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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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问九边诸镇附近的百姓，他们会不会觉得国家养不起兵是好事？问问北方那些被流民洗劫的州县百姓，他们会不会觉得国家赈不起灾是好事？也就南方既不受困于异族侵略，又不受困于小冰河灾害，所以才对这些痛苦毫无切身体会，整天就想着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连低得近乎没有的一点税收都抗拒不已。

　　　　所以说来说去，朝廷现在无非就是实学和心学之争，高务实其实就是要从心学一脉所佔据的位置里头扒拉一些到实学一脉的盘子里，而且还不能逼迫得太狠，让朝廷陷入严重的党争内斗之中。

　　　　这是最考验手段的了。既要展现出高党的强势，又要留有一线余地，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

　　　　所以，在和郭朴、张四维仔细商议之后，由首辅郭朴出面上疏，调时任宣大总督吴兑为兵部尚书的奏疏第一个呈上了皇帝的案头。

　　　　其实在朝野看来，吴兑其他的资历倒也是够的，但他有一个劣势，就是出任总督的时间太短，相比于此前的一些兵部尚书而言，吴兑出任宣大总督仅仅两年，实在有些过短了。

　　　　然而皇帝仍然一如既往地选择支援内阁、支援首辅，仅仅一天过后，硃批就下来了：“依票拟，升吴兑为兵部尚书。”

　　　　接下去，吴兑的请辞紧接着上来，无非是自称自己资历浅薄，无法担当本兵重任之类，请皇上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那是不可能的，何况吴兑这请辞无非是针对朝野的一些质疑，不得不上而已，朱翊钧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皇帝的圣旨立刻下达，先是大夸特夸了一通吴兑此前的功绩，尤其是在俺答封贡一事上的推动作用，以及封贡完成之后和蒙古右翼的联繫工作，在皇帝看来都是“卓有成效”的，因此“不允辞，宜即刻赴任。”

　　　　吴兑早就接到了高务实的通知，即刻赴任当然没有问题，稍稍收拾打点，便离开呆了近十年的宣大边境，施施然进京履新来了。

　　　　而随着吴兑为兵部尚书的任命落实到位，高党的第二步棋也要开始进行，那就是仍然由郭朴出面，由张四维附议，请皇帝增补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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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章　人事调整（下）

　　　　通常而言，首辅和次辅联名上疏，皇帝很少有直接否决的。但是具体到请求增补阁臣一事，则有所不同。

　　　　朱翊钧毫无意外的直接硃批否决了，理由是：“卿等三辅臣理政清明，忠贞职守，事无巨细，处理明白，内阁运转如常，无须增补，所请不允。”同时，还颁赐内阁三辅臣“银币锦缎各有差”。

　　　　不用怀疑，不是皇帝对内阁有意见，正是没有意见才会这样批覆和处理。因为通常来讲，增补阁臣，意味着皇帝觉得内阁现在的办事能力有欠缺，需要补充人手，如果内阁一请求增补，皇帝立刻就同意了，那对于内阁而言，未免有些丢脸——说明你们干得不行啊。

　　　　所以正常来说，皇帝肯定是先要“所请不允”的，这是正常操作。至于赏赐，其实皇帝经常会赏赐阁臣以及其他大臣，但这次的赏赐稍有不同，代表的是皇帝对内阁工作的肯定——我不仅认可内阁现在的工作，而且觉得内阁干得相当漂亮，所以额外再赏赐一波作为奖励。

　　　　接下来，郭朴就需要单独上疏了，疏文中的意思非常恳切，说自己日渐年迈，虽然张四维、申时行二位都是国朝栋樑，将来肯定能挑得起大任，但阁臣选用事关重大，尤其需要经过锻炼，就好比中了进士还要考选庶吉士一般，是有讲究的。所以呢，请求皇上为将来计，允许增补两位阁臣，入阁参与机务，早日打下辅政理政的基础，日后万一老臣不在了，他们也能毫无滞碍的接过重任，不使朝廷政务有所延误，是以增补两名阁臣很有必要。

　　　　这道奏疏就不光是摆道理，而且是述衷肠了，皇帝不得不考虑。所以在下旨安抚郭朴这最后一名顾命老臣的同时，皇帝也虚心请教有哪些大臣可以考虑增补进内阁。

　　　　郭朴由是再次上疏，推荐了四名人选，这四人分别是余有丁、潘晟、王锡爵、许国。

　　　　郭朴的这次推荐很有意思，他说增补阁臣两人，却推荐四位候选人，而且并不是以资历排序推荐的。

　　　　排在他推荐条陈第一位的是余有丁，字丙仲，号同麓，鄞县人。

　　　　余有丁年少时有勤学苦读之名。嘉靖四十年举顺天乡试，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执草诏敕。隆庆初年，充实录篡修官，迁太子洗马兼修撰，是第二批太子日讲官之一，继晋左谕德兼侍读。以疾请归，不准，改官南京。得便常回家乡，购山于东钱湖畔，构筑亭榭欲终仕途。

　　　　到了万曆元年，以新君日讲官资历，改右庶子领南京翰林院。万曆二年，任国子监祭酒，颇有建树。时太学生多喜欢结伴闲游，怠惰于学。余有丁任国子监祭酒后，觉得国子监学风不振，便严加禁止此类活动，并下令诸生相互监督检举，如果有违规不报者，则一同连坐受惩，学风为之好转。

　　　　万曆六年，进吏部左侍郎。此时吏部尚书是由郭朴兼任，所以余有丁这个左侍郎算是郭朴的亲信。但由于余有丁本身是浙江宁波人，他也被很多人看做心学一脉。

　　　　排在郭朴推荐第二位的是礼部尚书潘晟。这位潘部堂的资历就厉害了，他是嘉靖二十年的一甲第三名，也是探花郎出身，被授予翰林编修，协助修编《大明会典》。

　　　　嘉靖三十三年，以秩满升侍读。嘉靖三十四年，与严讷共主应天府乡试。嘉靖三十五年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

　　　　世宗嘉靖帝晚年专事静摄，不理朝政，往往醮祀宫中，词臣们多以撰写“青词”希图仕进，而潘晟不屑于此，“坚执不为”遂致仕归。后来曾短暂起复，做过两年礼部尚书，因事请辞，万曆六年高拱去世之后，潘晟被郭朴再次起复，仍然出任礼部尚书一职。

　　　　再往后则是王锡爵，王锡爵老兄也是学霸级的人物，从小各级考试就拿过多次的案首，嘉靖三十七年参加南京应天乡试，在学风极盛的南京拿到乡试第四名。

　　　　嘉靖四十一年他参加会试，拿到会试第一，也就是会员，不过殿试之时“只拿到”第二，于是成为当科榜眼——那一年的状元正是申时行。

　　　　王锡爵出身太原王氏，门第很高，加上他又是学霸，所以脾气也是比较大的，曾经得罪过高拱，不过好在不算什么大事，高拱只是打算磨砺他一番，于是把他从詹事府右谕德调到南京翰林院掌院事。

　　　　后来隆庆驾崩，万曆登基，王锡爵被调回京师，出任编纂《穆宗实录》副总裁，万曆二年实录编成，王锡爵升侍讲学士，旋升国子监祭酒。到了万曆六年，王锡爵又升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但问题在于，这一年他父亲病死了，王锡爵回乡丁忧，现在还没回来。

　　　　至于许国，这位其实出场过，他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高拱是他的座师，也是恩相。他这几年也是走得很顺，没有外放地方，一直就在詹事府、翰林院打转，直到万曆四年才调任礼部右侍郎。万曆六年高拱去世，郭朴继任首辅后不久，因礼部左侍郎出缺，他便顺利升为礼部左侍郎。

　　　　许国是朱翊钧的第一批太子日讲官之一，有这样的提拔倒也不奇怪，而且他年纪比较合适，今年五十二岁，既不老迈，也不至于太年轻。

　　　　朱翊钧拿到这个推荐之后，考虑了一下，先把潘晟的名字划掉——既然郭阁老是担心自己年迈，培养后生，那这位潘部堂就不要来凑热闹了。虽然你嘉靖二十年的进士，在郭阁老面前的确是“后生”，可也要看看另外三位的情况，哪个不比你晚好几届？

　　　　然后朱翊钧犹豫了一会儿，又把王锡爵划掉——这位的情况其实很合适，但朱翊钧注意到他在去年回乡丁忧这一句，只好惋惜地放弃了。王锡爵么，还不至于让他下旨夺情。况且王锡爵这人脾气挺大，万一来个拒绝夺情，朱翊钧面子上就有点难看了。

　　　　那其实也就没得选了，只剩余有丁和许国。朱翊钧想了想，这两位都是他的讲官出身，没有什么问题，学问也不错，那就他们俩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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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　庚辰春闱（一）

　　　　大明万曆八年，庚辰龙年。

　　　　如果站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本年度头号世界新闻应该是西班牙与葡萄牙组成共君联邦。即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的国王腓力二世，趁着葡萄牙在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战死于对摩洛哥的三王之战后的继承危机，在本年吞併葡萄牙，实际上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

　　　　西葡合并的最明显结果，便是世界头号殖民帝国横空出世。此时此刻，从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体系，与欧洲绕过非洲到亚洲的印度洋、太平洋体系，从政治上合二为一。总之，十六世纪见证了伊比利亚尤其是西班牙对环大西洋体系的开创、建设和独佔。

　　　　当然，这跟此时的高务实关係不算太大，如果一定要掰扯掰扯的话，大概是葡萄牙开始藉助西班牙的力量强化在香料群岛的殖民开拓，而西班牙也转而藉助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根基，开始进入吕宋群岛。

　　　　南洋地区包括吕宋在内，都是高务实早就内定了的“泛大中华势力範围圈”，所以西葡合并对他的影响主要就是今后“下南洋”可能多了一个强大的海上竞争对手。

　　　　不过，高务实也并不是很着急，南洋是大明的家门口，只要大明自己回过神来，高务实觉得在新政改革之后，还是能够跟西葡帝国在这个区域扳一扳手腕的。第一当然是欺负人家本土离得远，第二则是因为八年后的西葡联合舰队——无敌舰队将会惨败给英格兰。

　　　　虽然说此时的西班牙正是高光时刻，哪怕第一次无敌舰队惨败，也没能折损西班牙多少元气，在第二年到第三年，西班牙就再次打造了一支更加强大的无敌舰队，但至此西班牙帝国陷入了与英格兰的长期海上拉锯战，后来又因为尼德兰独立战争、三十年战争等等一系列战争，西班牙无论陆海，皆是元气大伤，到了1640年，别说尼德兰没有保住，连葡萄牙都独立了。

　　　　所以高务实的南洋战略依旧很稳健，有条不紊地按照预定计划逐步推进。

　　　　去年年底，他通过和工部的交易，取得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地的官港，现在正在想方设法进一步扩大港口和改善运营，同时也开始大量吸取远洋造船工匠、跑过南洋的水手等与南洋海贸相关的人才，并且正在筹划建立第一个位于南方的京华造船厂……总而言之，他算是仗着年轻而不是很着急。

　　　　世界大局对高务实的影响不大，但国内有件事，高务实就非常关心，非常重视了。

　　　　那就是今年的庚辰春闱。

　　　　大明是个自从有贡举以来最重科名的社会，极其讲究出身资格。甲榜、乙榜之分，界限极清。世人眼中，进士与举人的身家更是有着云泥之差。

　　　　尤其是明中叶之后，一切以科举为重，一切以出身资格为准。虽然进士为一途，举、贡为一途，均属正途，但实际上在使用时，贡生不如举人，举人不如进士，故民间流传有“有空筒的举人，无空筒的进士”之类谚语。

　　　　高官要职，非进士不能为之。

　　　　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以后，修撰专选进士，自此以后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庶吉士必由进士考选，而庶吉士始进之时，便已被朝野视为“储相”。

　　　　正是因为举人一旦高中进士，便可释褐为官，在朝要弄个给事、御史、主事乾乾，外放则或授府推官，当个“市级”二把手，或知州、知县，弄个县级一把手噹噹，有权有势，且前途不可限量，乃至于尚书部堂、内阁阁老等都是出自他们，因此进士身价百倍，远不是举人可以相提并论。

　　　　普通人称呼进士，必加“老爷”二字于其后，没有单称进士的，便是明证之一。

　　　　士子一中进士，哪怕没有做官，或者致仕归家，乃至于主动请辞，回到家乡都会自动成为地方名士。进士在籍之家，无论该进士人在何处为官，老家若有婚丧等事，知县都要派人送礼，若这进士之家在县城，知县往往亲自到场；若是在乡村，也会派县丞、主簿、教官代行。凡两榜进士出身的地方士绅，要见巡抚、巡按，均可用名帖抗礼，而举人则不行。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社会地位，那么赚钱的能力差距就更大了。

　　　　中了举人可以脱贫，中了进士则可致富。根据高务实这些年的了解，一个塾师要年收束脩五十两，才能维持其家在京一年的生活。而非一个留京为官的新中进士，一年的花费却最少也要一百两银子，一般需要三百里左右，甚至多一点的花个六七百两也不少见。可是这其中有很多人是原本家资微薄的贫寒人家出身，哪来这么多钱呢？

　　　　实际上，这些新科进士从高中开始，车马、跟班、衣服、用具、吃喝花费，就都有人支应了。甚至哪怕是不做官，也有送钱送房上门巴结的人。因为但凡靠上个进士老爷，就等于靠上了一棵好乘凉的大树。

　　　　譬如某商人犯了点事，自己去衙门求情，花上千两也未必办得成，但如果有个进士老爷帮忙，他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就可以解决问题。

　　　　而决定一个人能不能鲤鱼跃过龙门的考试，便是会试。

　　　　明制，举人在京应礼部之试者，叫会试，乃集中会考之意。会试定时为三年一科，于乡试的此年进行。由于乡试都是在子、午、卯、酉年进行，所以会试则都在辰、戌、丑、末年进行。乡试常在八月，而会试则在二月。

　　　　与乡试的办法类似，都是在当月初九日考第一场，三日后考第二场，再三日后考第三场。

　　　　会试既然是礼部主持，考试的地点当然是京师的贡院——明初在南京，永乐十三年后改在北京。

　　　　明代的会试与宋代有所不同，凡乡试中举的举人，都可以无限期地参加会试，这一方面可以省却不少士子的麻烦，少费冤枉劲、少花冤枉钱，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会试参加考试的人数特别多。

　　　　其实早在正统元年、弘治元年时，朝廷曾两次规定举人三次会试不第便不得再参加会试，但由于此举断送了大多数举人的前程，窒碍难行，所以都没坚持多久，朝廷便扛不住压力而取消了。

　　　　所以春节刚过，京师里便涌入了大量前来应试的举人，高务实虽然不可能派人去数，但估计至少也是数以万计了。

　　　　而现在，这数以万计的举人都在等一件事，等皇帝公布本次会试的主考官和副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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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　庚辰春闱（二）

　　　　无数人等着朝廷公布本次庚辰会试的主副考官，而作为对此唯一拥有合法决断权的大明天子朱翊钧，这几天也正陷入纠结之中。

　　　　朱翊钧的纠结，其实还要从前不久的增补阁臣说起。这次增补阁臣，最终确定的增补对象是余有丁和许国。如果从学派而论，余有丁是明显的心学一脉，许国本来谈不上有多少学术倾向，但由于他是高拱的门生，在外界看来肯定是实学一派。

　　　　如此，增补之后的内阁，实学与心学的对比从之前的二比一，变成了现在的三比二，理论上来讲，心学一脉还小赚了一点。

　　　　但有些事情不能单看“数据”，因为出身心学一脉的人很多，并不见得每个人都按心学目前的务虚潮流行事，譬如历史上的张居正，他的恩相还是徐阶呢，他不照样按照实学的思路理政？

　　　　余有丁实际上是个出身心学，但本身并没有多少政治倾向的人。其实在他入阁之前，他想有倾向也不容易，因为他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这一科一甲三人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三人全是被时任主考袁炜取中。而袁炜这位著名的“青词宰相”死于嘉靖四十四年，因此这三位一甲进士在朝中颇有些孤立无援，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仨只能迫不得已地报团取暖。

　　　　但是报团取暖也不是完美河蟹的，刘关张还得有个大哥呢，申时行作为本科状元，仕途又最顺利，毫无疑问成了“带头大哥”。

　　　　王锡爵作为榜眼，又是太原王氏名门出身，家中还是太仓一带的巨富，另外他还有个弟弟叫王鼎爵，乃是隆庆二年进士（也是学霸，会试第五，殿试第九）。

　　　　其实这还没完，历史上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将来还能再拿个会试第二、殿试第二，从而成就了王家“一门三进士，父子双榜眼”的美誉——古龙中李寻欢父子“一门三进士，父子两探花”可能就是脱胎于此。

　　　　一人是学霸还好说，一家都是学霸就太厉害了，所以王锡爵做个二哥那是没的说。

　　　　这一来，余有丁只好自觉的把自己当做三人中的小老弟了，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三人之中，其实余有丁年纪最大，比王锡爵大了足足八岁，而王锡爵又比申时行大一岁。这种情况下，余有丁自然就表现得最为大度。

　　　　在官场之上，大度的主要表现便是不争，余有丁什么都不争，朝廷交给他什么任务，他就做什么事，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但也谈不上什么冲劲。高拱对余有丁这样性格的人比较淡然，既谈不上重用提拔，也谈不上刻意打压，但到了郭朴接任首辅，他却喜欢这样的人，于是余有丁被一路提拔到了吏部左侍郎。

　　　　一个心学门人，却被实学首辅提拔到如此显赫的高位，当然会引起怀疑，所以余有丁虽然坚持以心学门人的身份示人，但他在心学一脉中的地位确实有些尴尬，于是很多时候他只能淡化自己的政治态度，尽量公平的处事。

　　　　这么一算，内阁之中的三比二其实有些问题，明面上肯定是三比二了，但发挥的实效么……谁也说不准。

　　　　而之所以时候朱翊钧的纠结要从增补阁臣说起，则是因为朱翊钧原本是打算让张四维来主持本届春闱的，毕竟郭朴已经主持过几届会试，从惯例上来说也该张四维来了。

　　　　然而意外的是，张四维拒绝了，理由是他的外甥高务实本次也参加考试，他要避嫌。朱翊钧对此很是恼火——我就是想让你把你外甥取中啊，你避哪门子的嫌！

　　　　可是张四维不肯，朱翊钧也没办法，理论上来说他还没亲政呢，国家运转说到底现在其实就是内阁撑着的。郭朴不合适，张四维也不肯，那会试主考官就只能从另外三名阁老里挑一个了。

　　　　按理说这个其实应该不用挑，申时行入阁几年了，这次让他主持会试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操作，可是朱翊钧也知道申时行是心学大佬，而且他对高务实的文章可能也比较熟悉，万一他就是不肯取中高务实怎么办？这可是先帝留给我的王佐之才！

　　　　高务实如果是会试通过了，但排名不佳，那没什么问题，朱翊钧完全可以在殿试之后给他调整名次；可是如果他会试都没通过，那朱翊钧这个皇帝也没辙。

　　　　但如果不用申时行，用余有丁呢？似乎也差不多。

　　　　在朱翊钧看来，余有丁的政治理念根本就没人敢打包票，他出身心学，可能倾向心学风格的文章；也可能秉公取士，只看文章本身水平；也有可能照顾郭朴这位恩相的面子，取中他的学生高务实。

　　　　总之，朱翊钧心里觉得有些不稳妥。

　　　　至于许国，如果他出任会试主考官，想必是最有可能取中高务实的。毕竟许国是高拱的门生，与高务实相识多年，而且他又是自己讲官出身，算起来对高务实也有授业之恩。

　　　　当然这个辈分很不好论，因为从高拱这边的关系来说，许国对高务实最正式的称呼应该是叫高务实“世兄”——这是门生对老师的子弟的正式称呼，不分年龄大小。他们平时以师兄弟相称，其实只能算是昵称，毕竟许国今年都五十四（虚岁）了，高务实才十八（虚岁），让许国叫高务实“世兄”，这个……确实有点小尴尬。

　　　　但是让许国做主考，虽然从资历出身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可是这种没问题本身就是大问题——万一许国也推辞呢？也避嫌呢？

　　　　朱翊钧考虑到：就算他不推辞，不避嫌，万一将来务实自己觉得遗憾，觉得自己这个进士来得不正，怎么办？朕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

　　　　所以朱翊钧拖啊拖，最后还是拿不定主意，只好把郭朴请来，问郭朴是个什么意见。

　　　　谁知道郭朴的回答果断得很：“申瑶泉状元出身，阁老身份，老臣与张凤磐既然避嫌不就，那自然应该由申瑶泉主考，请皇上相信内阁，相信申瑶泉能公正主考。”

　　　　话说到这个份上，由不得朱翊钧犹豫了，因为郭朴都表示要他“相信内阁”了，所以朱翊钧只好点头，又问副主考官谁人适合。

　　　　其实这一问是例行公事，因为明中叶之后，一般来说都是以一位阁老为主考，以礼部尚书为副考，因此郭朴也没有多想，直接回答：“礼部尚书潘晟，资望相著，为政持平，可为副主考官。”

　　　　郭朴对潘晟的这个评价基本符合朱翊钧的看法，潘晟这个人年轻的时候颇有些傲骨，后来年纪大了，为人也就逐渐求稳起来，一般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

　　　　元月十九，会试主副考官公布，主考官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申时行；副主考官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潘晟。

　　　　庚辰春闱，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全天下汇聚而来京师的老少举人们，马上就要齐聚京师贡院同场竞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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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8章　庚辰春闱（三）

　　　　大明会试的考法与乡试基本相似，但也有一些区别。虽然考试仍分三场，分别是二月初九、十二、十五，但考试的前两日，就要先张贴席舍图。

　　　　所谓席舍图，就是用图画出东西行席舍间数，编排开写某行间系某处举人某人坐，又于其间内贴其姓名出榜晓示。

　　　　而考试官，无论是主考、副考、贡举官、提调官、监试官还是其他各项与考试相关的官员，在主副考官被皇帝钦点之后，便一律不得归家，接旨之后即刻进入试院，并立刻封钥内外门户，不许私自出入，俗称“锁院”。

　　　　为防止作弊，不光主副考官为皇帝临时钦点，考试的试题也不是提前出好。每场考试的试题，均由诸考官在考试前一日临时翻书拟定，拟定之后立刻召进工匠，在内帘刻印，通宵不停。同样的，这些工匠刻印完试卷之后也不能离开，必须在试院里头一直等候，待考试完全完成，才准领赏离去。

　　　　高务实此番来考，发现会试也不一定所有方面都比乡试严格，譬如进考场的搜身，道试和乡试时全都是一身扒得干干净净了搜，但会试反而不用脱衣，而是“例止就身搜检，举巾看视”，以免“致损士气”。

　　　　当然，话又说回来，乡试是在八月，脱了也不冷，这会试是在二月，要是脱了检查，估计一大帮子文弱书生可能先来个着凉发烧什么的，那也确实有些难堪。

　　　　高务实进得考场，发现这会试与乡试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如果非要说有，那无非就是人更多了一些，连席舍的标准都没有什么提高，也许只有江南贡院的房间标准才能好一点，其他地方哪怕是这京师贡院，也只是普通的考棚，能够遮风挡雨就算不错了，其他的真没什么值得一提。

　　　　不过可能是考虑到举人们大多五体不勤，身子骨未必结实，所以这二月的春闱，朝廷照例是安排了木炭和煤炭作为取暖之用，木炭只有考试官们能用，煤炭供给全部考生。高务实有些哭笑不得的发现，他脚边的小煤炉正是京华出品，里面烧着蜂窝煤，毫无疑问也肯定是出自京华了。

　　　　当然这都是小事，要紧的事情是考试。

　　　　会试的首场与乡试一样，也是考七篇八股文，其着重的也只是前三篇：首篇主要看破题，第二篇全文都重要，第三篇主要看论述。后四篇则只要符合格式、没有明显错漏即可。当然你要是才华横溢，已经流得满地都是了，非要把后四篇也认认真真写好也无所谓，但是……考官反正不会仔细看，因为考官的时间可能比考生还紧张，他们没那闲工夫。

　　　　高务实有大量学霸向他传授考试经验，所以他考试与很多寻常考生不同，他知道虽然会试与乡试一样考七篇八股，但这几篇文章的写法与乡试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关键的两点，一是揣摩风气，二是探求主考官的意思。

　　　　为何要揣摩风气呢？因为八股文又叫时文，无论是内容还是格式、风格都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特别是明代，八股文出于创制、定型时期，八股文的变化更加明显，故而顾炎武曾说：“时文之处，每科一变”。

　　　　明初之时，民风淳朴，其八股文也不过讲明书旨而已，短小简朴。到后来纬以义法，文体渐成，至成化、弘治时期，裁对整齐，机调圆熟；至正德、嘉靖时，唐顺之、归有光等以古文为时文，使时文与古文出现融合之势；到了如今万历年间就更麻烦了，由于实学与心学之争渐起，会试时文或讲机局，或尚才情，或喜辞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

　　　　这就是高务实这次考试最难的一个部分，如果写出相悖风气的文章，肯定难以中式。实际上明代一些名士如冯梦龙、艾南英，本是八股高手，但是由于不会跟风，故而科场坎坷。

　　　　而文风实际上与朝廷大局走向也是有关系的，总体而言，大明现在有两类文风，一类是实学学派推崇的，要求言之有物，一言一语都要切中肯綮，最忌虚言高论，说了等于没说。另一类则是心学一脉推崇的，要求华丽大气，立意高妙，读来隐隐有些仙气飘渺之感。

　　　　这两类文风大相径庭，但中式的希望都挺大，关键是看你的卷子被哪位阅卷官拿到，而他又是哪一派的拥趸。这也是高务实觉得自己按水平当可中式，但到底能不能中还得看运气的主因。

　　　　那么，又为什么要探求主考官的意思呢？因为大明会试出题，固然是由考官们在考试前一天翻书决定，房官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主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