，然后报请毛泽东最后定夺。很快地，毛泽东的批示转回到邓小平手中。内容为：“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只改了几个字。”
于是，10月初邓小平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召开党的八大决议草案的说明。通过他言简意赅的说明，与会代表们对党的八大未能及时召开的原因、将要举行的八大主要议程、代表的选举及召开的时间等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
邓小平告诉大家：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到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中间相隔十一年。1945年到1949年这四年，我们正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两年，我们全神贯注于进行并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巨大的工作，并且进行了紧张的抗美援朝的斗争。
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他来到中央工作后的当年年底（即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过召开党的八大，并决定此前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3年下半年，党中央觉察了高饶反党活动的问题。经过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很显然，高饶的分裂活动，延迟了党中央关于同全国人大同时举行八大的设想。
邓小平接着对与会代表们说：此后的两年中，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了宪法，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又通过了整党、建党、审查干部、总路线宣传、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党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完全成熟了。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共鸣。
在此前后，邓小平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大会筹备工作。从确定八大报告起草人员到大会议程，从安排大会发言到逐篇审阅发言稿，从讨论八大代表选举问题到代拟大会通知，关于八大的“大事小情”，他几乎都参与了。
2。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工作十分重要。1955年4月21日，邓小平将草拟上述报告的起草委员会名单报送毛泽东。根据毛泽东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批示，5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予以通过。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修改党章及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有邓小平、###、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谭震林。上述两个起草委员会只有邓小平及胡乔木同时参加。作为大会的主要筹备人之一，邓小平还担负着大会及会议文件的宣传解释工作。
邓小平起草文件向来是简洁、明确。1956年8月15日他在北戴河代替中央起草下发的通知：（一）八次大会定于9月15日开幕。（二）现决定9月1日到9月14日，举行八大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8月31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大会举行前3天邓小平还审定了会议规则：（一）大会会议每日下午2时开会，7时休会。（二）大会发言先向主席团报名，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但是个别的发言时间，在得到执行主席的同意之后，可以超过20分钟。（三）通过大会决议的时候，用举手方式，分赞成和反对两次表决。（四）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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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2）
8月22日下午5时，中南海勤政殿，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等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103人来到会场。会议开始，邓小平就八大的六个文件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他认为，八大议题和安排发言，应该突出八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主题。他说：“像工业方面，除了一些比较带系统性的发言外，还要组织那么二十几篇稿子，这样才表现出会议是在讨论建设这个重点，只那么两三个人发言，谈搞计划、搞建设，大会里面的空气不多，那也不好。”
毛泽东赞许的目光从邓小平身上移开，转向大家，他强调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他略为停顿一下又讲：“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真可谓重点突出。
3。中南海内的西楼，是中央办公的地点之一。1956年3月23日，邓小平在参加苏共二十大返回北京后，在这里主持中央秘书长会议，讨论八大代表选举等问题。1个月以后，他又在同一地点——西楼会议室召开中央秘书长会议，具体讨论出席八大代表的名单。关于中央一级机关出席八大代表候选人问题的讨论，是在5月份进行的。11日、12日、18日，邓小平连续主持秘书长会议，讨论商定这个问题。12日下午，他还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专门讲解这一问题。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这个问题。
值得提出的是，为使王明能够参加八大，邓小平也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7月31日，他在北戴河为中央起草了一封给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的信。信中通知他：党的八大已经定于9月15日举行，王明将作为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如果身体健康条件许可，中央希望他能出席大会。王明没有答复。8月6日，邓小平又为中央拟定了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李富春的电报稿，请李去看望王明，告诉他召开八大的会期（9月1日起开预备会议），询问他身体状况及可否参加八大；如果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请问他可否对大会提出书面意见。
这次，王明不得不表态了。姗姗来迟的9月8日复电，很快地转到了邓小平的手里。复电为：“自八月七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曾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专电请假。”根据毛泽东“此件可印发各代表”的批语，邓小平将王明的复电印发给出席八大的各位代表。尽管王明未能参加八大，党中央还是本着团结犯错误同志的态度，和七大一样，选举他为八大中央委员。10年以后，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中又提到这件事，他说：“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
在邓小平协助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大筹备工作，紧张繁忙而又发扬民主。据参加从筹备到召开的李雪峰同志40年后的回忆，当时“中央很注意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走群众路线。筹备工作最早是提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由邓小平和一些老同志负责。先从六个大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中选，大家可以随便提，提了约400人，比较全面”。
邓小平说：先提大势，先提方针性的意见。但有些文件，像党章，就不那么好提大势了，必须是哪一个字要改，就改哪一个。
1。 1956年9月16日下午2点，全国政协礼堂内非常肃静，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邓小平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到装有6个麦克风的发言台前，戴上眼镜，开始作报告。当时的新华社讯这样报道：“邓小平的报告长两万九千多字，共历时两小时又十五分钟。他的报告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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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3）
根据史料记载，从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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