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逍遥游-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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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反烟英雄林则徐（1）
林则徐：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是一位团结内部的天才大政治家，依照当时清朝的规矩，林则徐像能把周围的官僚团结起来，一丝不乱地协力抗英，的确非有一股号召力难以成事。
　　难以归类的政治家
　　一般来说，历史舞台上登场的人物，大约可分为两类：一为鸽派，亦即维持现状派；一为鹰派，亦即改变现状派。前者的路线是柔软的，现实的；后者的路线是强硬的，理想的。也可以说，维持现状的主张者就是保守派，改变现状的主张者就是改革派。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十年之间，这一时期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人物，如林则徐这个人，就很难用上面的分类法来评定他是保守派抑改革派。
　　康熙（1662～722）、雍正（1723～35）、乾隆（1736～95），这三代的清朝治世，号称“三世之春”，是清朝的黄金时代。可是，乾隆统治后半期，纲纪紊乱，便渐渐由盛世转入衰世，他年轻时代是个明君，到了晚年却不足可道。尤其是在他全盛时期，兴师动众，大举征伐，固然振兴了国威，却搞得兵劳民疲，影响到下一代的大清命运。
　　乾隆帝退位后的半个世纪，清朝已欲振乏力，是明眼人看在眼里的，此即龚自珍所谓的“我有心灵动鬼神，却无福见乾隆春”。
　　像龚自珍能把当时清朝的由盛而衰看得很清楚的人，实在不多。大家讲不出道理来，总认为不知所以，国家的兴旺就一落千丈。当时欧洲产业革命的余震，已震撼到亚洲地区。列强的世界侵略矛头向东移射到了中国的心腹。
　　对于这种外来的压力，当时很少人能够体会出来。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所谓“外来的压力”，都是从长城以北进来的。这种北狄野蛮式的侵入，压迫中原已有几千年，大家耳熟能详。但讲到从海疆大门进来的外来压力，在林则徐之前，几乎没有人认识到。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无疑是个主张改变现状的人，属于改革派。但鸦片战争以后的林则徐，就很难一言为定了。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他目睹外来的压力，深抱“衰世之感”，忧虑国事日非，主张非加改革不可。可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满族大人，却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为多。因为他们是以少数派来统治全中国的，即使再小的变革，对自己来说都是不利的。他们和走钢索的人一样，最怕身边吹起微风，主张变革的人，在他们的眼中就会成为眼中钉，欲拔之为快。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亲身体验真正的外来压力
　　林则徐是责任心很强的高级官僚，具备充分的改革派领袖的资质。在当时的官僚中，又是一位深懂外国事情的人物。在他江苏巡抚的任中，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阿玛斯托号违背禁令，强驶入港。林则徐在上海处理了这件事情，这是他第一次和外国交涉，并且成功地让阿玛斯托号驶出港外，没有引起其他的麻烦。
　　后来他任钦差大臣，被派赴广东执行鸦片的禁止进口。林则徐出于责任感，到达现地即埋首于文献的搜集，热中于外国事情的研究。在和英国的接触中，慢慢地亲身体验了真正的“外来的压力”。当然作为一个礼教体制出身的官僚，对外国的理解自有某种程度的局限。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林则徐做出的努力，已很难能可贵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外国的事情，分析其所采取的强硬政策，应该与现实不会发生太大的矛盾，但是要把中国强硬的抵抗手段示之于外人，在当时来说，事出必要，不可不为，在当时也确有难度。
　　可是一旦发生战争，双方打起来，对主张维持现状的特权阶级来说，此属意料之外，非加以阻止不可。北京宫廷里的最高权力者军机大臣穆彰阿，一个热心的维持现状派，就认定是林则徐的强硬政策招来深刻的事态，便以对英交涉不当为由，在战争进行当中把林则徐撤职查办，贬流到新疆的伊犁地方。
　　林则徐被贬到伊犁，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三月到达洛阳，四月抵达西安，在这里林则徐病倒了。他抱病出发是在七月，十一月安抵目的地。这一年，林则徐五十八岁。三年后，返任陕甘总督，又重回高职。在新疆的滞留中，林则徐所关心的，仍然是对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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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反烟英雄林则徐（2）
林则徐到达伊犁的第二年，写成一本书叫《俄罗斯国纪要》。根据《国朝先正事略》的记载，有一位深恐西洋侵略中国的年轻后辈，向他求教对策，林则徐说：“西洋（指英国）不足为惧，终犯中国者，惟俄罗斯耶！余已老矣，君辈俟可亲眼见之。”他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可是在对外问题上已渐渐失去热心。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两次战争的十年间，前半段，林则徐是过着贬放的流罪生活；后半段，却是过着复职的地方官生活。从身份来说，的确是不同的两种身份。可是从关心对外关系来说，十年之间却都具有同一色彩。
　　林则徐与琦善的鲜明对比
　　林则徐所贬放之地的新疆，现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居民的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信奉回教；虽同归清廷统治，但在政治上、生活上，和汉族有所不同。
　　林则徐回调署陕甘总督时最初办的一件事，就是“办理番案”（他办完这件事后马上又被调任），亦即办理一件少数民族的纷争事件。纷争起因于这些少数民族杀害了地方官吏，并且开始掠夺民物。林则徐在这里铸造大炮，平定了番人的叛乱。利用近代的武器，制压使用弓矢的未开化民族，就像他在广东被英国人所制服一样，事后的处置颇为宽大，除了几个主犯之外，其他人统统释放。
　　虎门海战图
　　其后陕甘总督的是满人琦善。林则徐在以主战派的鹰派姿态主张抗英的四面楚歌下，被撤职查办时，接任他的后任钦差大臣同样是这个琦善。琦善把林则徐苦心经营的广东海防设施逐件撤除之后，又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他是如假包换彻底的鸽派人物。但他接任陕甘总督后，却一反鸽派人物的嘴脸，变成彻头彻尾的鹰派作风，把黑城撒拉的回教徒造反分子全杀无赦，一个不留。由于手段过于残酷不仁，受到清廷的谴责，被调吉林，贬职流放。
　　林则徐对于英国是主张战争的鹰派作风，对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却是主张和平的鸽派姿态；相反地，琦善对英主和，对沙漠匪徒却主战。
　　1847年，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管辖云南省和贵州省，任地是云南省的昆明。28年前，林则徐曾主持府试于此，可以说是旧地重任，驾轻就熟。可是现在此地却是汉回反目，纷争频繁之地，无日不有殴斗事件发生。回教徒“马大事件”，就是他到任时发生的；马大是回族歌手，他到处演唱讥讽汉人的歌曲，激起汉人的不满，一怒之下汉人烧毁了回教寺院。林则徐对于处理汉回冲突，在贬放新疆的三年期间积有经验，他主张只有良莠之分，没有汉回之别，成功地解决了马大事件。这是他处理民族关系的另一事例。
　　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中，长年随侍身边的老妻郑淑卿与他永别，使他痛惋良深。他十四岁订婚，二十岁时成家。因念痛失良妻，又加病魔缠身，便在翌年（1849）提出辞呈，去职回乡。他先离开昆明，到江西南昌百花洲养病。第二年三月，才回到故乡福州。这次回乡，距离他父亲逝世时的丁忧回乡，正好20年。当他回到福州时，又接道光帝驾崩的恶耗，使他倍感家国之忧。
　　十年前攘外，十年后安内
　　道光逝，咸丰立，新皇帝又想到这位鸦片战争的英雄，特地召他赴京“听侯简用”。林则徐以年老多病为由恳辞。据福建巡抚的奏文所称：林则徐犯有疝气，时常发作，两腿疼胀异常，难作跪拜之礼，惟言语精神尚称健爽。言下之意，俟他病愈，仍可请他重受大任。林则徐有子三人，女儿林普晴嫁给沈葆桢。沈葆桢亦属异数人才，每见林丈人，必说国家仍需林公之才；林则徐则答以除非国有大事，老夫焉有重出之日？虽为轻轻的一句话，却成为重言。
　　原来，广西省“上帝会”会众叛乱，首谋洪秀全起兵，是太平天国之乱的开始。当时，由于交通不便，通信不快，情报的传递既非迅速又非正确，再加地方上的叛乱，有损地方官治绩，便尽量压抑情报的流传。情报最终被公开出来，却是由于当地豪强的上京诉苦，因他们的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害，恳求当局采取强硬措施。
　　

永远的反烟英雄林则徐（3）
清廷第一步的做法，便是改派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并命云南提督张必禄从旁救援。但乱情不但未受到抑止，反而蔓延得更广。这时，咸丰皇帝便下诏征召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一方面念其鸦片战争时的表现果敢，一方面是往返时间的方便，因福建距离广西较近，林则徐由福建赶往处理就比其他人事半功倍。就这样，六十六岁的林则徐，在国家有事之秋，相距十年又拜任为钦差大臣，镇压太平天国之乱。
　　当时传进林则徐耳中的广西太平天国大乱的消息，仅是广西的当地人和客家人之间的抗争。他以为这次老骥伏枥，应该像处理陕甘总督任内的番案和云贵总督任内的汉回冲突事件一样，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大。他带着犯有疝气和痔瘘的病身，在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离开福州城，走马上任。林则徐等关于虎门销烟的奏折十月十九日（阳历11月22日）在赴任途中，刚到抵广东潮州府晋宁县，即下赤痢，吐泻不止，一命呜呼。六十六岁的病老经不起旅途劳顿，才造成这场悲剧。普宁民众为这位鸦片战争英雄之死备加痛悼。曾全市罢业举哀，为他穿丧服烧香哀悼的几近万人。
　　林则徐的突然死去，为他保存了民族英雄的英名。如果晚死几年，他将玷污太平天国革命的血迹，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样，背负遗臭万年的恶名。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起义运动，是打倒异族统治的民族运动，参加镇压的一方，便成为反动的封建王朝的帮凶。我们认为林则徐是误信广西之乱乃为土客之间的当地人冲突，如认清此为反清的大规模民族起义，他是否会从容上任，衔命镇压，则不得而知。
　　英人林洛列（Lindley）著有《太平天国》一书，指出林则徐曾收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劝降书，因反应激烈，生病致死；这样说，林则徐是拒绝投降，出而镇压。但此说纯属恶意中伤，因为林则徐接受钦差大臣的钦命是在十月间，死在十月十九日的赴任途中；而洪秀全的金田起兵，是在十二月十日，这一天正是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自封为天王。从时间上来说，太平军的起义是在林则徐死后，怎么可以胡言乱语林则徐曾接受洪秀全的劝降书呢？
　　与太平军的微妙关系
　　太平天国有十五年的命脉，其时清廷虽已渐走下坡，但仍保持相当的权威。太平天国之乱和当时各地的农民起义不可同日而语，其能建立伟业，完全出于开始几年的满帆风顺，风卷云涌。在他们起兵当初若能受当头棒喝，彻底剿平，也就不会带来清廷十五年之久的烦恼。这有几件凑巧的偶然事故，给太平天国带来好运。接连三次派往镇压的最高责任者相继死亡是第一桩：最初是林则徐之死，继而支援镇压的云贵提督张必禄的病死，林则徐的后任两江总督李星沅，又在到任之后死在广西武宣。
　　林则徐之死，可说是清廷的一大痛恨事。从他虎门拒英的英雄事迹来看，他是一位团结内部的天才大政治家，依照当时清朝的规矩，能把周围的官僚团结起来，一丝不乱地协力抗英，的确是非有一股号召力难以成事。
　　清朝的规矩，亦即清廷对待高级官僚的方式，采取“互相监视”的制度。清朝是满族入关统治中国的，所以在中央政府方面，相当于各省大臣的尚书，各以满人和汉人二人任命之。同一行政事务的长官，分属二人管理，就是采用互相督管的政策。次长级的侍郎，也分左侍郎和右侍郎，当然又是满汉各二人任命之。等于说同一部有两位部长和四位次长。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之前，就担任过礼部右侍郎，也就是说除他之外，尚有一个汉人侍郎和二个满人侍郎。这是中央政府体制中的满汉互相监视的制度。
　　地方政府也是一样。太平天国起兵前，广东巡抚（省长）是叶名琛，广西巡抚是郑祖琛，而管辖广东和广西的尚有两广总督，当时是徐广缙。这不是说巡抚之上有总督，而是说他们是对等的关系，互相“会同”处理地方政务。十年前鸦片战争即将爆发时，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遣赴广东，当时的两广总督是邓廷桢，广东巡抚是怡良（满人），广东海关总督是豫厚庵（满人），广东水师提督是关天培。在这一地方高级官僚集团中，满汉人各占一半，在互相监视的体制下，林则徐登高一呼，他们都团结在他的身边，号令不紊，共同抗英，实在不简单。
　　

永远的反烟英雄林则徐（4）
太平天国的起义，以破竹之势席卷了半壁江山，除了上面所说派赴镇压的三人最高责任者的猝死以外，清廷的互相监视体制也帮了太平军很大的忙。
　　道光三十年（1850），两广总督徐广缙不知林则徐已死，奏请清廷派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兼任广西巡抚。因为他和广西巡抚郑祖琛有隙，说他老龄多病、粉饰太平。既知林则徐已死，就改任周天爵为广西巡抚。清廷再命李星沅接替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但是钦差大臣李星沅和两广总督徐广缙却成为死对头，一方广西巡抚周天爵又偏向于徐广缙，他方广西提督向荣却和周天爵合不来。
　　中英《南京条约》抄本（局部）
　　这样，互相勾心斗角，明争暗斗，镇压军步伐就乱了。例如派来支持的湖南兵司令继雄，就是向荣的儿子，他不听周天爵的指挥，就改派四川兵来。而四川兵的军权又操在四川出身的军头向荣手中；另一方面，军粮、辎重的调度之权却是掌握在地方官手上，周天爵和他的靠山徐广缙，便多方刁难，诸多阻碍。钦差大臣李星沅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只能再奏请赶快从北京调派一位“总统将军”统筹军事。
　　北京的皇帝，派遣大学士赛尚阿（满人）到广西来调停，并给李星沅、周天爵、向荣三人严重警告，意谓即使派出特使，三人不得袖手旁观，互相牵制，以坏大事。李星沅遵旨写信给向荣说：“异姓同心，无分彼此，和衷共济。”换句话说，大家不要争吵，让太平军渔翁得利。但是，赛尚阿还没到达之前，这位最高长官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就病死在广西武宣。清廷只得马上改任赛尚阿为钦差大臣。
　　因死得名，永垂不朽
　　这样看来，林则徐如不病死在潮州府普宁的赴任途上，得以进入广西经营几年，这些地方军政长官之间的摩擦也就不会发生，洪秀全的太平军也就无法扩大势力。可是，这样又会使林则徐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在他本人来说，却是因死得名，他永远是鸦片战争中的英雄。
　　林则徐还有一个伟大功绩，却为后人忘记，那就是“林公井”，和左宗棠的“左公柳”前后辉映，永垂不朽。他被贬放新疆的三年岁月里，在地方上大力推行开垦事业，兴水利，垦良田。新疆的水利工程便是多多开拓沙漠绿洲：以天山山脉的冰水注入沙漠之中，成为下水道，再把地下水引到缺水的干漠地区，当地人称作“坎儿井”，这是自古有之的引水办法。林则徐到任之后，不知修筑了多少坎儿井，嘉惠干漠地区。因此，这些坎儿井便被命名为“林公井”，用来纪念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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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1）
曾国藩：中兴名臣？名教卫道士？曾国藩凭他的赫赫威望，雄才大略，要取清帝而代，可以说唾手可得。何必在满洲人大难临头的时候，偏偏去做满清的孤臣孽子、中兴名臣？
　　“盛世创业垂统英雄，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英雄，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段话，见于曾国藩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咸丰十年（1960）所写的文章上。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曾国藩这个人的心迹。他并不以创业垂统的英雄自居，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盛世。他自认为是扶危救难的英雄，因为他认清了面临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末世。他是很知道反求诸己的自省家，小心翼翼，刻苦耐劳，也就觉得只能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从他的性格来说，稳扎稳打，如履薄冰，襟怀豁达也就可望而不可及了。
　　这是他的自知之明，还是逃避心理？就让我们来检证他的一生，作出评论。
　　“曾剃头”的湘勇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道光十八年（1838），亦即鸦片战争前二年，进士及第，年二十七岁。
　　曾国藩像（民国年间绘）
　　曾家在当地并非望族，湘乡也非人才荟萃之地，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位进士。可是，曾国藩之后，又出了一个毛泽东，湘乡、湘潭简直就变成无人不知的地灵人杰之地。曾国藩进士及第后，即被拔进翰林院，在中央任官，比起一般进士都被派往地方当县官来，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位。
　　道光二十九年（1849），太平天国战争的前夕，曾国藩已任礼部右侍郎，也就是礼部四个次长级之一。翌年，道光皇帝驾崩，大葬举殡之仪，就是由这位礼部右侍郎挑重担。这和他的抑郁的性格很一致，他办起丧事来有条不紊。
　　咸丰二年（1952），曾母去世，丁母忧，曾国藩回湘乡守制。通常守制是三年，但因夺情，仅在家乡不到一年。这在当时的习惯，曾国藩的夺情无可厚非。何况他年届四十，正是官场大干一番的年龄，古礼尽可大打折扣。曾国藩守母丧时的官职，是吏部左侍郎（内政部次长），正出差到江西主持试政，他回湖南守制的时间，具体说只有五个多月。
　　在他回湖南守制的期间，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已从广西出境，进攻湖南长沙。因久攻不陷，掉头转进湖北攻陷武昌。江南一带几乎被太平军席卷而入。湖南巡抚张亮基急得要命，正好这位中央高官归省在乡，便把曾国藩拉出来办团练，召集湖南各地子弟，加以训练，是一种地方义勇军，用来保乡安民。曾国藩任吏部左侍郎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担任过兵部侍郎（国防部次长）的军职，多少还懂得军队的规矩。
　　举国无可用之兵
　　当时清朝的正规军，有满洲八旗和汉人绿营。原先让明兵闻风丧胆的八旗，入据关内以后，以征服者的地位，养尊处优，渐渐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时。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主要是依赖效忠满清的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后来乾隆帝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然还是八旗、绿营并用，但是战斗力仍以绿营为主。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举，实在是有鉴于满洲八旗已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
　　可是，承平日久，连绿营的汉人军队也堕落了，将领熏染官习，兵卒骄顽疲弱，暮气日渐加深。到了嘉庆初年，川楚白莲教之役，绿营兵力也不能用了，清廷便开始依赖乡勇团练的力量。川楚白莲教平定后，清廷并没有再整顿废弛的军备，年复一年，积弊更重。到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役，清军根本不堪英军一击。从这时候起，清朝兵力的衰弱便完全暴露在民众的眼前。
　　曾国藩看在眼里，深深感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他出手办乡勇团的团练，便采取了几个原则：第一，挑选兵员以农民子弟为主，取其朴实苦干，并且体格也比较强壮；相反地，避免募集城里民兵，嫌其油头滑面，带有市井气和衙门恶习，并且多数人都喜欢抽大烟。第二，挑选将领以门下高生为主，他继承桐城派的儒家学派，收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儒生）。私淑子弟，乡谊情深，思想统一，有共同语言。上命下达，感情沟通，调动起来比较顺手。第三，军费调达以就地取财为主，他不向中央请求补助，以免多受掣肘。自力更生，办起独立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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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2）
曾国藩所办的乡勇团，人们称其为“湘军”或“湘勇”。湘军的创设者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始作俑者。他培植的李鸿章拥有“淮军”或称“淮勇”，便是根据湘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而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北洋军阀的创立者。民国初年的“新湘军”，也是脉承曾国藩的湘军。
　　中国近代第一个军阀集团
　　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曾国藩编的团练，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者杖毙，轻者鞭责。因执行严格，人称“曾剃头”。咸丰四年（1854）三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军阀集团。
　　《曾文正公集》
　　湘军首次出动时，曾国藩写成一篇著名的《讨粤匪檄》，说明湘军的立场。强调湘军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但对太平天国的种族思想则不加驳斥。尤其在他的名教主张之中，也不过分强调勤王之义。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的人，并煽动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新兄弟”和“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
　　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犹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
　　檄文的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他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皆以兄弟相称之……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而取息……，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的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
　　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徃徃敬畏神祇……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纾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祇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太平天国死对头
　　咸丰四年（1854）四月，出师不利，湘军一开始就打败仗。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攻打岳州，准备东下，即被太平军当头一棒，不得不逃回长沙。太平军围困长沙的两大据点湘潭和靖港，照原定计划，湘军水陆两师拟攻湘潭。但忽然有长沙乡团前来请兵，说靖港太平军防备松弛，曾国藩被乡团说得怦然心动，便亲率水陆二师和乡团会攻靖港。
　　曾国藩克复江宁省城战图
　　这一仗，湘军水师又被太平军打得一片大乱，水勇溃散，战船三分之一被焚被掠。亲自督战的曾国藩气得在靖港对岸的铜官渚，一连三次当众投水自杀，但三次投水都不成，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可是，在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准备写好遗嘱决计四度自戕之时，自湘潭传来了另队湘军塔齐布的捷报。湘军勇克湘潭，歼敌无数。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并未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
　　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是太平军出广西后在长江一带第一次遭受大创。这一仗把湘军的士气打起来了。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军达12年之久，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
　　

不做皇帝有道理：曾国藩（3）
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诚如太平天国中号称第一代英杰的翼王石达开说他“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和石达开交过手的清军大帅太多了，他独佩服曾国藩。
　　太平天国亡后，曾国藩已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当年曾国藩五十四岁，竟此不世之功，位列封侯，难免踌躇满志。幕客赵烈文向他道贺，跟他开玩笑：“今后我们该称呼中堂，还是侯爷？”曾国藩自家调谑地答道：“只要你不称我猴子便好。”于是宾主二人相对大噱。
　　功高震主，咸丰疑惧
　　话回前头，湘潭大捷，长沙之围宣告解围。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腾鼓舞、额手称庆之际，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会奏“湘潭之胜”和“靖港之败”，请奖叙立功将士；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主动请罪。折中且有“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之语。岂料清廷竟会免去曾国藩的礼部右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咸丰皇帝甚至御笔朱谕，大骂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曾国藩为满人出力，出生入死，一度败绩，《清代名人像册》之“曾国藩像”终告大捷，所获的报偿便是如此的当头一棒。
　　咸丰四年（1854）八月二十三日，湘军攻克武昌，捷报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喜形于色，称赞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当时，便有一位山西寿阳出身的大学士祁隽藻奏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咸丰皇帝听了这话，为之蓦然变色良久。
　　曾国藩兼帅水陆两师，咸丰皇帝当初就已经对他有所戒心，曾派贵州提督满人布克慎常驻曾国藩的水师，曾召湖广总督满人台涌跟曾国藩的陆师会合。此所以咸丰帝敢于湘军在湘潭打了胜仗，都不给曾国藩好脸色看，反倒施以当头棒喝之因。然而，湘军此时越战越勇，太平天国将亡未亡，曾国藩的势力弥漫江南半壁江山，手上又有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
　　这位汉籍大学士祁隽藻浑然忘了自己也是汉人，出于嫉妒，故作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