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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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丈夫，董葡萄斩钉截铁：没有一点感情。没离婚，因为孩子。
　　丈夫是个老实人；但是这几年得病后身上不舒服，常打她。可是，恨丈夫不是因为“家庭暴力”，而是他太“麻木”了，确诊艾滋病后，一点不担心。应该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级别的“恨”吧。
　　倒是董葡萄，运城、西安、北京地跑，要让丈夫住最好的医院。打官司，律师要找北京的，还要正规事务所的。没钱，借，或“骗”——说是孩子住院。对不起孩子，她一边哭一边说。
　　案子法院不受理，从北京请来的律师跑了大半年也不管用。董葡萄找到法院工作人员：家里还有孩子等着呢，不受理，我就跟着你。我能想像，当时她的目光一定坚毅决绝；就像刘胡兰一样。
　　案子被受理了。她说，我要看看国家法律到底保不保护我们这些弱势的人。
　　私了的28万元，代价是不许再声张。在节目制作中，董葡萄也再三叮嘱，千万要说得含糊点。如果大家都去找，就麻烦了。
　　那个失去了女儿的人家，因为女儿得的是“怪病”，至今还不敢跟外人提起。
　　公平就这样用传统的江湖方式维系着：无论得与失，都是个体行为。制度、法律、社会正义，go　to　hell！
　　按照董葡萄的要求，买好了火车票，还是晚上11点到西站排队买的。可是在开车前两小时，董葡萄说，你能不能把票换成明天的，我还要办点事，麻烦你了。在细雨中赶到西站，在烘烘的脚丫子味儿里跑上跑下的时候，心里的别扭真别提了。好你个秋菊！
　　节目播出了，给她打电话，挺高兴：我看到了，在县里亲戚家看的，谢谢你，以后女儿看了，就知道她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吴　宁
　　

朱力亚：感染艾滋病（1）
1983年出生，武汉某大学学生；
　　2004年4月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并被劝退学；
　　2005年，自愿公开身份呼吁人们关注和预防艾滋病。
　　武汉某大学一个化名叫朱力亚的女生对媒体公开了自己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她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位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人们对她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和感染之后的处境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网络上展开了有关朱力亚感染艾滋病的道德讨论，而朱力亚本人也因为公开身份之后失去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面对各种舆论压力，她拒绝了很多媒体的采访要求。她愿意走进《面对面》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王　志：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我们原先是想请你去北京，开始答应了，后来为什么又不愿意去了？
　　朱力亚：首先是考虑到我身体的一个原因，其次我已经失去了一份工作了。
　　王　志：我们也担心，如果节目播出以后，会给你生活造成不便，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朱力亚的身份。
　　朱力亚：这个结果我也是想到了，其实我答应做这个节目，我也想到了最坏的结果，肯定又要失去工作，自己的生活圈子在进一步地缩小，朋友圈子压缩到最少，可是现在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地步了。
　　王　志：为什么呢？为什么又选择跟我们面对面？
　　朱力亚：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的故事，联想到自己的过去，时刻把我自己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照自己的行为，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2002年，朱力亚在一所中专学校上二年级，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被破格保送到武汉某大学英语专业学习，在保送的三名学生中，她是惟一一个中专没有毕业就被保送上大学的学生，因此，她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也成为那所中专学校的骄傲。到了大学里，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仍然名列前茅。
　　在校期间，朱力亚不仅学习上取得很好的成绩，她还用课余时间在外打工，为她并不富裕的家庭分担经济负担，自从上了大学，她就很少向家里要钱。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朱力亚认识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留学生。
　　王　志：你们不在一个学校，怎么认识的？
　　朱力亚：偶然吧，我们认识的场合也比较特殊，我比较喜欢听CD，买一些VCD碟子回去看，2002年我才上大学，我去买《泰坦尼克》，在碟子差不多挑好的时候，进来一个外国人，他刚来中国，不会说汉语，当时我记得最清的，他就是会说六个字，你好、谢谢、再见。当时他买碟子，服务员正好不会讲英语，他也不会讲汉语，两个人为价钱争了半天，他又做动作，又表述不清，两个人很尴尬。我觉得，这个外国人到中国来，挺可怜的，不会讲汉语，我就上去说“Can　　I　　help　　you？”，他当时非常高兴，感觉我挺热情的，他就把他的苦给我讲了，我帮了他，把那个碟子买完之后，我买好碟子，付了钱。我出门走的那一刻，他就追出来，他说“Miss，May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我当时愣了一下，他要电话号码，当时也是被吓了一下，我知道他在旁边那所大学，最后一想给他也无妨，没有给他手机，直接给他我宿舍的电话。给他之后，我回去五分钟基本上就接到电话。
　　王　志：为什么给他呢？
　　朱力亚：可能女孩子就是比较单纯，就是说多认识一些朋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时感觉认识个外国朋友也挺好的，平时可以交流交流，了解一些西方的文化，或者顺便可以学学英语，当时目的很简单。
　　王　志：跟你平常的交往有什么特别的？我听起来很正常。
　　朱力亚：2002年都很正常。我们认识两个月之后才见了一面。
　　这次见面，朱力亚对这位热情开朗的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彼此增加了交往的机会，不久，他们开始恋爱了。
　　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谈恋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王　志：那你们当时筹划有未来吗？
　　朱力亚：其实我们之间的感情跟很多中国的男男女女没什么两样，大家一起也就是幻想未来，甚至说以后要几个小孩我们都决定了，感觉这一切就是时间的原因，当时他也研究生毕业，我也大学刚毕业，大家就决定到哪个城市去生活，怎么去工作。
　　王　志：你在决定跟他发生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你没有担忧吗？
　　朱力亚：因为当时都考虑成熟了，我也是一个比较有责任心，或者说做某件事情之前，我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人。当时感觉说，这么长时间了，彼此都非常了解，这件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王　志：你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吗？
　　朱力亚：2003年11月份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肺部有异常了，当时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跟他接触之前，甚至到做他女朋友之前，我一直就感觉他是留学生，国家的检测也比较严格，他健康应该没有问题。再退一万步讲，他是学医的，又是医学院的，他自己的健康难道还不清楚吗。
　　朱力亚和外籍男友在热恋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生病，朱力亚离开学校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当她回到学校的时候，男朋友对她的态度让她感到异常陌生。
　　那天打电话他说他在医院，我还以为他实习，他说他病了，我说你怎么了，我去看一下你，他说不用过来，我出来再给你打电话。他那边听起来特别烦躁，我话没讲完，他把电话挂了。4月2号晚上7点多，他打电话说他出来了，我那儿放了他的一些东西，他说你把我的那些东西拿过来吧，我就收拾了一下，把他的东西拿过去，那天晚上我们就见了面。
　　

朱力亚：感染艾滋病（2）
王　志：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朱力亚：因为习惯，每次我去找他的时候，他都在校门口等我，两个人一起有时候去超市买些东西，或者买点饮料，或者租点碟子。那天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因为几周没见面了，拿了东西他没有理我，他就往前走，我就觉得非常奇怪，我就问他，怎么这么久不见面，都不要求我进去坐一坐。他就非常惊奇，说，是你吗？我说对啊，进了房间的时候，东西特别乱，衣服都扔地上，我就把衣服给叠了。之后他说，朱力亚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就特别奇怪，这又不是分别，你去北京，也是去办点事，就会回来，我说我这几天课比较忙，我不能去机场送你了，你自己去小心一点，他就一句话不说，都不理我，然后自己倒水自己喝，反差很大。因为那天晚上我还要给别人上课，待了半个小时，我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有课，就没有去机场送他。
　　2004年4月3日，男朋友离开了武汉，让朱力亚没有想到的是，男朋友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信。就在男朋友走后的第二天下午，让朱力亚更感意外的是她接到了学校外语系负责人打来的电话。
　　王　志：当时觉得为什么找你？
　　朱力亚：当时以为是系里什么事，说有急事找我，　然后上去就非常奇怪了，上去领导没有理我，他叫我先坐一下，把身边的人都支开了，他说我们到隔壁去谈，当时就到会议室。感觉那种环境当时看起来很宽敞，但是实际上感觉特别压抑的气氛，因为我太敏感了，好多事情预料之中，我感到很奇怪，我说谈工作也没必要找这么大的会议室。他先让我坐下，当时这话他不好讲，兜得圈子很大，差不多都聊一个小时了，没有切入主题。他说你是不是有个外国男朋友啊，我觉得不妙，这肯定有问题了。后来这一句话一说出来，真的整个天就塌下来了，他说你知道吗，他感染艾滋病已经到晚期了。我当时有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觉，我全身就开始发抖了，但是我还要镇定下来说，骗领导。他当时问我们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性的接触，我说没有。
　　王　志：为什么要对领导撒谎，为什么说没有？
　　朱力亚：因为我知道学校的规定，我还得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可能这是人生的一种本能，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一切都结束了，这么多年的辛苦和努力没有结果，注定是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觉得自己这么多年都在做无用功，生活没有开始，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美好。
　　王　志：但是你并没有被确诊？
　　朱力亚：他已经发病了，病毒含量那么高，当时我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实情，可是别人都很好骗，就是骗不了自己，自己最清楚了。
　　很多时候还是喜欢从绝望中寻找一丝希望，就感觉抱着侥幸的心理，自己不会这么不幸吧，感觉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伤害别人的事，不会把这件事降临在自己头上。
　　但是，事情并没有朱力亚想像的那样美好，经过检测，她已经感染上艾滋病毒。
　　感觉整个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继续再去学习再去做什么事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人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其他东西，而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那天正好天气不好，暴风雨，感觉跟自己的心情很像，我回去把窗户拉开，觉得这样跳下去的话，真的一切都结束了，不用再这么去折磨自己的精神了。
　　王　志：这样一种状态，可能很容易让人走极端。
　　朱力亚：对，我实在承受不起了，脑子一片空白，真的不想去思想，我可以坐两天两夜盯着一个东西看半天，没有反映。当时他们经常到宿舍来找我，我就在外面贴一个纸说，“不在，请勿打扰”。门也不开。
　　日记：
　　我的生活是在2004年4月4日那天发生改变的，两年的交往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前提下分散了，当时觉得自己的天崩了，然而，我确实没想到它只是悲剧的开端。我的命运就此被按下了暂停键，外界的压力让我无法承受。
　　王　志：你说外界的压力，但是外界并没有人知道你真实的情况？
　　朱力亚：因为那天下午知道之后，我晚上就被隔离起来了，当时他们非常恐慌，就安排我说朱力亚你吃饭必须用一次性筷子、碗，垃圾你要放好，我们要专门派人处理，之后我的一些行踪，他们都要监视，而且我们老师一直给我灌输，他说你知道吗，感染这个病，别人会歧视你的，而且你又是这种途径感染的，社会更不会接受你了，身边一些人的举动让我初步感觉到社会大众对这个的恐慌。
　　王　志：那现在艾滋病携带者、病毒携带者，它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的存在，有那么可怕吗？
　　朱力亚：当时的恐慌都是外界给我的，我觉得这都是人自己在吓自己，归根到底，这跟别的病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没有可以治疗的药物，才会让人感觉得上这个病，看不到希望，就是跟死期很近。
　　我一直感觉虽然生活在大都市里面，却感觉不到阳光，我的眼睛很多时候被蒙上了一层纱，我看不清楚东西，对生活真的完全失去了兴趣。
　　日记：
　　在事实面前我在寻找一种逃避的方式，在清醒的时候想努力让自己变得糊涂，糊涂的时候又努力去寻找清醒，我希望这就是一场梦。
　　　。　想看书来

朱力亚：感染艾滋病（3）
雨特别大，那窗户击的感觉真的是雷电好像是为我的情绪伴奏一样，晚上我就把灯关着，希望这是在做梦，这可能真是虚惊一场，是噩梦，睡一觉醒来，希望一切都好，没事。可是那时候脑子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不可能了，已经是事实了。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在宿舍住，也就是在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再回过原来的宿舍。
　　王　志：那是你自己离开学校吗？
　　朱力亚：最后学校劝我休学了，我也就休学了。间接的已经拒绝了我。其实当时我并不太想愿意再继续上学了，但是这个决定恰恰不是我做出的决定，如果学校当时说朱力亚你继续上学，我肯定的选择就是选择放弃，但是学校恰恰没有这么做。
　　王　志：有什么区别吗？
　　朱力亚：当然区别很大了，我肯定不是大学校园的第一个，我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难道一感染了艾滋病，就必须是拒绝受教育的权利。
　　王　志：那你怎么跟同学解释呢？
　　朱力亚：所以当时扮演了很多种角色，自己已经找不回原来的自己，承担这么大的痛苦，还要对周围的人不能跟以前差别很大，因为大家会看出异常，每天活的都不是真实的自我，真是太累了。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技术特别高明，跟每个人讲的话都不一样，但是我会对上号的，跟哪个人讲过什么我一般不会弄错的，包括我的身份，我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如果说两个人碰面的话，他知道我的情况都会不一样的。还要每天跟父母打电话，最难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经过几个小时，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给父母打几分钟的电话，那些天过得真的太累了。
　　王　志：那你怎么说呢？说什么呢？
　　朱力亚：我的父母打电话就是说不要看书时间太晚，要注意身体，他们不怕我不学习，而是怕我学习时间太长、太累了。在父母心里，孩子永远是孩子，一般情况下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说今天是安全的，今天一切都好，他们才会去休息。
　　日记：
　　我从来没有如此热爱过自己的生命以及生活的这座城市，然而因为艾滋病正一点点吞噬自己的生命，明明知道自己一步步被病魔逼近，又无能为力。
　　所以现在在街上看到一些人，最刺激的就是看到妈妈带着孩子。两个概念，一个是小时候我非常幸福，在妈妈的呵护下长大，现在非常孤独，我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不能告诉我妈妈我现在的一切。再一个含义就是看到有孩子的母亲非常幸福，就是看着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的感受，我真的觉得非常好。
　　从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的那天起，朱力亚就再也没有回到课堂上学，在校方安排的招待所住了整整一个月后，她离开了学校，孤独绝望的状况之下，她决定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去看望受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因为文楼村是中国感染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区，那里生活着很多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农民，朱力亚想去实地看一看别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怎么生活的，她希望在那里找到生活的勇气。
　　这次河南之行让朱力亚了解到了当地艾滋病毒感染者生活的状况，她看到那么多境况远不如自己的人仍然能够坚强地面对生活，朱力亚深受感动，三天的行程使朱力亚对生活又多了几分勇气，她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的改变，回到武汉之后，她打算找一份工作，让自己安静下来过平静的生活。
　　王　志：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朱力亚：要求真的挺低的，很多时候衣服也买得特别少，不管生命长短，让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一点就可以了。
　　王　志：找了工作吗？
　　朱力亚：找了，钱不是很多，但是正常生活节约点还是够的。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已经挺过来了，也在失去的同时，得到了很多。
　　王　志：得到了什么呢？
　　朱力亚：怎么样在最困难的绝境中寻找希望，或者学会去放弃一些东西，用单纯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觉得现在心态比较平和，工作没有了，再去做，没有人接受我，总有接受我的人。
　　朱力亚在工作了几个月后，一次意外的机会，她接触到了6名和自己有着相同病情的在校大学生。
　　王　志：当你面对别的HIV携带者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态呢？
　　朱力亚：我就喜欢主动跟他们讲讲话，大家把这个气氛稍微改变一点，但是这种HIV感染者比正常人更多的是戒备心，他不太愿意跟你多交流，很多人比较自闭。感染上艾滋病，他这个人的精神真正被控制了，真正的快乐做不到。
　　王　志：你们交流过吗？感染的途径有不同吗？
　　朱力亚：出于尊重对方，他自己讲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听一下，如果他没讲的话，就不太方便去打听了，应该是大同小异。
　　王　志：在你的眼里感染的途径不同，有区别吗？
　　朱力亚：我觉得没有区别，但是健康人会歧视，而且病人跟病人中间，也会有一点那种感觉，我就见过感染者，他说：“我很无辜，我是输血感染的”，难怪说健康人会歧视这个群体了，自己就感觉自己是输血感染的，比较无辜，比其他途径感染者比较趾高气扬一点，我说这是无知，不是无辜。虽然我说大家感染的途径不一样，但是病是一样的，被艾滋病毒终结者命运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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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亚：感染艾滋病（4）
王　志：有人管他们吗？
　　朱力亚：因为他们没有人知道，除了去找医生之外，因为他们都是献血的时候知道的，然后是他们本人知道，学校不知道，他们还都在读书，他们非常恐慌，他们给我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假的。
　　这次意外的相见让朱力亚有了很深的触动，她第一次认识到大学生这个群体正在遭受艾滋病威胁的现实，再联想到她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所见所闻，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公开自己感染艾滋病的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预防艾滋病。
　　日记：
　　我失败的爱情不是让大家感动或同情，我只希望自己是一面镜子，让迷途者警醒，不要再重复演我的历史。
　　王　志：从谈恋爱到同居关系，你觉得其他的同学他们会有吗？
　　朱力亚：我当时住的那种公寓楼，条件都不错，那些人就是平常爱花钱，不爱学习的那种，有些男朋友在外地，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到外边去开房。
　　王　志：很普遍吗，在学生当中，这种交往？
　　朱力亚：这种同居现象非常普遍，我当时上大一的时候，跟大四的三个人住一起，每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见得多了，太普遍了。
　　王　志：学校对这方面到底有没有规定？
　　朱力亚：学校规定不能在外面住，但是规定归规定，操作起来的话，并不那么精确。学校太大了，学生做什么，老师不知道，有些学生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话，住宿费也交了，可是他不住那儿，床在那儿，床空着，人在外面住。
　　王　志：那我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查房，现在有吗？
　　朱力亚：现在我们查房，就是查看你有没有用违章电器，突然袭击，但是不看你有几个人，大学生了，老师不可能每天都去查看人在不在。
　　王　志：那这么说，你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
　　朱力亚：首先我觉得要自身提高警惕，我是希望大学生能够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懂得自我保护。
　　结合自己在学校生活的经历和对学生的了解，朱力亚不断地向身边的人讲解关于艾滋病的知识，除此之外，她还努力在做一些公益事情。
　　王　志：我听说你一直试图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去帮助别人。
　　朱力亚：我想帮三类人，第一类就是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们了解艾滋病，懂得去自我保护，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消除对这一群人的歧视——不能给这些感染者阳光的话，但是你至少不要把他面前的一点点太阳给遮住就可以了。第二类人就是艾滋孤儿，我觉得他们从那么小，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我现在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的话，我会按期再去看他们，物质上我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是我可以从精神上去帮助他们，当他们的知心姐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快乐地长大。第三类就是艾滋病人，因为我觉得艾滋病人他们并不需要什么东西，他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如果有可能开热线的话，我要疏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正确去对待。
　　王　志：会不会有完整的，就是没有任何遮挡地站出来的那一天？
　　朱力亚：有，其实我现在如果排除心里那么一点点顾虑的话，我可以，如果说现在牺牲我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现状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躲藏在阴影下的一枝花
　　我们身处的社会对待很多灾难性的纪念日，都是节日般的呈现出来。比如，艾滋病，媒体在12月1号之前就像赶制礼品一样制作出有关艾滋病的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地撒出去，热闹过后，灾难就像雪片一样溶化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人们又开始歌舞升平，勾心斗角，欺下瞒上。
　　2005年7月，我在杂志上见到朱力亚，她的脸躲在一朵花的后面，那是一张经过处理的照片，笑容可掬。但是花朵挡住了她的面容却遮不住她悲惨的命运。因为艾滋病，她注定要用掩饰和躲藏才能和正常人取得共同生活的权利和自由。
　　艾滋病人总是用各种方式保护着自己，因此寻找朱力亚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多方联系，杂志的记者并没有告诉我朱力亚的联系方式，但是好在文章中说到她和桂希恩教授保持着联系，而桂教授曾经是《面对面》的嘉宾。当我怀着一线希望拨通桂希恩教授电话的时候，得知两个小时前朱力亚刚刚从桂教授的办公室离开，好在她和桂教授还相约在几天后见面，于是我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过去，终于听到了那个在花朵后面藏着的面孔发出的声音。我胆怯地告诉了她我想采访她的理由，我担心她会拒绝我，事实和我想像的一样，她不愿接受电视采访。她担心一旦上了电视，她的家人将无法承受这种痛。
　　我给她说明了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把她的声音和画面处理到她的家人无法辨认的程度，她不相信，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她认为媒体总是会骗人，为了片面追求片子的影响力会不顾采访对象的真实感受，得到好处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事在她身上发生过。
　　我态度诚恳，动之以情，通话近一个小时，她答应我让她考虑几天再回答我。
　　第二天，我手机上显示出朱力亚的电话号码，是她主动打来的，同意接受采访，条件是，电视屏幕上她不露面，声音要做特殊处理，不允许拍她全身的镜头。我手摸胸膛向她保证，绝不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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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亚：感染艾滋病（5）
对于《面对面》来说，答应她的条件无形中是一种挑战，因为《面对面》的形态一直都是一对一、面对面地交流，而四十分钟都不出现采访嘉宾的面貌，观众有这样的耐心看下去吗？声音处理过了、脸也挡上了，那么新闻的真实性如何体现？这对于《面对面》来讲无疑是有风险的。
　　制片人和主编共同商量后，觉得可以尝试这种冒险，因为早在一年之前，《新闻调查》已经做过这种尝试，当时采访上海的一名艾滋病人黎加名就用过这种方法，播出效果也很好。况且，对于目前艾滋病正在大学生和民工中蔓延的事实，媒体有责任告诉观众。大家商量了之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挑战，采访地点定在武汉。
　　我们如约来到武汉，朱力亚还给我们买来葡萄、西瓜，她亲自给我们洗好，送到房间。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过程中我们相谈甚欢，彼此建立了信任。
　　她并不是想像中那种漂亮的女孩。从与她交流的过程中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矛盾，她有时格外坚强而有时又脆如蝉翼，有时乐观有时又极为悲观。她这种矛盾的处境，我们健康人永远无法彻底地体会。
　　把朱力亚隐藏到黑暗中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但是我还是决定将她的手打亮，因为这可能是朱力亚呈现在荧幕上惟一真实的部分，我认为手上的动作也是一种表情。
　　回到北京，解说词全部写好，我开始了空镜的拍摄。
　　为了不给她的生活带来不便，我没有拍她现在生活状态的任何镜头。既不能用纪录的手法也不能用再现的手法来描述朱力亚目前的境况，如何填满14分钟解说词所需要的画面，这是最难的一件事。
　　我带着摄像机在西单、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二外的校园内捕捉能够体现片子意境的镜头，这只能从真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吻合的场景，而这种吻合也只是心理上的、感觉上的，从专业的角度上讲叫做影像制造。直到今天我都很迷惑，在中国有一种叫做“意境”的东西可以运用，而在国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来做这个片子，他会怎么处理影像？
　　片子顺利播出，朱力亚告诉我她一切平安，没人认出她，很满意。但是我并不满意，影像制造得不够有魅力，也许用更多一点时间来拍摄空镜会有更好的效果（也许再多的时间也不可能有突破），在声音处理上有些没把握好，没有亲切感。
　　节目播完，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HIV病毒还会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我们周围，不会像雪片一样溶化。周而复始，明年这个时候，人们又开始呼吁、关注，貌似诚实。
　　李卫华
　　

周鲲：从英雄到毒贩（1）
1966年生，曾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