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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逍遥游-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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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湘潭是中国内地商埠的集散地，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中国丝茶之运往国外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所以湘潭和广州间的商务异常繁盛。容闳在湘潭收买生茶，做了一批生意，4月间离湘潭北行至长沙，遂过洞庭湖，渡扬子江，入荆河口，以达华容。容闳在华容收买黄丝，又做了一批生意。经汉口至聂家市及杨柳洞，在此勾留月余。
8月下旬，容闳乘湖南民船以归，船中满载装箱的丝茶以备运沪。后又重临汉口和绍兴，去收买茶叶和生丝。因在绍兴吃了不卫生的东西，“总绍兴之情形，殆不能名之为城，实含垢纳污之大沟渠，为一切微生物繁殖之地耳。”因城处山坳低湿之地，雨水咸积河内，能流入而不能泄出，历年堆积，竟无法使之清除，故疟疾极多”。不得已中途辍业。
考察太平军四十八天
太平天国革命，从1850年金田起义以来，势力范围遍及江南一带，遂建都南京。1860年正是太平天国鼎盛期，容闳由两位美国传教士偕同去访察太平军。他在书中说：“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欲知也。”照说容闳从归国（1854）以来，即遇太平天国革命，并在他的故乡广东，洪秀全手迹听到两广总督叶名琛处刑“逆匪”七万五千人，而受到很大的冲击。也亲眼看过刑场上的尸体堆积如山，血流如海，而对太平天国大表同情。
太平天国的会众都出身于广东、广西，可以说是容闳的同乡，有共同的语言，他曾一度考虑过加入太平军。他为何延至回国六年后才动身到太平军的阵营中去考察动静？究其原因，不外乎对太平军仍然存有几个疑问，特别是诸王的内讧，当时正当杨秀清受到整肃。现在（1860）当权的干王洪仁窃谙愀劬拖嗍兜摹�
容闳一行直抵丹阳，这里的居民对太平军较信任，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将介绍书投入后，由天官秦日昌出迎接待。当他们询问太平军中宗教信仰时，秦日昌答以耶稣教之观念，皆得诸其首领洪秀全。秦先将太平军中之教规，有所谓饮三杯茶者加以介绍，次论及战争时军民必分处之故，最后言及各地的情况及1860年春间清军围攻金陵的失败经过。
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4）
容闳和秦日昌分手后，即赶赴南京，城中劳白芝教士已遣仆数人迎候于途，至干王洪仁⑺葳耍舜艘笄诨熬伞８赏跷樾闳宓埽翁教旃袂洹５笔焙槿诗为伦敦博道会职员，任中国牧师，迨至金陵与其堂兄共事，晋爵至王位。干王接见他极表欢迎，并问他愿与之共事否。容闳对他说：“此来初无成见，亦无意投身太平军中，妄思附骥。弟来探视故人，以慰数年来晦明风雨之思耳。”
容闳当面建议七件事：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学校，以培养更多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并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把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他结语说：“余之此言，盖度德量力，自谓能尽力于太平军者只此耳。”
由此可见，作为一位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家国，所建议成事的，不外乎以教育制度为重，这也是想当然耳之事。教育不振，万事难为。
洪仁油饨暇茫虾樾闳都嗦愿咭怀铩Ｋ葶人云呤拢鹛跆致郏涔叵抵匾Ｊ蘸螅彩乖恍∮「葶龋俳滓遄郑撬牡染簟Ｈ葶冉佑〈蠡蟛唤猓桓医邮眨黾品佃怠Ｒ蛭衔疤骄煨淙宋铮湫形犯裼胨锘滴锤倚牌浔爻伞薄１憬銎蚯敕⒁槐净ふ崭盟梢宰杂赏从谔骄屏Ψ段е小：槿诗遵其所请，立即发给他护照。
经四十八天的考察，容闳翌年1月初，返抵上海。容闳对于太平天国的观感，在所著《西学东渐记》里，概括说：“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惊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他这段话是写在太平天国崩灭之后，可是在他1860年南京之行时，对太平天国的确抱有希望，他也坦白说出：“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可是，令他失望之极：“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
容闳南京之行回来，仍从事茶商的生意。因为恰好有一批百余万箱的绿茶，已装箱准备出口，不幸尽落太平军手中。此虽非他的货物，但茶主知他和太平军关系良好，便委任他去说项，以巨金从太平军中购出。他到太平县，是取道芜湖，溯江上行。前后六个月，共得绿茶六万五千箱，仍不及十分之一。后因病无法继续这项任务。病愈即为某公司聘为九江茶叶经理。计在九江三年，境况尚可称不恶。
1863年忽有一信投到容闳的手中，原来曾国藩邀他到安庆，亟思一见。可是他以为前此到南京见洪仁笥衷谔较叵蚋锩翰瑁庑┦略赜兴牛簿统斐偃桓页尚小Ｒ桓鲈潞蟮诙庑庞值剑鏊偻Ｕ馐辈胖朗抢钊墒澹ㄖ泄Т蠹遥┩萍鏊嫠咚幸患匾拢嗡ㄈ伟炖怼Ｈ葶仁焖荚偃黾朴φ偃グ睬臁�
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
容闳安庆之行，是他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曾国藩接见他，劈头就问：“若意亦乐就军官之职否？”他大为困惑，直告以未习军旅之事。相谈约有三十分钟，曾就举茶送客。
《资治新篇》这次谈话是试探性质。数日后，曾又召他谈话，这次便开门见山，曾说：“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当然欲答以此时必从教育计划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但知曾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便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谓以建机器厂应以立母厂为先，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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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5）
二星期后，曾国藩便命容闳为全权，先往外国探询专门机器工程师，调查何种机器于中国最为适用。将来此种机器应往何国采购，亦听他决定。建立机器厂的地点，旋决定为高昌庙，约距上海之西北四公里，即后日所称之“江南制造局”。
容闳看出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怀才之士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因此才决定为他所用。曾授他以五品军功，得戴蓝翎，并交给他银款共六万八千两，命他速程往外国采购机器。
1863年10月，容闳和一位在上海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同偕赴美。这一年容闳三十五岁，是他学成回国的第九年。他到美国，正逢南北战争的结束前夕，美国国内战后复兴，亟需多数机器，幸得哈司金的帮忙，才采购了一批机器，但运到中国也必须在半年以后。翌年，便利用六个月的休息之暇，赴母校耶鲁大学，参加同班同学所开的十周年纪念联合会。后以有半年时间在美待机，适耶鲁大学同学之父在华盛顿任将军之职，专司义勇队军务，便自动请求加入军队，想为第二祖国效力。这位彭司将军甚嘉他忠爱美国之诚，但念他现受中国国家重任，怕贻误他大事，终未接受容闳的请愿。
从这一件事可看出，容闳早年接受西洋教育，具有西洋人思考问题的逻辑和处事精神，这种西洋式的合理观念，绝非主张“中体西用”的人可以想像得到的。
容闳所购办的机器直到1865年春始由轮船装运，自纽约而东，绕好望角直趋上海。容闳不随同船而返，改搭别船绕道巴拿马海峡，自旧金山横跨太平洋回上海。当他抵达上海时，装运回国的机器已于一个月前运到。这一年，太平天国的天京已经陷落，曾国藩在徐州督军。容闳赶往谒见，受到嘉许，提拔他为江苏省行政署的译员，并授给他四品衔候补道的官职。
当时容闳的上司是丁日昌，和他颇为投契。随丁日昌到扬州六个月期间，译哥尔顿（Colton）所著的《地理学》和派森（Parson）所著的《契约论》。后曾国藩改任两江总督，视察他亲创的江南制造局时，容闳劝其在厂旁设立一兵工学校，招收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的理论与实验。不久兵工学校成立，训练了无数的机械工程师。这也是容闳日夜不忘的教育计划的一环。
开中国新纪元的教育计划
容闳所怀的教育计划，兵工学校仅属小试其锋。既见第一次建议成效，遂跃跃欲试把平生的最大教育计划，通过丁日昌呈寄北京。撰条陈四则：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三、政府宜设法开办矿产，以尽地利。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此条陈之第一、三、四条，特假以为陪衬，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
容闳的教育计划旨在为国家储蓄人才，初次派遣120名分四批按年递派，也就是说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15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限。留美期间，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负责管理。1870年，他当译员到天津谈判天津教案时，当面又向曾国藩提出上述的教育计划。遂得曾同意，入奏清廷采择容闳的建议。
正式受到批准的消息传到耳中，容闳高兴得睡不着觉，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所以。他说：“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便着手先在上海办预备学校，并请来汉文教习和翻译，由他任副监督，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任监督，第一批就招收了三十名学生。
当时中国尚无报纸传播新闻，北方人多数不知中国政府有此教育计划。因此，一共120名官费生中，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十居###。1872年夏季，第一批学生30人渡过太平洋，到了美国留学。以后每年送30人，1875年送完第四批的30人，共计120人，这个留学计划便宣布停止。
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6）
留学计划受挫有两个原因：一为容闳和任监督的陈兰彬之间有矛盾。容闳像陈是科甲出身，看不起容闳这个洋气十足的留学生，陈的后任监督区岳良，又是陈所推荐的人，同样和容闳合不来。清廷又在派遣留美学生期间，在美国成立公使馆，改派陈兰彬任公使，容闳任副公使，等于是把容闳调开留美学生事务，后来担任留美学生监督的吴嘉善（字子登），本来就是反对容闳教育计划最烈的人，他一到任就处处吹毛求疵，把已定的成规尽量苛求其短加以废除，把设在美京留学事务所闹得几无宁日。不仅如此，吴又向北京说了许多容闳的坏话，搞得李鸿章也不相信容闳。
另一原因是美国突然决定拒绝中国学生入陆海军学校就读。李鸿章既知学军事无望，便停止再派留学生。到了1881年，也就是第一批留美学生到美国的第九年，120名学生统统被撤回中国，谈到留学生们凄然返国的情景，容闳后来觉得非常痛心。
学生既被召回中国，容闳的出使也就满期，去美回国。在他任驻美副公使期间，曾做两件事；一为秘鲁华工的调查，一为和格特林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该公司生产的新式军械。容闳任满到北京销差，李鸿章反而诘问他何以让留学生全部归国。这时他才明白召回留学生之事，都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从中作祟。
1882年，容闳离京赴沪，得其妻自美来书，谓婴疾甚剧。容闳娶的是美国籍太太，翌年当他返回美国，其妻病况转好；1886年其妻旧病复发，不治身死，容闳遂赋断弦之哀。其妻留有二子，长子觐彤、幼子觐槐，先后毕业于其父的母校耶鲁大学，父子三人都是耶鲁出身，此亦为中国留学史上的美谈。
抵押台湾抗日之议
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衅端遽起。容闳和一般国人一样，颇不直日本所为，认为曲在彼不在我。他人虽在异邦，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时呈条陈，规划战事。其中有请政府将台湾全岛为抵押品，向欧洲与中国通商之国，借款4亿金元之议，以99年为期，用此借款，中国仍可招练海陆新军，以与日本继续争战。可惜此案未获实行。
1895年，容闳最后一次归国，抵上海，往谒张之洞，提出中国非行完全的新政策不可，聘外人为顾问，订立10年合同。张闻容言，始终不置可否。后在刘坤一属下任交涉委员，亦不过三个月，旋即自行辞职。
1896年，容闳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脱然无累，颇得自由。后又游说翁同龢于北京设立一国家银行，并亲自翻译美国的法律，提供参考。翁甚以为然，叫他拟成国家银行计划，由翁从中赞助。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他点头就有端绪。孰料突生枝节，招商局总办盛宣怀建议暂缓此举，因此终成破局。后来容闳又拟建铁路方案，由天津直达镇江，也因德国政府的抗议，不允许铁路侵犯山东造路的特权而作罢。容闳的银行、铁路等策的筹划，和主张变法的康、梁正在进行的计划，不谋而合，所以他们在北京就时常相见。
中国政治上当存亡危急之秋，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1898年遂有政变发生，这就是轰动中外的“戊戌政变”。因此变局，多数维###的领袖皆被清廷捕杀。康、梁亡命日本。容闳和康、梁相识，又提供北京寓所给维###的领袖作为会议场所，故亦犯隐匿党人之嫌。容闳在政变发生后，便从北京逃出，到了上海租界组织中国强学会，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他已经是年届七十的花甲之年，仍热心于维新事业。后为安全起见，逃至香港居留2年。
1901年，容闳到台湾游历，谒见台湾总督日本子爵儿玉。儿玉总督颇尊敬他，虽初次晤见，却面告他一极恶消息，即接中国闽浙总督公文，要逮捕他送回中国。容闳已有心理准备，不作惊色。儿玉再问他有否建议中国政府，将台湾为抵押，向西方借款8亿金元的经纬。容闳当面承认有此一举，惟金额有错，非8亿金元，乃4亿金元。儿玉看到这位老人从容不迫，不怕身危，便起怜惜之心，说要保护他，不将他羁捕送回。容闳在台滞留数日，又返回香港。
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7）
1903年1月，洪全福、李纪堂在广州举兵之日，就拥戴老人为“大总统”。1911年容闳从香港客居美国，便在他的第二祖国与世长别，享年七十四岁。这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被推翻了。
容闳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富强大业努力奋斗，不愧是一位为中国现代化贡献所学的第一号留学生。今中国学生陆续至美留学者，数以万计，都在为祖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贡献力量。容闳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他所植桃李虽经蹂躏，今已枯株复苏开花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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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1）
康有为：戊戌政变前的改良运动康有为不主张流血的革命，不主张“铁血之苦”的暴力，康有为像他要用改良的主张改变现状。他的“大同思想”，就是非暴力的改良思想。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是存亡危急之秋，清王朝的腐败有目共睹，任谁处在这个时代，温和的便主张改良维新，激烈的便会要求革命。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他是改良运动的维新人物，他处在那个时代，自认为要担负起一个迫切的任务，必须打开主政者的眼界，给他们灌输维新变法的思想。
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维新思潮的澎湃，有两大来源：一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刺激，一是看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日本的维新运动就是“尊王攘夷”的运动，维新人物以恢复天皇的权威为号召，主张改良政治体制，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用一部明治宪法，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给中国的士大夫阶级的冲击很大，急忙挺身而出，要取代“洋务运动”，主张中国也应该效法日本，实行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为。
太平天国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君权革命，用外夷的上帝宗教思想，想要推翻中原的儒教名教体制。早期的成功是在打倒异族统治的宣传上取得成果，晚期的失败则证明了上帝的宗教思想无法受到中国人的认同。
维新运动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变法的主张一定要有一位明君的赞同。最高主政者非到火烧眉毛绝不会同意改变体制，在“上不能保国，下不能保身”的情况下，惟一可走的路便是接受维新变法。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能够让光绪帝同意，并下诏实行，则有一段过程。虽然，“戊戌变法”受到顽固派的打击，终归失败，可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却写下了不可湮灭的一页。
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广东南海人，名祖诒，字广厦。另有一名叫康南海，以出生地名呼称。光绪二年（1876年）十八岁，乡试落第。因科举不利，便拜在朱次琦门下当门生。这位朱次琦，便是鼎鼎大名的朱九江先生，是专门研究程朱陆王的理学大家。康有为入门时，九江先生已是七十岁的高龄，思想落伍，无法满足这个求知欲旺强的青年。也就在二十一岁时，康有为自往香港去开眼界，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他到了这个英国殖民地，读了些介绍西学的书，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一套治国的办法。
三年后，康有为赴北京乡试，途次上海，又看到外国租界的许多进步的东西，便认为不能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看待西方资产阶级所建设的现代国家；反过来看清朝封建统制下的中国，却是那样古老闭塞，老被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处境江河日下。这样，康有为的革新思想产生了，他把学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真理。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再往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当中法战争后不久，不仅一些中国邻邦已被英、法侵占，而且英、俄又在中国边疆发动战争，日本也在朝鲜步步进逼，康有为看到这般情景，就写了五千字的上皇帝书，去叩紫禁城的大门。书中充满了他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他主张赶紧变法改良，以挽救危局；还呼吁要是再迁延下去，就不堪设想了。他激怒了顽固守旧的官僚，被骂为“如此狂生”，注定落第。
治安策难上，江湖心未灰
康有为明知这封书无法送到皇帝那里，只是赋出一首诗，中有“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便打道回粤。但是，经过这次上书，他的名气大大地传扬开来。
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始招收学生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在广东长兴里设立名叫“万木草堂”的学馆。他写了《长兴学记》，开始宣讲他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先后来到这里学习。万木草堂开始只有二十多个学生，不到三年就达到一百多人。这里是他培养维新旗手、制造维新理论的场所。因他极力反对八股文，学生受到他的影响，都不愿参加科举考试。但他并非反体制的革命家，对他学生说；“我且考过，诸君何妨勉力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以此鼓励学生赴考。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2）
康有为一边教学，一边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先后写成。《新学伪经考》是要打倒古文经，树立今文经在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使变法改良主张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根据。他想引用经传，编造变法理论，来开展他的政治活动。
所谓“新学”，即指王莽的新朝之学，说这个古文经是捏造的伪经，是历代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货。从怀疑古代孔子经书为出发点，用来动摇封建传统思想的根本，在客观上也打击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这部书被清廷认定为“惑世诬民”的危险书，一再遭到清朝政府的禁毁。
《孔子改制考》是一部发挥“托古改制”思想的改良理论书，认定孔子是一个托古改制的大家。孔子述作的《六经》是托古改制的范本。康有为想用这些证明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合理的，是对孔子的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所谓《六经》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本来是长期累积、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是经过孔子删订托古改制编出来的。从怀疑孔子删订古典的托古改制为出发点，用来动摇孔子是圣人的崇拜迷信思想，在客观上也打击了死守“圣人之道”的顽固势力。
康有为又写了《大同书》。他认为人世间是个大苦海，贫贱人有苦，富贵人有苦，连帝王将相也有苦。他主张把这个大苦海，变为“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极乐世界。他想透过人的“本性”，发挥“不忍之心”，让人们互相携手，互相拥抱，来消灭革命的铁和血，走向“大同”。
换句话说，康有为不主张流血的革命，不主张“铁血之苦”的暴力，他要用改良的主张改变现状。他的“大同思想”，就是非暴力的改良思想。在以后主张暴力革命的人的眼里，康有为便成为一位地地道道“死抱住一个皇帝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天，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和他一起赴考的有他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举人们大为震惊，康有为立刻要梁启超去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不要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湖南籍举人闻风参加，由两省举人联名上书，到都察院（负责弹劾的最高机关）去打了头阵；江苏等九省的举人也跟着上书，台湾举人更声泪俱下地上书反对割让台湾。联名上书的举人合计一千数百人，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九天里，都察院门口车马盈巷，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公车”是封建王朝用公家车马接送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当时各省举人都齐集在达智桥的松筠庵开会，这个会址已被保留下来。他们又在5月2日一起去都察院，投呈上皇帝的请愿书。都察院推说皇帝已在条约上盖印，无可挽回。《公车上书》军机大臣孙毓汶更派出爪牙到各举人的寓所，叫他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前途。可是，经此各省举人的共同行动，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也就激起一阵波浪。
这次“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就是七年前也上过书、知名度冲天的康有为。
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长达一万四千多字。书中指出《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一、皇帝赶快下诏罪己。二、迁都西安，以利再战。三、加紧练兵，将赔款转作军费。四、发愤变法，公举有能之士充当“议郎”。以上四项中的第四项，才是康有为认为最根本的强国大计。
康有为接着在6月间又写了上皇帝书，这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封。也就是第四次上书。5月间他中进士，被任为工部主事后，也曾上了一封长达一万三千字的上皇帝书（奏议）。在第四封书上主张赶快设立议院，认为当前应尽先做好几件事：一、下诏鼓励臣民踊跃陈述政见。二、邀请有识之士讨论国家大事。三、设立顾问馆供皇帝咨询。四、设立报馆互通声气。五、设置专门机关吸引贤才到政府任职。这封奏议，都察院不愿代转，推说他是工部主事，照例应由工部代递。他就去找工部尚书孙家鼐，但侍郎不画押。再找兵部尚书荣禄，他又是西太后的心腹，更不肯代递，因此这次上书也就被阻搁下来。
维新运动掌旗手：康有为（3）
在四次上皇帝书中，光绪帝看到的仅有第三封书。也就是这封被阻搁的第四封书的前一封，是公车上书后的第一封。光绪帝对变法要求很重视，曾转呈西太后备存。可是第四封所提的“设立议院”无法递呈到皇帝手上。康有为毫不灰心，就再去找光绪帝的老师任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翁同龢。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触动，便降低身份以当朝一品大员，去访问小小的六品新官。
康有为受宠若惊，马上回拜他。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翁同龢首肯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还透露给他光绪帝受制于西太后的宫廷内幕。
创办《万国公报》、强学会
同年8月，康有为自己凑资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除转载清朝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报刊上的文章外，另有论说一篇，由梁启超、麦孟华编写文稿。每期印一千份，送给北京的官员看，不收报费。随后又组织“强学会”，由保皇党人文廷式出面，推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又设立图书馆，向上海购得译书九十种，由保皇党人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大官僚张之洞、刘坤一也捐了款，只有李鸿章申请加入被拒。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提出《新命论》的文章；此外，由于英美多人的加入，强学会在北京的活动，影响一天比一天扩大，顽固守旧派不能容忍，到处散布不利于强学会的流言蜚语。他们声称要奏请西太后严惩康有为，康有为待不下去了，只好离京暂避，叫梁启超负责北京的工作。
11月，康有为南下到上海，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南方名士黄遵宪、张謇也都入了会。学会会员共有50人左右，声势越来越大，在上海同样也发行了《中外纪闻》，后被查禁，连强学会也被禁止活动。汪康年就以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函请梁启超来上海任总编辑。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便是发表在这张旬刊上。强学会被迫解散时，康有为回到广州，仍在万木学堂讲学。
光绪二十三年（1897）2月，康有为与一个侨商创办《知新报》，由徐勤任主编，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刊。又到桂林组织“圣学会”。这时湖南也开始动起来，由谭嗣同、唐才常成立了“南学会”，发行《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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