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桥到崖山-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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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

　　　　翻历史书，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一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

　　　　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

　　　　9日，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去外地。皇帝不许。

　　　　1069年2月27日，一叫“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全新部门成立。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这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份，一边呆着去！

　　　　熙宁变法正式开始！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

　　　　从1068年4月4日、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到1069年2月27日变法正式开始，这期间有10个多月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相信他们的讨论也一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大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1那是个大秘密，就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举措如不建立在这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史书，不论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2变法的速度。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立意有关，更与它做法有关。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前提，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己最终选择了急燥的做法，王安石要让国家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为最终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

　　　　3变法的涉及层面及具体法令。变法牵动的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

　　　　这三点讨论过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里，变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副宰相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将富弼提升为宰相，以他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而“制置三司条例司”也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即将提升的另一个宰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新党”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此时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的朋友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第一个人便是吕惠卿。这人在后来骂名满天下、举世皆知、遗臭万年，让新党、旧党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也加在王安石头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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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成员篇

　　　　吕惠卿出身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在京城里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以此证明：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的失明了。只因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欧阳修在里面说吕惠卿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当时王安石是常州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普通属吏，欧阳修信里极力称赞吕惠卿，要王安石特别对待，这才有了两人的初步接触。

　　　　但公平的说，吕惠卿的受重用的确还是要归罪于王安石自己。人家欧阳修只是写信推荐了一下，而你呢？“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你还这样对皇帝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是你把吕惠卿提拔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位置上。那么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只能怪你自己！

　　　　不过还是要感慨一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要认清一个人，是多么的难啊！再举一例：王安石从江宁府进京路上，曾回临川老家一次，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章惇、程颢、薛向、吕嘉问等…

　　　　苏辙是苏轼弟弟，嘉祐中举没多久，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回乡奔丧。守孝3年后。举族进京。就从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老苏成为一小小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制科不同于进士科。不常设。宋代制科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吴育）、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这时变法开始前，老苏己去世，所以大小苏如今在京城守孝服丧，苏轼任职于史馆。

　　　　说小苏，实话实说：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远不如他的父兄。但要论政治才能，小苏是最强的！最高官位当到了副宰相。比他哥哥苏轼强的太多。而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这时，成为王安石亲信手下开始起步…

　　　　章惇，哲宗朝大人物。高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后，他是官场第一人、大宋独相。只是这时他还是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在历史上的骂名，有很大程度也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人家是苏东坡呢？大宋第一大才子怎会有错？错的自然而然就是章惇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两人曾结伴游玩凤翔府仙游潭。潭下万仞绝壁，只有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请苏轼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大书——章惇、苏轼来游。再转身返回。面不改色。而苏轼拍了拍他肩膀说“你日后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不要，别人的命又怎会放在心上”章惇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两人游玩，在一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真遇到老虎了，苏轼拨马就逃，章惇则叫从人敲起铜锣。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也许你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真是一胆气豪壮的爷们！但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东坡居士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且他们还有理论，就是苏轼说的，现代社会也不断的会有人说——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会去爱别人？

　　　　所以，章惇什么都好，但是你最好别去惹他。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时，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说到宋朝的学术思想，就必定要说到理学。而说理学，就必定要说到他和他的弟弟程颐。随着时光流逝，二程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说起——周敦颐。

　　　　这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丽高雅的小品文《爱莲说》的作者。在当时就流传着些说法，说他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如王安石少年时曾带着自己名片，到周敦颐家去拜访。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于是才有了后来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教育啊！其实哪跟哪，无论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学术界也没把周、程等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1017年，原名敦实。因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所以改名“敦颐”幼年丧父，5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在舅舅推荐下，他走上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甚至还没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简直不知所谓。

　　　　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可称道学，虽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吸取营养时从不挑食。他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宋初的华山著名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陈抟传穆修、穆修传周敦颐）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不知所宣扬的“纯儒”“大儒”“圣人”是从何而来的？

　　　　话说几十年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知道在合州府有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其余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老去，直到有位有心人悄悄发现了他的秘密：南安通判程太中。

　　　　通判，也就是副市长。级别上算周敦颐上司，可对他非常客气，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成为仅次于孔子、孟子。变成儒教第三、第四位圣人的开端。

　　　　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经他们不断努力，终于有了些成果。他们被上层领导们知道了，如文彦博。领导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由此大大改善。其中最重要一点就非常痛苦：他们当官了。

　　　　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了。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而此时正是熙宁变法刚刚开始的时段…

　　　　好了！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说实话：在此时，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他在变法竞选中，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官员们都可保持现有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魔力的脑子变出来。这是多么诱人，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2月，派刘航出使西夏，册封李秉常。

　　　　3月16日，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他的上疏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现在不是要求财，而是要将那些害财的给去了。害财者有三：冗官、冗兵、冗费”

　　　　21日，李秉常奉上誓表，愿以塞门、安远2寨交换绥州。获准。

　　　　本月，辽国阻卜部叛乱，辽道宗这才又想起了耶律仁先。将他召回朝廷，任命他为西北路招讨使，前往平叛。

　　　　4月11日，参知政事唐介去世。当时的中书省里，宰相曾公亮、富弼均已年迈，参知政事赵�**难抗。自唐介一死，中书省内基本就成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的一言堂。神宗皇帝给了王安石绝对的信任与绝大的权力。但没有制约的权力，尤其又是用在变法这一大事上，是否合适，实在值得玩味。当时有谚语“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生是王安石、老是曾公亮、病是富弼、死是唐介、苦是赵挘ㄔ�有一次，王安石怒斥他的这些同僚“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挼奔捶床怠熬�言差矣。皋、夔、稷、契之时，难道有什么书可读吗”）如此的强势，王安石在一开始就为这场轰轰烈烈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之后，王安石的强势再次体现。他力排众议，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罢免开封知府滕甫。

　　　　12日，宰相富弼、曾公亮因旱灾上表待罪请罢，诏不许。

　　　　5月18日，翰林学士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谏院钱公辅3人同时被罢。郑獬做为两制官之一的翰林学士，要罢免他，必须得有宰相起草的诏书。当时富弼称病在家、曾公亮出使洛阳，王安石便在未与皇帝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罢免3人的诏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御史中丞吕诲当即上书弹劾王安石。

　　　　21日，王安石乞辞，宋神宗不许，封还其奏。

　　　　本月，王安石就推出他变法的第一项举措！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政务、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最先要求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及考生们的学习课本。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抽段默写了，考的是经义、论、策等讨论文，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

　　　　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进洪范表》《老子》等文章都有一最显著目的——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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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起始篇

　　　　直史馆苏轼上书反对，并当面指责宋神宗“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赵顼悚然惊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轰轰烈烈的改革第一炮就被苏轼打成了哑弹，大家可想见王安石的愤怒！于是当神宗皇帝提出要用苏轼为修中书条例时，王安石坚决反对，将苏轼任命为开封府推官。

　　　　6月22日，御史台老大吕诲也被王安石拉下马来。吕诲事件具体说来跟变法其实没多大关系，它的起因和母爱的神圣博大有关。话说未来强大无比的“女中尧舜”英宗老婆、神宗老妈高太后最爱的儿子并不是长子宋神宗赵顼，而是次子、岐王赵颢，爱到了必须每天见面，形影不离的程度。具体做法就是把已成年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不赶到外面去住。

　　　　她犯天条了！真是公公（仁宗）死得早、丈夫（英宗）死得早、婆婆兼姨妈（曹氏）脾气好，惯得她无法无天。历代皇朝用血的教训总结出一准则：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帝、外加一个皇太子，这两个与皇位有关的男人存在。其他皇子一律赶到外面、甚至赶到外地去住，越远越好！不然小心政变随时发生！

　　　　可高太后就是不在乎，她的喜好、她的意志，比国家安危都重要！这在以后成了事实，以此类推，留个心爱儿子就近居住有什么大不了！

　　　　于是一叫章辟光的大臣上书提醒，她却勃然大怒，命神宗从重从严处理这个姓章的！神宗没办法，孝子是要听话的，只好命令把章辟光外放。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只有王安石站了出来：章辟光没任何错误，不必处理！

　　　　吕诲就在这时借高太后的势力，用这件事弹劾王安石！平心而论：王安石错了吗？只是说了句公道话而已。和之前英宗朝吕诲他反对濮议时不是同一性质吗？那为什么吕诲会反对王安石呢？答案就在他写的弹劾奏章里。里面总结了王安石十大罪状“慢上无礼、好名欲进、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凌铄同列、朋比为奸、动摇天下”大得吓死人的罪名，更说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奸诈…”

　　　　但神宗皇帝这次顶住了老妈的压力，保住了王安石、罢免了吕诲。任命开封知府吕公著为御史中丞。而任命吕公著的原因则是因吕公著的兄长、枢密使吕公弼反对王安石，王安石要借吕公著来逼枢密院倾向自己。

　　　　以上就是王安石气死唐介、赶走吕诲，pk掉此前最著名的两位吵架王的经历。按说这种战绩换在神宗朝前，足以让他睥睨天下，咳嗽一声都压倒大宋官场了。但这时不行，没人服他。

　　　　本月，大辽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加封太师。四方军旅之事，由乙辛便宜从事。契丹谚语“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

　　　　7月17日，新法第一项法令出台，它完全满足了官场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可郁闷的是，仍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均输法出台！迅速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看到了新法的效果，又巧妙躲开了古代中国最大的根基命脉——农业。

　　　　时机没到。绝不去动最敏感、最基础的东西。

　　　　均输法属于商业，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及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它再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

　　　　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叫发运司的部门，它的长官发运使负责淮、浙、江、湖等6路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东西。而决定运什么东西的。却是京城里三司省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看着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行！大笔一挥，把发运使派到那儿去摊派。

　　　　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当地不要。浪费吧？别急！还有更浪费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

　　　　针对于此，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

　　　　而同时，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没动官员、百姓们的半分税收，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均输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而商人们不敢动，就是均输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也对也不对。因自由竞争、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在宋朝，不管商业怎样发达，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

　　　　两苏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一生总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在他看来，新党无事生非。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2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均输法实行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也许他们还在观望、在思考…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他们在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全国，让每一路都做起来！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一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100多年的脑子能渐渐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议，慢慢来”

　　　　新法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因它涉及到了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

　　　　这项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书里大大有名，甚至于成了这场“王安石变法”的代名词…

　　　　说青苗法，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盛行于唐代的“常平仓法”这法令可说是项百分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半点害处。它是杆国家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国家出钱稳定市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当灾年出现时，国家以低廉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

　　　　注意它的性质：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种国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出现：既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改变它，去实行青苗法呢？

　　　　这再次验证了条真理——世上没坏事、只有坏人。无论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谁去实施。历朝历代，国家都由儒家学说统治，虽有些奖惩条例，可远远达不到监督力度。常平仓法再好，也被底下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仓里粮，较有经济头脑的是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屯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同时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又怎会剩下？于是开春后只能去借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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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新法篇

　　　　向谁借、怎么贷呢？向富户借、借高利贷！高利贷是个可怕名词，从古至今从没消失过，如今我们身边仍有，且一直都保持着浓重的民间色彩。对！通常他们都是黑社会！

　　　　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一无所有，沦为佃户，成了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