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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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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华
周鲲：从英雄到毒贩（1）
1966年生，曾任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曾获得过全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2003年11月，因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刑。
2003年11月3日，一起轰动全国的团伙贩卖、运输毒品案由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武汉宣判。这个贩毒团伙的主犯周鲲曾任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也曾是全国闻名的缉毒英雄。在这次审判中，周鲲被判处死刑，缓期２年执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这次审判备受社会关注。
王 志：当今天没有宣判之前，你应该说是生死未卜，你那个时候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周 鲲：是死亡，从被捕的那天，我基本上对生存的希望就感到很渺茫。在我的思想当中过多的是在考虑怎样来调整面对死亡。不管个人当时是处于任何一种想法，或者整个犯罪过程中是有意或者无意，或者就按自己说的，混淆了警察和毒贩的概念也好，任何一种理由我觉得都是不可饶恕的。
王 志：但是所有人都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会迈出这一步？怎么开始的？
周 鲲：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可能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从头到尾，最后走上犯罪，整个过程好像挺模糊的。十年当中，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泥潭当中，和混浊的面打交道，有时候甚至长时间都是以毒贩的身份在地下，所以好像在思想当中模糊了毒品、犯罪这个概念。因为我接触的线人也好，本身也就是一定的毒品犯罪分子，有时候好像和他们交上朋友，甚至有时好像觉得某些人还真正够朋友，从这个感觉上我觉得好像……
王 志：你亲手抓了多少？
周 鲲：我算了一下，轻重也好，反正近千人。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好像给自己的解释就是抓毒贩，搞工作，这是一种职责，尽职。
1989年周鲲当上了水城县公安局的一名民警。这个地区长期以来，社会治安情况非常复杂。从事缉毒工作后，周鲲凭着过人的机敏和胆量，化装打入毒贩队伍300多次，破获了上千件贩毒案，他的名字让贩毒分子闻风丧胆。
与此同时，周鲲也获得了全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种种荣誉。但从2000年开始，他却萌生了离开缉毒一线的念头。
王 志：你提出来过吗？
周 鲲：提出来三次了，我交辞职报告都交了三次。一个是确实搞缉毒工作搞的时间长。因为公安内部本来就有文件，搞缉毒大队长和主要侦察员五年，最多不能超过五年，我就搞了近十年，一个是时间相当长；再一个当时我哥还没调动，也是搞缉毒大队长。两个人都在这种环境当中，都是在和毒贩直接接触的第一线，应该是接触最多的。同时自己后来几次搞侦查打入；都被毒贩认出来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对工作的适应力也不是像原来；也下降了，而且同时有部分线人，因为某种原因，可能大概自己后来对工作的认识不到位，也失去了联系，所以线人方面也比较少，所以当时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
王 志：但是在你周围人看来，你递辞职报告，不愿意干这个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没提上副局长。
周 鲲：可能是他们这么认为吧。但是我认为这方面应该不会存在，因为当时没提上副局长的时候，我心态还是相当平和的。
实际上周鲲已经无法继续平和下去。2002年年初，因为受到毒贩的诬陷，时任县缉毒大队大队长的周鲲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一方面升迁无望，一方面家里又经济困难，此时的周鲲考虑在办案中间寻找机会赚钱。
因为自己做了这方面的思想斗争，考虑到如果万一被检察院真的抓了，能够搞点钱来弥补一下家里，因为我爱人已经是下岗了。
王 志：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回忆起当时的心态，因为检察院已经立案在查你，这个时候你应该非常警觉才对，怎么会想到要越这个雷池？
周 鲲：当时考虑的很多。因为检察院立案的时候，我们单位好像违背了很多很多的现实，就是一个原因；我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是被别人抛弃了，这是一个想法。或许副局长没有当成也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老岳父和我嫂他们搞了一个煤井亏本，大概也是个原因。
王 志：但是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你不是一种压力吗；你当时没有觉得是个特殊的环境吗？
周 鲲：当时的压力使我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因为当时没有房子，是租住的房子，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就是想赶快搞点钱。
正在寻找赚钱门路的周鲲想到了自己的线人李学军。俩人一拍即合，开始谋划以办案为掩护着手贩毒。
王 志：你不认为他是坏人？
周 鲲：肯定是坏人。但是在缉毒侦查人员当中，接触的全是坏人，而且接触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认识，你不和他谈感情，不和他交朋友，根本是办不了案子，这是缉毒队伍一种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说。
王 志：你想利用他？
周 鲲：如果要搞（破获）大案子，他还要搞点钱。让我找两个人，一是可以给他们找点钱，在这个过程当中维持生活，二来要搞的时候，通过他们搞，他自己要好受一点，才想到找苏兴昌和余明达。因为余明达给戒毒所当过民兵，同时和他也认识，就想到找他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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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鲲：从英雄到毒贩（2）
苏兴昌、余明达，周鲲贩毒团伙的另外两位重要成员，在周鲲任派出所所长期间，他们曾是周鲲手下的联防队员。
王 志：他们两个人的职责是什么呢？
周 鲲：一个职责就是李学军如果搞到他周围的人有贩毒的时候他不方便出面的话，由他们两个出面搞案子。第二个职责就是如果搞到钱，由他们两个出面，我这里可以避免直接接触毒品和这个环境，对我是个保护作用。
王 志：你们谈到钱了吗？
周 鲲：当时，李学军和我说过，可以给他们找点钱。
王 志：给他们还是给你？
周 鲲：肯定是说给我，说的是肯定给我，但是当时我跟余明达和苏兴昌讲的是给他们，而且我当时的目的是根本没想到在里面去找钱。
王 志：到底哪个是主要目的？
周 鲲：后来肯定钱也是目的，第一次他们到了武汉，把另外的毒品处理完以后，我已经感到进入泥潭深处了。
2002年7月，周鲲做了自己第一笔的贩毒生意，他以办案名义让一位名叫顾燎原的云南商人为李学军和苏兴昌介绍毒品供应人。顾燎原把一个名叫“小马”的毒贩介绍给了他们，李学军和苏兴昌随即赶到云南大理，从“小马”手中买到了100克海洛因。在采访中，周鲲认为他当时确实在寻找机会抓获“小马”。
王 志：你把顾燎原介绍给李学军，难道不是为了去买毒？
周 鲲：肯定买毒不是说一点这方面的意思没有，但是和李学军、苏兴昌、余明达当时这样谈的，李学军说他是在昆明有两个线子，在曲靖有两个线子，因为他关的时间长，要慢慢接触，而且搞案子牵人下来不能一个线两个线，如果我在身边，他说他搞这几个线子还要花一定的时间，我身边如果有这个线子的话，介绍一到两个给他，他搞了以后再把这个人整下来。在当地购买的毒品质量差，价格高，他找不到钱，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搞到，当时我还曾经给他们说，以后收到的毒品当中，特别是无主毒品中，我卡一点下来给你们发就行了，当时还这么说的。
王 志：你给他们的承诺？
周 鲲：当时是这么说的。
王 志：赚到钱怎么分配？
周 鲲：当时没有谈我自己的分配形式，但是李学军占三分之一，余明达说的是他要搞一个房子，苏兴昌买一个车子，余明达说的是他想办法通过他把我老丈人（他与我老丈人搞了一个煤井），亏的19万块钱，给我搞到手。
王 志：帮你填上。
周 鲲：当时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大概如果谈下来就是我得十几万块钱吧。
王 志：最后买这个毒100克，顺利吗？
周 鲲：因为我没去，据他们说，大概还是蛮顺利的。后来李学军中途变卦，因为一路上都是他携带，后来他打电话说，一看他就像个吸毒的，怕查，就让余明达和苏兴昌携带，这个时候我想他们两个从来没有搞过这方面的事情，万一在路上出事，一是自己不好交代，二是对不起他们两个人，我才下决心去给他们把东西运过来。
王 志：你是后来去的，你自己开车去的？
周 鲲：对。
王 志：你一个人开着车到昆明去接的他？
周 鲲：不，还有其他干警。
王 志：这一次就是这100克毒品，几个干警呢？
周 鲲：大概三个干警。
王 志：你怎么跟其他干警说呢？
周 鲲：当时我们在那边正好有一个线索，而且顾燎原这个线索也是摆在我们大队的议事日程上了。
王 志：你告诉他们是执行什么吗？
周 鲲：一个是接触特情小顾； 顾燎原，找到小马。
王 志：你能接触到小马吗？
周 鲲：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王 志：当他们发现接的是李学军？
周 鲲：他们没看到。
王 志：那就是你把100克毒品拿回来了？
周 鲲：对。
王 志：但是当时你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性质应该是很明显的，你没有害怕吗？你没有担心吗？
周 鲲：当时买这个毒品的时候，和犯罪没有完全接上茬。当时怎么说呢，自己真正的想法就是把这个毒品购到以后，他们来就把他们牵下来打掉； 而且就在当地搞一些零包； 我就说搞这么长时间的毒品工作，对犯罪也好，搞案子也好，可能熟些，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事情，直到他们背着我把毒品销到了武汉，我才真正感觉到问题相当严重，也知道自己实际上已经真正地犯了罪。
王 志：背着你销到了武汉？
周 鲲：应该是这么说，因为他们来武汉我不知道。
王 志：但是你接他们回来的。
周 鲲：他们在武汉销了以后，通知了我；我才去接他了。
王 志：你想告诉我说失控了？
周 鲲：应该是100％这种情况。
王 志：你过问了吗？
周 鲲：过问了，他们在那儿发了大概十来天； 发了零包发不出去； 苏兴昌就打电话跟我说李学军要和他到武汉来，然后李学军说不准他告诉我，但是他怕出事；所以告诉我。我一听就急，我就开车到了李学军的住处，就制止他们，不准他们来。
周鲲：从英雄到毒贩（3）
王 志：但是还是到武汉了？
周 鲲：最后他们是上了火车，已经快到长沙，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已经在火车上，而且快到长沙。我一听，我说你们到了以后再打电话；就把手机挂了。他们到了武汉，大概住了两天；这两天对我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出事，结果他们把东西销了；我去接他们； 这个已经成事实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去指责。
王 志：结果呢？
周 鲲：结果没出事。
王 志：赚了还是亏了？
周 鲲：亏了。
王 志：怎么会亏呢？
周 鲲：他们拿到武汉来，大概说的是他们总共带来了70来克，他们卖了大概是15000来块钱，当时李学军说他有3000块钱，我是9000块钱，是1万2，我在顾燎原那里借了4000，就是1万6，他们来的时候给他们借了1000块钱的路费，就是1万7千多，1万7千多和1万5千相比，亏了2千来块钱。
王 志：这次没出事，你害怕了吗，这时候？
周 鲲：肯定害怕，这事情已成事实，肯定害怕；明白自己已经犯了罪。
王 志：但是你并没有刹车。
周 鲲：没撒手什么原因呢？因为来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说过不搞了，后来就是我开导他们； 几个人在一起谈；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反而亏了本。自己觉得确实已经犯了罪，已经说是步入泥潭。
第一次贩毒没有赚到钱，周鲲等人谋划继续从 “小马”手中购买毒品。2002年11月中旬，周鲲亲自驾驶警车带着李学军等三人赶赴云南交易。
王 志：第二次这个量是怎么确定的？
周 鲲：第二次量根本没有确定，是对方非要几千克。
王 志：对方指谁？
周 鲲：武汉这边要货； 而且小马买了一台车，如果好，就走一趟，不好就把小马打掉。
王 志：打掉是什么意思？
周 鲲：就是做贩卖毒品案，把他做掉。所以当时就带了大概21万5，还是21万7，我记不清楚。
王 志：这个钱是怎么筹的？
周 鲲：这个钱是打了几次麻将，赢来的钱，是一两万块钱。当时我一个朋友来购买我的房子交了一万块钱的订金，余明达拿了三万块钱，然后从我们队里面的样款里拿了七万块钱。
王 志：样款，什么的样款？
周 鲲：在办案过程当中，一般毒品案件首先有两个过程，一看样品，二看样款。样品就是毒贩子拿毒品的取样给你看质量。样款是毒贩认定你有钱没有钱。看了以后才确定现场交易，他认为你有钱，你认为他的东西好，达到这个质量，双方再定交易时间和地点。
王 志：这个钱拿出来后有手续吗？
周 鲲：有手续。
王 志：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动用那么多样款，没有人怀疑吗？
周 鲲：可能是我特殊的职务问题吧，大队立案审批，再加上我们副局长听的也是我的汇报。如果是其他干警受理这个案子，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犯这个罪，我的特殊位置使我动样款也好，动用警力也好，动用车子也好都要方便一些。
王 志：直接到了下关以后呢？
周 鲲：因为李学军住的场所都很隐蔽，没让我们知道。
王 志：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还是……
周 鲲：肯定是他不让我们跟着，他住什么地方，都不让我们知道。
王 志：这个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可能就已经变了，你没法命令他们，对吗？
周 鲲：是啊，这个时候，我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我在控制他，是他在控制我了。
王 志：怎么讲呢？
周 鲲：这个钱，我从来没有想到动用公款，我当时总共拿到手上不过是###万块钱，但是他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打，非要让我凑足20多万块钱到30万块钱。在这个过程当中……
王 志：他可以命令你了。
周 鲲：对，我说我凑不了这么多，他对我说那我就不去拿了。他在电话里说你如果不拿的话，那我就单独去。我想他单独去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出事，这就麻烦了。而且李学军无形当中我看了他有一个笔记本，他记录了一些东西，同时李学军……
王 志：记录了什么呢？
周 鲲：就是说他原来和我一起做的包括那100克的东西，同时李学军有意无意之间，和武汉打电话的时候，他的手机有录音效果，他录了音，那么我想他和我打电话，也会采取录音效果。所以我对这个方面就感觉到危险性相当大。
王 志：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
周 鲲：没有办法了。
王 志：实际上，你们4个人一起去了，但是4个人现在已经是心猿意马了，各想各的事了。
周 鲲：应该说是两面，余明达、苏兴昌应该还是和我想到一块的。
王 志：就你和李学军的关系来说，按理来说很清楚，我就觉得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但是到现在就很难分得清楚了； 你们好像一根藤上的蚂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转变呢？你能够概括一下吗；是怎么转变的？
周 鲲：说实话，真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最难分辨的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我们两个之间现在是他认为我在胁迫他，还是我认为他在胁迫我，现在我们谁也说不清这个问题。
周鲲：从英雄到毒贩（4）
王 志：转折点是在哪儿？
周 鲲：转折点应该在第一次到武汉销售毒品以后，这应该是一个较大的转折点。
王 志：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点？能不能避免这个转折点？
周 鲲：如果真的要避免，不是说没有，如果开始的时候就认真地按照毒品办案经营的程序去找，不是急于想搞这样东西，同时在别人搞零包的过程当中，所谓以案养案的过程当中考虑自己的效益，这么个过程中严格地这样走下去应该不会错，无非是从头到尾自己就在无形当中逐渐在下落，向犯罪一步步迈进。
已经陷入贩毒泥潭的周鲲此刻已经无法自拔，2002年11月19日，李学军和余明达携带着四人从云南买到的近两千克毒品，乘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周鲲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途中，李学军两人被铁路警方抓获了。
王 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出了问题？
周 鲲：当天晚上，他们出事的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王 志：怎么知道呢？
周 鲲：我的职业感觉吧，我一打电话发现，这个电话他说话的口气异常，同时周围的空气相当的凝固，感觉到他应该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环境里打的电话，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受，第二天早上通电话，电话响没人接，这也是异常了。第三个，我肯定也能了解，因为搞了这么多毒品案件。从某个角度了解这趟车当天晚上抓获了两个贵州人，收掉了一些东西，所以肯定就是出事了。
王 志：这时候你自己呢？
周 鲲：当时考虑两种，和苏兴昌商量过，一是投案，二是逃跑。投案，当时考虑到，拖累家里面太大太大了，给家里造成的损失太大，我觉得负家里太多，所以当时不甘心投案。第二个逃跑，觉得更不可取，一个是当时还不知道里面的动向。
王 志：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周 鲲：怎么说呢？因为在云南，在本系统还是有不少朋友，当时考虑走两步路，一是通过律师，做这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云南方面的同行，提供一两条有价值的线索，争取给他们造成立功的事实。
王 志：这个怎么会跟第三次贩毒联系起来呢？
周 鲲：要找这个律师来接触，当时苏兴昌他们来和律师接触，说是第一笔样款受理费就是一万，如果这个案子在受理过程当中，大概还要花一二十万块钱，这笔钱确实我无能为力了。
王 志：但是第三次是罪上加罪了。
周 鲲：说实话，我当时已经没有想到生死，想到就是侥幸，能够把他们救出来，他们不供出自己。
王 志：后来第三次是跟苏兴昌来商量钱怎么筹？
周 鲲：当时就是动用样款，借了13万样款，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给他们跑律师的钱，就是家里面的钱，能够想办法，骗也好，诓也好，需要的钱基本上搞到了。
王 志：最后买了多少毒品？
周 鲲：说是2800，实际上应该不足2800。
王 志：谁去买的？
周 鲲：苏兴昌去的。
王 志：到什么地方去买的？
周 鲲：到缅甸什么地方我不大清楚。
王 志：他也找了新的线索。
周 鲲：原来他在西蒙搞汽车修理的时候，认识缅甸人吧。
王 志：怎么处理这么多的毒品？
周 鲲：把毒品交给一个叫刘学富的，他是我们那里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毒贩，他原来可以说是给我办了不少案子，后来因为我知道他贩毒的影响相当大，就和他断绝了信任关系，但是刘学富可以这么说，因为当时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抓了根稻草就乱去抓，管它能够承得住人、承不住人。当时考虑的惟一的办法是要找个人，去跟他说是一个朋友捡到一批毒品，问他能不能报销，他说可以，拿过来，就把这个毒品拿过去。
王 志：你出面？对方没有怀疑吗？那么大的量。
周 鲲：他也肯定有提防，当时要把东西拿给他也好，还是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也好，他也是相当谨慎，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因为前面已经在这个程度上了。
王 志：拿到钱了吗？
周 鲲：拿到是十###万块钱，但是花出去的可能就相当大了，花了几十万块钱。实际上给家里反而拖累了几十万块钱。
王 志：那个钱又是怎么筹的呢？
周 鲲：应该说当时搞到这个样款，有我小姨妹的私房钱，我女儿的满月酒、压岁钱，还有我和爱人惟一的一点积蓄，我的工资卡上存的几千块钱，所有的家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
2003年1月9日，正在积极谋划解救李学军等人的周鲲被武汉铁路警方抓获，他归案后，团伙其他成员也相继落网。
王 志：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次没有事发东窗的话，你还会继续吗？
周 鲲：这个我不好说，这个东西我不敢保证，因为如果这一次达到了预期效果，是否会把李学军控制，这我不敢百分之百把握，如果没有控制，那大概估计还是走不开这个阴影。
应该说是可能继续走。因为思想上，当时的想法是不做，但是第一次100克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不做，但是还是接着往下做，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自己控制的，也不是自己思想上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有很多因素。
周鲲：从英雄到毒贩（5）
王 志：是不是就没有收手的机会？
周 鲲：应该有，如果真正想回来是有机会的，能够通过余明达和苏兴昌，首先通过上面把李学军用戒毒的形式控制好，肯定能收手。
王 志：现在咱们再回去说，可能对你已经晚了，但是对其他人还没有晚，有可能终止吗？
周 鲲：我想应该是有三四个环节都可以中止。第一个环节，当时在中途贩毒的过程以后，我提出过调换这个职位，调动工作，如果当时及时调动，我没有这个条件再做这方面的事情，或许会有一个改变。第二个，当时如果检察院认定检察结果已经说跟我没有太大关系以后，组织上也好找我多谈一下心，稳定一下思想，教育一下，我相信我会更大程度地改变，而且当时就是这100克，自己说了，因为当时自己完全不是处于想贩卖这些东西，我相信当时向组织交代了，也应该刹得住车。所以很多方面我相信都能够避免。
王 志：但是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经济上会处于一种窘迫的境地？
周 鲲：是一种自己找的精神折磨，因为我谈过，余明达让我老岳父我嫂他们去投资，贷款了19万，我自己感觉到他们亏了钱虽然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但是我感觉他们的钱也来之不易，他们的损失和我有直接关系，无论从我的良心上也好，从我心理上也好，我都觉得这个钱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贴补上去。
王 志：不是规定干警不能兼商、不能参与经营，是工资不够花，还是钱确实是一个挡不住的诱惑？
周 鲲：当时主要的思想有两个内容，感觉到现在什么都是假的，钱和权才是真的，第二个感觉到，自己手里有点钱，也可以接触面广一点，请客也好，交朋友也好，跟领导交往也好，都要方便一点。
王 志：你干缉毒干了多少年？没有出事以前。
周 鲲：十年。
王 志：十年情形积累的经验还不能保持足够的理智？
周 鲲：这十年，自己和毒贩打了这么多交道，可以说是大半时间是毒贩的身份。我们大队所有的缉毒案子基本上80％是我在打入，像这种高频率长时间的打入这种生活，可以说对我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再加上很大的精神压力。
王 志：你有没有担心过今天这种判决会给你的同行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
周 鲲：这个我想不会，可以说这方面的思想痛苦挣扎，应该说比死亡大了不知多少。我相信任何人只要知道从一个正面走到一个反面，从一个执法者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自由的人变成了失去自由的人，从一个坦荡的心理变成了一个整天受到良心折磨的人；那么我相信他们不会因为我仅仅判了一个死缓来感觉到侥幸，我认为他们应该从中获得更大的教训是怎样对社会、家庭、国家、自己的亲人朋友负责任，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自己的痛苦。自己在犯罪集团上首先不要迈出这可怕的第一步。
无 间 道
2003年年底，港产影片《无间道》一面世就很火，我们办公室的实习生在争睹影片中影星风采的同时，一直为刘德华和梁朝伟究竟谁更帅而争论不休，《艺术人生》还邀请《无间道》剧组前来做客，让全国的观众都一睹明星们的风采。不过当时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这个影片的名字感到困惑，什么叫“无间道”？
佛经里说，无间是八大地狱之中最痛苦的一个，无间地狱没有轮回，只有永远受苦。“无间道”作为片名，寓意深刻。刘德华扮演的刘健明和梁朝伟扮演的陈永仁分别为黑社会和警方的卧底，他们都处在一个不辨是非的处境，如同生活在一个无间地狱中，他们惟恐别人识破自己的真实身份，连做梦都要小心翼翼，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模糊和茫然让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挣扎与无奈，他们渴望回归到真实的身份，而现实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因此他们只能在“无间”中忍受煎熬。
周鲲的身份颇像《无间道》中的陈永仁，他是一个警察，曾经化装打入毒贩队伍300多次，经手破获案件数以千计，抓获毒贩逾千人，亲手缴获海洛因5万多克、冰毒2万余片、鸦片5万多克。从1996年到1999年周鲲的事业处于顶峰状态，他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称号，还获得了贵州省“五四”青年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章，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他又是一名毒贩，已被法庭所认定的犯罪事实有三起，2002年7月，周鲲指使他人购毒100克，并到云南去接应；四个月后，周鲲、李学军等四人携带21万赴云南购毒克；次年12月，周鲲与苏兴昌到云南购毒2800克。
警察——英雄——毒贩——罪犯，用这条线索可以勾勒出周鲲的人生轨迹，这条线索中从警察到英雄，或者从毒贩到罪犯的变化都不让人惊讶，但从英雄到毒贩的转变最令人感到惊讶，英雄和毒贩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但是转变却是这样不可思议的发生了，转变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就是《面对面》采访周鲲的意图。
在学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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