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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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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得到的东西和容易得到的东西完全就是两码事。日本人是务实的，在恶劣的国际形势下，他们没有办法慢条斯理地研究西洋文化，他们能做的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量多的掌握些西方学问。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早些摆脱被欺凌、被瓜分的命运。
中国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主张用西方格致之学壮大中国军事、科技，至于与“中体”相左的“西体”，还是少学为妙。这就让中国在学习西学时畏首畏尾，成果有限。
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期间，也提出了西学口号，他们主张“和魂洋才”，即一方面保持大和民族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一方面积极培养西学人才，让人们掌握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他们大胆建立起西方式的社会制度，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传统的道德观念，比如忠君爱国。新的制度没有让天皇的宝座崩塌，相反让它更加牢固。东方的伦理道德观和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谐地统一到一起。
“和魂洋才”也是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史就是在坚守“和魂”的基础上汲取西方学问的历史。而在诸多西学中，日本人最看重科技，他们有选择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从单纯的模仿开始，汲取其中精髓，待时机成熟便放开手脚对其进行发挥，逐渐加入自己的想法。
日本人喜欢以强者为目标，他们一进入近代史，就开始宣传“文明开化”，在强者面前，日本人就像谦虚的学生一样。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满足于和强者一样强，他们渴望超越强者，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有强大的国民，才有强大的国家，教育是明治维新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明治维新之前，鉴于国际形势，在幕府倡导下，日本已经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洋式学堂。明治天皇执掌大权后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尽管当时日本内忧外患，远远谈不上阔绰富裕，但政府还是果断地承担了教育经费。借普及教育之机，日本又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教学内容的政策，根据国家的政治需要和长远的发展计划，调整教育重点。
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曾说，日本按实用主义形成的“忠诚、和谐、纪律等观念，已深深地成为日本国民性格的一部分”。有人说日本人只知道模仿外国，没有发明创造的才能，实际上是对日本的误解。日本人可以在大口汲取他国文化时，仍然不丧失自己的文化特性，不被他国同化，就足以说明日本本土文化的顽强。在古代，日本人模仿中国的制度，进行改革；明治时期，不少日本学者大力推行“全盘西化”；二战之后，美国人又按自己的想法改造日本……但今天，日本依旧是日本，人们可以从日本身上找到其他国家文化的身影，却不能说日本被它们吞噬。
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就是日本教育的西化过程，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日本人并没有被西方文化淹没，左右他们思想的依旧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他们没有像西方人那样高呼个性自由，而是依旧以效忠天皇为使命，西式教育没能触及日本人的“和魂”。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观始终指引着教育的大方向。
日本人穿起了西装，流利地用外语阐释西方学术，大谈西方科技，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做事风格、道德观念却没有发生变化。“和魂洋才”的双轨路线，取得了不凡的效果。
日本人就像变色龙，无论怎样变色，都依然是变色龙。在迎合环境的同时，能够固守本质，是日本人最宝贵的财富。
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9）
二战结束后，亚洲国家终于摆脱了被西方人欺凌的耻辱，纷纷独立，可以挺直了腰板。然而，独立并不意味着强大，落后的即使不被打，也免不了受欺负。这些国家必须正视落后的现实，尽快缩小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它们大可以借鉴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虽然历史时代不同，各国的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但它们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难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存好民族的传统。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西方强国控制，被强劲的西方文化同化，丧失掉自己的特色。发展经济是必要的，但为了经济的发展丢掉了文化，这代价未免过于惨重。
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化”一词，本来就出自西方。明治维新的成功与其说是让日本从此走向富强，不如说是让日本既实现了强国理想，又保持了自我特色。“和魂洋才”这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口号，正是明治维新成功的秘诀之一。
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6世纪开始，在18世纪中后期结束。在这一时期，浪漫的意大利人发起了文艺复兴；1521年，整个欧洲都展开了宗教改革；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没有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完成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18世纪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欧洲；若干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
经过了200多年的动荡岁月，西欧出现了崭新的文明，英法等国相继走上现代化道路，成为第一批迈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它们的现代化，由国家内部因素变化引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内发式现代化”。不久，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法等国的海外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逐步进入现代化历程。
19世纪中后期，德国、日本、俄国也相继步入现代化，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第二阶段，称这些国家为“后发型现代化”，但这三个国家现代化的具体情况都不相同。
在欧洲，德国尽管起步较晚，但它的文化和率先现代化的英法等国相差无几。俄国虽然横跨欧亚大陆，在文化上和欧洲国家也较为接近，属于欧洲文化圈中的拜占庭文化。二者都是“后发内发式现代化”，它们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容易。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日本是东亚文化圈中的一员，在被美国开国之前，和西方的交流极其有限，它的现代化是“后发外发型”，即在西方国家的刺激下走上现代化道路。
二战后，由刚刚独立的国家掀起的现代化浪潮，则是第三阶段。
日本的现代化是由外部条件催生出来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和那些瓜熟蒂落的第一批现代化国家不同，日本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受到重重制约。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英、美、法、俄等国，还没等亚洲国家反应过来，就俨然以强盗的姿态出现，它们主导了整个国际形势，重新制定了国际秩序。日本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无疑处于不利地位，它想强大，但西方国家又不希望它强大。
这就让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借助人力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领导人和行政机构变得尤为重要。在和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日子里，日本的统治者或许不知现代化为何物，却也已然察觉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性。日本要强大起来，最快捷的办法莫过于开展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有计划地实现西化。
人类学家习惯将社会划分成物质、制度、观念等三个层面，并发现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由这三者的矛盾引发的。发展中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现代化，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其现代化的过程又必须借助人的力量。
想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革除阻碍国家现代化的因素。较晚开始现代化的“迟发”国家通常能顺利地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可以照着西方的制度模式像模像样地建立起现代化制度，甚至可以大方地接受和自己截然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但是，在现实中，物质、制度、观念的现代化都不是分开进行，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它们相互制约，极大地束缚了国家现代化的脚步。
在现代化历程上，起步较晚的国家遭遇到的困难也格外的多。但迟发亦有迟发的优势，刚好可以借鉴早发国家的经验。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瓜熟蒂落的早发国家，也必然经历过不少挫折，它们的经验教训就是迟发国家的启示。利用好这些启示，迟发国家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科技总比研制容易，照猫画虎建制度总比原创制度轻松。
即便是历史的落伍者，也可以拥有特权，劣势可以转化成优势，时代的落伍者可以跳跃式地追赶先进者。它们可以避开早发者犯过的错误，集多家所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只要它们够细心，就一定能找到发展的捷径。日本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能够巧妙地化不利为有利，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渴望强大，他们没时间为不利因素自怨自艾，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落伍者的特权，但精明的日本人确实充分行使了这一权利。
日本人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物质和制度的现代化，而西方人为了这个目标，足足用了几百年。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既保守又固执，这恐怕是因为日本人总是执著地守护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吧，他们以自己的传统观念自豪。西方的制度、技术可以大摇大摆地进驻日本，唯独道德观念，一到日本就屡屡碰壁。
明治维新的成功让人们清楚了这样一个道理：诞生于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人的现代化。人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考察西方物质、制度上的现代化，将其变成一套方便东方实施的技术，让它们作用到东方国家中。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的国际局势虽然有利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距离却拉得更远了。日本在进行现代化时，西方国家刚刚经历过产业革命，二者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是今天，整个世界都身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发达国家凭借着良好的基础越走越快，根基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跟上时代的步伐都尚且不易，更何况要赶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
全球一体化是未来的趋势，没有人能否认，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国与国的交往要比19世纪中后期频繁得多，这种交往当然会促进技术、发明、实践在国家间相互流通，而这流通速度之快，在以农业和渔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中，根本无法想象。可是，现代社会毕竟是现代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工业、知识信息产业，和传统社会相比，它对自然的依赖无疑较小。农业社会总要依靠地理环境建构社会，工业社会则不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工业组织，让它们各不相同的原因不在地理环境，而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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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0）
虽然那些现代化国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只要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它们的文化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就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一些人认为现代社会只能是西方类型的社会，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最先出现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在西方发展得最强势，就将二者等而视之。那些下定决心赶超西方、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构建现代文明不代表要硬生生地向西方文明靠拢。
西方文明在###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兴起于十七八世纪。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西方文明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治，这种法治理念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法治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一整套保护人权、宗教的体系，其中包括对个人财产的保护。而在东方世界，法治只不过是统治者满足自己愿望的工具，西方的法治凌驾在所有人之上，东方世界却有着不为法治约束的特权阶层。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诞生的数百年前，基督教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宗教，它是西方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最显著的区别。它的大范围传播，让西方国家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截然分开，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皇帝是世俗的最高权威，教会和国家一直纷争不断，权威的分离有利于强化人们的自由精神。因为，无论是精神权威，还是世俗权威，人都没有力量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上帝的子民，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个人主义的滋生让西方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君主的权力得到制约，出现了并非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集团。相反，中国、日本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贵族的力量相对弱小。在多元化的西方国家，贵族、教士、商人尽管社会地位不同，却都是国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存在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若将法治、宗教、个人主义、多元化等等单独挑出来看，也并非西方国家独有之物，但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却只有西方文明，它们混合在一起，赋予了西方国家独特的个性。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虽然这些因素至少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且相对稳定，持续不变，但它们只不过在西方国家中更加普遍罢了，它们促成了西方文明，“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
姑且不提亨廷顿的说法是否存在争议，甚至不提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等同起来，把实现现代化当成“绝对西化”是否合适？单从“绝对西化”本身考虑，非西方文化若想完全彻底地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文明间势必存在着矛盾、冲突，将西方文明全部移植过来，那就意味着抛弃大量本民族文明，否定自己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政府制定实施的“和魂洋才”路线的确明智。既然全数移植西方文化不可能，就要有选择地汲取。作为当时的强势文明，西方文化势必会像冲破了泄闸的洪水一般，来势汹汹。日本需要大量的西方文化强壮自己，但在那之前，必须确保日本的“和魂”能抵制住西化的冲击。
板垣退助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几十年前，就连日本流通的100日元纸币上都印着他的头像。今天，100日元纸币已经被100日元硬币取代，印有板垣退助头像的纸币倒是成了收藏家的宝贝。
在板垣退助之前，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在欧美国家的逼迫下，努力探索救国道路，他们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好感，将它们的涌入视为侵略，大力排斥。唯有板垣退助意识到，日本无力抵挡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其消极被动地抵抗外来文化，不如主动将其“拿来”，若想让日本的传统保存下去，让日本的“和魂”继续绽放光彩，就必须借助新鲜的外来力量。
1874年，他开始和志同道合之人为议院运动奔走，并在高知县创建了“立志社”，在日本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要求为人民伸张权利，并提议建立议会。板垣退助活跃的时期，日本尚不允许个人私自结社，但他还是大胆地组建了爱国公党，直指藩镇制度弊端，提出了一套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他明确要求要在日本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立法机关，他坚信，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的，要想让人民爱君爱国，重振日本国威，就必须承认天赋人权。
板垣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屈服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策进行调整，同意用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并甩开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板垣的运动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前奏。1882年，板垣遭人暗杀袭击，危及关头，他毫无惧色，大声呼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
纸币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取向。日本的纸币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3种，今天的日本纸币上分别印着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的头像。这三人都是明治维新时期为日本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
纸币图案的选择非常讲究，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图案时，都慎之又慎，纸币是国民价值的缩影，从巴掌大的纸币上，人们可以大致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民族观念，纸币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宣传品。同时，为了方便辨认，国家往往用人人熟悉的伟人或某种国家标志充当纸币图案。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亦可见一斑。
通常被印到纸币上的人物，除了思想家外，还有政治家。思想家是人类智慧的象征，政治家则代表着管理世俗社会的权力。人类社会的进步要以思想的进步为前提，还要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障，思想和权力的结合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在很多时候，二者却是分离的。有权力的人未必会有超前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有思想的人很可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甚至大受迫害。这既是思想的悲哀，也是权力的悲哀。一个无脑的人掌握了大权，往往会制造出空前的灾难。
权力来自制度，现代社会应该确立起完备的制度，通过达成某种契约，保证权力能够掌握在思想的手中。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制度就是它的使用者，好的制度可以保证它为人类造福，坏的制度则能让它危害天下。
另一方面，制度要有足够的力量掌控权力，让它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便是“规则”。虽然不是所有规则都有利于人类，但是往往规则发挥不出效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张狂起来，显露出可怕的负面作用。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社会，权力和思想尚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作保障，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的东亚社会，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在这些地方，国家最高权力的持有者就是法的制定者，他们心血来潮的一句话都会被当作“金科玉律”写进法中，法只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地施展权力，而绝不会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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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1）
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统治者的能力、品格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风貌，统治者英明，时代风貌便好，统治者昏庸，时代风貌就差。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的命运确实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还远谈不上是法治国家，没有完备的法制体系。幸运的是，明治时期的领导人大多知识渊博，头能明晰，有着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洁的品格，他们具备了一个英明的领导人该有的素质。这一时期，日本官僚体系的办事效率，决不比欧美国家的差。日本步入了历史转折期，它需要借助外力过渡到现代化，而它的领导人刚好能担起这一重任。
如果将在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称做“和魂洋才”的话，那么在明治之前，那些刻苦钻研儒学的日本人就应该被称作“和魂汉才”。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对西洋文化的大致相当，他们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否则，明治时期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和魂”了。
同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中日两国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中国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但皇帝也好，天皇也罢，退去了“皇”的外衣，都是凡夫俗子，在偌大的权力面前，难免把持不住。中国的皇帝既是人们精神上的绝对领袖，也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权力大得难以想象，恃权作恶的皇帝也就特别多，只要条件允许，很少有哪个皇帝不在奢靡享受上下功夫。这就让独裁、奢侈，让篡权夺政、改朝换代之事屡见不鲜，尽管每个皇帝都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甚至雇用才子名流将自己的身世神话，但老百姓还是念叨着“成王败寇”。皇帝的血缘没有连续性，人们只是匍匐在他的权力之下，对他的“神性”并不那么相信，没有哪个皇帝能充当中华民族的象征。
日本的天皇就不同了，他权力不多，连皇室的日常开销都要靠幕府拨款，即使有心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也多不能如愿。不过，权力少也有权力少的好处，很少有人会惦记天皇的位置，这反倒让天皇的“万世一系”有了保障。
日本宫廷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没有改朝换代之事。日本人模仿中国建立起一系列统治制度、社会秩序，但考虑到简朴的生活更有利于象征国家精神，即使三公六院制诱惑再大，也没能在日本实施。日本宫廷从来没有宦官，由于皇室子嗣有限，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女性天皇。因为“万世一系”，天皇家族当仁不让地成为日本的象征和稳定的标志，在天皇身上，日本人仿佛看到充满沧桑的历史，天皇是日本人的感情纽带。
正是有这些情感基础的存在，明治天皇在执掌大权后，其维新政策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下去，没有遇到太大阻碍。日本人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权力，决心为天皇效忠。
明治天皇发起了维新，但要让维新政策落实下去，就少不了大大小小的官吏。日本的官吏选拔方式和中国的不同。中国的科举制度重学问、轻门弟，是贫寒子弟进军政界的平台，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契机。日本的官僚选拔制度却尤其看重家庭出身，尽管科举制有不少好处，但考虑到统治阶层的内部稳定，日本还是没有采纳。
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官学有两种，一种是官立学校，由幕府直接管理；一种是藩校，由各藩管理。官立学校的门槛较高，若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便难以进入。藩校也是一样，即使是入了学的人也有等级之分，学生在制服、座次上都要遵守严格的要求。这两所学校对平常人家的儿女来说，可望而不可即。
不同的官僚选拔制度决定了教育的方向。
中国人要靠读书做官，讲究“学而优则仕”，要想成为“人上人”，就必须好好学习，争取早日金榜题名。中国的学生难免带着功利的目的来读书，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那些科举不会涉及的学问，既少有人学，也绝少有人教，即便再有用，也多会被斥为“歪门邪道，奇技淫巧”。
日本的官僚制度采取世袭的方法，读书和为官没有直接联系。官家子弟即便整天游手好闲，不无正业，也还是会承袭父亲的职位，平民子弟就是再努力读书，也进入不了国家的权力体系。学习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一种修行，是非功利性的，同时也是一种义务、权利。
当然，长期实行世袭制也让日本政治腐朽不堪，幕府中的官员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权势斗争中，在来势汹汹的西方人面前，显得十分软弱。倒是在日本民间，一下子涌现出不少像板垣退助那样的思想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幕府是维新的阻碍，它脆弱，明治天皇没费多大力气就将它铲除了，如板垣退助一般的思想家，倒是变法的动力，他们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成了变法的主力军。
中日两国都强调“孝”。在中国，“孝”是“仁”的内容之一，中国人认为，仁者无敌，强调做人要心怀仁爱，相应的就忽视了“武”的作用。中国的贤臣大多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日本人也重视“孝”，“忠”是“孝”的延伸和归宿，为了对国家尽忠，日本的官员以文武兼修为荣。即便是软弱腐朽的幕府，其中官员也大多是武士出身，武士在社会中有着较高的地位，中国的最高官员是宰相，日本的则是将军。
19世纪中后期，中日两国的处境极其相似，都是内优外患。中国也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强国强民，却很快发现此路不通，最终依靠革命的办法推翻了旧制度，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官僚体制、政府的状况让同样的改良有了不同的结果。
西方人不会手把手地教日本人现代化，虽然从理论上说，作为时代的落伍者，日本可以跳跃式地追赶西方国家，参考他们的发展经验。但当时，才打开国门不久的日本，却没有任何“近代化教科书”可以学习。这就意味着，负责制定近代化战略的领导人，对近代化几乎一无所知。在颁布宪法和确定“和魂洋才”的教育路线之前，日本不存在约束领导人思想、权力的东西。领导人有足够的权力去推动近代化，但在这之前，他必须找到构建近代化的方法。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也是一种幸运。日本的领导人开始潜心研究日本的状况，他们不敢大刀阔斧地制定政策，就像初次下水游泳的人试探水温那样，小心翼翼地解决日本的难题。他们知道，情势不允许他们敷衍了事，他们既要保证这些政策足够灵活，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情况，又不能丧失原则，让改革流于形式。
他们有着良好的政治决断力，虽然当时的日本充斥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但他们已经找到解决难题的最佳途径—西化。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西化实际上是现代化，他们也确实没有一本“现代化教科书”，但是在学习他国长处上，他们却有着十足的经验。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已有一千多年，他们懂得如何塑造“和魂汉才”，他们也大可以塑造一批“和魂洋才”。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色，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当然还可以保住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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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2）
从1859年开国到1872年学制改革为止，日本向海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考察团，这些人后来成了维新的骨干，为日本思想界带来新的气息。1868年，明治天皇一宣布维新，马上就着手安排新的留学生，他希望解除曾经签下的不平等条约，为此他需要充分了解西方的文化、制度以及西方人的思想。
1871年11月，由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48个人组成的考察团离开了日本，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到欧美12个国家进行学习。这些人受日本的传统教育长大，1873年当他们回国时，便已然是名副其实的“和魂洋才”。他们没有忘记出访的目的，明治政府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无限希望，他们的思想不久就变成了日本的“现代化教科书”。
其实，一开始伊藤博文等人只是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当成出访的目的，木户孝允和美国人进行了多方交涉，希望他们能归还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美国自然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交涉失败。此事让考察团大受刺激，木户在日记中写道，苦心准备的交涉竟然没有成功，美国想要的日本都给了，日本想要的美国却不给，除了哭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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