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没有过多的寒暄，便言归正传。　
　　　　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　
　　　　“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　
　　　　于是，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在静静在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　
　　　　那是１９４１年秋季，我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一名司药中士，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１７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哈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１２月８日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　
　　　　在１１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１２月８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物列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　
　　　　１２月８日，纽约时间１２月７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冲向我们的营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划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　
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非常感谢你，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　
　　　　“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　
　　　　“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况，也许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　
　　　　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　
　　　　弗利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　
　　　　“就从你参与转运‘北京人’化石开始讲起吧。”夏皮罗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却是一副沉思状。他停了片刻，便开始说道：　
　　　　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负责这几只箱子的。１９４１年深秋，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的官员经过与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事反复商量，决定先把“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护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承担运送任务。后来我考虑可能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的关系。我那时在中国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务，决定准备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到马尼拉，然后再从那儿转道回美国纽约，这可能便成为让我护送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适的理由。　
　　　　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等关口的检查。　
　　　　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　
　　　　１２月４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让我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大约长度为５０英寸、宽２０英寸、高１０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内，然后装在军用提箱里，四周塞满了棉花、木屑之类的杂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后来这些箱子写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写着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写有上校名字的那个军用提箱也装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陆战队员的护送下运往秦皇岛，我也随之回到天津家中准备撤离。　
　　　　后来，战争爆发了。就在１２月８日那一天，我也同其他陆战队员一样，被驻天津的日军松井部队逮捕，并送进了海军陆战队兵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日军知道我是一名军医并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就准许我回到英租界的家中居住，还可以在城内走动走动，但不许出城。这种情形维持了约一个星期左右。在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从秦皇岛霍尔库姆营地运来的私人衣箱和装有化石的军用提箱。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箱子没有被打开过，但当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私人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原装在箱子中的几个解剖用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这时我又想打开那几只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军用提箱，可又考虑到这不属于我检查的范围，就取消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把那些箱子送给我而不送给那些在营地的陆战队队员。这可能是日本人有尊重军界的习惯吧。到底日本人打没打开过这几只箱子？假如打开了他们又做了些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
　　　形势越来越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预感到自己将可能再度被捕，而一旦被捕就别想在短时间内出来。于是，我决定把北平运来的几只军用提箱交给几个人保管。第二天，我便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了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箱子则交给了我平时最信赖的两个中国人。　
　　　　事实不出我的预料，不久我就又被捕了，并重新送到陆战队俘虏营关押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月，一天上午我们被突然告知要转往上海，并马上起程，于是已成为战俘的陆战队员赶紧收拾行装，被日本人用卡车送到天津西火车站在那里候车。记得那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刚过，天时阴时晴，并不断地飘落着点滴雪花。尤其是那北风，刀子一样在脸上划过。我们在寒风中堆挤在一起，手和脚很快就冻僵了，整个身心都在颤栗。想起以后不知要在残暴的日本人手里度过多长时间的战俘生活，或许这一辈子永远也回不到家乡了，甚至连尸骨也运不回美国就被日本人扔掉，心中便越发地感到悲哀和绝望，甚至有好多士兵在凄冷的寒风中竟低声抽泣起来。正在这时，从北平驶来的火车鸣着长笛呼呼隆隆地进站了。　
　　　　我们和从北平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同车被押往上海附近的一个俘虏营。在那里我向一同被关押的哈斯特上校报告了写有我的名字的装有化石军用提箱的情况，他听后没有说什么，但看出他的心情很沮丧。一天，我又见到了哈斯特上校，他告诉我，那写有他的名字的军用提箱已寄到了上海俘虏营，这只箱子里装有“北京人”化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这只箱子里到底装了化石的哪些部分，但可以看得出他对这个箱子格外关心。也许是因为受我们的公使馆或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先生委托的缘故，每当日军检查我们的行李或其他生活用具时，哈斯特上校都想方设法把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蒙混过去。　
　　　　后来，包括哈斯特上校在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都被送到上海附近的江湾另一个战俘营。在转移时，哈斯特上校又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所必须经过的例行检查。至于采取的什么奇特方法，上校没有告诉我，当然那时也没有心思问得太具体。后来，我们以及我们的行李又被转移到北平附近的丰台。在那次转移中上校再次保住了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回想起来，这只军用提箱三度避开了日军的检查好像是一种奇迹，但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上校采取的方法和策略是非常高明的。　
　　　　可悲的是，这只历经风险而保全下来的箱子，最后还是失踪了。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只装有化石的箱子是在和哈斯特上校分手的时候。上校被送往日本北部的一处旧铁矿，我被押往日本北海道。北海道的奶酪驰名于世，可那里的恶劣气候也同样举世闻名，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被遣返美国为止。　
　　　　……　
　　　　夏皮罗后来撰文说，弗利的这次谈话，对他是一次很大的触动，但有的问题也令他迷惑不解。他想了想，还是向弗利提出了一个疑问：“弗利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于你。”　
　　　　“什么问题？讲吧，不用客气。”弗利很坦然。　
　　　　“既然你所知道的那几只箱子装有重要的‘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你从日本遣返回美国后，没向美国当局报告这只箱子的前后情况？”　
　　　　弗利对此像是早就想好了一样，很快回答道：“哈斯特上校是我的上级，越级报告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夏皮罗先生，这您应该知道。”　
　　　　夏皮罗一时无话可说。　
　　　　从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出来后，夏皮罗快速返回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疑团，立即打电话将费尔塞维斯找来，然后关上门窗，打开录音机，请费尔塞维斯和他一起认真听听戴维斯和弗利的谈话。　
　　　　随着录音带沙沙地转动，戴维斯和弗利那从容镇静的谈话声便在夏皮罗的办公室里顺着岁月之河清晰地流动起来。办公室很静，四周也很静，屋里除了录音机里的谈话声，便是两人的呼吸声，此外几乎听不到任何一点细微的音响。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后，费尔塞维斯和夏皮罗才将录音全部听完。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费尔塞维斯刚刚听完录音便对弗利的证词首先提出了疑问。夏皮罗认为费尔塞维斯所提出的疑问很有道理，完全表示赞同。两人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认为有关“北京人”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但一时又深感迷惑不解。
是的，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有关“北京人”的调查线索到这里已经出现了迷茫和紊乱。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值得商榷与质疑：　
　　　　第一，按照弗利的说法，他曾看到的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里，然后再装在军用提箱里的。这一方面与夏皮罗之前所了解到的“化石先是仔细地放在小木箱中，周围填上棉花，然后再放入军用箱内”有很大出入；另一方面与亲自装箱的胡承志所讲“北京人”先是装在小箱子里，然后再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说法完全不符。“北京人”化石到底是怎样包装的，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这个前提如果不能首先确定，后面的结论就无法成立。假如“北京人”真的如弗利所说，是装在了玻璃罐里，那很可能这玻璃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北京人”化石，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知道，玻璃罐既坚硬又容易破碎，如此贵重的“北京人”化石是不可能装到玻璃罐里的，不但转运途中极为不便，即使放在陈列馆展出的化石模型，一般也不会装在玻璃罐内。更何况，“北京人”将由中国转运至美国，需远涉重洋，历经坎坷。除非是傻瓜，否则是决难想出如此下策的！　
　　　　第二，按照弗利的说法，包装“北京人”化石的是军用提箱，而不是两个木箱，而且至少应该是四个军用提箱；另外还有一只标有哈斯特上校名字的军用提箱。对此，夏皮罗和费尔塞维斯之前曾访问过已回美国定居并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女士，息式白肯定地对他们说，包装“北京人”化石只用了两只军用提箱。而中国的胡承志也对笔者亲口说过，包装“北京人”化石用的肯定是两个木箱，而不是什么军用提箱，更不是四只军用提箱。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胡承志亲手装的两个木箱经博文交到美国公使馆或美国海军陆战队后，美国人为了便于携带和转运，又将木箱换成了军用箱。但从“北京人”化石的性质和数量来看，这“换”谈何容易！何况军用箱也很难盛下“北京人”的所有化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弗利所说的那几只军用提箱呢（如果弗利所言是事实的话）？莫非弗利所说的几只军用提箱里所装的压根儿就不是“北京人”，或者只装有部分“北京人”？因为从夏皮罗在美国大使馆查到的一些原始资料来看，这些原始资料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和上层遗物一同运往美国”之类的记载；而根据中国的贾兰坡先生所言，当时除了对“北京人”化石进行了装箱外，对别的化石也装了好几十箱！而且，这好几十箱化石也和“北京人”的命运一样，有的被日军捣毁，有的被日军运往了日本，有的则下落不明。　
　　　　第三，按弗利的说法，他在天津收到从秦皇岛转来的行李后，打开自己的私人衣箱时发现有两样东西被盗。却并没有打开军用提箱检查“北京人”化石是否还在。弗利的这一说法显然存在着足够的不合理性。因为军用提箱里装的是“北京人”化石他是知道的，其重要性和他自身的职责他也是明白的，那么为什么明明发现自己的箱子已经被盗，却依然无动于衷，不去打开军用提箱检查一下“北京人”化石是否也已被盗呢？再者，弗利所说的那两位“平时最信赖的中国朋友”又是谁呢？如果弗利真的是将箱子交到了那两个“最信赖的中国朋友”的手上，那么箱子就应该不会丢失。因为凭借两个中国人的智慧，在自己的国家里藏住两只箱子，躲过日本人的视线，是不应该成问题的。　
　　　　第四，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和哈斯特上校在北平丰台分手后，哈斯特上校还拥有那只军用提箱。而美国记者普鲁勃在１９５２年发表的那篇报道中却说，当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装上开往秦皇岛的火车后，哈斯特上校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了；并且哈斯特上校在去世之前也从未提到过那只箱子的事情。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到底该相信谁的呢？哈斯特上校并没有参与“北京人”化石的包装和运送，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从哈斯特上校本人的性格、兴趣和爱好来看，他对此事也不会过分热心。因为作为运动员出身的哈斯特上校在华任职期间，除了对中国的艺术品稍感兴趣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更像一个武士。　
　　　　第五，按照弗利的说法，他回国后之所以没向美国当局报告箱子的事，是因为不能越级报告。弗利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稍加琢磨，便很难经得起推敲。因为据夏皮罗此前的调查，哈斯特上校从日本遣返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不幸去世。　
哈斯特上校在去世前，未向美国当局报告过箱子之事，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按照夏皮罗的理解，“北京人”的整个转运计划和过程是由美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秘密协商而定的，哈斯特只不过是请去帮助完成这项非军事行动而已，所以转运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的事并非哈斯特上校的本职工作，因而“北京人”失踪后主要责任自然也不在他身上。哈斯特回国后，美国当局并未对他进行过这方面的追查，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引火烧身，自找麻烦呢？因此，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哈斯特上校未向美国当局作报告（或者还没来得及去报告），似乎算在情理之中。然而问题是，哈斯特上校去世后，尤其是中美之间上演的那场到底是谁偷走了“北京人”的指控与反指控的闹剧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后，作为这方面情况的惟一的知情者的弗利先生，无疑有责任、也应该向美国当局报告。可弗利先生却一直未向美国当局透露只言片语，直到今天，才将在内心深处已经冻藏了３０年之久的情况说出，这又是为什么呢？　
　　　　……　
　　　　经过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夏皮罗带着诸多的疑问，又来到了弗利博士的诊所。当他向弗利和戴维斯提出一些疑问并请二位给予解释时，却遭到了弗利婉言谢绝。弗利明显有些不快地告诉夏皮罗说，他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可信的，要是有差错，那一定是别人而不是他和戴维斯。　
　　　　继续谈下去是不可能了，夏皮罗只好离开了弗利的办公室。　
　　　　夏皮罗的这次调查尽管留下了一些遗憾和疑团，但弗利和戴维斯的出现，毕竟使他又得到了一些有关“北京人”丢失前后的第一手背景材料，为下一步寻找“北京人”提供了新的线索。而这些新的线索，他认为对探索“北京人”的下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尽管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考证。　
　　　　当然，夏皮罗博士也深深感到，如果说“北京人”的故事是一部怪诞的戏剧的话，那么弗利便是剧中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物如同一团来无踪去无影的谜，既让你感到历历在目，伸手可触，又让你觉得飘忽不定，神秘莫测。于是，为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关心、探讨“北京人”失踪之谜，夏皮罗将这次对弗利的调查情况写成了一篇题为《奇怪的“北京人”化石》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的美国的《自然历史》杂志上。　
　　　　夏皮罗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兴趣。为此，夏皮罗还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对近期调查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线索作了公布，希望大家共同关注“北京人”。一直对“北京人”下落十分关心的《纽约时报》，很快登载了此文的详细摘要和夏皮罗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提要。在短短几个星期中，夏皮罗博士便收到了许多的来信，并向他纷纷索要该文的打印本。　
　　　　此时的夏皮罗博士当然不会忘了中国的科学家。还在他的这篇文章没有发表之前，为了让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尽快了解到有关“北京人”的最新线索，他曾打印了好几份，通过美国科学院外联部一位访华的好心官员传送给了中国，希望中国的古生物学家或古人类学家们看到此文后，能给他写信，交换一些看法和意见，或者提供一点新的线索。　
　　　　然而，令夏皮罗深感失望和不解的是，曾在五十年代就“北京人”下落问题与美国唇枪舌剑，因而风云一时的中国考古学界，却始终没有给予只言片语和一点回音，仿佛对“北京人”之事一下显得漠不关心了。　
　　　　美国的夏皮罗不可能理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当然无法知道，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数亿中国人包括红卫兵小将日夜寻找并要打倒的，是“帝修反”，是“封资修”，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至于全世界都仰慕不已、引为骄傲的“北京人”，早被打入了“封资修”的冷宫，别说想法去寻找，连提都没人提起，也不敢有人提起。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在中南海一间普通的书房里，毛泽东与尼克松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握手，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冰冻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从此将翻开新的一页。　
　　　　当中美建交的消息公布于世后，许多美国人便立即表现出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热情和兴趣。尽管中国驻加拿大渥太华大使馆在不到两个月中，就收到了４０多万份发自美国的签证请求，但美国芝加哥的克里斯托弗·贾纳斯先生还是首先得到了特别的关照。他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间仅用了两个星期，便顺利地收到了他本人及其四位随行者的签证。　
　贾纳斯先生时年６４岁，是美国芝加哥的银行家兼商人，同时还是美国芝加哥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主席。希腊遗产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该会的宗旨是搜集和保护世界各地具有珍贵价值的古代文物和古代建筑以及其他有文物价值的东西。贾纳斯是个热情奔放、精力过人、乐于交际、善于交际而又偏爱古文物的人。他每年都要把一些对古代文物颇感兴趣而又有一定造诣的商人、学者集合起来，到世界文物集中的地区考察３至４个星期，然后再进行一些探讨和经营活动。贾纳斯凭借着希腊基金会雄厚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调查了远东、希腊和南美等古文物的集中地，并取得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成果。　
　　　　远东中国，自然早就在贾纳斯瞄准的视野之中。还在中美没有建交前，贾纳斯便对神秘的中国充满了极度的向往之情，每当和朋友们一谈起中国的故宫、长城、敦煌、周口店，便如同一个３岁的孩子，兴奋得手舞足蹈，不能自抑。并且，他和朋友们早就有了到中国考察古文物的打算和计划。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贾纳斯的中国之行迟迟未能实现。中美建交后，贾纳斯立即作出了前往中国考察访问的决定。他想，如果他的考察中国的计划能够实现，一定将对美国社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假如在考察期间又能为中国发现和寻找到一些失落的珍贵的文物，则更将为希腊遗产基金会带来莫大的声誉和世界性的影响。　
　　　　为此，贾纳斯开始了他出访中国前的频频奔波。　
　　　　贾纳斯活动的第一站，是华盛顿。他匆匆飞往华盛顿后，首先拜访美国政界官员和科学界的专家。他和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恳谈，特别是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等背景情况，他更是做了认真而细致的了解。最后，他又特意将电话打到白宫，与他的老朋友、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作了交谈。他除了把自己考察中国的计划简单向基辛格谈了谈后，还征求基辛格的意见：到中国后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事要他在中国帮办？基辛格只告诉他说：考察的事情你自己把握，只有一点需要注意，要试着加强美中的友好关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３日，贾纳斯连同四位基金会职员来到北京，以私人的身份开始了他在中国首次考察的历程。　
　　　　贾纳斯先试着在北京附近的几家工厂和村子转了一圈，然后向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自己准备考察古代文物和古建筑的设想。当中方向贾纳斯介绍说周口店成立了一个新博物馆时，敏感的贾纳斯马上引起注意，并当即表示说，很愿意去看一下。于是，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贾纳斯及随行人员很快来到周口店，并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摆着各种化石的陈列馆。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自１９３７年停工后，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恢复。为了方便日渐增多的来访者，１９５３年春，中国科学院正式拨款一万元，在原来的地点新盖了一个陈列室，将周口店所发掘的化石摆出来陈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陷入瘫痪，陈列室也奉命关闭。到了１９７２年，中国科学院再度拨款，在原来陈列室的背后又盖起了一座比原陈列室大３倍的陈列馆，并对外开放。贾纳斯这次所见到的，正是这个刚刚落成不久的陈列馆。　
　　　　陈列馆内，放着一个５英尺长的木板，木板上的文字简要地介绍了周口店的发现、发掘概况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贾纳斯一边观看，一边认真地听着翻译人员的讲解：“这是６５万年前至５５万年前人类的发展时期；这是最早使用火种的原始人之一‘北京人’；这是生活在山洞中以烤肉为食的、甚至可能穿制兽皮的‘北京人’；这是中国乃至亚洲大陆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头盖骨模型……这些化石被尊为中国的‘国宝’。”　
　　　　在此之前，贾纳斯尽管听说过中国的“北京人”，但对其科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却知之不多；而对“北京人”的发现、发掘，乃至丢失等一连串的故事，更是知之甚少。通过这次参观，使他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从陈列馆出来后，意犹未尽的贾纳斯借休息之机，又请该博物馆的馆长给他详细讲述了“北京人”失踪的经过。　
　　　　馆长以极其痛心的心情讲完后，还很诚恳地对贾纳斯说：“贾先生，你回国后还请督促你的政府帮助寻找‘北京人’。我确信这批化石还在世间，也许就秘密藏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北京人’就肯定藏在美国，但它是在美国人手中丢失的，却是勿庸争辩的事实。我们有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美国人转移‘北京人’时留下的收据。”
　也许是贾纳斯为“北京人”的故事所感动和吸引，也许是为了加强中美友好的关系，贾纳斯当即向馆长表示，回国后一定想法把中国的这层意思，转告美国有关部门，而他自己本人，也一定尽最大努力，力争找回“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