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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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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5）
刘、邓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之举表明：“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刘邓大军这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此后就一直高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头上！
这里，有几件小事也反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难困苦。
一是刘、邓接到党中央、毛泽东急电，定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后，为了轻装，炸掉了重炮和缴获的美式吉普车。
二是过汝河时，邓小平一直站在汝河边指挥部队尽快过河，天上飞机不断轰炸，纵队首长一再催促他先过河，可他还是坚持等大部队都过后他才离开。过河时，警卫员由于慌张，不慎把邓小平的行李掉进水中，捞上来时，粗布被子已经被染得一塌糊涂。邓小平则安慰警卫员说：正好，以后可以当花被子盖了。
三是过淮河时，刘邓大军冒险涉过淮河，刚刚走出5里多路，追兵就赶到北岸。不料河水已经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官兵无法想象刘邓大军怎样涉渡，只好望河兴叹。原来，刘、邓涉渡淮河时，恰好是两个洪峰之间，空过时间约20个小时以内，他们是抓住这个空隙之间过去的。刘、邓是先洪峰即将到来而过河的。而追兵赶到，恰好是洪峰到来，也许是天造地设，邓小平诙谐地说，这是“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
说到抢渡黄河和进军大别山，很多画册常用这两幅照片：一是船工们在黄河岸边撑着船，船上坐着渡河的指战员。二是指战员乘坐马匹，涉过遍地积水泥淖、浅则及膝，深则及脐的黄泛区。两张照片均为夜间拍摄，图像还是十分清晰，但仍然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种紧张、秘密的气氛。
初入大别山的邓小平马上就提出这样响亮的口号：
“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笔者曾结识一位老人叫郭汝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军衔至中将，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他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后来担任四川黄埔同学会会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称笔者与他是“忘年交”，他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笔者曾去探望他，并通过他认识了另一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宋希濂。
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曾采访郭汝瑰，了解国民党方面当时对我军挺进大别山的反应和淮海战役中的一些情况。于是，他对剧组人员讲道：
“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呀，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枯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那刘、邓是最危险的了。进去，他本身是个危险的事情，他敢干，他一进军大别山，就把整个状况都变了。（国民党）所有人马，大别山分一部分，国民党的部队都分散了。”
刘邓大军迅速挺进大别山区，直接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蒋介石急忙调集了33个旅进行全面“围剿”，大别山区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下达了指示，指明今后的任务是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全部控制中原。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8月31日，他在河南省光山县北向店，向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这一天，天气炎热。邓小平站在一张方桌前，桌子上没有讲稿，连提纲也没有，只有一把水壶、一只水碗和搭在上面的衣帽。但是，邓小平深入浅出的报告内容，通俗易懂的讲解，使周围席地而坐的干部们发出会心笑意。他一语中的：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这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接着，他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并提出目前的具体任务。
邓小平慷慨激昂地讲道：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十分光荣，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十分坚定！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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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6）
“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邓小平最后以有力的手势，结束了报告，指战员们报以热烈掌声。一位记者抓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瞬间。
9月，刘邓大军在商城、光山两县连打三仗，将国民党南线机动兵力吸引到大别山北麓，鉴于敌军的分进合击，实行包围，10月，刘、邓以两个旅伪装主力留在北麓与敌周旋，以主力7个旅趁机前出鄂东，在敌情严重，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发起张家店、高山铺战斗，开辟大别山根据地。
刘、邓率部在大别山区的英勇行动，不仅使武汉三镇一日数惊，江西九江也受到威胁。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刘、邓部“有向九江渡江进攻之势，斩断长江，重建早前的赤区。”遂设立国防部长白崇禧兼主任的“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指挥部队沿江守备，以巩固江防，后侦知二野无此企图，乃是一场虚惊”。但是，敌军为巩固平汉路，确保长江大动脉，仍集中33个旅的优势兵力，以肃清我军为目的，于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围攻。
一时间，大别山区上空战云翻滚，“清剿”与反“清剿”大战一触即发。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身临前线的刘、邓敏锐地意识到：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关系极大。于是，刘、邓决定分兵！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指挥三个纵队并结合军区武装，在大别山区内线进行小规模战斗和游击战争，继续有力地牵制敌军；刘伯承率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机关并指挥第一、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淮西、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扩建根据地，并配合陈、粟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在外线歼敌。刘在淮西指挥全局。
刘、邓曾为谁率部坚守大别山有过争论。显而易见，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可谓是重中之重。所以，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留下，结果，还是被邓小平抢在手中。于是，1947年12月10日深夜，刘、邓两人暂时分开了。邓小平关切地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态度坚决：“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邓小平曾这样向中央军委陈述：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李先念是11月27日与刘、邓会师的，他生长在大别山区并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杨国宇曾高兴地说：“李先念对大别山情况最熟悉，我们可以不要地图了。”分兵时，李达参谋长神情严肃地告诉有关人员：“刘、邓分开行动，要保密！保密！”很显然，李先念、李达是辅助邓小平领导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得力助手。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
部队初进大别山，地形不熟，语言不通，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并且无后勤供给。当地匪特造谣惑众，说什么：“刘伯承一个眼睛，现在两个都瞎了，不能指挥我们，要失败”；“刘、邓要回四川，我们来送，将来怎么回北方”；“刘、邓在冀鲁豫未来，用电台指挥”等等。上述情况使部分指战员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出现了信心不足的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的现象。9月27日至29日，刘、邓在光山县砖桥乡文氏祠连续3天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又被风趣地称为“安卵子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分析了全国形势后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地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他话题一转：“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战场的新变化……”随后，刘伯承作了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要“挺起腰杆站队”。至今，有位当年给会议送水、洗衣服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情况，开会时，首长们都蹲坐在地上，邓小平讲话时挥着手，很激动。会议开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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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7）
关于“王大湾会议”的地点问题，有人在当地党史部门听到这样说法，实际上，光山县并没有王大湾这个地名，文氏祠所在地方并非叫王大湾。当时言称王大湾开会，是为使会议在极端保密情况下顺利召开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这次会议使大家明确了坚持大别山斗争和全国战局的密切关系。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从而成为坚持大别山艰苦斗争的一个转折。后来，邓小平讲：“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士气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九月就有这个经验。”很快，主力部队在大别山南麓就取得了高山铺等战斗的胜利。
不久，在主力逐步北移过程，部队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战的急躁情绪。“总想打个歼灭战”。邓小平回忆：“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在他看来，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否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站稳脚，站得住就是胜利。“一切为了站稳脚跟”。这样，刘邓大军前抵长江，扩大了解放区，面对武汉等敌重兵盘踞的大城市，威胁国民党统治，“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位老同志在当年日记中这样记下了邓小平：“8月30日。邓政委报告：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9月12日、13日。黄家湾，首长们住下后，出外散散步，他们一边走，又好似一边在想，部队到一个新地方，地形不熟，敌情不明，担心吃亏。邓政委老看着那几匹骡子，是否又要叫我们减少呢？10月21日。由洗马畈起身，爬三角尖，马不好骑，刘司令员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邓政委不用手杖，抓着小树直向前冲。……刘、邓很喜欢向这些老和尚问东问西；11月10日。开会，邓政委先作报告，后刘司令员作报告；11月27日。今日特别高兴的和值得记载的是刘伯承、邓小平与李先念会师了；12月10日李达参谋长找我说：今天按前天分的走。保密。我同邓政委、李副司令员向南，刘司令员向北，怎么走，刘司令员知道；12月11日。到苏家河西北之崔家坂。从此心照不宣，按名单有计划地分开。”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1）
1939年8月，邓小平、卓琳在延安结婚，成为革命伴侣。这是回到太行山的邓小平和卓琳。
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
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是刘邓大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辗转于大别山北麓的丘陵地带。特别是第六纵队担负的任务最多，来回穿梭。一会由西向东，一会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迷惑敌人。
据一位老同志的《前指纪事》记载：1947年12月11日，邓率前指在湖北省黄安（现红安）县；16日到河南省新县；22日东进到商城县；24日东进到安徽省金寨县；26日返回商城，连续3天北上，30日又东进至金寨县，6天后又返回商城，第二天又继续西进。正如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发出的指示电所言：“好击必击，不好击就游。游，必采取以迂为直的行动，不可老走一路，不可老驻一地。”
令人感慨的是：率部与敌人日夜周旋的邓小平，自己虽然时刻处于艰难危险之中，却时刻惦念着转战陕北，吸引胡宗南重兵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已有3天没有得到陕北方面的消息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贺酒。
邓小平不仅着眼于全国战局，还关切着友邻部队。当粟裕等得知大别山区斗争十分艰难，要支援大别山，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时，邓小平于12月22日提出：大别山局势虽然严峻，但我们已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而他告诉自己所属的指挥员：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这对全局有利。1948年2月9日，他还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示：为继续拖住大批敌人，更有力地配合粟裕的机动，大别山区的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可以说是邓小平一贯思想和精神。鲁西南战役结束不久，刘、邓不顾未及休整，敌情严重等巨大困难，为解决陕北、山东之危，服从全局，毅然提前出动“以应全局之需”；为减少兄弟部队损失，建议党中央不要派增援部队或运送物资前来；淮海战役中邓小平说：只要消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原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渡江战役后，党中央曾考虑让刘、邓驻守南京、上海等富庶地区，而刘、邓又主动承担了进军大西南的重任；成都战役结束后，刘、邓又严令所部不准进城，而让兄弟部队驻守成都。邓小平曾经称赞刘伯承：“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堪称坚决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模范”。实际上邓小平也正是这样的模范。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2）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最困难的时候，警卫员看邓小平特别瘦，就想法找到两个鸡蛋，冲了一缸子鸡蛋茶给他喝。邓小平只喝了一半，另一半一定让警卫员喝下去。还有一次，他发现警卫员鞋前头露出脚趾头，就心疼地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那双旧皮鞋穿上。吃饭困难，烟也没有保证。以往他想抽烟时，总问警卫员“咱的小饭锅还有没有？”一听说没问题，他就很高兴，而如今，数万名官兵吃粮困难的压力是很大的，平时言语不多的邓小平更加沉默寡言。没有烟抽，他就一个劲地摆牌。经过反复考虑，他命令部队打粮食。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心和行动，部队才渡过难关。解放以后，邓小平还专门组织人到大别山区中调查，对当时供给部队粮食的群众给予赔偿。
1948年的元旦，邓小平是在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度过的。他这次到漆店区楼房村，主要是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克服出现的“急性病”，如工商政策的落实情况。前一天上午，他了解了贫雇农情况，强调必须建立贫农团，有了这个核心，才能充分发挥贫雇农组织的作用，把根子扎牢，经得起斗争考验。对当地干部汇报“有些中农多余的耕牛可不可以分”的问题，邓小平听得很认真，但未马上回答。李先念表示不能分，并说：“这个问题，只要向贫雇农讲清政策，是很好解决的。”邓小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然后又仔细地询问当地有没有工商业，指示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把工商业发展起来。夜晚，邓小平等又听取各县县委书记的汇报，并和他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主要新闻——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据这次见过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的同志回忆：几位首长“个个穿的都是很单薄的灰土布棉衣，面容清瘦”。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地方同志临时凑起来送给他们的过年东西。第二天，他们在给部队首长下达的命令中规定：“要有计划地协同地方工作。”
1948年的春节，邓小平是在大别山北麓一个小山坳度过的。在这里，他给大家留下了不要“竭泽而渔”的难忘“小事”。一位老同志回忆：为了过春节，同志们出去捉鱼，大家放掉了池塘里的水，一下子就弄到了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欢庆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情景，先是对大家在非常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严肃地说：池塘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做法，贪图了眼前利益，损害了群众利益。经他这一指点，大家后悔不及。水已流失，不能复收，大家就向群众道歉，并赔偿了损失。为此，邓小平当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各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的利益，决不能竭泽而渔。
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期间。邓小平几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大别山区军事、经济、土改、政策等方面情况。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并作批语转发：“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同时电告邓小平：对所能联系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与南下跃进大别山的紧张气氛相比，邓小平等人北上转出大别山区，却显得从容、轻松。根据中央军委指示，2月9日，邓小平提出拟将前指“相机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12日，邓小平签发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后与华野、陈谢协同作战意见的电报。22日，他又以中原局名义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他又在潢川县双构造村东南的环山主持召开会议，并作全国形势和主力北出后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斗争的报告。随后，他们经该县高店、春河集，跨越潢（川）固（始）公路北渡淮河，于24日同刘伯承所率的野后在安徽省临泉韦寨胜利会合。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惟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有的老同志在日记中写：会合后，“白天、黑夜，旧友新朋喜相逢，各叙情长忆东风。前后（指）都遇到许多险境。可是并无增减人员，照样干。”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3）
对挺进和坚持大别山的这场斗争，邓小平印象相当深刻。他生前多次提起这半年多的军旅生活。不过，对这一中外军事史上著名的壮举，他只是平静地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话，叫做合格。”笔者等曾于1996年10月下旬到过大别山，从北麓到南麓，从东至西，从商城县五里畈邓小平两次住过的房屋，到“王大湾会议”旧址等等，实地走过以后，对书本上介绍的49年前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印象更深，感慨更多！
“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这是邓小平讲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前后情况。对淮海战役他这样讲：“淮海战役前，打了一些小仗，取得了胜利，我们没有丧失机会，该打的都打了。”“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中原三足鼎立”。
1948年2月，邓小平率部北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后，直至1948年11月那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决战以前，这9个多月刘、邓在自己的回忆中很少谈到，似乎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仗。所以，很多史书、电视片中均没有或未详细地讲这段史实。实际上，这段时间是刘邓大军的休整时期，地点是在豫西，其中在伏牛山以东的宝丰县，刘、邓就住了将近7个月。
4月10日，刘、邓率部越过平流线挺进豫西，与陈粟、陈谢部会合。5月26日，中原局、中原军区等各领导机关分别进入驻地。刘、邓率领的在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北张庄村，位于洛阳至叶县公路以东2公里，村子不大，南依土岭，北邻小溪，环境很幽静。在这个村的东北角，有一所较大的地主家宅院，宅院有东、南、西、北4个院落，刘伯承住东院，邓小平住西院。东西两院之间隔有一条通道，沿着通道往北走出后门，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过，炎热的夏天，刘、邓和直属队的战士们常常在小河里洗澡，或者在树林里散步。
北张庄村东北面是中原局，南面是政治部，西面是后勤部。很显然，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位居中心。在这里，先后召开了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地点先后是叶县郭店、宝丰县杨岗村、焦楼村、柳林村。历时25天。第二次是团以上干部会议，地点为军区驻地北张庄村，历时3天，主要听陈毅讲述形势、任务、政策。第三次是宝丰会议，历时11天。这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对各次战役的胜利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起到了保证作用。
这时，中原军区已经成立，刘伯承为司令员兼中野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张际春分别为第一、第二副政委。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别为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6人为常委。这样，就从党组织领导和军事领导方面保证了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上述主要领导工作的分工是：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党政工作；刘伯承和陈毅主要抓军事和作战；邓子恢主要抓军区和地方工作。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当时这几位常委的合影。从照片上看，这是一次干部会议期间照的。在一片树林中，许多干部在休息。他们身后有些椅子。6个人分作左右两排。左边是陈毅、刘伯承、张际春，右边是邓小平、李达、李雪峰。他们都含笑面对镜头。邓小平穿着半截袖白衬衫，脚穿布鞋，背着手，靠在树上。
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共同指挥下，开始了“中原逐鹿”，这是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一幕。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老（河口）襄（樊）战役、郑州战役，这些淮海决战前发起的战役，虽然规模远远不及淮海大战，却都是一个个精心组织，战果显著，是在中原大地上追逐国民党军这头鹿，追软、追垮，直至伤筋动骨，然后由淮海决战给予最后致命的一击。
在此期间，邓小平的征战足迹遍布了豫西大地，宝丰、鲁山、叶县、方城等地，处处有他和刘伯承一起运筹帷幄，整军经武的故事。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4）
1948年7月，邓小平奉命北上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简称为九月会议），恰好三年前他和刘伯承离开延安，此番回到党中央、毛泽东身边，一方面是汇报三年来特别是挺进大别山以后各方面情况，一方面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献计献策。此时，蒋介石则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
赴延安路上，过龙门石窟，经关帝、刘秀墓，邓小平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始终向北急驶着，直接到达西柏坡。整整三年了，邓小平又见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原战局和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他不止一次地称赞：“中原的工作搞得好，搞得好哇！”“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对中原战略的伟大作用认识不足，是机会主义的观点。”
所以，毛泽东等让邓小平当面详细汇报，认真总结经验，而且只作口头汇报、总结不够，必须在开会前写出书面汇报来。于是，邓小平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从纠正“左”倾的过程和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这两个方面来写书面报告。关于今后进行新区的意见，他写了七个方面：1。关于出动前的准备；2。关于在新区展开；3。关于在新区的作战；4。关于进入新区后的供应；5。关于社会政策；6。关于武装；7。关于准备干部。
9月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9月6日开始召开的军事准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发言。在他看来，部队兵员补充、后勤供给等问题，在外线作战中必须予以充分考虑。他预见到，1948年的战争规模与1947年不同，一个战役往往带有战役会战性质，这要求我们兵员充足，弹药充足，否则就会发生困难。他认为，针对少数指战员不愿渡江作战问题，在思想上必须加强与提高原则性的教育。要充实老纵队，准备财经等各方面的干部。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这次自抗战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针对国民党力图挽回败局的战略企图，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有条不紊地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会议结束刚刚3天，济南战役打响，半个多月后，三大决战的首战辽沈战役炮声响起，邓小平在隆隆的征战炮声中告别毛泽东等，赶回宝丰县北张庄村。一位老同志在日记中写道：“10月7日，晴。邓政委7日由邯郸动身，不久即可见面，定带回中央之指示，准备着了解中央会议情形；10月11日，晴。邓政委由中央归来；10月14日。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精神。”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前要攻占郑州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于10月18日下达郑州作战基本命令后，又与陈毅于19日夜乘吉普车开赴郑州前线。10月22日，两人坐镇禹县（现禹州市），指挥中野第九纵队等部解放了郑州，党中央专门来电。认为郑州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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