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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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高务实觉得既然韩爌只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那么就还完全可以“挽救”，完全可以“调教”成实学门徒嘛。

　　　　“不必多礼。”高拱冲学生们摆了摆手，又对高务实道：“还不见过诸位师兄？”

　　　　这句话让九人俱是一惊。

　　　　按照惯例来说，高务实当然可以称呼他们为师兄，他们也可以称呼高务实为师弟。但这种称呼，大抵是一种例行客套。然而，高拱这番话却表明，他要求自己的门生真的把高务实当做自己的同门师弟——这种行为不能说反常，但的确少见。这说明高拱已经正式把高务实当做自己的“衣钵传人”了，而高务实说到底，毕竟不是高拱亲子，只是侄儿。

　　　　看来，这位新郑神童，真的异常受师相宠爱和重视啊。

　　　　宠爱是他们早就知道的，不然高家子弟众多，为何师相单单就带了他高务实一同来京？但重视却不同，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拱如此表态，说明他心意已决——师相何等人也，岂会单单因为宠爱就做出这种决断？

　　　　因此只有一种解释：高务实这个“小师弟”实有异常之能。

　　　　所有人望向高务实的目光都不禁有些变化。

　　　　但高务实却恍如不觉，不卑不亢地上前与其实早已认识的几位“师兄”一一见礼，众人不论心底作何感想，都笑容可掬地正式作了回礼。

　　　　小字辈见礼一毕，高拱就直接摆了摆手，道：“都坐下吧，今日找你等来，是有两件要事与你们说道说道。”

　　　　嗯，直奔主题，这很高拱。

　　　　众人落座，目视师相。

　　　　顾养谦开口道：“请师相吩咐。”

　　　　高务实知道为何是顾养谦最先开口——在今天来的这些高拱门生当中，顾养谦是乙丑科金榜排名最高的一人，所以虽然他官职不是最大，但却适合第一个出声，这是大明的惯例。哪怕韩楫在乙丑科金榜排名只落后他三名，也不能相争。

　　　　高拱点点头，略微清了清嗓子，道：“第一件是，赵大洲日前上奏陛下，欲改营制，仍由文臣任总理戎政。他说我朝内外卫兵分隶五府，为避免强臣握兵之害，永乐末年遂结营团操，乃以三千、神机二营统之，因号为三大营。正统末年改为十团营，弘治间为十二团营。正德间增东西官厅。嘉靖二十九年，严嵩建议于五府之外设戎政府，握内外兵藉。后成国公朱希忠等二十人请收戎政武臣及印，仍三大营。三大营各一将领之，赐敕，以文职大臣一员为总理，无事居营训练，有警则总兵挂印出征……对于此事，你等都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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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2章　花厅议事（上）

　　　　高拱说完，宋之韩先开了口：“学生以为，自庚戌之变，文武相争京营，赵阁老今以阁臣之尊兼为总宪，毕竟是文臣领袖之一，有此一举亦不奇怪。”

　　　　高拱转头看了高务实一眼，见他面色平静，料他知道庚戌之变，便点了点头，并未多言。

　　　　所谓庚戌之变，乃是发生于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当时鞑靼部俺答汗聚众十余万，大举南犯大同。宣大总兵咸宁侯仇鸾惊慌失措，以重金贿俺答汗，乞求俺答汗转攻他处。八月，俺答汗移兵东去，向蓟州进发，以数千骑兵进攻古北口边墙。另派一支精干骑兵从间道溃墙而入，绕出明军之后。

　　　　明军腹背受敌，全线崩溃，俺答汗旋即统大军直趋通州，分兵剽掠昌平，进犯天寿山诸皇陵。京师闻警，宣布戒严。在俺答汗兵临城下的紧急时刻，世宗诏令诸镇将帅统兵勤王，委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各路勤王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问首辅严嵩退敌之计。严嵩害怕出战失利，戒令诸将不要轻举妄动。仇鸾到东直门观望，任由敌军在城外自由焚掠八天。九月，俺答汗兵剽掠大量金银财物、牲口和人口后由白羊口从容出塞。仇鸾奉命追击但被击败，最后杀死八十多个平民，割了他们的首级冒充杀敌报功。由于这一年是庚戌年，便被称为“庚戌之变”。

　　　　《明史》记载：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兵部尚书丁汝夔核营伍不及五六万人。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汝夔坐诛。大学士严嵩乃请振刷以图善后。

　　　　怎么“振刷”和“善后”呢？

　　　　因为原兵部尚书丁汝夔被严嵩推出来做了替罪羊被坐诛，此时暂摄兵部的吏部侍郎王邦瑞就进言了，说：“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元戎宿将常不乏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如初，然额军尚三十八万有奇。今武备积驰，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彼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即见在兵，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临时。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盖提督、坐营、号头、把总诸官，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常有意振饬。然将领恶其害己，阴谋阻挠，军士又习于骄惰，竞倡流言，事复中止，酿害至今。乞大振乾纲，遣官精核。”

　　　　这是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武臣勋贵，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但嘉靖帝被这次事情搞得又惊又怒，闻言觉得颇有道理——当然这情况其实他以前也知道，只是没料到情况已经严峻到这个地步了，长此以往，迟早北京城能被这群纨绔废物整成空营！那还了得？于是雷霆震怒，严命兵部议兴革。

　　　　勋贵武臣见皇帝真的怒极，自知此时开口即罪，干脆直接装死，“躺平任嘲”。

　　　　于是兴革的结果很快出来了：悉罢团营、两官厅，复三大营旧制。更三千营为神枢营。罢提督、监枪等内臣。设武臣一名，曰总督京营戎政，以咸宁侯仇鸾为之；文臣一名，曰协理京营戎政，即以王邦瑞充之。其下又设副参等官二十六员。

　　　　但是这样文臣还是不会满意，因为总理京营戎政还是武臣，于是这个改制也没有很稳固，终嘉靖一朝，其制屡改，最后中军哨掖之名亦罢，只称战守兵兼立车营。

　　　　有看官要问了，武臣这次表现如此糟糕，为何总理京营戎政还是武臣？

　　　　一来，当然是因为仇鸾花钱买平安的事没有暴露，嘉靖以为此人不错，可以信赖。

　　　　二来，这里就必须要说一下旧制。远的先不说，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始于洪熙时。宣德五年，以成国公朱勇言，选京卫卒隶五军训练。次年，命科道及锦衣官核诸卫军数。征高煦及破兀良哈，皆是以京营取胜。正统二年，还是因为成国公朱勇所言，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其余悉归三大营。制度本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大问题，可谁料出了土木之难，明初赖以震慑天下、出击蒙古的精锐京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时候留守京师的文官集团发现机会来了，不顾英宗被掳于瓦剌，力推景帝登基，景帝于是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遂以三大营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每营设都督一人，号头官一人，都指挥两人，把总十人，领队一百人，管队二百人。再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充总兵官，监以内臣——然后关键的来了：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曰老家。京军之制一变。

　　　　于是，文官集团第一次把手伸进了军权核心——京营之中。

　　　　然而接来下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没料到，英宗靠着人格魅力居然从瓦剌逃了回来，接着不久景帝病重驾崩，英宗复辟。

　　　　于谦作为推景帝上位的重要人物，自然被找了个罪名杀掉，团营亦罢。

　　　　再往后宪宗、武宗、世宗历代皇帝对于京营来来回回改制，这个总理京营戎政一会儿是武臣，一会儿是文臣，甚至还有汪直这个宦官……总之很乱就是了。

　　　　另外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原本五军府都是开府给印的，但是只主兵籍而不与营操，营操官则不给印。戎政既有府又有印，是自仇鸾开始。

　　　　仇鸾虽然是个废物，但当时由于其他战线都是一触即溃，他靠着贿赂俺答汗，居然被认为当世名将，很是得宠。得了宠当然不能一言不发，于是他建议嘉靖帝选各边兵六万八千人，分番入卫，与京军杂练，又令京营将领分练边兵，于是边军尽隶京师。但这个主意明显是个馊主意：塞上有警，边将却不得征集，结果不仅京军没练起来，边军也越来越垃圾，只能是“边事愈坏”。等仇鸾丑事揭穿身死，朝廷乃罢其所置戎政厅首领官之属，但入卫军则只罢了甘肃一地。

　　　　由于高拱刚才冲高务实点了点头，高务实把高拱这一望的意思理解错了，以为是示意他发言，于是道：“总理戎政掌握京师大部分军权，这个位置交到武臣手里自然无法令文官们满意，因此，必然很有一批文官希望把这一大权力拿过来。赵阁老这么做，小子以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因为三伯起复对他的压力太大，以至于他不得不以此来博得更多文官的支持，以图对抗三伯之威势；第二种可能是他推动此事可以直接获利……譬如说以他的人做这个总理京营戎政，拿下这个位置，倒不是说他就敢做出什么不堪言之举，而是会让一些人错估形势，以为陛下对他圣眷隆重，从而使一些人对他与三伯相争之事保持沉默。”

　　　　高务实误会了高拱的意思，发表了一番看法，结果高拱又反过头来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第一次被允许参加这样的“内部会议”，想要表现一下自己。不过这两条说得至少条理清晰，虽然高拱知道第二条不成立——兵部一尚书四侍郎（无风注：本来是两侍郎，四侍郎制度是高拱提出并推动改革的，其添设的两名侍郎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都不是赵贞吉的人，但这一点高务实当然不知道，所以光从他的分析思路来说，也还不错了，于是高拱便没有多说什么。

　　　　没有说话代表默认。

　　　　九名有着大好前途的高拱门生都颇为讶异：首先是讶异高务实能一眼看出这其中的门道，其次是讶异高务实说得如此直白，最后是讶异高拱这种完全默许的态度。

　　　　但大伙儿心里还是有所怀疑：八岁小儿真有如此眼光？会不会是师相为了树立自家侄儿的名声而提前给高务实做过分析？

　　　　这种怀疑当然不能直接了当的宣之于口，但拐着弯试探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所以吏科都给事中涂梦桂开口了：“庚戌之变时，赵阁老力排主和之议，结果被严嵩贬斥，直到今上继承大宝，起复其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并掌詹事府事，这才算再次回到中枢。去年八月，他才以礼部尚书入阁辅政。说起来，他虽然在士林有些声望，但在朝堂的根基其实浅薄。这般来看，小师弟这番分析颇有道理，只是……”

　　　　涂梦桂顿了一顿，皱眉道：“霍本兵虽然久历军务，但其常在边镇，隆庆二年才来京为大司马，其深知京营事务牵涉利益之广、之深，是以自来主张持重，又有传闻说其与成国公、英国公等亦素来交好，依学生之见，恐怕未必乐见赵阁老插手军务，尤其是京营军务。”

　　　　本兵是兵部尚书的别称，霍本兵指的就是现任兵部尚书的霍冀，至于大司马……明人喜欢以古名代指今职，大司马也是兵部尚书的别称。

　　　　其实若能以兵部尚书总理戎政，对于霍冀来说当然不算坏事，但实际上由于土木之变后于谦以兵部尚书建立十团营，威势一时无两，连皇帝亦不得不时常屈就于谦之意，是以后来即便文臣插手京营，上头也很少会让兵部尚书来兼任，兼任此职者多为兵部侍郎——大小相制，一直是大明的优良传统嘛。

　　　　如今天下承平，霍冀也并无二心，所以他对于掌握京营根本不会有太多念想，反而会觉得与其兼任此职引起皇帝担忧，还不如保持现状。更何况，闹到最后多半还是由侍郎去兼任此职，到时候尚书仍然是那个尚书，侍郎却反倒权力大增，那兵部这口子究竟谁说了算？

　　　　换了任何一个正印堂官都会有这样的担忧，他霍冀难道就是个例外？

　　　　高务实不仅听懂了涂梦桂的话，还明白了涂梦桂的潜台词：赵贞吉这么干虽然有可能得到不少文官的好感，可也仅仅如此而已，但他这么做却同时得罪了兵部尚书和一众勋贵武臣，这笔生意真的划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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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2章　花厅议事（下）

　　　　其实划不划算要看对谁而言，就好比后世一个普通人花一百万买自己开心一天，那自然极不划算，但如果这个人换做马云，没准就是一件挺划算的事。

　　　　站在涂梦桂的层面来看，勋贵武臣其实他是不怕的。以他吏科给事中的身份，哪怕是成国公朱希忠、英国公张溶这等勋臣巅峰上的人物，他也丝毫不怵，不说其他，就说对方如果胆敢对他摆架子，他甚至就敢当场开喷。

　　　　说起来，勋贵武臣这些年真是被文官们欺负惯了，他吏科给事中这个身份又本来就有监督官员的职责，他当然不怕某个或者某家勋贵武臣。可是，那也仅仅是指单对某个人、某一家的时候，真要是把整个勋贵武臣集体得罪，那就不是他一个七品小官吃罪得起的了，万一惹得京师靖难系勋贵联名上疏伸冤，哭求陛下主持公道，别说他区区一个给事中，就算是一部尚书，只怕都够呛。

　　　　总理京营戎政从武臣换成文臣是不是就会得罪整个武臣勋贵？这个不好说，因为京营改制隔三差五就搞，换来换去也没个准，而且朱希忠和张溶都已经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了。不光是他们两个表态，这两人还联合了一大帮武臣一起上疏，说了一大堆理由，表达的意思倒是简单：文臣总理京营戎政比武臣总理京营戎政好，好一百倍还不止。

　　　　但表态就代表他们没有意见了？

　　　　开什么玩笑，那除非他们脑子已经彻底坏掉了！

　　　　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忍了？因为总理戎政的是文臣还是武臣虽然肯定也会影响他们一定的利益，但并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死穴，毕竟不管你分成三大营还是五大营又或者十二团营，反正正经统兵的肯定还得是武臣——那就没问题，因为兵血还是照喝不误，顶多他们内部再分配一下，这一点他们搞得定。至于脑袋顶上从理论上来讲多了一个直属上司这种事，那根本不值一提：你以为你是总理京营戎政，你就真能管得了京营了？天真！京营军户全在各家勋贵武臣名下，你这个总理京营戎政名下连一家军户都没有，你总理个大头鬼？他们有一万种方法让你说了白说、管了白管！

　　　　但无论怎么说，武臣勋贵集团对于这种情况总不会高兴，了不起也就是觉得没必要为这点破事跟文官集团对着干罢了。

　　　　不过这事真办下来，他们对赵贞吉的观感仍然只会更差，这肯定错不了。他们这些人现在要拉出去打仗自然不行，但面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制度变化，阳奉阴违那是一定跑不了，万一要是能找准机会给赵贞吉一下子，他们也绝不会手软。

　　　　所以赵贞吉这么干，真的只能得一个善名——在文官集团方面。而且从实际上来讲，这种善名的意义真的不大。

　　　　高务实于是说道：“以内阁眼下局面和赵阁老一贯的为人来看，小子以为他不会把勋贵们对他的观感放在心上。”

　　　　这话一出来，九位高拱的门生就不得不另眼相看了：这小家伙不仅知道内阁局面，还能以赵贞吉的性格来分析他处事的态度？看来还真不能太小看了。

　　　　眼下内阁里头，首辅李春芳历来就是没什么魄力的老好人一个，并且他知道自己跟高拱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不能比，甚至连资历都比不了，基本上内阁议事的时候他是看谁声音大就听谁的，百官也几乎不把这个首辅当回事，他现在甚至自己都觉得这个首辅干得没滋没味。

　　　　陈以勤当然也自知跟高拱没得比，但他比李春芳多少要有立场一些，该他管的事他好歹还有个态度，处于那种我管我这一亩三分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状态。而高拱念在两人当初同是裕邸同僚的份上，对他也还算客气。

　　　　张居正倒是有比较明显的倾向性态度，他现在至少看起来基本上是站在高拱一边的，当然这里头既不排除他和高拱毕竟政治理念接近所以容易走到一起的缘故，也不排除他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意图。总之张居正的态度在高拱看来理所当然，而在高务实看来极需警惕。

　　　　高拱的心态很好理解，他和张居正一开始就同在翰林，后来同在太学，再又同入内阁为相，相互之间以学问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许，左提右携，若一体而不可分，完全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盟友。

　　　　这当然也是事实，当初高拱入翰林，作《奉诏读书翰林述怀》，诗曰：“技艺宁足先，修能良可慕”；“古则俱在兹，莫枉郸邯步。”他不屑于研习诗词技艺、摹仿古则教条，而是要精研国家典章制度，提高平章政事的能力，并指出相臣出于翰林，其职责不止是“备问代言，商榷政务”，且负有“辅德辅政，平章四海”的重任。

　　　　而张居正在翰林时，其旨趣亦在于研求国家典章，精研时事政治。当时“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衷之。”

　　　　高、张在国子监时，高拱为祭酒，张居正为司业，张居正“独与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业”。张居正曾言：“追惟平昔，期许萧曹丙魏。”高拱亦为此撰写《萧曹魏丙相业评》。其主旨都是要以西汉著名丞相萧何、曹参、魏相、丙吉为榜样，同心合力，振兴朝政。这表明他们有其相同的政治志向。

　　　　今日在场、原历史中在万历时期做过大学士的沈鲤也曾言：“公（张居正）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

　　　　高拱罢官后，在回忆他们共事经历时也说：“荆人为编修时，年少聪明，孜孜向学，与之语多所领悟，予爱重之。渠于予特加礼敬，以予一日之长，处在乎师友之间，日相与讲析义理，商榷治道，至忘形骸。予尝与相期约，他日苟得用，当为君父共成化理。”

　　　　而同样是在高拱罢官之后，张居正已经独掌大权，却也还多次言及他们是“香火盟”、“生死交”。

　　　　高拱的那番话，虽然颇有些以老前辈自居的口吻，但是张居正书牍中每提到高拱时，也的确很尊重他，直到他们的关系破裂后还是如此。事实上高拱比张居正年长十三岁，当他们初在翰林院的时候，张居正还只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高拱已经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说是在‘师友之间’，说是‘自交玄老，长多少学问见识’，应该亦非虚言客套。由此可见，高、张还没有成为政敌以前，他们确为志同道合的学侣，有其“相期以相业”的政治志向和师友之情。

　　　　所以高拱不觉得张居正有什么问题，而他这种心态，也正是高务实眼下的一个麻烦。

　　　　因为高务实知道历史，知道张居正阴死高拱的手段——当然阴死不是指杀他，只是终结他的政治生命。

　　　　政治斗争这种事，并不是朋友私谊就能轻易化解的，何况张居正这样的人物，真的就愿意一直屈居高拱之下吗？有句话说得好，“既生瑜，何生亮”啊！

　　　　当然，至少现在他们很明显还是盟友。

　　　　这么一番盘算下来，眼下内阁里头真正处于高拱敌人位置的，就只有赵贞吉。

　　　　就在高务实在心中思索这其中的关联时，韩楫开口了：“学生同意小师弟所言赵阁老此疏的第一种可能，他此举确有示好于京中文臣之意。至于月华兄（无风注：涂梦桂在真实历史上过早退出历史舞台，表字实在无法查到，这里他的表字是根据“桂”字杜撰，无须较真。）所虑，学生也以为方才小师弟说得有理……赵阁老并非不能分辨其中得失，只是他并不担心勋贵武臣能将他如何罢了。但学生要补充一点：赵阁老以此示好于文臣，恐怕是对师相的一种试探。”

　　　　“试探？”宋之韩沉吟了一下，接口道：“师相，学生也以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但学生总觉得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徐华亭在松江被海刚峰闹腾得受不了，而赵阁老眼下所兼掌的都察院此前一段时间又过于跋扈，于是徐华亭授意赵阁老缓和一下和京中文臣的关系，然后才好使他在京中的门生故吏方便站出来为他分担一下压力？”

　　　　他这一说之后，高拱就笑了起来：“元卿此言，我看是说到点子上了。”他微微一顿，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本阁部今日收到徐华亭的亲笔书函，言辞恳切……求我放他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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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3章　华亭旧事（上）

　　　　德高望重的前首辅徐华亭居然求高拱放他一马？

　　　　徐华亭认怂了？这个消息真是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除了高务实。

　　　　海瑞跟徐阶杠上这件事说来话长，按理说徐阶当国多年，家资丰厚，即便后来以言路逼退高拱，又过于纵容言路，结果惹得隆庆帝对他甚是不喜，但毕竟还是属于光荣致仕，退休还籍，悠游林下，含饴弄孙，好不惬意。

　　　　然而谁也没料到的是，隆庆三年六月，新任应天巡抚海瑞的到来，将这种美好惬意一下子打得粉碎。海刚峰的威力，在大明官场中属于核弹级别，这个大家都是清楚的，但实际上他对所辖区划内各项事务的整顿中，手笔最大也最严厉的，莫过于对土地所有权的清理，而这正是对徐阶的利益伤害最重的一项动作。

　　　　海瑞干嘛了？哦，海瑞说了：华亭公你家的田地至少要退一半出来。

　　　　徐家有多少田地？这个恐怕只有徐家自己清楚。

　　　　但实际上，徐阶的门生故吏们对于徐阶的巨额家产心中大多有数，这些家产从何而来也心知肚明，只是这种事做的人多了，有时候甚至就会变成一种潜规则。于是这些清正君子纷纷表示：徐家的家业都是自家苦心经营而来，乃是再正当不过的合法财产，并非受贿或勒索来的产物。但光这样讲还不够，太被动了，于是又称海瑞此人办案草率马虎，尚未查清徐阶有多少田产就盲目令其“退产过半”，完全是重大失误。更有甚者，居然言之凿凿地声称，根据考证，徐阶实际田产仅有三万亩，而非传说中的十八万、二十四万或四五十万亩。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大明的实际情况而论，一位致仕首辅多年经营居然只有三万亩田地，那当然不能算贪，不仅不贪，甚至可以算清廉了——什么，你说高拱只有不到三千亩田？那当然是因为高拱不正常，再说整个高家六兄弟（实际五人，一人早逝）在新郑及周边所有的田地加起来，还是有一万多亩的。至于说高家从高拱的祖父高魁开始都是官员，特别是父亲高尚贤乃正德庚午科解元，正德丁丑科进士，曾做到光禄寺卿，为官二十余载这些旧事，大家就无视了。

　　　　实际上徐阶在相位时，松江近半赋税收入皆入私囊，终成一方巨富，个中手段为何？原来，当地赋税征收上来后首先要经过徐府（想来是因为徐家产业大，占据地方赋税的主体），地方官吏向京城提交的税金，居然是直接从徐府提出来的。而徐阶在此处巧作手脚，以七铢银算作一两银，自己吃掉差额，“司农不能辨也”。——究竟是不能辨，还是畏于当朝权贵的威势而不敢辨？这个就无从知晓了。反正这个说法出自于于慎行的官场回忆录《谷山笔尘》，而于慎行按说是张居正的门生，也即徐阶徒孙辈。

　　　　总之，徐府子弟使用投献、诡寄、挪移、飞诡、洒派、虚悬、寄庄……等各种舞弊手段，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兼以盘剥乡里百姓，夺取他人赖以谋生的田舍，是不争的事实。而徐阶作为一家之主，究竟是始终被蒙在鼓里，还是心知肚明而默许甚至暗中支持，那就只有徐阶自己知道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海瑞时对徐阶的理解，显然倾向于从负面角度出发，对徐阶的贪吝多有不满。这里还有一桩事：海瑞刚上任时，曾因为吴中饥荒向当地富人募捐，在海青天的威名震慑之下，当地富豪还是不得不给面子的，譬如溧阳的一名官商富豪就直接捐出三万两白银，而海瑞去华亭县募金，徐阶在万般无奈之下，才不情不愿地拿出了几千两银子应付他——这恐怕还是因为海瑞本身是徐阶此前所推荐的缘故。

　　　　当时徐府挂名家人多至数千，招摇在外，海瑞建议徐阶削去那些假借的户籍，使他们不能继续妄借声势为非作歹，谁料徐阶竟然表示为难，没有答应。这两桩事，大概给海瑞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乃至影响到后来处徐府事的态度。再加上徐阶的兄弟徐陟残害百姓的劣迹被乡民揭发，以海瑞的脾气，他不气愤根本不可能。

　　　　海瑞其人，天下共知，心公而性直，在处理徐氏相关田土诉讼时不念旧恩，只凭律法（参考《明律》中的反投献条款），甚至驳回当时首辅李春芳等人的求情，千古传为奇谈，却因触及豪族利益太深而为时论所匪议，多遭朝内舆论的恶意攻击。

　　　　然而，正当徐阶与海瑞在退田问题上僵持不下之时，另一个对徐阶来说天大的坏消息传来：当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帝发下敕命召高拱还阁。高拱奉旨，即刻启程抵京赴任。

　　　　陪高拱一路回京的高务实当然知道高阁老这一次回京势头之凶猛，不仅官复原职，还兼掌吏部天官之枢机，可见皇帝对其信赖如初。

　　　　高拱是有明一代的理财能臣，与隆庆帝甚至可以用“名为君臣，情同父子”来形容。对于国有资产的隐性流失，高拱一向深恶痛绝，因此在整治江南豪族的问题上，高拱与海瑞的基本立场完全一致。但是，高拱自己也知道，由于先前与徐阶结怨已深，如果一力支持海瑞，必然会引起舆论抨击他挟私理政、公报私仇，这也是高务实此前力劝他避免的。是故，高拱处理此事多有折中权衡，并不力挺海瑞。

　　　　而此时言路对于海瑞的弹劾却益发激烈，其中最为丑诋的，莫过于二月间吏科给事中戴凤翔的上疏。疏言称海瑞贪图个人名利，祸乱法纪，完全不通为官之道。任凭刁民肆意讼告乡绅，无理剥夺他人合法财产，致使民间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风闻。又言海瑞其他各项政策也多有弊端，更有“勾结倭寇”、“攻陷城池”、“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