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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逍遥游-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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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原来他的弟弟祁宿藻是戊戌年进士，和曾国藩同年及第，但官仅做到江宁布政使，没有曾国藩的飞黄腾达。由羡生嫉，便在皇帝面前说出这句话。祁大学士等于是揭开咸丰帝的疮疤，清王朝的危机，不靠满人，而要靠汉人来拯救，在自尊心上实在说不过去。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京师首度失陷，咸丰皇帝避难热河，大清帝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清廷十万火急地檄调曾国藩麾下第一员勇将鲍超。曾国藩认为鲍超是对付太平军的一张王牌，不肯接受清廷的要求派鲍超北上，宁愿由他自己或湖北巡抚胡林翼象征性地带少些兵去应付一下。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强调说“势”是势在必行，“理”是理所当然，所以势所不可违，理则但求过得去，莫太离谱也就罢了。
曾国藩还写信给曾国荃说：“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号润之）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向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有济无济，听之而已。”由他北上勤王表示敷衍一下，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着”；至于大清帝国亡不亡，则“有济无济，听之而已”，不关我们的事，清国事，管他呢。
黄袍加身唾手可得
1861年，咸丰皇帝死在热河，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秘密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皇帝大丧时期纳妾，也许是他故意侮慢清廷，最低限度，也是表示他目无君上，章君谷便持此种说法。
事实上，曾国藩对于清廷的不满，在他几度上疏，针砭时弊，如《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议汰兵疏》中，早就痛切陈词，公然表露无遗。除此之外，他还曾在给朋友的信里大发牢骚，说什么：“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此，可为愤懑！”更彰明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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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4）
大丧期间纳妾也好，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也好，与友人书大为愤懑也好，说明了曾国藩对清廷的不满，在私人行动上慢慢地表现出来。
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铸成一个由大汉民族主政的曾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挟其余威，可以说唾手可得。从上述几件事看来，他心中大有对清王朝的不满，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清朝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据说在当时确有不少人劝他做皇帝。例如他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反而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还有他的门生、得力干将彭玉麟，在他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就曾派亲信送给他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面说：“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他怕人看见，马上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这都说明，曾国藩的周围已放出这样的空气，他本人也不是不知道。
不当皇帝的三大理由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曾国藩要维持清廷，不取清帝而代，自己做皇帝，建立汉人政权的理由。
第一，从他《讨粤檄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张发扬名教的人，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这就说出他是以儒教精神来对抗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的主张。他要维持孔孟的教训，重视礼仪人伦诗书典则，就万万不敢自己取而代之，变成名教的罪人。他虽不满清廷，却不是从民族的立场来痛斥异族的统治。如从排斥异族统治这一点来打倒清廷自己做皇帝，他抵抗太平天国的理由也就不能自圆其说。但他本人是不是真正的名教维护者，问题不重要，如大丧纳妾，就不应该是讲名教的人所为。问题是在镇压反名教的太平天国之后，自己又起来大干反名教的篡位之事，巩怕世人会骂他，他也就不敢大胆而为了。
第二，从开头所引的话来看，他比任何人更明白时代的脚步。他认清长期的内战，必会引起亡国之祸。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李鸿章像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他所谓的“种子”，可以把它看作“民族革命的种子”。他明知由自己来干，不如由“一班正人”来做创业英雄。从办起湘军后，已经从满洲人手里取得他们抓牢了两百多年紧紧不放的兵权，又使清廷厉行的中央集权制全盘瓦解。他已动摇了清廷的根本，就让“种子”去把他推倒吧！
第三，从曾国藩的性格和健康上面来看，他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敢取清帝而代之。他是小心谨慎，时作反省的人；又是任劳任怨，想做完人的人。他有一句座右铭：“稳扎稳打竟大功，持盈保泰成大仁。”从性格上来看，曾国藩不是做皇帝的角色。再从健康上来看，五十岁起，他就患有疥癣的痼疾，疥癣发作时奇痒。又患有失眠病，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精神衰弱与日俱增。到六十岁，左眼又失明，看书下棋都不方便。这样在体力上有缺陷的人，望他做皇帝，实在有如缘木求鱼。
李鸿章鸿运当头
曾国藩既无称帝之心，就不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湘军自重。他把湘军解散，以解除清廷对他的猜疑。但完全没有军力做为后盾，既无发言权，亦无安全感；因此，便把自己培植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加以温存，由李鸿章来继承他的势力。
太平天国之役一结束，而东捻、西捻乱事并起。清廷命曾国藩再平捻乱，做老师的便将此一建立殊勋的大好机会让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捻乱渐次肃清，曾国藩却在直隶总督任上，为了天津教案闹得手忙脚乱，朝野交相指责。他荐举李鸿章继任北洋大臣。从此，李鸿章就被国人视为交涉能手、外交专家；咸同中兴以后，几乎所有的涉外事项，非他莫属。左宗棠远征新疆，曾国藩也把湘军的一员大将刘松山派遣给他，为左宗棠建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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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5）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得年六十二岁。他在死亡三日前，留下一页日记，写着：“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亦一无所成。老大徒伤悲，不胜悚惶惭赧。”他生逢清朝的衰退期，也就是他所说的“末世”，清政权已经病入膏肓。他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终其一生在为维护名教而战。他不甘冒“礼义人伦”的大不韪，“步洪杨的后尘，踵天国的覆灭”。与其说他是清朝中兴的名臣，毋宁说他是名教的卫道士。
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1）
左宗棠：与林则徐“湘江夜话”之后林则徐护送夫人郑氏的灵柩回福建故乡的途中，船旅停泊长沙，便约左宗棠在船上夜谈。这两人的初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一页。
左宗棠，清王朝高官之一。如何给他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惟如能到西北走一趟，在夹道两旁树荫巷郁的高大杨柳，随风起浪，给你送来清凉的时候，你便会记起这位有先见之明的保疆固土的清代名臣是一位怎样的人。“左公柳”扬名天下，其人事迹，值得让我们来还他一个历史的真面目。
惟一进士落第的清末名臣
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著有彪勋的功臣，清一色的进士出身，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胡林翼、沈葆桢皆是，连林则徐也不例外。惟有左宗棠是进士落第，仅止举人。所以，早期他无法走上宦途，以举人出身，休说知县，连个县丞也没有资格补上，他仅能跻身于“幕僚”。
左宗棠的幕僚生涯是在年过四十才开始，换句话说，他一直没有做官。他首先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底下当幕僚，后张升总督转任到武昌，左宗棠又在其后任骆秉章底下干同一职务。可是，在他三十七岁仍未当幕僚时，江苏巡抚林则徐在胡林翼的推荐下，就有意请他出来做事。却因左宗棠不愿离开湖南，并且又因财产纠纷正在打官司，便加以婉拒。胡林翼和左宗棠同乡，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时，胡林翼在他下面当贵州知府，后升任湖北巡抚。
另有一人两江总督陶澍，也是赏识左宗棠的湖南人，林则徐曾在陶澍底下当江苏巡抚，不止一次听过陶澍赞赏左宗棠的话。林则徐透过这两个湖南人早就把左宗棠放在心里，总想要安排一个机会和他“宴谈”。
这个被胡林翼称赞为“横览九州岛，才出其右者无人”的左宗棠，湖南湘阳县人，生于1812年，和胡林翼同年。二十岁乡试及第，会试三次赴考，三次落第。左宗棠像左宗棠的学问重在舆地、兵法和农政，这些项目皆非科举的应考科目。可见他属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累试累败，事在料中。不像后来在“戊戌政变”中名扬中外的康有为，他的学问重在经学，在他赴考进士时，主考官的学问都瞠乎其后，望尘莫及，这种学问就受科举欢迎。
左宗棠一向大言壮语，自比诸葛亮，相当自负。也就因为这种性格，和人相处不来。尤其日后和曾国藩意见相左，他们互相讽刺的短诗，成为天下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决定他一生的去从，就在一次和林则徐的“湘江夜话”；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三十七岁，仍未仕宦，三年后才任幕僚。林则徐六十五岁，正从云贵总督任上退休，翌年便死在潮州途中。无所不论的湘江夜话左宗棠见林公，不知是故留印象还是实在紧张，一脚踏上船板，便全身跌进水中。二人初对面，如见故人。“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论”，后日左宗棠给友人信上这样写道。左宗棠精通舆地和兵法，林则徐早有所闻，所以谈论的话题不离这二个领域。特别是西北问题才是“湘江夜话”的主题。
原来，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措置上，引起“鸦片战争”以来，被清廷谪放新疆竟达三年。对于西北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搜集，在当时很难找到第二人。如同他被派遣到广东担当大任时，也曾埋头于当地英文报纸和地理书的研究，并令人做出大量的翻译工作。这些资料后来在被贬放新疆的途中，全部交给扬州的魏源著成《海国图志》流传下来。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倒幕运动，幕末志士也都爱读此书，阪本龙马亦常手不释斯书。凭他在新疆三年的经验，对于西北的情势了如指掌。最后，他作出结论说：“中国的忧患，不在英国，而在俄国。”左宗棠也同意他的看法，遂成“边防论”的主张者。
清末的国防论，分为“海防论”和“边防论”两个分野界线。前者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亲俄防英。后者以林则徐为代表，他的女婿沈葆桢和湘江夜话后的左宗棠，也和林则徐同一论调，主张俄国才是中国的主要敌人。
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2）
就像林则徐提拔左宗棠一样，左宗棠也提拔过沈葆桢。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时，在福州马尾山麓创立了船政局，兼办造船所、军火厂和船政学堂，推行洋务运动。这个船政局的第一任船政大臣，便交给沈葆桢来担任。船政局的创立和运营，全靠英法的支持，并请法国人当顾问。所以，边防论的左宗棠一反海防论的主张，是以亲英防俄为主论。
湘江夜话后三年，左宗棠年届四十才出山，已如前述先后当过两任湖南巡抚的幕僚。在骆秉章巡抚的任上，因骆是广东人，不谙湖南当地情况，便全责委任左宗棠去承办一切业务。连曾国藩湘军的财政面和政治面的支持，也出自左宗棠的安排和督促。名义上是巡抚的幕僚，实际上是实权在握，没有他也许湘军都无法建立起来。因此，曾左不和时，左宗棠才敢目中无人地不把曾国藩看在眼里。
清军和太平天国的战争，左宗棠加入湘军，在江西、安徽建立了勋功。这时才正式被清廷任官，登用为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太常寺卿是祭祀宗庙的京官，后转任浙江巡抚，又升任闽浙总督，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夺回杭州，又建立了伟勋。旋调任陕甘总督，镇压西北的“回乱”。
收复新疆失土
回乱发生在同治五年（1886），回乱是指回教徒将军阿古柏占领新疆后，影响所及中国西北部回教徒也发生叛乱而言。阿古柏将军乃浩罕国的武将，他的政权有帝俄派遣的军事顾问参与。左宗棠平定陕西、甘肃的回乱，是在他到任的第五年（1871）。回乱领袖白彦虎随即逃亡到新疆的阿古柏处求救。1875年，左宗棠为收复新疆的失土，便率领远征军向西出发。
左宗棠的西征，分前后两路进军。当先头部队到达乌鲁木齐时，殿军才从兰州出发。出发之前，对于中途沙漠绿洲的水量调查，作了详细的研究，并在沿途种植杨柳，让后头的部队得其休憩之处。当前头部队攻陷乌鲁木齐时，钦差大臣左宗棠尚在酒泉。1877年4月，清军收复了吐鲁番，白虎彦又逃往俄领内，阿古柏战死，浩罕国灭亡。
左宗棠的远征军以收复伊犁为最大的任务，但却受海防派李鸿章的阻挠，不得不延期。因为日本以琉球岛民被杀害为由，由西乡从道为司令官派兵占领台湾，所以李鸿章就将兵员调动南下，使征西军无法编成。这就是远征军不得不分两部进军的理由。后来，台湾问题以赔偿白银50万两才得到解决，左宗棠所率的征西部队，当先头部队已到达乌鲁木齐时，才从兰州出发。
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海防论和边防论主张的不同：主张东南沿海地方乃中国的心脏，这是前者的“沿海中心论”；主张新疆不保，蒙古也保不住，蒙古一失，京师必陷，这是后者的“边防中心论”。李鸿章和左宗棠的见解不同，也就发生了孰先孰后的问题。
左、李以国防论的见解各执己见，左曾又以私人感情交恶，终于演成断交，这也可以看出左宗棠性格的一面。
曾国藩年纪比左宗棠大一岁，在左宗棠尚未任官时，曾国藩已受任礼部侍郎。而左宗棠能以一介幕僚出任巡抚，这异常的拔擢，可以说完全是曾国藩推荐之赐，无可疑义。并且，左宗棠西征的一员大将刘松山也是曾国藩麾下的猛将，由曾派遣给左的。左宗棠镇压回乱时的兵粮输送，专靠曾国藩的调配，也是有目共见。因当时曾国藩正任有“天下谷仓”之称的两江总督。由此种种，可看出曾对左并未掣肘，而是左对曾使意气。
万年长青左公柳
左宗棠恢复新疆后，照说帝俄占领的伊犁地区便要退还给中国。可是由于清政府派出的交涉大臣崇厚的颟顸糊涂，竟将伊犁以西和以南的广大土地都割让给俄国，并答应负担帝俄在伊犁的驻军军费500万卢布。后经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的再度谈判，始以霍尔果斯河为界，收回伊犁以东的地区，而负担军费却由500万卢布增加到900万卢布。这就是著名的《伊犁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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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定一生：左宗棠（3）
在《伊犁条约》签订前，左宗棠获悉崇厚的失态，曾愤而出兵包围伊犁。海防派的李鸿章惟恐曾纪泽的交涉受到影响，便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备顾问”，时年六十九岁。
左宗棠回京，朝廷特派出近卫军团的仪仗队，到张家口去迎迓。回京后，即升任军机大臣。翌年，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这是曾国藩担任过的官职，并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一年他已年届七十一岁，因年耋罹病而告假请归。在他告假期间，中法战争爆发。
中法战争，法国舰队提督孤拔战死。可是，左宗棠所创设的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厂亦遭破坏。
左宗棠死在光绪十一年（1885），享年七十三岁。综观他一生，以镇压太平天国始，建立勋功，扶摇直上，官至两江总督，以一个举人出身的人来说，简直是破格的升迁。而最值得歌颂的却是平定西疆，保土卫国，收回失地，在功罪上，被认为是功大于罪。因此，今天酒泉公园上所建立的“左公柳纪念碑”便说明了中国人对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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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1）
容闳：终身为中国的富强奋斗容闳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富强大业努力奋斗，不愧是一位为中国现代化贡献所学的第一号留学生。他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今已枯株复苏开花结果了。
七岁进女校就读
道光十五年（1835）容闳满七岁，随父至澳门，进入伦敦妇女会在远东倡办的女校就读，是英教士古特拉夫夫人的西塾。这所西塾虽谓女校，仍收男生，男女学生总数二十人不到。此所女学塾仍收男生的理由，是为马礼逊学校招收男生做准备，因为马礼逊学校的开办比古特拉夫夫人的女校晚五年。
古特拉夫夫人的丈夫乔路斯·古特拉夫是著名的传教士，曾和英商鸦片商人勾结，乘坐以扩大鸦片贸易为目的的阿玛斯特号轮船，北航回来，写下报告说：“一艘英国的傅利格特军舰，便可击溃清国的一千艘军舰。”鸦片战争时，英国主战派便是引用他的这句话，极力主张侵略中国。乔路斯·古特拉夫也参加了鸦片战争，并在侵占舟山群岛时担任过民政官。
1837年，容闳仍在古特拉夫夫人的女学校就读期间，乔路斯·古特拉夫护送海上遇难的七个日本人乘坐马礼逊号到日本。当时日本还是锁国时代，他虽以送还遇难者为借口，要求和日本通商，仍然为当时的长崎奉行（地方长官）所拒，不让这艘归属美商阿立芬特公司所有的马礼逊号轮船入港。
当时惟一能够和日本通商的只有荷兰一国。可是，当时有力的兰学家（学习荷兰学问的日本学者）群起攻击德川幕府（当时的日本政府）的排外方针。其中有一位著有《梦物语》（书中详细介绍到中国传教的新教开山元祖马礼逊的事迹。马礼逊死于1834年，死后五年，为纪念这位传教士，才有马礼逊学校之设）的兰学者高野长英，便为此事被系狱，是为“蛮社之狱”。
马礼逊学校开办于1839年，亦即鸦片战争前一年。容闳作为第一届学生，由古特拉夫夫人的女校转入。主持马礼逊学校校务的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美国人，名叫勃朗，年二十九岁，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以其生平经验从事教育工作。他不但是为中国创办西塾的第一人，并且也是为日本最早创办教会学校的教育家，首批赴美留学幼童东京的明治学院便是由他创办的。勃朗后来接受耶鲁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和容闳同班的中国学生有五人，课程分初等算术、国文和英文，上午以英文教学，下午以国文教学。1846年12月，勃朗先生因病归国，容闳和其他两位同学便跟从他到美国留学。
自费出国的第一位留学生
容闳到美国留学的那一年是十八岁，他是中国最早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比起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家吉田松荫，因偷渡留学未成而被捕还要早八年。容闳是私费留学生，未受政府资助，不像日本第一号留英的留学生——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由推倒德川幕府的毛利藩资助派遣的。也就是说，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的那一年（1854年），日本还没有一位派到外国的留学生。
中国人到外国学习西洋文明比日本早上几十年，可惜容闳的留学是私费，不是公家派出，所以中国没有一套留学制度。到辛亥革命前夕，清廷反而派出公费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当时公私费留日学生竟达万人以上，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员都是当时的留日学生。
容闳是自费留学，“予等均贫苦，若自备资金，则无米安能为炊。幸勃朗先生未宣言前（还没征求容闳等要不要去美国留学），已与校董妥筹办法。故予等留美期间内，不特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既惠我身，又及家族。”（容闳著《西学东渐记》第二章）资助容闳留学的校董，指的是前述美商阿立芬特公司（为美国纽约巨商三兄弟所设），另有任香港《中国日报》主笔的苏格兰人蓄德鲁特、美商李企、苏格兰人康白尔等人。他赴美乘坐的轮船亨特利思号，也是美商阿立芬特公司所有，专来中国运载茶叶，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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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2）
十九世纪中叶，西洋人到中国有古特拉夫一类的充当帝国主义尖兵的传教士，也有美商阿立芬特一类的解囊相助促成留学的商人。
容闳等三人于1847年1月4日，由黄浦出发。乘船在惊涛骇浪中，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于4月12日始抵纽约，共在海上度过98天。“当时纽约人口仅有二十五万，但危楼摩天，华屋林立，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已可与伦敦相颉颃，成一极大之都会。”当时美国的生活程度不高，“每星期苟得一元二角五之美金，足以支付一切”。
他们即由纽约到麻省进孟松学校，这所学校是考大学的名门预备学校，当时美国尚无高等学校。孟松学校校誉独著，“全国好学之士，莫不负笈远来”。本来，容闳等三人的留学，以二年为限，不包括进大学的资助。孟松学校修完两年毕业，同学黄胜即因病归国，另一同学黄宽转赴英伦进爱丁堡大学医科，继续受资助，以七年苦学完成学业后回国从医，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医生。独有容闳以半工半读进入耶鲁大学研读，拒绝接受勃朗先生所提出的以毕业后当教士传道为条件的资助。
据容闳自称：“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西学东渐记》）
忧国忧民的书生情怀
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因曾在兄弟会藏书楼任司书之职（图书馆管理员）2年，相识之人亦多，学界中交游尤广。因此，不免有“久居不归，乐不思蜀”之奢愿。但禁不起阿立芬特公司的怂恿，便于毕业那一年束装回国。回到广东老家，一见母亲，便告诉她说：“儿今既以第一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今后吾母即为数万万人中第一中国留学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者之母。此乃稀贵之荣誉，为常人所难得。”
容闳的学成回国，表面上是遵循资助者的怂恿，回到中国替他们传教，内心里却是抱有“旦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因为“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无时不耿耿于心”，他在书上说：
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转不之觉也。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由此可见，容闳不是想回国做官发财，而是想让更多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好为促进中国的文明富强服务。果然，1872年中国便有第一批留学生由他带往美国留学，这是距离他学成回国十八年后的事，在时间上实在浪费太多的岁月，以致让东邻日本走在前面了。
学成归国的容闳，入世谋生，经商阅历，走的路崎岖不平，饱尝风霜。因为他是自费留学，非公家所派，不像日本第一号留学生伊藤博文，因是公家派遣，回国后平步青云，官拜宰相，为日本订立第一部宪法，学以致用，成为明治维新的功勋。
容闳首先的落脚处，便是在有同校之谊的美国人传教士派克博士处当书记。这个派克医学博士，虽是奉美教会之命来华传道，悬壶于澳多容闳像年，却是美国政府的特别委员。因当时尚无各国全权公使之设，北京之应设公使与否，尚在磋商中。他曾建议本国政府派兵占领台湾，在政治立场上容闳无法和他步调合谋。他在派克处事少薪薄，他的本意在于近水楼台，“意不在金钱，欲藉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后来知道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容闳便只干三个月，遂自行辞职。
第二个去处，便是进香港高等审判厅当翻译员，潜心治法律，想开设律师事务所。这一想法终告失败。失败的原因，据他自己说：“盖香港为英国之殖民地，予以中国人而律师于此，是以外人侵入英国法律团体，损彼利益，分我杯羹，必召英律师之恶感。”容闳起先未计及此，他日不得不离开香港。他离开香港是被轰出去的，香港英人律师合力排拒他，并在报纸上连篇累牍肆意攻击；惟有《中国日报》不登贬词，这一家主笔蓄德鲁特是资助他留美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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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3）
就业失业，自立经商
1856年，亦即留美回国的第二年，容闳乘船到上海，即在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又因“此间有一恶习，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予既知此，乃深恶其卑鄙，不屑与伍，以自污吾名誉，乃决意辞职”。在海关也只干四个月，一方面由于不愿同流合污，他方面更因总税务司由英人专办，中国人无论何人，绝不能有希望升至总税务司的地位。
离开海关后，容闳便到一家英商暂借枝栖当书记。这家公司专收中国的丝茶，他做事数个月，获益良多，略知商家内幕和经营方法的梗概。可惜这家英商不到六个月便宣告倒闭，顿成失业的人，他说：“此时如投身大海中，四顾茫茫，不知方针当何向。”
在失业期间，容闳曾为人作译文，一为上海首屈一指的洋公司的华人经理逝世，悼念他的一篇诔文，由中译英，即由容闳捉刀；一为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商界欲撰一西文募捐启事，由中译英，也由容闳代筹。他说：“上海之中国人，几无一人不知予为美国毕业生矣。”他非常满意做了这两件事。后来，有一家宝顺公司的洋经理，请他做日本长崎分公司的买办，他婉辞不就。他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他不愿意辱没母校的名誉，失笑于耶鲁的同学。
1859年3月，历经一年多的失业之后，容闳便自立经商，到全国各地产丝茶地区搜购丝茶。他搭乘“无锡快”先到杭州，溯钱塘江而上，自常山到玉山。其时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仍未辟为通商口岸。然后过南昌，转向西南的湘潭。当时湘潭是中国内地商埠的集散地，凡外国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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