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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魂－－日本根性窥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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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君”、“直”、“首”等表示身份的称号，其中实力最大的氏上，则会担任“大臣”、“大连”等职务，负责掌管朝廷政务，而地方上的豪族组织则会被授予“国造”、“县主”的称号，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在朝廷中还有被称为“伴造”的直属氏，直属氏主要负责朝廷的警备和祭祀等工作。“伴造”还负责管理被称为“伴”或“品部”的人民。
公元5世纪左右，当时的大和朝廷为了加强“大王”的权力，在各地增加设立了被称为“名代”、“子代”的直属民和被称为“屯仓”的直辖领地。另外，大和朝廷还把从大陆移居到日本的“归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被称为“服部”、“陶部”的专业集团，让这些“归化人”使用大陆的先进技术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工作。
公元6世纪后期，日本周边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分裂的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在公元589年建立了统一的隋朝。朝鲜出现了新罗国，占领任那的日本人也被赶出了朝鲜。
日本国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发生了反朝廷的豪族叛乱。公元593年，日本历史上有“圣人”之称的圣德太子被姑母推古天皇任命为“摄政”，并掌管朝政。圣德太子对大陆的先进文明和佛教都十分崇拜，当时他的政权统治面临空前的危机，于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大和朝廷比以往更热切地吸收起大陆的先进文化。
对朝政进行的改革是圣德太子最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圣德太子的朝政改革被称为“推古朝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的儒学，其中“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思想最为重要。
公元603年12月时，圣德太子制定了《冠位十二阶》，使用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代表官吏位阶的高低，同时还规定了爵位的授予和晋升必须按照个人的功勋大小决定。这样的规定很明显是模仿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圣德太子在第二年的时候，还公布了他亲自制定的《十七条宪法》。
《十七条宪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而是对官吏的道德训诫，在宪法中有很多内容的出处都来自中国儒家。例如第12条说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士兆民，以王为主”就是套用《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孟子》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
圣德太子很明显是按照儒家的思想“王土王民”去实现天皇最高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他还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十七条宪法》还依照中国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君、臣、民”的关系准则进行了规定。例如第三条的“君言臣承”、第六条的：“忠于君”、“仁于民”还有第四条的要求“以礼为本”、第5条的“明辨诉讼”、第15条的“背私向公”和“使民以时”等等。
圣德太子对朝廷的改革正好适应了日本当时由豪族联合政权向统一国家过渡的需要，并且打击了豪族的势力，强化了天皇的权力，“大王”的称号据说就是在当时被天皇所代替的。
可惜的是，圣德太子实施的改革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效果。不过，改革激起了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强烈欲望，也算得上意外的收获。中国和日本的交往明显有所加强。圣德太子在公元607年时，派遣小野妹子以遣隋使的身份出使隋朝。根据《隋书》记载显示，使者向中国皇帝递交的国书和过去日本使者递交的国书是不同的。在过去是以臣属的身份，而这次却是以对等的身份，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越来越希望拥有和中国相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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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5）
不过，日本人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削弱日本人对中国的崇拜。而统一的隋朝使日本人的崇拜之心更加强烈，日本人学习中国的速度逐渐加快。第二年，圣德太子再次派遣了很多留学生、留学僧去中国。这些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中国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习了很多中国的文化，而中国的隋炀帝也派了一些使者东渡日本，当作对日本遣隋使的回礼。
纵览整个世界，像日本这样大规模地引进先进文化的行动非常少见，西方世界从未发生过。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就是因为日本民族好学的精神以及日本统治者的卓越眼光。
当然，外部的条件也不可忽视，若不是中国文明拥有强大魅力，日本人也不会对中国无比崇拜。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优秀的老师，日本也不会成为如今优秀的学生。
中华文明非常看重政治的团结，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而古代的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东亚人也对中国这种“政治高于一切”的观念表示认同。日本在接受了这个观念之后，还希望把他们神化的领袖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日本的天皇神化就是深受中国影响的表现，天皇这个称号就来源于中国。
天皇称号来自道教，是由中国道教的“天皇大帝”简化而来的，另外天皇执掌天下的象征—铜镜和剑也恰好是道教作法时使用的神器。在中国，“皇”和“帝”都是上帝的称呼，而秦始皇把二者合而为一，当作了自己的称号，以显示至高无上的地位。
道教中的“天皇大帝”或“玉皇大帝”只是给皇帝加上了一个形容词，不过是为了把天上和人间的两个皇帝区分开来，道教这样的称呼和秦始皇的本意并不一样。
秦始皇称自己为皇帝，就是为了要成为人间和天上的统治者。日本人没有用皇帝而用了天皇，则可能是因为他们明白皇帝不能一身二任，皇帝只能统治世间，没有神秘性存在，但日本的统治者不仅是世俗领袖，同时还是宗教的领袖，必须拥有神秘性，因此日本就采用了具有神圣含义的天皇称号。
天皇大帝在道教中是神仙的领袖、上帝。日本的天皇在日本人的心中就是日本的神，传说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
日本的天皇要比中国的皇帝更为神圣，中国的皇帝是轮流继承，而日本的天皇则是万世一系。祭祀在中国虽然也受到皇帝的重视，但是儒家是不妄言鬼神的，皇帝统治的是世俗，他并不是宗教的领袖。而日本的天皇则既是宗教的领袖，也是日本神道教的大祭司。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才实行了政教分离，所以日本天皇的神圣地位是无法取代的，这也是日本不像中国经常出现人民起义的原因。由于日本人比较老实，所以除了皇室成员，并没有人觊觎天皇的位置。
另外，日本还模仿了中国都城的模样建立了日本的都城。日本原本并没有都城，日本的第一座都城就是大化革新之后在大和地区建立的平城，也就是如今的奈良。在这个城市中无论是布局还是房屋都是模仿中国唐朝长安城建设的，由于在公元710年至784年之间，平城一直是都城，所以很多历史学家称这个时期为奈良时期。
公元794年，日本人在大和北边的一个小平原上，建立了名叫平安的都城，即日本第二个首都。平安都城之后改名为京都，这里城市的布局和奈良城基本一样，都以皇宫和政府机关为中心，都采取了棋盘式格局。
日本的天皇制几乎把唐朝的东西全都学过了，不论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法律典章也模仿过来。日本原本只有习惯法，没有成文法，但是由于看到中国法律的完备，日本于是制订了抄自唐律的长达1500条的成文法体系。
除了天皇制度，古代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也同样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日本人最早信仰的是祖先和自然，他们当时的信仰和其他民族的信仰基本一样，但是后来由于日本吸收了儒、释、道的一些教义，于是日本就出现了神道观念。即使在今天，神道教的很多活动也依然出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
日本人的敬神和崇祖是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人崇拜自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十分相似。神道的主要活动就是祭祀，而祭祀主要有两项内容：一个是感谢自然和神的赐予，另一个是祈求神的保佑。其中春祭和秋祭是最重要的祭祀，早期的祭祀活动并没有固定场所，更没有神殿，但是后来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于是日本建立了固定的祭祀神社。
在日本祭祀神社的正殿上，也会有神像盘坐，这个和佛教是一样的。日本在佛教传入之后，把祭祀活动时间的集中在了盂兰节上。日本的神道和中国的宗教观念是一样的，没有排他性。日本人现在正努力把自己变得西方化，不过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依然是传统的，神道和佛教并存。
日本的佛教也是从中国学来的，虽然佛教产生于印度，但是日本却没有机会向印度人学习。在日本被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中，有些人就是专门去学习中国佛法的。而中国对佛教的态度也深深影响着对中国无比崇拜的日本人，日本人看到中国人信佛，所以他们也要效仿。特别是日本上层社会的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还兴起了一股迷恋佛教的热潮。
圣德太子在日本的佛教传播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夸张地把他和希腊的泰勒斯、中国的孔子放在同等地位。其实，圣德太子不过就是佛教的信徒，他在佛教的造诣和普通人不同，很多日本人对于佛教的理解都没有圣德太子的理解透彻。
圣德太子在当上摄政之后，一度大力宣扬佛教，他亲自评注佛经，修建佛寺。奈良附近的法隆寺就是圣德太子修建的，这座寺庙是如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里面有大量的精美佛像。
在奈良时期，日本出现了到中国学习的热潮，而学习中国的佛教则是最重要的一项。汉译佛典大成《大藏经》几乎都被日本人带回了日本，很多都是如今在中国已经见不到的经文。日本的僧侣也相继来到中国求经学法，唐代佛教的重要流派都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日本，变成了日本的“奈良六宗”或“南部六宗”。
由于日本的僧侣恪守中国佛教的原旨，因此在教相判释、教义戒法等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和中国的基本一样。在公元742年时，很多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僧侣都感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入”。
日本的僧侣到中国学习佛教的时候，还会受到皇帝的接见，甚至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被中国政府安排得妥妥当当。日本的僧侣都具有强烈的求学心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们不仅自己省吃俭用，还将唐政府给他们的生活费用也尽量节省下来，做到“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归”。在这些僧侣中就有一些开宗立派的大师，还出现了有名的“入唐八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最澄和空海，这两位大师开创了“平安二宗”，也就是日本天台宗和真言宗。他们开创的宗派就是建立在中国佛教基础上的、新的佛教思想体系。
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6）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也反映了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的某些特点。日本在学习外国文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上层先开始，逐渐往下的。可是说日本是一个特别能兼收并蓄的民族，他们先把外国的文化全都拿走，然后再慢慢吸收，改造成自己的东西。日本和西方的民族不一样，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打击别人的宗教信仰，所以佛教的传入不但没有被排斥，反而丰富了神道的内容。
文字在日本出现的时间较晚，中国的汉字是日本文字的起源，日本人就是在汉字的基础上，才创造出了日本的文字。其实，日本的文字不过就是中国汉字的变异。如果将日本比作一棵植物，那么中国文化就是让日本迅速成长的养分。
美国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汉字对于日本人来说不但难写，而且难认。日本人只使用了汉字而不使用拼音文字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由比较特殊的符号，也就是由方块字组成的。而在数以千计的中国文字之中，每一个文字都是特殊的符号。对于日本这种变音比较多的日语来说，采用这种符号十分困难。
不过，日本觉得中国的汉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汉字也是最先进的文字。日本人学习外来文化就是为了赶上世界潮流，所以他们需要选择最好的学习对象。美国人觉得日本人不采用拼音的方式是错误的，但是日本人并不觉得，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中国的文字并没有妨碍日本文化的发展，相反还促进了日本的进步。
日本人在使用了中国文字之后，能够更方便地学习先进的汉文化。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对汉字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日本人在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之后，还坚持使用汉字。
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比较早，在日本公元1—2世纪的出土文物上，就能够发现汉字，例如汉赐倭奴国王金印。当时的日本人并不认识这些汉字，汉字在他们眼里只是图案而已。到了公元5—6世纪的时候，汉字和朝鲜半岛的先进技术一起传入了日本。日本人最初学习汉字的时候，都是使用纯体汉字表达日本语，日文也使用汉字写。逐渐地，日本人采取了“训读”的方法，就是使用日本的语言去读汉字，使用的只是汉字的形与义，不用汉字的音。
日本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期，无论是日本宫廷还是贵族，都就出现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写的汉诗文，水平并不比中国人差，而且写出来的字也十分好看，这些人之中还出现了很多知名的书法家。上流人士对汉字的迷恋使日本大众很容易接受了汉字，使用汉字写日文。在日本人使用汉字写日文的时期，汉诗文在日本的文学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
日本人除了训读外，还创造了“假名”，就是不使用拼音，而只把汉字当作没有意义的音标文字使用。最早的假名叫“万叶假名”，这个名称来源于诗歌集《万叶集》。不过，日本在使用万叶假名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汉字的复杂笔画带来的不便，于是又逐渐创造出了突破汉字原形的新字形“片假名”，就是用汉字的一部分代替原来的文字。片假名又称简体假名，另外还有一种“平假名”，就是把整个汉字都写成草体加以简化。例如，“安”字草写成“南”、“礼”字写成“札”等等。
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汉字的同时，还创造出了自己民族的文字，日本人这种勇于学习其他国家文化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仅仅是汉字，就连日本的教育也是和中国文化紧密相关的。
古代日本人对教育十分重视，他们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重视，日本的很多大学就是为了培养学习、传播中国文化的人才而建的。在这些学校读书，学生必须付出大量精力放在钻研儒家经典上。
日本的大学寮相当于唐朝的国子监，最初只设两门课程—明经道（儒学科）和算道（数学科），后来又陆续增加了文章道（教习诗文、史籍）和明法道（教习法律）。日本大学寮的规模要比唐朝国子监的规模小，学生的来源也有所不同。在中国，普通人家出身的人，只要通过了考核，也可以到国子监读书，但是日本大学寮却只有贵族孩子才能就读。
古代天皇制国家是以天命观、“王土王民”、“德治”、“仁政”等等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理念的，日本学校学习儒家也是为了适应天皇制国家对行政的需要。
公元9世纪，大学寮随着“唐风文化”达到鼎盛而进入了繁盛时期。恒武天皇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下令增加大学寮学生数量，以扩大大学寮的财源。平城天皇和醇和天皇也下令，亲王和贵族子弟到要去大学寮学习儒家经典。于是，在天皇的控制下，逐渐形成了儒学流行和大学寮、国学兴盛的局面。天皇对儒家的崇拜主要是因为儒学适应了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另外也是日本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敬佩。
不久之后，由于天皇的失势、中央集权制度的衰落，儒家教育很快就开始衰败，其政治功能和作用也渐渐消失。不过，儒学的影响却没有消失，儒学教育依然存在。直到现在，日本的大学仍然设有儒学经典课程，而选修儒学的学生还需要背诵类似《论语》之类的儒学经典。
日本的统治者在提倡儒学的同时，还把儒学伦理道德中最重要的“孝道”带到了日本。最初日本人是没有孝顺观念的，孝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之后在日本统治者倡导下，才开始被日本人接受。日本朝廷颁布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都有劝奖官吏和一般市民要奉行孝道的条文，同时也有惩罚不孝的规定。这些都说明日本统治者已经把不孝定为了犯罪，而且是不能饶恕的罪行。如今，日本人对父母的孝顺丝毫不比中国人差。
除了孝之外，儒家思想中的忠、信等道德观念也慢慢被日本人接受。当忠孝无法两全的时候，中国人会选择先忠后孝，或是为尽忠而牺牲孝的道德观念。当时，日本也就忠、孝关系等一些伦理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儒家思想的进入不仅丰富了日本人的道德内容，同时还提高了日本人的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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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7）
日本人十分喜欢追逐世界潮流事物，他们不想落在其他国家后面，希望日本能成为大国。虽然日本把中国当作榜样，不过日本和中国不同，日本社会的汉化是从上至下的，由统治者开始，逐渐传播到平民大众，这已经成为了日本的一个特点。日本的改革也是自上而下的。另外，日本的汉化是全方面的，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汉化。日本对中国十分崇拜，所以他们就把中国的所有事物全都拿到了日本。中国的生产技术、中国的律令制度、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国的思想道德观念甚至中国的服装，也在日本流行。
日本人原来的衣服十分原始，女的穿贯头衣，男的穿横幅。贯头衣就是在一大块布的中间挖一个洞，然后就这样从头上套下来，腋下用带子系上，再配上裙子。而“横幅”就是拿一块没有裁剪过的布围在身上，把右肩露出。
奈良时期，中国的唐装开始在日本贵族中间流行。他们把中国的衣服称为唐字，唐裳、唐草、唐花、唐锦等等。不过，中国的唐衣、唐裳虽然看起来十分华丽，却不太实用，普通人大多不穿这种衣服。但是，中国服装对日本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在如今日本的和服上就能看出来。
日本人还从中国人这里学会了下围棋，并爱上了这种锻炼大脑的游戏。围棋是中国最古老的游戏之一，在中国文人的眼中，琴、棋、书、画，这四大艺术都是高雅的象征。围棋在传入日本之后，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日本人在唐朝时期的围棋水平就已经很高了，很多人都可以和中国的高手比赛。当时下围棋甚至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常事，就连日本的僧侣也参加围棋比赛。
古代日本明令禁止僧侣参加一般的娱乐活动，不过围棋不包括在内。擅长围棋的僧侣在日本不仅受到上层人士的尊重，也得到了中国的文人、王公贵族甚至皇帝的礼遇。日本的名僧辨正精通围棋，他到中国的时候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经多次和他对弈。
有这样一则关于日本围棋高手和中国围棋高手对弈的故事。
唐宣宗时，日本国的王子来到中国，这位王子十分擅长围棋。当时，宣宗就把中国围棋第一高手顾师言叫来和日本王子比赛。顾师言在比赛的时候绞尽脑汁，很不容易取得了一些优势，终于胜出。比赛结束之后，日本王子问顾师言是中国围棋高手第几名，顾师言却回答他说自己是第三。于是王子提出想和第一的比试，但是顾师言告诉他，只有他赢了第三才能和第二比试，而赢了第二之后才能见第一。王子听后感叹地说，小国的第一不如大国的第三。
在这个故事中就能发现日本围棋的水平已经可以和中国相比了。后来，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围棋，使围棋在日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日本人甚至把围棋称为日本的国棋。由围棋在日本的受重视程度上就能体现出中国文化对日本造成的影响。
日本其实有很多传统的东西都是源自中国的。最近，在奈良发现了日本最古老的医疗处方，这是一个名叫“西州续命汤”的中药处方，书写在7世纪后半叶的木简上，来源自唐代医学巨著《千金方》。这个处方可以说明，日本在医疗上也曾经采用了中国的先进医疗技术。一些专家觉得，7世纪中叶的时候，遣唐使带了一些医疗技术回到了日本，因此，日本当时就能开展高水平的医疗。
日本人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并没有单纯地模仿，他们还会不断创造出属于自身民族的东西。例如日本的绘画，最初的时候所有内容都是和中国一样的，首先从中国学到了描绘佛、菩萨等的佛画，之后又学了描绘帝王、宫殿、山水等等的世俗图。当时的日本画家基本上就是模仿中国，没有任何创意。
但是从10世纪开始，日本就出现了大和绘。大和绘描绘的是日本的主题，它和中国的绘画题材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后来“大和绘”逐渐发展成了纯粹的日本画，不仅仅题材和中国不同，甚至表现方式也不一样。1l世纪的时候，日本大和绘的作品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绘画专家对日本的作品十分欣赏。赞扬道：“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名画家恐不及也。”
日本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情况并不是只有绘画方面，就连围棋也是如此。日本人总认为真正的围棋是在日本形成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围棋水平发展到后来已经超过了中国。日本人就是在学习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去创造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国家快速地进入世界大国行列。
日本人的对外学习精神十分值得称赞，这说明日本人是十分善于审时度势的民族。日本人在迅速发展的道路上，找到了一条捷径，就是对外学习，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日本人都没有因为对外学习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反而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民族性的国家。
日本人这种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的精神来源于日本人对先进技术、世界潮流以及强大国家的仰慕。这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一样，日本人把中国当作偶像追随。
中国人就没有日本这种年轻的心态，总是过于稳重，缺少对外学习的精神。其实，中国偶尔也应该像日本学习，提倡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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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8）
三、“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日本化、中国化与西洋化
日本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不是因为其国土狭小，也不是因为西方人入侵的性质，这些外因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能够成功。要揭开到明治维新成功的秘密，就必须从日本的“内部”下手。不同的人处理同样的问题，会有不同的方式，国家也是如此。
1853年，看到美国人顺顺利利地和日本人签订了和约，英、法、俄等国也跃跃欲试，都想在日本攫取更多的利益。尤其是英法两国，特别希望将日本控制在自己手里。阿礼国是英国第一任驻日公使，他曾直言，日本对英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英国在东方的权益前哨，即使两国没有贸易往来，英国也不会忽视在日本的利益。如果英国从日本退出，俄国就很可能掌控日本，整个太平洋地区就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为了遏制俄国，英国必须保住日本。法国对日本也极其重视，他们借来了数百万美元，由驻日公使罗休亲自指导，一下子便操控了幕府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事务，日本幕府的亲法态度也愈发露骨，引起了人们强烈不满。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日本人心头，要是任这些西方人继续在日本耀武扬威，日本很有可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幸运的是，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
后来的很多学者，在分析明治维新时，多认为它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必然”二字难以满足人们对日本这段历史的好奇心，只要把19世纪末的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非常独特。当时，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在忍受外敌的欺辱，也像日本一样，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一些国家也开始积极地学习西方，探索救国之道，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如此迅速地对西方文化做出反应，变不利为有利，走上富强道路。
日本人绝大多数都属于大和族，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团结是日本人最大的特征，这一特点可以说让他们的改革事半功倍。看着趾高气扬开进日本的美国黑船，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也清楚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历史的变革期，旧势力的影响越小，根底越薄弱，就越有利于新势力生长。就当时的日本而言，社会的动荡、德川幕府的脆弱，都有利于西方新制度在日本扎根落脚。日本的政治结构是封建的，但日本的经济却已经显露出工业化的趋势，日本自有一套复杂独特的政治制度，其官员的清廉程度、办事效率都不比欧美国家的差，他们支持西学，也有能力将其推广开来。同时，日本人有着良好的受教育背景，几乎一半的男性国民都能读会写，15％的女性国民能看书识字，可以说，不少日本人都具备了接受新思想的学习能力。
此外，古老的天皇制也有利于日本实现变革，明治天皇在民间有相当大的威信，统治者力量强大，自上而下的变革就不会遭遇太大阻力。并且，在实施变革时，统治者也利用了日本人固有的思维方式，减轻了变革的副作用。
当然，每一次变革都是挑战，日本要想在西方国家的虎视狼环下强大起来，成功改革，也绝不是一件容易事。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都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日本人把西方国家当作改革样板，但日本的传统文化却是东方式的。制度易建，文化难改，在文化领域，有些东西确实会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有些东西却根深蒂固，不为历史变迁所动。
文化和教育总是交织在一起。进入近代之前，日本从来都以中国文化为师，要日本人突然放弃学习了若干世纪的中国文化而转学西洋学问，单从感情上来说就非常痛苦。更何况，儒家学说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日本的官方学说，早已经渗透至日本文化中。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迅速掌握机械、武器、语言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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