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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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后１０分钟，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首先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拐杖，顺便接住了善克中校的手，嘴里却吝啬得没吐一个字，表情也显得出奇地平静。　
　　　　中校直截了当，提起了“北京人”。上士认真听着，还是一言不发。当中校第三次提出希望上士谈谈他的亲身经历时，上士这才抬起头来，专注地望着窗外，而后晃动着有些肿胀的脑袋，慢慢悠悠地开始了他的讲述。那音调，那表情，那感觉，既像是一个诗人在对着皎洁的月亮朗诵自己的诗作，又像是一个老到的小说家在讲述自己某部书稿的构思，总之有关“北京人”的这段故事，他好像已经在关押期间打了５年的腹稿：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４日上午十点钟，奉上司的指令，我和杰克逊下士驾一辆卡车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拉东西。至于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过问，因为在这之前许多美国驻北平机构都在忙着向外抢运东西，陆战队兵营也有大批物资开始运往秦皇岛港。因此这次去协和医学院，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例外，一切都是自然的事情。　
　　　　当我们开车走出海军陆战队兵营时，天空布满了阴云，不时飘落下零星的雪花，雪花落到车窗玻璃上很快就融化了，并不影响我们的视线，更不会影响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驾驶卡车从东交民巷向东，然后转弯向北进入王府井大街，最后驶进协和医学院。　
　我们向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让我们将车靠在医学院运货口的装卸台上，那些东西早就堆积在装卸台上等待我们了。卡车的尾门放下后，医学院的苦力开始将台上的板条箱和包装箱向车上装。由于我在车上指挥装箱的位置，所以就注意到两个带圆铜锁的红木箱，并指挥苦力把这两个箱子放在了车厢的最后边。现在看来，那两个箱子装的也许就是“北京人”化石。　
　　　　车装好后，我坐上驾驶室，杰克逊坐在车厢里以便于监视，防止万一出现差错。当我们返回陆战队兵营大院时，这时兵营已经开饭了。　
　　　　“怎么才回来？”麦克里迪中尉端着饭盒听完我的汇报后有些不高兴地问。　
　　　　“箱子太多，医学院的那帮苦力又不肯卖命，总是磨磨蹭蹭的，真他妈见鬼。”我答。　
　　　　麦克里迪中尉点点头，看样子已经理解了我们的苦衷，口气有些温和地说：“快吃饭吧，吃完饭准备卸车。”　
　　　　当我们吃完饭后，发现一群士兵正在麦克里迪中尉的指挥下进行卸车。卸下的箱子分别用红色油漆写上了哈斯特上校、罗宾逊中校等陆战队军官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清楚也没有去问麦克中尉。不许随便问上级的规定，是美军的纪律，这你是知道的。　
　　　　箱子上的名字写好后又重新装上了车，并用油布盖好，因为这时天空仍飘荡着雪花。当我们要回营房休息时，麦克中尉走过来说：“斯耐德尔和杰克逊，你们两个明天早上７点，押送运载这一车物品去秦皇岛，下午赶返平的火车回来向我报到。”　
　　　　尽管我们不愿意执行这项无聊的差事，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作为军人只有服从命令。这天夜里，雪开始下大了。第二天早晨，大雪依旧下个不停，卡车的油布上足足积了两英寸的雪。我们将车上的雪扫掉后，急忙钻进了驾驶室，卡车在艾斯顿中士的驾驶下很快来到前门火车站。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一辆装载陆战队兵营物资的卡车。　
　　　　通过火车站的苦力，两辆卡车的东西被卸下后又装上了北平至秦皇岛的列车。列车的第８节和第９节车厢归我们陆战队专用。　
　　　　大约１个小时之后，火车出了前门车站向秦皇岛方向驶去。我和杰克逊还有另外两名陆战队员怀抱卡宾枪，爬进各自的车厢开始了这趟押运的征程。　
　　　　没有暖气的闷罐车厢里，湿漉漉的冷得让人直打哆嗦，尽管我们带着毛皮手套，但手指还是很快被冻僵了，几乎握不住枪。路上的积雪时常将列车堵住，为了扫除障碍，火车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待铲除轨道上的积雪，直到黄昏的时候才总算到达秦皇岛。　
　　　　借助港内专管搬运的苦力，我们监督着把物品从车上卸了下来，再用小车推进货栈和瑞士仓库。这时从天津和北平运来的各种包装箱已堆成了山，整个港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放满了，它们都在等待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的到来。　
　　　　我们总算去掉了一件心事，只是下午去北平的列车早就开走了。回营房已不可能，我们只好搭乘一辆黄包车，来到秦皇岛美国海军陆战队霍尔库姆营地过了夜，第二天才返回北平。　
　　　　善克中校听完斯耐德尔的叙述，和同行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沉默了大约二分钟，然后才问道：　
　　　　“你确实在霍尔库姆营地住过一夜？”　
　　　　“是的，这不会有错。”上士答。　
　　　　“从日本侦探锭者留下的资料来看，此事你并未向他提起过？”　
　　　　“是的。我今天向您所讲的故事，从来都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您不是出于一种公心，如果您不是远道专程而来，如果您不是一名称职的美国军人，那么对不起中校先生，您也将永远听不到这个动听的故事。”　
　　　　“那个叫杰克逊的下士现在还在医院吗？”　
　　　　“他在北海道患了肺炎，死了。”　
　　　　“什么，死了？”　
　　　　“是的。杰克逊下士死了，还有麦克中尉，也死了。不过，他们所知道的，我全说出来了。对不起，中校先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上士结束了他的精彩叙述。　
　　　　善克中校似乎还是很不甘心，又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北京人’的失踪，会出在哪个环节上？”“这该死的‘北京人’，我想……是在秦皇岛出的问题，而不是在这之前。”斯耐德尔上士摇晃着浮肿的脑袋说完后，马上转入沉默，不再肯说哪怕一个字。　
善克中校点点头，对上士的合作表示谢意。而后搀扶着斯耐德尔上士，走出会客室的大门。当晚，中校一夜难眠。他把斯耐德尔上士的话回味一遍后，认为上士提到的霍尔库姆营地倒是一个新的线索，那么问题会不会出在霍尔库姆营地呢？　
　　　　第二天，善克中校又找来几个曾驻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希望能从他们嘴里再掏出一些新的情况。但这几个美国士兵对“北京人”丢失的事似乎并无兴趣，他们想的大概只是如何尽快回国和家人团聚。所以当得知中校是为寻找“北京人”而来时，他们当即表现出一副十分扫兴的样子。　
　　　　“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谈谈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前后霍尔库姆营地及港内的情况。”中校的话说得很诚恳。　
　　　　“我们只是从窗子里看到日本兵在港区乱翻乱砸，有关‘北京人’转运的具体情况，我们一点也不清楚。因为我们很快也被俘了，先是关在营区，后又押到天津。至于‘北京人’的头骨，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　
　　　　几个士兵对中校的提问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后，再也无话可说。中校又问了几个不关痛痒的问题，感到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便草草结束了与士兵们的对话。　
　　　　但善克中校是一个办事执著的人，他的调查到此并未结束。他随后又在关岛美军医院查询了一个星期，当感到此地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后，便毅然决定亲自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再做一些更详尽的调查。于是，中校把在关岛调查到的情况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记录，而后马上又率领着他的调查小组匆匆飞往中国北平。　
　　　　中国的北平此时已是一副深秋景象。抗战结束后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从长期蛰伏的睡眠中醒来后，此时又焕发出了它原有的活力。当年一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医务职员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虚弱的身体经过战后的营养补充，很快就开始变得精神焕发起来。整个协和医学院上上下下，几乎全都陶醉在战争胜利后的兴奋和喜悦之中。　
　　　　中国和日本———战胜国和战败国，毕竟是两种氛围，两种感觉。善克中校一踏进协和医学院的大门，便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之感。他找到协和医学院的领导人，说明来意，协和方面非常高兴，马上便给他做了很好的安排。　
　　　　……　
　　　　善克中校在协和医学院对几位当事人员一一进行了查询，而后又像当年日本侦探锭者一样，直赴秦皇岛，再去天津城。当该找的人找了，该去的地方去了，该查的疑点查了，所有的调查都到了该中止的时候，善克中校依然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最后，善克中校找到裴文中，将上述情况作了说明后，才不得不带着万分沮丧和遗憾的心情离开了中国。　
　　　　善克中校回到美国后，马上着手为盟军总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中校详细地叙述了他搜寻“北京人”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对“北京人”失踪这一悬案的分析与思考。其中，他认为有的问题是个盲点；有的问题是个问号；有的问题是个死结；有的问题简直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稀里糊涂一团糟！而善克中校在这份《备忘录》中对“北京人”的最后推测是：或者“北京人”根本没有运到秦皇岛便已丢失，后来被日本人找到；或者“北京人”早已在日本人的枪托和皮靴下化为一片碎骨。而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无论何种推测，美国中校和日本侦探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没有搞清“北京人”的下落和去向；不同的是，美国中校没有像日本侦探那样剖腹自杀。　
　　　　大约是１９４６年底或者１９４７年初，曾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朱世明将军接到了由盟军总部转来的关于善克中校调查“北京人”的《备忘录》副本。朱将军匆匆阅罢后，立即呈送国民党政府，并要求由中国政府组织一个专门调查小组，继续对“北京人”实施调查。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在筹划全面内战，哪有空闲顾及什么“北京人”。尽管朱世明、李济和裴文中等人几乎每天都在盼着上面的音信，上面却迟迟没有回音。　
　　　　而这时，大洋彼岸另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大师，也在与死神的艰难对抗中，万分焦急地等待着哪怕任何一点有关“北京人”下落的消息。　
　　　　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２日，纽约上空阴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魏敦瑞大师躺在纽约医学院的一张病床上，两眼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犹如一尊人体雕像。尽管魏敦瑞自知病入膏肓，却依然死也不肯瞑目。
　自７年前那个落日的黄昏，大师得知“北京人”失踪的消息后，内心便一直忐忑不安，并一直绞尽脑汁，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方式帮助寻找“北京人”。本来，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准备重返中国，亲自到那片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土地上去寻找“北京人”，谁知中国很快又陷入了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便如此，大师也始终心有不甘，直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他还连续两次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打听“北京人”的详细情况，并希望能派他的助手、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费尔塞维斯前往日本寻找。可惜没有结果。之后不久，费尔塞维斯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梭罗人化石的事迹公布于世，大师为此备受鼓舞，立即拖着病重的身体找到华盛顿当局，请求派他和助手一起去日本寻找“北京人”。遗憾的是，他的这次请求受到了同样的冷遇。　
　　　　就这样，大师卧床不起，整日躺在床上，且深知属于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多了。但此时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似乎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惟有一件事情却实在无法舍弃，这就是：“北京人”！现在，他惟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政府再次发出最后的呼吁。　
　　　　于是，在那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夜晚，大师招呼身边的医护人员，将他从床上慢慢搀扶到写字台前，然后勉强撑起身体，用颤抖的手握住颤抖的笔，再用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地给美国政府写了他生前最后的一份报告，强烈呼吁政府想法继续寻找“北京人”！　
　　　　多年之后，我们查到了这份报告：　
　　　　内政部：　
　　　　在科学上有着重要研究价值的珍贵的“北京人”化石，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它的丢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世界古人类研究科学上的重大损失和不幸。凭我的预感，这些化石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下，并很好地藏匿在某个地方。上月，美国地质调查所费尔塞维斯先生，成功地在日本帝国博物馆发现了太平洋战争中日军从印度抢掠的梭罗人化石。这个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北京人”的发现已为时不晚。　
　　　　为此，建议内政部成立一个“北京人”化石调查小组，由富有经验并熟悉情况的费尔塞维斯先生率领重返日本国土，进行不同于任何以往形式的探寻。如“北京人”能重新面世，那么美国政府的行动，无疑将对世界科学做出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古人类研究者都要感谢美国政府在日本人的魔爪下，拯救了人类这伟大的财富。　
　　　　大师的这份报告由他的助手费尔塞维斯呈送美国内政部后，同他此前所呈交的所有报告一样，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大师写完这份报告的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了。这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古人类学的世界级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的“北京人”。他留下的惟一的一条遗嘱，就是请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部主任夏皮罗博士继续寻找“北京人”！　
　　　　大师谢世后，全世界古人类学界的同仁们无不为之深感悲痛不已。大师一生的言行以及在科学事业上所表现出来的尽职精神，使熟悉他的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而他忠诚的朋友和同事夏皮罗博士恪守了他的临终遗言，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对“北京人”无休无止的寻找。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美国人类学会副主席。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博士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夏皮罗博士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一直共同坚持研究从北京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上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博士对寻找“北京人”之事都有着莫大的热情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能寻找到“北京人”，也是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夏皮罗得知这一喜讯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加紧动手整理和研究有关“北京人”的各种资料，准备一有机会，便马上动身亲赴中国。　
　　　　然而，正当夏皮罗力图说服美国政府派他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北京人”线索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鸭绿江畔的隆隆炮声和熊熊战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寻找“北京人”的脚步。更为严重的是，就在这时，一份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１日的香港《大公报》摆在了他的面前，其中一篇文章，看后简直令他目瞪口呆：　
“北京人”被劫美国　
　　　　裴文中根据种种事实判定　
　　　　美日勾结掠夺我无价之宝　
　　　　［本报北京通讯］“北京人”的发现者裴文中博士发表谈话，根据种种迹象，证明美国政府已将中国人民的无价财宝之一的“北京人”从日本运到美国纽约。　
　　　　这个保存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是１９２９年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发掘而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它是中国人民无价的财宝之一，因此，也就从来为帝国主义者所垂涎。“七·七”事变后，它被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辗转流落，不知去处。今天，要追问一下，我们的“北京人”究竟在哪里？　
　　　　……根据以上的情形看来，日本人是在天津真的找到了“北京人”，不愿宣布，运到东京去了。因为自从说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之后，虽然后来又加否认，但以后永远没有再因“北京人”的事找过裴先生（１９４３年裴文中先生被捕受刑，关了５０多天，也与此事无关）。再说，查找“北京人”之时与“北京人”失踪时相距不久，押运“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被关在丰台集中营里，日本人一定可以查询“北京人”失落的地方（北平至秦皇岛之间），他们那时统治了华北，自然能够由那个地方把“北京人”找到。因此，若干迹象证明，“北京人”已在美国。　
　　　　日本投降后，路透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社，曾两次宣布说，“北京人”已在东京发现，并由日本人交给麦克阿瑟总部。但麦克阿瑟总部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的破模型和照片、账本等。　
　　　　……这个把戏是很容易戳穿的。第一，日本人不会把毫无价值的“北京人”模型和照片送给麦克阿瑟总部（“北京人”的模型曾制作了若干份，分送给世界各国，所以模型并不是极珍贵的）。那个地质学者（笔者注：指美国的怀特莫尔），前后都给裴先生来了信，中间一段却总无回音，也就说明其中的诡计了。我们相信，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后密不宣布，后来被麦克阿瑟总部“接收”，就运到美国纽约去了……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宝是漠不关心的。裴先生当时曾托“军事代表团”中的李济在东京查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两人，麦克阿瑟总部的答复是，长谷部在乡下住，不知详细地址，高井虽然是在东京，但“住址不明”，“无法查找。”而我们知道，长谷部言人是“学士院”的副院长。高井当时是东京帝大讲师，裴先生的学生在东京都曾见过他们。因此，日帝与美帝所表演这套“双簧”是极为拙劣的。　
　　　　但是，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北京人”追个水落石出，追到物归原主的。裴先生说，“北京人”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辛苦所得，个人对它的重视有如生命，在沦陷时期，曾不顾性命的来保卫它。在过去，“北京人”被日帝和美国合谋掠夺而去，我们虽然气愤万分，却没有办法。现在只有尽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在朝鲜以及亚洲赶走了美帝，并希望对日全面和约的早日缔结，我个人愿意到东京或纽约去尽一切力量使“北京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篇文章尽管充满了那个年代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字措词上也显粗糙，但它却旗帜鲜明地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对全世界的考古学界，无疑于一颗横空炸响的原子弹！它不光让中国人感到吃惊，更让美国人感到震撼。尤其是对夏皮罗来说，简直就是惊恐万分了。但，未等夏皮罗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又将美国和夏皮罗推到了审判席上。　
　　　　帝国主义野心毕露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１９４１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人”头盖骨是１９２９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平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平，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　
　　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联助班”？　
　　　　新校长说：就是从孩子上初中起，我们就以一中名义跟这些初中班结成合作伙伴，共同办好初中三年教学，之后凡初中出现的好生优秀生他就得给我送到咱一中来！　
　　　　老王一听，拍案叫绝：这招好！家长和初中学校都会欢迎的。　
　　　　新校长站起身说：那我回去就这么干了。　
　　　　于是，某市高考的抢生竞争便又向纵深发展了一大步，初中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已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高考的“黑色七月”的硝烟味开始向他们飘去……　
　　　　赶时———决胜关键是两招　
　　　　啥叫赶时？当然是赶时间呗。赶时间又有什么奥妙？奥妙太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访过的所有高中毕业生中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那就是进入高三毕业班后，差不多所有学校全都没了新课程。这怎么可能？按教学大纲规定，高三的课程因高考的重点之重点内容呀？高三不教课，高考能取胜？　
　　　　对头，高三不教课，高考才能获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现场会议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组组长王伟谈了他积累多年的“经验”。他说他们最早也一直按教学大纲规定，该在高三时照例上高三的课，等到高考前两三个月才开始集中学生进行考前复习，但后来发现怎么弄就是感到紧张，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考所涉及的内容从头复习下来，学生感到紧张，老师也觉得难以完成。于是学校就作出了在高三阶段的上一学期必须把后一年的课全部教完，毕业班在来年春节后一开学就全面进入总复习，这个效果明显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课程压缩成两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个学期进入高三课程。后来他们还是觉得学校怎么抓，就是抓不过附近某县中的高考录取率。论师资、论教学能力，王伟说他们学校一点也不比邻县中学差，到底问题出哪里？王伟便派人暗暗探访———必须是暗暗的探访，否则人家知道竞争对手来了，为隐蔽真相，让你一无所获而归。王伟说他是假借看望大学时的老同学为名，才获得准确信息：原来人家高招就出在高三的学期里根本不上新课程，全部进入整年制的大复习，用一年的时间投入高考的准备，以此来赢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课程要用两年来教完，不是原教学大纲有问题，就是学校出了邪招。王伟回去对自己的校长一说，当了大半辈子中学毕业班老师的校长怎么也想不通。毕业班班主任会议上，校长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你们看，我们是按照教学大纲走，还是按照兄弟县中的路子走？多数老师说，这是明摆着的事，教学大纲就像国家的宪法，不照它做就是违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轻老师不同意这种看法，说现在是商品社会，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样要看效益，一个高中学校，如果不把高考录取率搞上去，说什么都是空话，别说我们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长面子过不去，学校的知名度也永远上不去。高中三年课程是两年上完还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问题是高考录取率是第一位的，不把录取率搞上去，我们学校就会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饭碗便会砸了。讨论异常激烈，三天下来，意见统一了，多数人服从了少数人，王伟的学校也决定从新一届高中生开始，从入学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设置一个课时，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学时间，高三开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课。“对学生和家长讲明白了：谁不参加加时课程的学习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绩，我们学校概不负责。”校长最后拍板，老师们就像面临世界大战一般，一个班一个班地动员，一个家长会接着一个家长会，口径统一：这是为了大家，为了你们有高考成绩，为了你们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须校方、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是否这样有违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国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规定非毕业班不准随便增加课时，我便请教王伟老师。　
　　　　是有规定，但有几个学校是按规定办事的？除非你们北京的中学因为离教委太近了，哪家高中学校不是我行我素？王伟老师说，事实上按照教学大纲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进行高考复习。现在高考的分数竞争已经激烈到每争取到一分就可能是考生一生命运的分水岭，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别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绩？所以说，谁把高中三年的教课时间提前量加大，谁抢得的高考复习时间就越多，复习越充足，准备也就越有保障，高考成绩随之跟着越有把握。　
　　因此他想，也许这个线索能帮助夏皮罗彻底弄清“北京人”的真实情况，从而洗雪罪名，摆脱困境，同时也了却导师魏敦瑞博士临终前的遗愿。当费尔塞维斯的电话在夏皮罗的家骤然鸣响时，夏皮罗同样没有起床。一听完费尔塞维斯的报告，夏皮罗兴奋难抑。是的，夏皮罗现在对于“北京人”的渴望，已经不仅仅只为实现魏敦瑞博士的临终嘱托了，还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传来，都会令他激动不已。　
　　　　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拨弗利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接话的人是戴维斯。　
　　　　经过与戴维斯简短的对话，夏皮罗立即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的信息出现。他虽然还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先生会面的想法，并希望会面越快越好。　
　　　　很快，对方同意了，并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９点。　
　　　　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上一台袖珍录音机，接着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然后兴冲冲地来到了纽约东６８街弗利博士的办公室。　
　　　　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以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的到来。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所以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言归正传。　
　　　　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