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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之美-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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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澜鞘蕖⒁构怼ⅰ白橹薄ⅰ肮こА焙臀咐┱排桑丁∨餐纳帧 分杏衅蘖Φ挠┗鸪婧汀鞍⒚厘肌保丁∥瑁∥瑁∥瑁 分械难蚰泻土甙坠牵丁」骋阅稀√粢晕鳌 分蟹锤吹嗟母智偾霸中窍鲁錾牧等嗣恰薄！丁∷蛊仗啬峥肆等恕 罚ātar Crossed Lovers ）中的人造卫星和摩天轮，《 奇鸟行状录 》中拧发条鸟和深井和无面人，而《 海边的卡夫卡 》可以说整部小说就是由无数隐喻构筑的巨大迷宫，甚至其本身即是巨大的隐喻。至于短篇小说中的，更可谓举不胜举。
作为手法，大而言之，是以两条线平行推进的：一表一里，一幽一明，一动一静，一实一虚，一阴一阳，一个此侧世界，一个彼侧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灵异世界……虚实相生，阴阳交错，生死一如，真假莫辨，山重水复，云遮雾绕。小而言之，就是不断地让什么莫名其妙地失踪。以动物为例，猫失踪了，羊失踪了，连大象也失踪了，有一部短篇索性就叫《 象的失踪 》。一头大象从象栏里失踪了，而且是一老年大象，“老态龙钟，初次目睹之人往往感到不安，真怕它马上瘫倒在地上断气”。这还不算，象一条后腿还套着铁环，铁环连着铁链，“铁环和铁链一看就知道牢不可破，大象纵然花一百年时间使出浑身解数也全然奈何不得”。然而就是这样一头大象突然失踪了。当局动用了警察、消防队和自卫队外加好几架直升飞机折腾到傍晚也没找到，象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不用说，若是隔壁家的小花猫或自家养的哈巴狗小白兔什么的失踪倒也罢了，而象在现存动物中大约是仅次于鲸鱼的庞然大物，也就是说乃是最不容易也最不应该失踪的动物，然而它失踪了，消失了，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综合村上在多种场合透露的信息，不难推断象所隐喻的是温馨平和的精神家园，象的失踪隐喻这样的精神家园可能永远消失。村上1979年在处女作《 且听风吟 》中曾期待大象“重返平原”，而1985年在这篇《 象的失踪 》里则断定“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
村上春树“美”在中国（4）
从我接得的大量读者来信来看，中国读者主要阅读障碍似乎就在这些隐喻上面。也许来信的大多是高中生尤其女高中生的关系，他们单纯的小脑袋无法破解这些劳什子的喻义。而我们传统的语文教育——要求他们归纳主题或中心思想的语文教育又习惯性促使他们急于弄个水落石出。也不仅仅高中生们，大学生们也有读不懂的——上面的问卷调查就有人选择“故事荒诞读不懂”——于是他们来信问我或在课堂上直接问我，问得我走投无路。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向始作俑者村上本人求救。村上倒还配合，以公开信的形式回答说：“我的小说想要诉说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简单概括一下。那就是：任何人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够找到的人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实际上找到的东西在很多时候也已受到致命的损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继续寻找不止。因为若不这样做，生之意义本身便不复存在。”看得出村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答而这样回答的。据我查阅，村上在其他场合几乎从未这样概括其作品的主题——尽管客观上、某种程度上是其主题——相反，他是反对写作时设定主题的，认为那样一来作品就僵化了。他谈到更多的仍是隐喻。2002年7月在就当时刚出版的《 海边的卡夫卡 》接受采访时以“神话”这一表述方式进一步解释说：“故事（ 物语 ）越是发挥作为故事本来的功能，越迅速接近神话。说得更极端些，或许接近精神分裂症世界。”他紧接着说的一段话对我们恐怕也很有启示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小说可能有不大适合解析的地方。……非我自命不凡，有时忽然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写故事时不是就自己身上类似原型的东西一一加以解析，而是像整个吞进石块一样什么也不想地写下去，说到底。这方面的感觉能在多大程度上传达给读者我自是不大清楚。”（ 村上春树编《 少年卡夫卡 》）这样，势必使用隐喻手法。可以说，隐喻性、神话性、象征性始终是村上作品的一大亮点。而中国读者、尤其有一定生活阅历的读者中也还是有不少人对此心领神会，兴致盎然地跟他走进一个个充满隐喻之美的神奇世界。这里我只引用一位大约是“白领”或“小资”的读者对《 奇鸟行状录 》中的发条鸟寓意的解读：“它是一只神奇的鸟，是作家在虚幻中对于真实的渴望，是这个世界和生命在岌岌可危中的全部希望所在。它凝集着人类在此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世界和命运的思索，是人类在极度焦虑的状态中对于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本质状态的渴求。”
深 刻 之 美
2004年是村上春树出道第二十五年。或许为了纪念或庆贺这一年，五十五岁的村上君索性一飞冲天，变成了一只鸟、一只夜鸟，从子夜11时56分飘飘然忽悠悠飞到翌日晨6时52分，而且飞得很高，居高临下，正可谓鸟瞰。鸟瞰的记录，便是村上的最新长篇《 天黑以后 》。
这只夜鸟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在餐馆里同一个年轻男子交谈的会讲中国话的女大学生玛丽，看见了不分昼夜沉睡不醒的美貌女郎爱丽和从电视里定睛注视她的“无面”男士，看见了被嫖客白川暴打后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的中国女孩。继而通过监控摄像机将目光久久锁定在白川身上：白川，三十五六岁，西装革履，架一副金边小眼镜，文质彬彬，“长相给人以知性印象”，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看不出他会因女孩来了月经致使他无法泄欲而大打出手并为防止其报案而将所有衣服剥光带走。于是，在这部新作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多时候独自在酒吧或套间里面对窗外霏霏细雨沉浸在西方音乐声中品味孤独的村上君，不再是呆呆凝视瓶底剩的几厘米高的威士忌或者躺在床上看《 纯粹理想批判 》的村上君，不再是一味在心灵后花园里鼓鼓捣捣精耕细作的村上君，而是一个敢于直面“恶”发掘“恶”的村上君。
当然，对于恶的发掘或者说恶之化身的出现并不始于《 天黑以后 》。例如《 寻羊冒险记 》（ 1982 ）中的“先生”、《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 1985 ）中的“夜鬼”、《 奇鸟行状录 》（ 1994、1995 ）中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以及《 海边的卡夫卡 》（ 2002 ）中的“父亲”或“琼尼·沃克”。但这些作品中的恶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特点，即比较模糊和费解，无论人物形象还是行为方式抑或时间地点，都往往笼罩在历史的层层迷雾和亦真亦幻的斑驳光影之中，缺乏细部的现实感和实时感，超乎常识常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直到两三年前的《 海边的卡夫卡 》仍大体如此。但《 天黑以后 》就不同了。可以说，村上笔下的恶第一次聚敛为“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的“普通家伙”，其作恶方式和作恶对象及其后果都是现实而具体的，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令人深思的是，白川施暴之后马上若无其事地回公司加夜班，作为以“头号高手”自诩的电脑技师继续听着音乐检修出故障的电脑。当他回家前在办公室里一件件取出被打女孩的衣服时，脸上居然浮现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仿佛说“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在这里？”一言以蔽之，白川没有一丝一毫的作恶犯罪意识，更谈不上反省——这点说有多么深刻就有多么深刻。总之，村上不仅仅是部分中国读者从中读取小资情调的“软”的作家，而且也是敢于把笔锋指向“恶”的“硬”的严肃作家，是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有良知有勇气有责任感和问题意识的深刻的作家。深刻也是一种美，一种如刀刃一样闪着寒光的凌厉的美。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认为，如果说《 海边的卡夫卡 》仍是在蛋壳中孵化的恶，而在《 天黑以后 》终于破壳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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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美”在中国（5）
在发掘“恶”的同时，《 天黑以后 》中也塑造了作为“善”之化身的日本人。例如那个中国女孩所去的情爱旅馆的女经理就对白川暴行大为愤慨，发誓决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在大学学中文并即将赴北京留学的女主人公玛丽说她看那个中国女孩第一眼“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许如一位日本评论家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 主题 ）”。《 天黑以后 》在四五月间印行时，正是中日关系陷入最低谷、不少中国青年情绪激愤的时候，而书又卖得十分好，我想与这本小说中的善恶元素及其深刻内涵恐怕不无关系。
当然，他的深刻在叩问人的现代性与主体性、思索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终极走向等其他方面也有充分而独到的表现，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村上春树和片山恭一（1）
我是个教书匠又是个翻译匠，近年来翻译村上春树较多，大家戏称我为“村上专业户”。说实在话，翻译片山恭一实在非我本意，只是由于青岛出版社盛情难却，加之我又是青岛市民，这才勉力为之。有人说我手气好，翻译什么，什么走俏，翻译《 挪威的森林 》，其销量近四年就已突破一百万册；翻译《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销量又节节攀升。其实并非我手气好，因为不是我主动摸的牌，都是出版社塞到我手里的，应归功于出版社敏锐的职业嗅觉和远见卓识。
既是翻译匠，当然就只能从翻译这个角度、以翻译过程中的感觉和体会为基础谈一下片山恭一。但由于我毕竟是“村上专业户”，谈的当中难免捎带村上来比较一下。
前些天我以调侃的语气写了篇小东西，题目叫“翻译是间谍”，主要说若想译得好，就要当间谍——就要跟随原作者一起潜入他的灵魂深处猎取他的灵魂信息。世上有军事间谍，有经济间谍，有爱情间谍，翻译则是灵魂间谍。翻译村上，就是要偷村上的魂儿；翻译片山，就是要把片山的魂儿偷出来。
所幸，感觉上片山的魂儿偷得还比较顺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片山和村上灵魂的质地有些类似。无独有偶，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代作家都认真学过马克思主义。村上说他十五岁的时候就用零花钱买了好几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就连“难懂”的《 资本论 》也读得津津有味，甚至当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原型即绿子的“政治辅导员”。片山恭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学士论文写的是马克思，硕士论文写的恩格斯，连影响过马克思的黑格尔也读了。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人都对所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采取了冷嘲热讽的态度。片山甚至在《 空镜头 》中间接而又尖锐地批判了美国入侵伊拉克。进一步说来，这两颗质地类似的灵魂同我这个译者也有相近之处。因为，我们中国人无论哪一个人的灵魂都有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文学翻译—— 一如上面所说——毕竟是灵魂对接作业，如果没有对接面，那么译者的灵魂就会被划伤。当然，客观上片山的魂儿是否完整地偷给了读者我不敢保证，但至少感觉上翻译得较为顺利。此其一。
其二，翻译顺利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片山和村上在文体上也有相近之处，日语味和日本味都比较淡。日本文学诚然脱胎于中国文学，带有中国文学的胎气，但相对说来，带有更多的不是李太白式的阳刚之气或男人气，而是《 玉台新咏 》式的阴柔之气或女人气。表现在文体上，读起来总让人觉得拖拖拉拉黏黏糊糊絮絮叨叨湿湿漉漉欲笑不能欲言又止欲罢不忍，如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都是这个德行，而且都近乎自恋地病态地翻来覆去颠三倒四不厌其烦地把玩艺妓、歌女、和服、清酒、富士山、樱花以及金阁寺等典型的日式符号，极力渲染大和风情即所谓“日本美”。但片山和村上这两人对这些劳什子基本不屑一顾。村上说“小说这东西应该是‘嗵嗵’掷地有声的，应该把人带往别的什么地方。”在《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中，片山索性把亚纪的骨灰和魂灵带去了澳大利亚土著人生息的荒凉的沙漠。为此两人都尝试使用“现代语言”，尝试用“乾いた”文体——爽净利落简洁明快的文体写作。有的读者问我为什么我译的片山读起来有村上味，非我辩解，这实在是因为两人的文体的确有相似的地方。究其原因，恐怕又同两人都受到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有关。片山明确表示在文体上受到海明威《 太阳重新升起 》等美国当代文学很大影响。
不过，较之村上，片山更注意追求文体的变化，仅就我翻译完的三本和还在翻译的一本来看，同样爽净简洁，但有的悠扬舒缓，有的紧锣密鼓，有的现代感十足。相比之下，村上的作品字里行间始终带有若即若离的优雅、含而不露的幽默以及沁入骨髓的怅惘和悲凉，这也是读惯村上的人读片山觉得有些意犹未尽的一个原因。不过，仅就文体来说，片山的似乎含有更大的可能性和更丰富的色彩。换言之，村上已经透亮了，片山则还没有透亮。在这点上，片山更堪寄予厚望。
村上春树和片山恭一（2）
其三，翻译过程中我还有一个感觉——觉得如果《 挪威的森林 》只有直子而不出现绿子，那么《 挪 》很可能成为像《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 》这样的所谓“纯爱物语”。但事实上《 挪 》中出现了绿子，村上也因之成其为村上——村上因放逐纯爱而使爱刻骨铭心，片山因守望纯爱而使爱催人泪下，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一点两人或许也是相通的，那就是两人都在叩问爱以外的东西。例如对于生与死的叩问。村上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片山尽管明确宣称爱始终处于其作品的中心，但在听到某些读者称《 爱 》为“爱情小说”时又“大吃一惊”，说他在这部小说中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生者对于死亡的感悟。他在这部作品中借“祖父”之口说道：“倘若以为看得见的东西、有形的东西就是一切，那么我们的人生岂不彻底成了索然无味的东西？”也就是说，两人的小说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哲学思辨色彩，都执意探求人这一存在的本质，探求生命的终极意义，这点在片山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超越爱情、超越纯爱的内涵和启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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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边的卡夫卡》（1）
期待已久的村上春树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终于以首印十二万册之势摆上书架。我们用伊妹儿采访了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远在东京访问的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林少华教授，请他回答了读者关心的几个问题。
记 者：林老师，您译的村上新作《 海边的卡夫卡 》已在国内面世。尽管“非典”吓得大家不常出门，但仍卖得很快。这意味着，阅读村上作为一种时尚现象依然方兴未艾。那么，阅读村上在日本也是一种时尚吗？或者说村上和他的作品在日本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林少华：请让我举个例子回答。日本时尚杂志《 日经entertainment 》今年3月号刊出一次网上调查结果，主项是“你所喜欢的作家”，排出二十名为人喜欢的作家。第一位是主要写推理小说的女作家宫部，第二位即是搞纯文学的村上春树。在文坛他差不多也是独领风骚的，被称为“人气作家”。事实也是如此，如他自己所说，《 海边的卡夫卡 》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不但创作，就连翻译都有“新闻效应”，如他翻译的《 麦田守望者 》刚出版，日本主要报纸之一《 每日新闻 》就加以介绍，纯文学杂志《 文学界 》本月号还为此刊出“三人谈”。
记 者：您在译序中说无数日本读者就《 海边的卡夫卡 》（ 以下简称《 卡 》 ）在村上网站诉说他们的感想，主要是哪些感想呢？很想了解一下日本读者的反响。
林少华：村上回了一千多个读者伊妹儿，我看了五百多个。读者来的伊妹儿中，有的认为小说“新鲜极了”、“有力度”、“感动得不得了”、“喜剧性魅力简直天崩地裂”；有的认为作品“有品位，是高档教养小说”、“像雨水滋润地面一样静静沁入心田”；有的说“行文简约而又丰沛”、“文章打磨得如光闪闪的刀刃”、“完美度高，充满暗示，作为作家已达到圆熟境地”。一个女孩子乖乖告诉村上“我的那个他嫉妒您村上君，我一提起您的名字他就发脾气”。村上回复“那么你就告诉他村上其实是个不起眼的半大老头儿，别放在心上，并且好好疼爱他”。还有一个女孩告诉村上她和男朋友虽然分手了，但对方喜欢看村上小说的习惯留给了自己。村上回复说“那么作为我也要感谢他才是”。另有一些提问与作品毫不相干。如过去有人在网上问村上性欲强不强、跟多少个女子睡过觉等等。甚至有个女子咨询该不该为满足好奇心而同另一个男人睡觉。而村上也真够意思，正儿八经提供四点意见，最后叮嘱万一暴露千万别说“是村上那家伙教唆的”。不过从中也可看出村上多么受到读者喜爱。一个二十六岁的女读者公然撰文说假如她有第三者，村上是首选上床对象。
记 者：评论界对《 卡 》的评价如何呢？或者说批评家、学者有怎样的看法呢？
林少华：有人认为是表现一个人成长过程的近代西方式的“成长小说”（ 德语Bildungsroman ），有人认为是模仿《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的双元世界（ parallel worlds ）；有人认为是对希腊奥狄甫斯（ Oidipous ）神话杀父奸母框架的妙用，有人认为多少带有层层设谜的推理小说（ mystery ）因素。东京大学中文系藤井省三教授则从政治角度认为《 卡 》与《 奇鸟行状录 》同是“试图将战前与现代联系起来的小说，东亚读者如何解读令人深感兴趣”。顺便说一句，村上向来不看专家学者对他的评论和研究。有读者在网上问他是否有时戴着鸭舌帽和墨镜溜到书店摆有村上评论专著那里偷偷翻看，他说他从没有那么逗儿的表演。
记 者：那么村上自己是怎么看的呢？以离家出走的少年的眼睛描述社会的作品应该说并不少见，而村上笔下的却不同凡响，他自己谈过创作构思吗？
林少华：这点他在中文版序和年初同我见面时都谈到了，报刊已有报道，就不重复了。这里只引用他在网上回答读者的两段话：“这部小说包含许多故事。中心当然是一个少年求生和成长的故事，同时星野继承中田的意愿获得新生这条故事线索也很重要。两个故事对照而平行地向前推进……小说家的任务不在于提供完美的答案而在于提出出色的问题并尽可能逼近问题之谜的核心。”另外，他在《 文学界 》今年四月号上的一段谈话也值得注意：“我心目中的故事，必须首先具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将人拖入黑暗领域的力量，必须能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以小说也只能以小说这一形式表达尽可能深的内容……我要积极运用文学这个无可替代的特殊传媒工具进攻下去。”显然，村上意识到日本的知识阶层已经解体和俗化，因而增强了使命感。这样的发言在村上是很少有的，应当有助于我们对《 卡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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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边的卡夫卡》（2）
记 者：将人拖入黑暗的力量是指暴力吗？《 卡 》中出现不少性和暴力场面……
林少华：不排除暴力因素，但更多的应该是指思想的、故事的深刻性、外延性和杀伤力。关于性，具体程度不至于超过《 挪威的森林 》，只是有些场面不容易接受。日本读者在网上也问到性，村上回答：“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什么性描写。但故事本身有需求，我无法回避。”至于暴力，村上明确表示：“是故事要求我那样描写。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一如历史，而历史本来充满腥风血雨。”
记 者：年初您和村上有过一次对话，都认为《 卡 》同《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关系密切，是它的续篇。何以见得？
林少华：可以结合作者本人的看法提出三点原因。一是故事形式同样以两条线平行展开；二是描写力相近。村上早就想“掌握冗长而细密的描写力”，在《 世 》中初试锋芒，在《 卡 》中完全如愿；第三点表现在二者对于“异界”、潜意识世界令人战栗的审视和细致入微的刻画，表现在对于纯粹的“恶”以及超越善恶的“恶”的挖掘和鞭挞，进而促成危机感和责任感。我个人觉得《 寻羊冒险记 》和《 奇鸟行状录 》也属此类——《 羊 》的“先 生”、《 世 》的夜鬼、《 鸟 》的渡边升和剥皮鲍里斯、《 卡 》的琼尼·沃克显然一脉相承。所以，说村上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人化作家是不够全面的。
记 者：您说村上对“异界”刻画入微，以前您还提到虚拟世界的现实性——村上何以有如此独特的本领和创作倾向呢？
林少华：这首先同日本传统文化有关。日本文化中，异界、灵魂世界或者说非现实世界同现实世界的区别不很明显，可以自由往来（ 即使现在日本人也常把去世亲人的灵牌摆在家中随时参拜，墓地与住宅相邻并不罕见 ）。如《 雨月物语 》就是一个显例，而村上又喜欢这部古典志怪小说。其次同村上本人的天生悟性有关。近来看了一些村上提及自己的随笔，让我觉得村上这个人悟性很高，或者说直觉厉害，甚至有英语所说的某种magic。灵机一动开酒吧，酒吧开得红火；灵机一动写小说，小说卖得火暴。似乎这“灵机一动”对他特重要。最近他说过这样一件事：小时候他从一本书上看见“诺门坎战役”的坦克飞机照片，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觉得那场“他出生以前发生的事件”同自己毫无隔阂，有一种“既视感”。所以后来写《 奇鸟行状录 》偶尔拿起那本书时，感觉倏然复苏，仿佛身临其境，下笔如有神助。这种特异的“异界”感觉恐怕也是其作品富有寓意、隐喻的一个起因。
记 者：对了，有人评论说村上创作寓意越来越重、隐喻越来越多，是这样的吗？日本方面如何理解的？沈维藩先生的解读您同意么？
林少华：总的说来是有这样的倾向。一来是上面提到的村上天性所使然，二来同他的创作观有关——他认为“所谓故事就是要在超越说明的层面表现普通文脉所不能说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如中田杀人而田村君手上沾血，如琼尼·沃克和山德士的出现。对此也有不少日本读者说看不明白，村上说他也看不明白。一次他在网上告诫读者：“对任何东西都明确回答非此即彼——那样的回答大多是僵死的回答，而僵死的回答有时会是危险的回答。”
其实，寓意也好隐喻也好象征也好，追求的都是字背后的意思即言外之意。而言外之意当然是可以自由解读的。《 卡 》也如此。沈维藩先生对《 卡 》的解读应该说是相当有见地的、深刻的。日本方面也有人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如认为“父亲”与天皇不无关联。另外沈先生关于日本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失落的看法也同村上的看法不谋而合。
记 者：最后问一点，作为翻译家您是怎样传达“村上文体”的呢？或者简单谈一下翻译这本书的感受也可以。
林少华：沈维藩先生连下“十二道金牌”，我只好连续挑灯夜战。但译得很开心，村上的笔调太合我口味了。译到得意处的确有点儿不知是我译书还是书译我的味道。对了，由于译得太“得意”了，有的读者善意地问我是否译走样了。这点我可以担保：绝无大碍。举个例子，连村上本人（ 村上也是翻译家 ）都说“翻译时只能删掉”的绕口令我都鼓捣出来了——若按原文直译成“羊年的执事故事”，根本不成其为绕口令。于是我根据故事发生在高知县和执事一词演绎为：高知知事不视事，视事的不是知事（ 《 海边的卡夫卡 》第372页 ）。如何，过得去吧？至于是否美化了日文，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对我来说，在整体气氛允许甚至要求我译为“长空寥廓”的情况下非要我按字面译成“天空（ 很 ）高”，乃是活要命的事。文学需给人美感。文学翻译要求的不是字面意思的等值而是美感含量的等值。若一味追求词义等值，由于日文的性质，译出来的东西十有###成了产品使用说明书。那不是译文学，而是译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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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边的卡夫卡》（3）
最后，请董小姐向广州读者转告我真诚的问候。我是半个广州人。从1982年开始我在暨南大学工作了十八年，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仍富于激情、雄心、梦幻和苦恼的岁月。村上的大部分作品也是我吃着广州大米喝着“王老吉”翻译的，敏感的读者想必会从字里行间嗅出“广味儿”。多谢！
（ ２００３年５月 采访者董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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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村上作品的翻译（1）
记 者：作为一名译介家，给人感觉往往像是电视电影的配音演员一样，重要的，但又是幕后的，就像在中国，知道卡夫卡的人未必知道叶廷芳。但是您好像几乎是跟村上春树一起出名的，我们知道了村上春树，当然也知道了您，您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的译介事业？
林少华：的确如您所说，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而言，译者应是幕后人物。而我却从幕后一下子蹿到了前台——就是说读者给了我更多的关注甚至偏爱，这只能解释为一种幸运。就说这次吧，从日本回国后收到满满一纸箱读者来信，以一天一封计，也有三四百封。不少来信索性把我当做知心朋友——尽管我其实是个半大老头儿兼穷酸教书匠——倾诉她（ 他 ）们心中的困惑和苦恼，使我能够直接触摸一颗颗孤独而坦诚的心灵。这确实让我感动，觉得自己前半生总算做了一件多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这是文学的力量所使然，而文学的力量甚至大于政治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
关于中国现在的译介事业，不妨概括为两句话：欣欣向荣，问题多多。好比暮春时节漫步于厦门鼓浪屿，弹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钢琴声此起彼伏，但真正弹好的并不多——大部分人弹对了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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