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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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乱动。

　　　　进了书房之后，高拱让高务实先坐下，自己却在书案上的几叠文稿中挑挑选选，似乎在找什么东西。高务实在高拱面前很是放得开，让他坐下他就坐了，甚至端起内府管事亲自送来的大红袍轻轻吹着——他小孩子怕烫，哪怕是冬天喝茶也比较喜欢喝凉一点的。

　　　　高拱总算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也是一张书稿，并且明显是一张草稿，他看了看，走过来递给高务实，道：“你且看看。”微微一顿，又补充道：“你正读《大学》，看看这篇手稿，然后说你有什么想法。”

　　　　高务实放下茶杯，起身接过文稿，等高拱自己坐下之后，才坐下拿着文稿看了起来。

　　　　“问：《大学》何以言生财？曰：此正圣贤有用之学！《洪范》八政，首言食货；《禹汉》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利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为高，使人不可以为国，是亦以名为利者尔，而岂所谓义哉。”

　　　　高务实读罢，扬眉赞道：“三伯高见！理财一务，绝非什么铜臭腤臜之事，犹记得此前侄儿读《大学衍义补》时，曾见丘文庄公言：易曰：何以聚人？曰财。财出于地而用于人。人之所以为人，资财以生，不可一日无焉者也。所谓财者，谷与货而已。谷所以资民食，货所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有以为生养之具，而聚居托处以相安矣！”他稍稍一顿，继续道：“不过丘文庄公虽然将财货论得清楚，但若说将理财之论拔高到义利之辩而振聋发聩者，三伯恐还是第一人！”

　　　　高拱仔细听他说完，这才微笑道：“看来你的《大学衍义补》倒的确不是白读的，不过，你说我是将理财拔高到义利之辩的第一人，我却不敢克当……这《大学衍义补》你大概还没读完吧？”

　　　　高务实微微一怔，郝然道：“邱公大作，煌煌百万余言，且须得耐心细品，侄儿愚钝，的确尚未读完。”

　　　　“嗯，你说得也是，以你的年岁，平日又还有其他功课，尚未读完也是寻常。”高拱点了点头，道：“其实我这一论，也是继丘文庄公之言而阐，邱公《大学衍义补》第一百六十卷里曾说：人君为治，莫要于制国用，而国之所以为用者，财也。财生于天，产于地，成于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虽以为国，实以为民，是故君不足则取之民，民不足则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为用，时敛散、通有无，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专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为天守财也，为民聚财也，凡有所用度非为天、非为民决不敢轻有所费，其有所费也必以为百神之享，必以为万民之安，不敢毫厘以为己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认以为己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艰，积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无余，日消月耗，一旦驯致于府库空虚、国计匮乏，求之于官官无储峙，求之于民民无盖藏，于是之时，凡百谋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为安，国家何所资以为治哉？”

　　　　他说到此处，露出微笑，看着高务实：“你看，丘文庄公虽明劝君上节俭以爱民，其实却已经暗表了心中所想：君节俭为民，义也。”

　　　　高务实也笑了起来：“说到底，都是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处而来。”

　　　　高拱哈哈大笑，坐在太师椅上轻轻往后一靠：“所以说学问一通百通。你看，民为贵，则为民理财是为大义，然民所必具者何也？财与货。是故，为天下善为理财，便是天下之大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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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0章　畅论盐铁（上）

　　　　高务实其实一边和高拱交谈，一边在心里暗暗思索：三伯跟自己谈这些国家理财的重要性，究竟缘由何在？

　　　　他不觉得高拱是因为高看自己这个侄儿一眼就把这种级别的政务大事拿来与一个八岁孩子商议，因为高拱对自己的才干足够自信；他也不觉得高拱是要提前培养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以便将来少走弯路，因为在他们这些长辈眼中自己现在正是为学问打下好基础的时候，应当尽量避免心有旁骛；他当然更不会觉得高拱单纯的是找自己闲聊，因为他高阁老堂堂帝师宰辅，时间金贵得很，哪有可能这么悠闲？

　　　　想着想着，小眉头就皱了起来。

　　　　高拱也注意到了高务实的变化，但却依然保持着微笑，问：“在想什么？”然后稍稍一顿，又道：“让我猜猜……你是在想，三伯找我说这些究竟意欲何为？”

　　　　高务实滞了一滞，干笑道：“三伯果然……这个，明见万里。”

　　　　高拱右手食指一下一下轻轻地敲着太师椅的扶手，斜睨着眼，问道：“我明见万里？可真不敢当呢……譬如，你造那个什么香皂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会想着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办，更没想到你要大量生产。”

　　　　高务实这下真是大吃一惊，忙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哟，你在府中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我要是还一问三不知，怕是哪天被你把房子拆了都不知道……你三伯我穷得很，这宅院虽然不大，可当初也花了我七八年的积蓄，万一要是烧了，那咱们伯侄二人就只好借住到崇福寺里去了。”高拱难得地没有一脸严肃，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着高务实：“不过仔细想想，真要是烧了，也只不过我去住寺庙，毕竟你在京西还是有一所别院的，我听说那别院不光院子够大，附近甚至还有偌大一片山林？嗯，倒也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去处，倒比寺院那种禅唱钟鸣的喧闹之处好得多了。”

　　　　高务实越发尴尬：“三伯……”

　　　　“不用解释那么多。”高拱逐渐收了些笑容，但面色也还平静，问道：“这两年来我整天看着你，对你多少也还是有些了解的，也知道你年纪虽然小，但懂的道理并不少，只是有时候想法怪异了些……罢了，把你的计划跟三伯说说吧。”

　　　　高务实张了张嘴，本来还是想解释一下，但看了看高拱的面色，终于还是决定从实招来——诚实，是任何长辈对晚辈的重要要求，只要高务实还需要高拱这块金字招牌，就不能对他撒谎。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高务实觉得坦白可能真的有机会从宽，而不是把牢底坐穿。

　　　　“三伯，此事说来话长，您能不能让我想想该从哪儿说起？”高务实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道。

　　　　高拱这次倒似乎真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一边伸手端起自己的茶盏，一边淡淡地道：“可以，你可以想好了再回答。”

　　　　高务实自己也端起自己那早已凉透了的茶盏，一边一口一口慢慢喝着，一边皱着眉头仔细琢磨。

　　　　半晌之后才突然抬头，道：“三伯，我觉得大明有很多制度都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

　　　　高拱愕然抬头，端着的茶差点倾了出来，迟疑了一下，皱起眉头：“你想了半天，就是要说这一句？这和你弄出那个香皂，还打算大量生产有关系？”

　　　　高务实却收起了平日经常装出的小儿天真之色，严肃地道：“您刚才跟侄儿谈理财，其实有一个问题侄儿一直想问：我大明岁入几何？前宋岁入几何？为何大明财政如此困难，而前宋府库竟充盈至斯？难道我大明就真的这么穷困潦倒？”

　　　　高拱端着茶杯，一动不动，他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从何说起，老半晌之后，才道：“我太祖皇帝出身困顿，后得大宝，每念小民艰难，乃制《大诰》，轻徭薄赋……”

　　　　高务实这次却颇为无理地打断了伯父的话：“其实大明未必比两宋穷困。”

　　　　高拱呆了一呆：“何有此说？”

　　　　高务实站起身来，踱步道：“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养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较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宋焉……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无风注：出自邱濬《足国用议》。）

　　　　高务实复述完这段邱濬的话，又道：“还有，据侄儿考证，北宋皇佑年间年产生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南宋初年年产生铁二百一十六万两千一百四十四斤，而我大明洪武初年年产生铁一千八百四十七万六千零二十六斤。洪武初年的产量相当于北宋的近三倍，相当南宋初年的八倍余。永乐初年，明明此前靖难之战对生产有所破坏，但官营铁冶的生铁产量仍然维持在一千八百四十七万四千斤，而到宣德九年，即便不计官营，光民营铁冶的生铁产量就达到两千七百六十六万两千斤，先帝嘉靖年间至今，更是已经达到九千万斤上下。可见单以冶铁而论，我大明比前宋增长了大约八倍左右。”（无风注：这里的数据指的其实仅仅是朝廷课税的数量，真正的生产量远高于此，当然这里对比宋、明两朝的都是课税量。）

　　　　高拱皱眉道：“你一边说宋富明穷，一边又例举冶铁生产之差距巨大，那这岂不是个悖论？”

　　　　“三伯，这正是侄儿想要说的地方。”高务实神色严肃地道：“首先我必须先生造一个名词：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高拱蹙眉沉吟片刻，略微迟疑着，问道：“你是想说……整个大明百姓生产出来的财货？”

　　　　“呃……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高务实一边说着，一边心道：这可差得多了，不过现在也只能先这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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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0章　畅论盐铁（下）

　　　　高务实很是卖力的解释了诸如“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力”、“生产效率”、“生产损耗率”、“汇率”等名词，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年在党校培训经济课程之后面对考试的时代。好在高拱的确是个实学大家、经世干才，又在中枢摸爬滚打多年，对于理财一道确有不凡的功底——虽然大多是些过时理念，但接受起新观念来居然还真不慢，总算搞明白了高务实提出的一堆名词。

　　　　然后高务实话锋一转，把宋、明两代财政体系里头最大的差异提了出来：“所以，三伯您看，宋时工商业税收与我大明工商业税收差距何其之大！熙宁十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七千零七十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两千一百六十二万贯，占比约三成，工商税四千九百一十一万贯，占比约七成。我们就算不去计较两朝银钱汇率之差别，也不去计算两朝生产力之差别，单从这个比值上就能看出大问题，我大明每年才收了多少工商业税？相比之下简直令人遍体生寒！三伯，您是实学大家，很多数据比侄儿清楚得多，侄儿先不问别的，就只问一句：我大明每年实际征收上来进到户部府库的盐、茶税，比之唐、宋，少了多少倍？”

　　　　高拱沉着脸不说话，鼻息却越来越重，过了一会儿，忽然歘地一下站了起来，快速的来回踱步，烦闷之情溢于言表。

　　　　高务实也不催问，也不出言，只是默默地喝茶。这其间内府管事探头探脑地在书房门口张望了一下，高务实看了一眼他手中的茶盘，微微摇头，又轻轻朝他摆了摆手。那管事是高拱的老人了，瞥了自家老爷一眼就知道现在进去一准挨骂，感激地冲高务实点了点头，悄声悄气地退走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高务实的茶是早就喝完了，才听见高拱忽然开口：“这些事情，你琢磨很久了吧？”

　　　　高务实发现自家三伯的声音忽然沙哑了许多，抬头看去，才发觉高拱眉头深皱，表情凝重得仿佛能随时滴出水来。

　　　　高务实叹了一声，与高拱同样凝重的表情和他幼稚的面容极不相称：“您记得吗？从您前次回新郑开始督导侄儿学业开始，侄儿就常缠着您问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和数据，其中您有一次提到某年户部府库实收三百一十二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两白银。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此之前，侄儿曾听娘亲有次意外提起，说蒲州张氏上上下下加起来，每年约有四百万两白银的毛利收入……”

　　　　“砰！”

　　　　高拱一拳砸在自己的书桌上，恨恨地道：“这些盐狗……盐商！损公肥私，一至如斯！”高拱本来是要骂“盐狗子”的，但想到高务实的亲娘就是蒲州张氏这个大盐商家族的出身，又生生把说出来一半的“狗”字给强行咽了回去。

　　　　“三伯，侄儿并非为娘舅家说话，但侄儿还是得说……您骂错人了。”

　　　　“嗯？”高拱猛然回头，盯着高务实：“我还骂错人了？你刚才自己说的，我大明朝廷堂堂一个总理天下钱粮的户部府库，岁入不过三百万两，人家区区一家盐商，一年收入竟比朝廷还多！这是何等荒谬！”

　　　　面对暴怒边缘的高拱，即使朝中重臣也要退避三舍，但高务实不同，他仍然平静地正视三伯因为愤怒而微微发红的双眼，不卑不亢地道：“盐商的毛利自然是高的，但侄儿有几个问题不得不问。”

　　　　高拱咬着牙，从牙缝里冷冷地蹦出一个字：“说！”

　　　　“第一个问题是：盐商本身并无官职在身，即便如我大舅凤磐公（张四维号凤磐），其本人自从中举，便从未操持盐场俗物，乃是交由其弟打理，而他从考中进士之后，直到在被您提拔之前，所任国朝官职均不与盐场事务有半分关系，其余一些盐商之家也大体仿佛，甚或家族之中根本无人为官者亦众也，既如此，损公肥私之说从何谈起？”

　　　　高拱不答。

　　　　“第二个问题：国朝盐税制度由何而来，三伯您比侄儿清楚百倍，难道是盐商们自己定出来的不成？说到底，盐商们只是被迫接受，他们了不起就是国朝盐税制度下的从业者，而并非制度的制定者，即便是利润分配不合理，这责任难道还跑到他们身上去了？说穿了，他们只是祖上眼光好，发现了国朝盐税制度下的商机，如此而已。”

　　　　高拱鼻息更重，但仍是不答一语。

　　　　高务实也不计较，反而伸出三根手指头，继续道：“第三，您只看到盐商们的毛利颇高，却不知道盐商们的投入多大。”

　　　　明中叶之前，明代对于盐商的条例，是盐商运粮食到边关，在边关换盐引，然后回来换盐贩卖。盐引属于消耗品，盐商要投入巨大的资金，保障粮食的采购，以及运送。因此盐商从事的事业虽然利润很高，但是风险也巨大，再加上不论是谁，只要运粮食到边关就能拿到盐引，所以竞争压力也大。

　　　　但是明孝宗时期进行了一次盐引改革，从此盐引不再是一次性消耗，而是变得可以世袭家传，只要拿世袭的盐引就能去领盐，再也不用辛苦的筹粮去边关。这么干对于国家的影响自然就是“边储日坏”。明中叶以后，边军战斗力日下，这也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哈？投入？”果然，高拱满脸嘲讽，讥笑道：“我只听说盐商巨富用度奢靡，曾有耳闻某盐商巨富请客吃饭，其上等席面，光是一道羊肉，就要用羊五百只，中等席面用三百只，下等席面用一百只。为何要如此之多？不是因为请了上千人吃饭，而是他们吃的时候，只切每头羊嘴巴上的一小块肉，剩下的全都扔掉，原因是‘羊之美全萃于此，其他皆腥臊不足用也’。你所言之投入，莫非是指这些？”

　　　　高务实此前派高小壮调查物价，正好知悉了羊肉羊油的价格，知道高拱此言如果当真，那当然是惊人的奢侈，但他仍然面色不变：“侄儿并不知道是否真有此事，可即便真有此事……三伯，以您之智见，难道看不出他们为何这般做派？难道他们无时无刻都是这般做派么？”

　　　　无时无刻那自然不至于，无非是在某些官员面前展示自家财力，然后许以“倾心报效”，以保证自己长久占有盐引，长久垄断这项日进斗金的买卖嘛。

　　　　高拱自然一点就通，但以他的地位，想到这里，最关注的就不再是盐商的奢靡，而是这其中官商勾结的痼疾了。而高务实所谓盐商的“投入”，自然也不言而喻。

　　　　高阁老的面色，立刻变得更差了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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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1章　门生聚会（上）

　　　　书房中气氛渐冷，高拱一言不发在生闷气。

　　　　高务实知道此事牵涉巨大，即便如高拱这般刚直宰辅，也不能不囿于大局，不敢轻动，但正因为不可轻动，对于高拱这般有刷新天下吏治志向的辅臣而言，就更加烦闷忧心。

　　　　但内府管事却在门口轻轻敲了敲门，低声道：“老爷，宋都给事、韩给事、涂给事、程给事、雒主事、顾郎中、沈检讨、许检讨以及张员外等皆受命而至，已同在花厅等候了小半个时辰了，您看……”

　　　　高务实略略诧异，这是怎么回事，今天三伯的门生开会？咦……受命而至？听起来似乎还是高拱召集他们来的，看来是有大事要商议呀。

　　　　高拱呼出一口浊气，定了定神，答道：“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本阁部即刻便至。”

　　　　“是，老爷。”内府管事应了一声，小心翼翼退走。

　　　　待管事去后，高拱目光复杂地看了看高务实，缓缓道：“汝才不逊杨升庵，惟愿他日莫做我高氏之升庵。”

　　　　高务实先是一怔，继而点了点头，但想了想，又摇了摇头。

　　　　杨升庵者，杨慎也。乃四朝重臣、前东阁大学士杨廷和之子，素以博学多才著于天下，后世将之与解缙、徐渭同列，称为明代三才子，并以杨慎为首。其人自小有神童之称，后于正德六年状元及第，充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世宗继位后杨慎复为翰林修撰，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于云南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杨慎卒于戍所，享年七十二岁。隆庆继位后，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这个追赠谈不上平反，但勉强也算是代表朝廷原谅了他当年的所谓过失。

　　　　高拱有此一说，自然是提醒高务实不要学杨慎一般恃才傲物，明明是大有可为之人，却终于落得个老死边陲的下场，一身所学难以施展，只能寄情于文墨，殊为可叹。

　　　　高拱问道：“又是点头，又是摇头，却是何故？”

　　　　高务实老老实实答道：“侄儿猜想，三伯是怕我日后如杨公当年一般直言犯禁、触怒君上，毕生才智难用于治国理政，只得数十年蹉跎蛮疆，以诗文自寓，是以侄儿点头，意为侄儿必会以此为戒。三伯，侄儿虽有革新振作之志，却也晓至刚易折之理。”

　　　　“如此甚好，那么……摇头又是何意？”

　　　　高务实苦笑起来：“升庵先生之文采，侄儿拍马不及，是以摇头。”

　　　　高拱听得一乐：“你才几岁，眼下自然不及杨升庵甚远，然以你今夜对我所言来看，将来成就谁人可料？再说，我高家本尚实学，诗文不过小道，原也无需多费功夫——你瞧我可曾有那些吟春悲秋之举？”

　　　　咦，说得也是啊，高拱此人好像真不怎么喜欢作诗填词，至少他高务实就从来没见过三伯有写过什么诗词，基本上除了疏奏，就只有学问上的著述，此外他写得多一些的，就只剩下祭文了——这是官场无奈之举，毕竟座师、同年、门徒乃至乡梓人脉太广，人家家里死了重要人物，谁都想有一位像高拱这样地位尊崇的人给写祭文。而且说起来，高拱为官清正，但居然能在京师买得起一所不大不小的宅院，可不就是靠写祭文的润笔费赚钱么？这个钱在明朝完全是正当收入，没有半点可以非议——再说阁老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的嘛。

　　　　高拱这番话说完，也不等高务实再回什么话，又径直吩咐道：“你和我一同去。”

　　　　这话就让高务实一愣了，高拱的门生此前也曾有不少前来拜谒师相，其中有一些人来的时候，高拱也会命高务实一同出面，这既是提携高务实，也是对门生示之以亲密，倒不算稀奇。但今日情形明显不同，毕竟往日都是门生主动上门拜谒，有时候碰上临近饭点就一起吃个饭——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吃饭的意义往往不只是进食，更重要的是交际。而今日则不同，乃是饭后的夜里，并且是高拱主动将他们找来，且一找就是这一群人。

　　　　要知道这几个人虽然听着好像官职都不高，但大明朝的官制一向有“以小制大”的习惯，科道言官一贯位卑而权重就不提了，甚至内阁——理论上来讲，大学士还只是五品呢，可大学士偏偏实际上行使着宰相的权利（无风注：当然大学士都有其他加官、加衔）。

　　　　但眼下高拱已经动身，高务实有什么疑惑也只能先压在心里，亦步亦趋地跟着三伯奔花厅而去。

　　　　随着花厅口候立的内府管事一声：“阁老至——”花厅中的交谈声立即一肃。待高务实随高拱走入之时，便见到一众人等已经齐齐垂手肃立，但见高拱进来，又一齐拱手揖礼，口称：“学生见过师相。”

　　　　高务实注意到，高拱的内侄张孟男也是这般称呼。他回忆了一下才想起来，张孟男也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这一声师相喊得合情合理。

　　　　这个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殿试金榜，在明朝的惯例中，几乎所有上榜的进士都可以称之为高拱的门生，因为那一年高拱是会试主考。

　　　　当然，会试这样的中央最高级别抡才大典不可能只有高拱一人审卷，还会有十余名同考官。通常情况下，只有被考官选中卷子的进士，才会被考官视作门生，反之亦然。但无论怎么说，某一科的进士，如果脸皮厚一点，哪怕自己当时不是被主考官选中的，要称呼主考官一声老师，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主考官后来做了内阁辅臣，那就不得了了，当初他主考的那一科金榜几乎都会将其视为“师相”，这既是新科进士们需要“师相”提携的一种体现，也是“师相”需要新科进士们夯实自己人才夹袋的一种体现，典型的各有所需。

　　　　今日应高拱所召而来的只有九人，并不是说高拱门下弟子就只有这几个人，而是有不少学生都已外放别处为官，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高拱起复之前被徐阶调离京师的。譬如前次高拱被逐，唯一一个前往送别的门生吴兑，现在就在蓟州兵备副使的位置上。另外还有宋应昌、陆树德、刘良弼、杜化中、周世选、匡铎、宋良佐、光懋、杨家相、李纯朴、陈懿德、钟继英、吴文佳、杨相等一大帮人，眼下都不在京师。

　　　　当然，就今天来的这九人已经很是吓人了——即便原本的历史上因为高拱被张居正、冯保联手一击倒台，这九个人里头仍然出了两个阁老、一个都御史（都察院一把手）、一个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一个南京户部尚书！还有一人虽然自己被罢官，但其子后来也成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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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1章　门生聚会（下）

　　　　高务实环顾左右，其实这九位他此前已经都认识了，分别是：刑科都给事中宋之韩，刑科给事中韩楫，吏科给事中涂梦桂，工科给事中程文，户部主事雒遵，工部郎中顾养谦，翰林院检讨沈鲤，翰林院检讨许国，刑部员外郎张孟男。

　　　　如果按照原先的历史而言，前面四位科道官下场都不太妙，基本上随着高拱的倒台，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跟着终结了。而从雒遵开始，后面五位的情况则都还不错：

　　　　雒遵在高拱倒台一事中其实也是倒了大霉的，当时万历刚继位，雒遵就弹劾冯保欺辱皇帝，张居正联手冯保倒高之后，冯保立即报复，雒遵被连降三级，逐出京师，贬为浙江布政使照磨，后调任太原府推官，入为尚宝司丞。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之父去世，依礼应丁忧回乡守孝，但张居正觉得自己掌权已久，树敌过多，恐一旦离朝，会有不测，遂暗中活动，于是由万历下旨令其夺情。当然夺情归夺情，葬父却不能免。张居正归葬其父时，令尚宝司护送，结果雒遵竟然坚辞不肯，于是再次得罪了张居正。直至万历十年张居正因病去世，冯保被贬南京，雒遵才升为太仆寺卿，不久改光禄寺卿，后调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万历十三年夏，四川龙安府杨柳蕃人进犯松潘卫金瓶堡，杀死朝廷守将，一时川西震惊。巡抚雒遵派遣总兵官李应祥率兵前去征讨，一举平定了该地。雒遵因功入朝，以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顾养谦基本没有受到高拱倒台影响，在张居正当政时和万历亲政后历任福建按察佥事、广东参议、副使。坐事调为云南佥事，抚服顺宁土官，进浙江右参议。改蓟州镇兵备，再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以战功，升右副都御史，历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理粮储。改兵部左侍郎。又奉命为蓟辽总督兼经略朝鲜军务。后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又改协理京营戎政、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万历十四年任辽东巡抚、擢任蓟辽总督、兵部尚书。

　　　　沈鲤在隆庆朝一直就呆在翰林院没动，但万历继位给了他机会，迁左赞善，任讲官。万历十年秋，晋侍讲学士，又升迁为礼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职，升任左侍郎。万历十二年冬，拜礼部尚书，又加少保，为文渊阁大学士。

　　　　许国在万历作为太子出阁（正式读书）时，以翰林院原官兼任校书。到万历登基，进右赞善，为日讲官。后来历任礼部左、右侍郎，又改吏部，掌詹事府。万历十一年四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张孟男在张居正生前无甚作为，但张居正死后，马上被晋升为太常寺卿，后又相继升大理寺卿，南京工部右侍郎，不久被召回北京带本职兼掌通政司事，四年连升四级，官运亨通。万历十七年冬改任户部左侍郎，不久升南京工部尚书，尚未到任又改南京户部尚书，死后被追赠太子太保。

　　　　另外，那位自己虽然倒了大霉，后来儿子却成了内阁大学士的，是韩楫，他的儿子名叫韩爌。不过高务实在意的不是韩爌将来成为内阁大学士这个问题，而是他乃是东林党元老。

　　　　虽然东林党确实出了一些清官忠臣，但高务实对东林党仍然半点好意也欠奉——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然，高务实觉得既然韩爌只是万历二十年的进士，那么就还完全可以“挽救”，完全可以“调教”成实学门徒嘛。

　　　　“不必多礼。”高拱冲学生们摆了摆手，又对高务实道：“还不见过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