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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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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志：都回忆什么呢？
田世国：点点滴滴生活上的事情，想我妈带我们。平常我们冲凉，十分钟就可以冲完，那天洗了有两个小时，就坐在那里慢慢想。你想如果我不救她的话，我在喝水的时候想到我妈她不能喝水，我妈整天犯愁，我弟弟、妹妹，包括我们全家都在为这个事情在受折磨。就觉得早一点给我妈换上，我妈不受折磨，当时就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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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国：为母亲捐肾（4）
王 志：你们母子之间感情为什么会到这样一种程度？
田世国：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起的一种母爱父爱。我们家就像我们中国普普通通的家庭一样的，很大的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没有。
手术以后，当时我迷迷糊糊的，意识不太清醒，想睡觉。当天晚上12点多了，医生都去看我，教授都去看我，然后告诉我，你妈非常好，不到一分钟就排尿了，我特别感谢他们。第二天一大早，给我做手术的那些专家还有给我妈做手术的都到我房间里去看我，通报我妈的情况，从那儿以后他们给我妈查房的情况，查完马上到我那儿跟我讲，还有好多的热心记者，有时候给我妈拍张照片，用数码相机，然后跑到我房间给我看。
王 志：你爸知道以后反映是什么？
田世国：我父亲是在做手术的第二天知道的，我爸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儿子，我等你回来，就把电话放下了。说这么一句，好儿子。
手术后的第七天，为了减少费用同时也为了能尽快的见到母亲，田世国出院了，他立刻赶到了母亲的病房。为了不让母亲起疑心，田世国尽量保持了饱满的精神状态。但是从他当时似乎不经意的姿势，仍然可以看出他手术后的虚弱。
当时我怕我妈看出来我，我让我弟弟提前在我妈那儿放个凳子，我当时不能站太久，那时候也就是能够说五六分钟话就得躺一会儿，弄个凳子，因为我妈花眼，我让弟弟提先把她的眼镜给拿走。
王 志：这个时候为什么还不让你妈知道？
田世国：我不想让我妈心里有个结，也不想让她整天心里再担心着我，让我妈平平淡淡地走完她的一生，是这么想的。如果后期排斥大的话，告诉她以后，她可能要配合医生的，因为这个肾是儿子的，她一定要珍惜这个肾，是这么打算的。
王 志：你的恢复呢？
田世国：我的恢复也非常好，一天一个样，逐渐再往好的发展，没什么其他不适的感觉。
王 志：你应该多休息，大手术。
田世国：是应该休息，但是年底，当事人都等着案子开庭的结果。
王 志：有经济上的原因吗？
田世国：应该有，所以更不敢松懈了。因为我妈后期排斥每天都要吃药，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反而比我手术以前还忙了。
2004年10月14日，母亲刘玉环也出院回到了枣庄老家。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得非常好，医生说，这颗肾至少可以再为她工作15年。
亲属换肾的好处现在逐渐体现出来了，她身体非常好。现在比有病以前都能吃，精神状况非常好，前段时间我听我妹给我打电话，她骑着三轮车还跑出去了。
王 志：自己已经可以骑三轮车了。
田世国：自己骑三轮车，并且现在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想吃什么自己做点什么，稍微活动活动，跟原来一样了，过去不吃的东西都吃了，特别是鱼，现在特别喜欢吃鱼，也不嫌腥了，过去忌口的东西现在全部吃了。现在我爸的精神状况也非常好，和我妈在一起两个人，互相照顾着，你说我们做子女的多高兴，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爸我妈在家里，互相照顾着，我们在外面赚钱，兄弟姊妹这么团结，我觉得像我们家这么和睦、幸福的，没有比这再值得的了。
王 志：她周围的朋友，她周围的邻居都能保守这个秘密吗？
田世国：大家知道这个事以后，都在帮我们守着这个秘密，有的都去看她不说她，只是对她恢复的情况谈这些事情，其他的情况都不谈的。
经历了生死的考验田世国一家如今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但是田世国为母亲捐肾的举动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议论。人们在对这样的举动表现出尊敬和肯定的同时，也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王 志：对于你给妈妈换肾也有不同的看法，值得吗？
田世国：有人也问过我，如果现在谁要是去看我妈的情况，他们都说是非常值得的，特别是认识我妈的人，真的是判若两人，病前、有病、换肾这三个阶段非常明显。你想，让自己的母亲有质量地多活一天，做儿女的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了。
王 志：你为什么那么做呢？
田世国：以前我去看我妈透析的时候，和我妈透析的好几个人，他们都半躺在那里，目光都很呆板的，就那么透着。那一天我说我妈找到肾源了，他们都坐起来，都放光的感觉，好像他们有肾源了一样。我看了一眼转脸就出去了，我都不忍心再看到他们，他们对生的那种感觉。
王 志：我不知道，是不是天下所有的儿子，或者所有的儿女都能够这么做。
田世国：也是一个教授一句话提醒了我，他做完手术后来看我，说如果尿毒症的子女都像你这样，起码每年三五十万人都能活下来，三五十万，不小的数字。
王 志：经过这一场手术，我想你对母亲这两个字是不是有不同的理解？
田世国：是的。特别是我自己当父亲以后，照顾我自己的孩子，想到我父母，当初在照顾我们的时候，现在我又把我母亲救活了，高质量地活着，所以我觉得做子女的应该这么去做，因为是为了自己的母亲。
孝子田世国
田世国：为母亲捐肾（5）
律师田世国因为给母亲捐肾而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孝子，进而当选2004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
在2004年冬天《感动中国》的录制现场，我在导播车上切换着现场的镜头，看见一个个因为各种原因感动着全中国的人物走上领奖台，任长霞、牛玉儒、田世国等都是我曾经深入采访过的人物，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职业的自豪与感动。
对田世国的采访过程与我们平常的访问没有特别之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和同事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选择？
其实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长辈为子女捐的多，而子女为长辈捐的少的原因。
也正因为这样，田世国的行为才会引发了全中国的感动和思考。
田世国是一名律师，原本以为他会在采访中侃侃而谈，但其实在采访中田世国的话语既不多也不出采，甚至一度我们都怀疑他当律师行吗？但是如果你愿意仔细地想想，一个儿子愿意为母亲做出这样的举动，难道还需要大段的理论支持吗？
采访中包括采访之后，很多人问我：田世国怎么能既宣传自己又瞒住母亲？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如果你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母亲做出这件事，又怎么会瞒得住？他善意地告诫母亲不能看电视，因为有辐射对身体不好；他真诚地请求邻居亲朋共同帮助他，又有谁会拒绝儿子对母亲的爱的谎言？所以，他做到了。
在各种各样的媒体陆续播出田世国的故事之后，突然有一天，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对田世国在接受另一家媒体采访时的情况的描述，言语之中对田多有不满。跟贴很多，意见不一。不久，田世国的妻子就在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但是激起了更多的议论。名气真是双刃剑，希望这些节外生的枝没有影响到孝子的心情。
一年的时间又过去了，不知道现在田世国的身体怎样了？他母亲的身体又怎样？祝愿他们都能平安。
任 萍
董葡萄：讨一个说法（1）
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南景村人，1970年生，初中文化。
1996年，丈夫被烧伤住院，在手术中接受输血。2001年，丈夫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董葡萄对丈夫1996年所住的医院提出诉讼。2003年，医院提出和解，董葡萄一家获得28万元赔偿。
董葡萄和田永胜的家位于村子的东南角。这所小院落离村里大多数人家有一段距离，周围基本上没有邻居。院子是从同村人那里租来的，每年的租金200块。
此次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董葡萄经过了反复考虑，因为亲人朋友中只有丈夫支持她面对媒体的决定。
王 志：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压力呢？
董葡萄：在村里面走动啊，干啥，他们好像都说，你特别地有钱或者你靠这个发财，干啥。
王 志：你怕人家误解，有钱了又怎么样呢？
董葡萄：我没想到要这个钱，我当时打这个官司，我就是想证明这一点，我一个农村的妇女能站出来，我就是一个弱势的，就是特别弱势的。
王 志：你想证明什么呢？
董葡萄：我就是想证明咱们国家的法律会不会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
34岁的董葡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打上官司，更没想到自己的家庭和艾滋病会有什么联系。2000年底，当丈夫开始不明原因地腹泻和发冷的时候，董葡萄想到的就是一定要把这种怪病治好。
王 志：那当时联想到这个病？
董葡萄：没有，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就觉得是上火了，或者是腹泻，我们那儿的医生说就是痢疾。
跑遍了当地的大医院，进行各种检查和治疗，都没有任何效果。在一次住院期间，董葡萄在看望丈夫时遇到的情形让她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
他见到我很高兴，他说大夫说我好了，我可以回去了。我说那好呀。然后我们就出去吃饭，他吃了一点汤面，还没有离开那个座位就哗哗都吐了。我就想是不是这两天还没有什么效果，当时医院那个主任说你就回去吧，我说怎么叫我回去呀，他说你就回去养吧。我说他不能吃饭，一吃饭就吐，还继续腹泻，你让我回去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就是等那个结果。
王 志：你们不愿意回去？
董葡萄：我不愿意回去。检测不出什么原因，我就要转院，你给我开转院手续，我到西安去。
王 志：你为什么要去西安呢？
董葡萄：我就觉得本地医院的技术和它的设备不好，我说我要到高一级的医院去看看，就是即便他回去有什么事，我心里也知道他是什么原因了。
结果病历分析出来以后，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总觉得那个腹泻还是没有治好，所以我们还坚持住院。结果我在第四军医院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住上院，因为它那个血液科的床位特别紧张。
当时每天早上我4点多起来，就坐在那排队等病房，每天下午5点多，我就跑到住院部后面去看是不是有病房，或者我看见住院部门一开就偷着跑进去，跑了进去，我见了病房，就看是不是有空床位。或者我就问那个病人，我说你是不是好了，今天准备出院了，他们都摇头。
虽然董葡萄想办法让丈夫住上了西安的另一所大医院，可是，病依旧不能得到有效治疗。最后，丈夫田永胜接受了艾滋病检测。
王 志：当时是不是打击特别大，丈夫知道吗，告诉他了吗？
董葡萄：不知道。我没告诉他。
王 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董葡萄：我怕告诉他之后，他会像我那样经不住打击，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好像天塌下来，我就觉得我很渺小。
董葡萄立刻就做出了决定，要打官司讨个说法，而这场官司的矛头就指向了丈夫在1996年一次住院期间的输血。
王 志：但是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不止一种。
董葡萄：还有性传播跟母婴传播。
王 志：母婴不可能，但是性是有可能的。
董葡萄：性，我丈夫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他从来都不做那些对不起我的事。
王 志：那么剩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就住过一次院吗？
董葡萄：因为当时他身体特别强壮，所以他就没有住过院，惟一的就是在那家医院。
1996年，田永胜在工作中被烧伤，烧伤面积达90％，在当地一家大医院，他被大量输血，接受了植皮手术。董葡萄打听到，一个当时和丈夫在一起住院的孩子已经去世，去世前的症状和丈夫极为相似。
出院回家之后，董葡萄害怕丈夫跟别人说实话，对他隐瞒了病情，可是，丈夫坚持要去上班，不得已之下，董葡萄把实情告诉了他。
王 志：你怎么告诉他的？
董葡萄：我就说防疫站检测确认你这个病是艾滋病，但是他也没听说过这个艾滋病，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当时没什么反应。
王 志：他有反应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反应？
董葡萄：他好像就一直也没有什么反应，我总觉得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依靠我依靠惯了。
王 志：他出去说了吗？
董葡萄：他到单位就说了，然后别人就议论开了。我当时就特别恨他，我说你为什么对我和孩子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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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讨一个说法（2）
我自己心里就很自卑，见到别人我也不说话。当时我想我是不是也染上了这个病，但是我想如果他走了，我也染上了这个病，我孩子怎么办？
董葡萄一个人前往北京，要给丈夫找一所权威的医院，当时她所了解的全部信息就是一所权威的艾滋病治疗机构的名称。
王 志：为什么不把丈夫一起带来呢？
董葡萄：当时他身体不好，他也累，再一个就是花费也特别大，我心里面也没有底，是不是能找到这家医院，是不是有专门治这个艾滋病的，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我。
我就想先看看这个，当时我一下车，就觉得晕了，北京这么大我怎么去找呀。那个天桥呀，还有天桥下面过的那个来回的车呀，我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车，也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我就想去哪儿找啊，我怎么找这个。
在找医院的同时，董葡萄又开始寻找律师，她决定要在北京找到有影响的律师。
我想是不是应该找高院，高院门口肯定有律师事务所的，并且能在高院门口开律师事务所的，肯定水平还是差不多的吧。
王 志：怎么会有这个印象呢：我还要找律师，第二我要找有名的律师？
董葡萄：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医院，比较有权威，再一个它经济方面肯定比我强，我如果找不到有权威的律师，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是扳不倒他们的。
辗转之后，终于找到一位胡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可是要想打官司，董葡萄还不得不面对高额的律师费用。
王 志：律师可是有偿服务？
董葡萄：一开始启动费用就得四万多，我说我连拿400块钱都拿不出来，我怎么能拿出四万多呢。
王 志：四万多对你来说什么概念？
董葡萄：那就是天文数字，太可怕了。
董葡萄和丈夫已经结婚14年了，有一个9岁的女儿，家中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家里的房子在几年前塌了，也一直没有能力再建。丈夫烧伤后的两年里，家里的收入就只有丈夫每个月不到两百块钱的工资。为了补贴家用，董葡萄卖过小吃，还批发过洗衣粉，走家串巷地叫卖。
当时就是想到，把孩子送出去，我自己打工挣这个钱。
王 志：反对的声音呢？
董葡萄：就是村里边人，他们家里边人不怎么支持我，再就是单位好多人，我的同事那些。
王 志：打还是不打，你必须选择。
董葡萄：打，我当时就是想到要打，因为我总觉得对孩子不公平，我觉得孩子那么小，我就那么一个孩子，我想到她今后的生活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觉得以后没法和孩子交代这个事，我就怕孩子问我这个问题，怕孩子知道以后会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就那么脆弱，为什么你就选择逃避，为什么你不面对。
王 志：两万块钱后来怎么筹到的，多长时间？
董葡萄：这个筹钱吧，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白天忙着跑这家，想办法，我就是想着，我整天脑子里就想着哪一个亲戚能拿出钱，哪一个亲戚我准备到他们那借多少钱，我整天就是想这个事情。
当时我妹妹和我妹夫，他们两个都是残疾人，但是他们一次性给我拿了六千块钱，六千块钱，我知道我拿这六千块钱的时候，心里特别沉重，特别沉。因为我妹夫他每天起早贪黑，晚上两点多去进货，早上天不亮就要赶早市，要卖货。
他做小买卖，就是卖青菜。当我妹妹给我六千块钱的时候我都不想要，我也退缩过，我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拿那么多钱，没想过，没想过会给我拿那么多钱。
王 志：筹钱那么艰难，结果是什么，结果并不能预料？
董葡萄：当时我想着，哪怕把这两万块钱打了水漂……我知道，我到最大的地方北京找了律师，并且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把能借到的钱我都借了。去北京的时候路过太原，我太原有一个亲戚，但是我是1990年去过他们家一次，只是凭着印象，我就去找，当时找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晚上八点半了。来到他家以后他们看见我就是从乡下来的穷亲戚，穿得也不整齐，也没有时髦的衣着，背着那么一个黑色的包子，确实，我当时踏进他们家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哪怕我不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来到这儿，我也不敢跟他们说我打官司，也不敢说我爱人得了这个病。
王 志：那你怎么说呢？
董葡萄：我就是骗，我说我孩子在北京住院。
王 志：给你钱了吗？
董葡萄：我也没说要钱不要钱，我就准备那样走，但是他给我包里装了一千块钱，给我拿了一千块钱。
找到了律师，进入了诉讼程序。可是，董葡萄的手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丈夫的那次输血和感染艾滋病毒之间的联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立案也显得格外艰难。
王 志：不立案的理由？
董葡萄：我不知道什么理由。
王 志：胡律师跟你解释了吗？
董葡萄：他反正觉得就是困难，我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见面，他就是说困难大压力大。
王 志：那交了两万块钱，也立不了案，你没有想到过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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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讨一个说法（3）
董葡萄：想过。但是我就说不行，我非得把这个官司打下去不行。
董葡萄开始寻找新的解决办法。通过亲戚的介绍，他又找到了一位律师杨大民。
王 志：为什么换律师呢？
董葡萄：再试吧，再试一次，大不了我再回去再磕头，再求别人再借钱，就抱着这个心态，然后我跟胡律师解除协议，协议解除之后，胡律师他也就是轻轻地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他笑的意思是什么，他有一个助手庄律师，庄律师跟我说了，你这个案子我不办了，我算解脱出来了。
王 志：你怎么理解这个？
董葡萄：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找了比较有经验的律师，还是在北京首都找的，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个案子难度大。
2003年3月底，董葡萄收到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案子将在1个月后开庭。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手里还是缺乏真正有力的证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出台有关规定，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行为，由医疗机构就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可是这个规定要在2003年4月1日才开始生效。而董葡萄他们的案子在3月10号就已经立案。尽管立案困难，在律师的建议下，董葡萄还是决定先行撤诉，再重新起诉。
王 志：那后来重新提起诉讼的时候有没有难度？
董葡萄：也是很难的，来回也跑了几次，最后我觉得杨律师不行，要不我当事人亲自跑是不是能感动他们那些法官，是不是能感动他们，因为我的这个努力我的执著，是不是会把他们感动，感动之后他们会不会给我立这个案子。
王 志：结果呢？
董葡萄：结果我就去找啊，他们还是这个推那个，那个推这个。最后我就下决心，我说你要是不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了，我今天不回去了，我就跟在你屁股后面，我不回去了，我已经到这个份上，你看我病人在北京治病，我还有那么小的孩子，我没有钱，我怎么弄，我说我不回去了。
案子最终在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立案。可是，董葡萄面临的还是证据不足的问题，她必须从那家医院得到自己丈夫的相关医疗资料。
王 志：搜集证据容易吗？
董葡萄：不容易，他们不让我复印。他们当时就推托，他们当时说病历律师调走了，他们当时就这么说，还是推。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费了这么大劲，现在仅仅是复印病历而已，我也没说现在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我也没带什么人到这闹事，你们为什么连个病历都不让我复印。
王 志：最后给你复印了吗？
董葡萄：当时就是特别气愤，我一向特别内向，当时也就由不得了，由不得我就拍桌子，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说要不这样吧，我通知你去复印，然后到复印室他们也不让我复印那部分，他们就说只让复印客观的，主观的不让复印，还是复印些没有用的。第二天我又去，又去复印这个病历，最后他们提出和解。
王 志：他们提出和解？那你当时同意吗？
董葡萄：当时就说让我考虑考虑吧，考虑之后给你们一个答复。
王 志：你怎么考虑的？
董葡萄：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已经出来了，他已经得了这个病，再没有什么办法可挽救，只有用经济补偿的办法来补救。
王 志：你是担心打官司没有结果吗？
董葡萄：不担心这个，它已经提出和解了，我再也不用怕它这个事，我就不怕它了，它已经提出和解了，就说明它肯定有问题。
王 志：但是有问题，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放弃？
董葡萄：不是我要放弃，因为他们这是管理的问题，当时社会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个责任不完全是他们医院的，所以说不完全是他们某个医生愿意给我造成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比较理解它。
董葡萄家最终拿到了丈夫的28万元赔偿。现在夫妻俩每个月能从厂里领到几百块钱工资。此外，董葡萄一面耕种家里的几亩责任田，一面也靠帮邻居干些农活挣点钱。
丈夫现在每个月从县卫生防疫站免费领药，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王 志：你担心自己的身体吗，和孩子的身体？
董葡萄：担心，肯定担心。像我丈夫得了这种病之后，他就特别烦特别躁，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有时候他在家里边发脾气，孩子也特别害怕，为了这个，现在孩子不在我们身边生活，孩子在我姐那里。
王 志：但是你还得面对丈夫。
董葡萄：是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面对他，因为我带他出来看病的时候，第一次去地坛医院，看到艾滋病人，我心里很痛，很痛，我觉得他们就像逃难的难民一样，当时的脸色，还有身上特别消瘦。我就想到如果说我离开他，他生活会怎么样，当时我心里特别害怕。
王 志：家庭生活呢，正常吗？
董葡萄：不正常，因为孩子走了，我每天都是特别想她，孩子都是两周回来一次，每次孩子去的时候她都是流着眼泪去的。
王 志：丈夫怎么看待你做过的这一切？
董葡萄：他很感谢我，但是他现在的身体他没有能力感谢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特别累，我特别委屈，但是我没有办法。
董葡萄：讨一个说法（4）
王 志：那现在跟邻居的关系相处呢，正常吗？
董葡萄：还可以，去年###接见了之后邻居都知道我这个事，以前他们不知道。
2004年底，独自到北京拿药的田永胜在地坛医院得到了###总理的接见。
秋菊·葡萄
夏利吱吱扭扭地来到了村里，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我看见了董葡萄。本以为即使长得不像巩俐，也该像巩俐演的秋菊。真正是出乎意料，个子出乎意料地小，样子出乎意料地老。没怎么寒暄，就把我们往家里带。家是租来的，在村子的东南角，离村“主流”居住区域隔着老远的一片田，孤零零地和几座空宅子为邻。
报纸都把董葡萄叫“秋菊”，她丈夫是山西铝厂的工人，1996年在工作中烧伤，在当地一家医院动手术输血。5年后，不明原因地低热、拉肚子。确诊艾滋病后，董葡萄开始要和这家医院打官司，还没开庭，医院主动要求私了，赔了28万。而董葡萄手里并没有任何有效证据，都是自己推测的。因为有一个和丈夫同时间住院并输血的女孩子也得了这种怪病死了。
本来说好的拍摄计划突然被打乱了。
在我们把进度精确到按小时算的时候，董葡萄通知我们，凤凰台没有预约突然到来。拍摄时间不得不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缩水。幸亏当天的光线很美好，我们的摄像王扬老师和董葡萄又都是聪慧而果断的人，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的脑子重新理智乐观地开始思考。
第二天下午，肚子里揣着一碗热乎乎的泡馍，我们又来到了村里。接上董葡萄，在运城市游走拍摄的时候，董葡萄从她破旧的牛仔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个馒头；啃着。天气很冷，一嚼一嚼地，嘴边冒着白气。凤凰台的同仁很敬业，昨晚干到了12点，今天又干了一上午，“一点东西也不吃”，董葡萄和丈夫当然也只有饿着了。联想起刚到董葡萄家里，我异乎寻常地热情向他丈夫“offer”的手，和稍后肝肠寸断、把手儿细细端详的举动，看来要想让艾滋病患者得到真正“国民待遇”，宣传和普及知识的力度还要加大。
关于艾滋病，当时和后来一个反复困扰我的问题是，丈夫感染了艾滋病，董葡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块儿生活了5年，怎么没被传染呢？
采访在北京。
提起丈夫，董葡萄斩钉截铁：没有一点感情。没离婚，因为孩子。
丈夫是个老实人；但是这几年得病后身上不舒服，常打她。可是，恨丈夫不是因为“家庭暴力”，而是他太“麻木”了，确诊艾滋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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