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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北京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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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多年来所有关注“北京人”的人们尤其是中国人，对这则新闻的真实性坚信不移。
一个多月后，即１９４６年１月２日，英文版的《北平时事日报》又发表了英国路透社１月１日发自上海的一则消息：“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
在日本占领期间被日本军队当作掠夺物运往日本的“北京人”，将归还到中国中央地理调查所。据东京大学报告说，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寻找了三年之后，日本科学家在北平找到了“北京人”，有一个专家负责监督把它运往东京。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
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１９２９年中国科学家在美国人类学家合作下于北平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在研究是“北京人”与“爪哇人”孰老的问题上，科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科学家们同意“爪哇人”可能较老，但是“北京人”在科学上价值更大，因为他更像人一些。
在日本占领期间，日本科学家曾在发现过“北京人”遗骸的周口店附近进行过新的发掘工作，但是没有新的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被日本掠夺的宝物中首先将被归还的，但是中国爱国团体现在还正在设法取回其他被日本抢去的中国的古物和艺术的宝物。
如果说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发布的那条新闻多少还让有些人不太放心的话，那么这次英国路透社发布的这篇报道，则完全让人吃下了一粒定心丸。尽管在日本发现的“北京人”尚未经过中国人的最后确认，但这篇报道已经明确说明，这些名贵的遗骸和石器工具已经一同交给了盟国当局。“遗骸和图标以及其他文件在日本人手中没有遭到任何损害。”想想看，倘若被发现的“北京人”没有经过有关专家的鉴定，美国美联社和英国路透社能凭空捏造、瞎编新闻吗？
于是，不少人积极提议，中国人应该尽快组织人马，到日本去拿回或者说寻找自己的“北京人”！
这个机会终于到来。
民国３５年，即１９４６年３月３１日，中国航空委员会管辖的飞机第一次飞入了日本的领空。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便纷纷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被日军掠夺物资的接收等活动；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自然也要派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各种活动。所以这架第一次进入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承载的就是前往日本参加战后各种活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其团长就是朱世明将军；而代表团的顾问，便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就李济先生当时的声誉而言，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前往日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由一种追寻丢掉了的灵魂的心引导出来的决定”。这所谓“丢掉了的灵魂”，指的就是“北京人”。事后有人曾怪他“放着正事不做而出去跑江湖”，这显然是对他一时的误解。他此次日本之行，主要执掌属于教育文化方面的事务，专门的责任是为调查战争期间日本劫去的中国的书画、古器物及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物品，并与盟军总部商量要求赔偿的步骤，预备为签和约时作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一点是教育部与外交部指定的工作，并在行前已征得盟军总部同意。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前人“未完成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寻找、查证“北京人”！
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６时前后。这是１９４６年３月的最后一天，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１０天，但下午６时的日本，仍是一片黄昏景象，在横滨这座大城市的附近，并不见与黄昏相随的万家灯火。
据李济先生后来回忆，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三十余里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刚恢复到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光；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统统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堆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柱烬等。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１０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
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派了一位“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是他却错过了。
日本的前一天，他去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又未到；到了东京的第三天，他又去找少校，少校却已飞往上海了。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他们来日本寻找“北京人”，“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将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以及它的重大意义与他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了，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消息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报道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斯脱特的话决非儿戏，而是十分慎重。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李济先生与斯脱特道别后，接着就开始了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当然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１９４２年底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位曾经风光一世的教授顿时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度”，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精神的巨大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便听说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作出判断，也无法判断，只能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李济随后又和号称“中国通”的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史克门少校于４月８日由上海返回东京后，４月９日便与李济会了面。由于他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甚深的造诣，故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
可惜的是，史克门少校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化石标本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不过，在这次会晤中，史克门少校向李济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我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前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物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作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及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史克门少校的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
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的问题。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失，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到那里好好查找查找，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李济满口答应，因为这也正是中国此次日本之行的计划内容之一。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当即赶往京都。他们在京都共住了七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便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史克门少校多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很富有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工作也甚为熟悉，并认识很多的东方学者，所以两人很谈得来，谈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自然，他们各自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对此都很理解，彼此心照不宣。但一般说来，史克门少校是很同情中国的愿望的。
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
１．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２．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３．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即（１）从“珍珠港事变”算起；（２）从“七·七”事变算起；（３）从“九·一八”算起；（４）算到甲午战争那一年。对此，史克门少校认为，自“九·一八”起似乎最合理，但应该呈送到高一层的机关决定。毁坏的古物应该赔偿，盗窃的古物应该归还，这在原则上应无问题，但具体的办法仍应遵守“有切实证据的”及“可以辨别的”两个标准。
史克门少校的这些意见应该说大致符合中国代表团的期望，不过真正实行起来，盟军总部似乎也不是那么痛快，或者说显得很困难。至于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一日，盟军总部有一个叫鲍尔士（ＧｏｒｄｏｎＢｏｗｌｅｓ）的高级美国顾问，在京都碰见了李济。鲍尔士曾在哈佛大学研究民族学，也在西藏考过古，与李济是旧相识了。两人在日本相遇，自然都很高兴。当鲍尔士得知李济所遭遇的困难后，很坦诚地对李济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要求日本偿还劫掠的文物，是极同情的，但英国却不一定。他们对于‘劫掠’一词（斯坦因等在新疆、甘肃一带的行为）极为敏感，不一定会帮助中国。所以，我的意见这事最好就在盟军总部办理最好，不要推到ＡｌｌｉｅｄＣｏｕｎｃｉｌ去决定，那里是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听了鲍尔士的话，李济已心中有数。但可惜的是，他和史克门少校在京都寻找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在余下的日子里，李济依然坚持在日本四处奔波，八方打听，哪怕有一点点与“北京人”相关的线索，他也要亲自过问，亲自查询。但依然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日本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本来是一件不应该成问题的事情，可有关人士却推说：“地址不明，难以查询”。再者，去年１１月１９日美联社就曾向世界发布了“‘北京人’遗骸在日本发现”的消息，今年１月１日英国路透社又发表了“‘北京人’将由日本归还中国”的消息，但现在，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对“北京人”到底找到没找到，找到后到底在谁的手里，又避而不谈甚至干脆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呢？很显然，“北京人”还在日本人手上，或者遗失在了别的什么地方，是完全可能的；但谁又可以断言，美国就一定没有从日本人手上将“北京人”揽入自己的腰包呢？
李济把有关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向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作了汇报。朱世明将军听了后，感到问题比较复杂，也很棘手，便当即给盟军总部发去一份《备忘录》，请求盟军总部继续协助查找“北京人”和其他人类学标本之下落。该《备忘录》原文如下：
备忘录
致威娄柏中将
参谋长助理主文：为送还周口店的人类学材料及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
１．根据报告，以下各项物件在战时从北平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被送到日本：
（１）“北京人”标本，包括７个头骨，１２个下颌骨，一些牙齿及骨骼材料。
（２）周口店第１地点，第１５地点及山顶洞的石器、骨器及动物遗骸。
（３）关于周口店发掘的工作记录、照片和文件等。
（４）安阳发现的狗及狼等哺乳动物。
（５）步达生教授及魏敦瑞的关于人类学的书及单行本等。
２．已经知道，在发掘周口店的工作中及创办了新生代研究室时跟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曾经请求盟军总部查询上列失物。随后一些属于项目（２）和（３）的标本被送还了，现在是在盟军总部自然资源组保管。中国代表团李济博士应中国经济部的要求，请对这些高度重要的科学标本作更进一步的查询。经过请求从Ｃ．Ｉ．Ｅ．组已发现物件的清单。附在后面的是这个清单的抄件。
３．为此请求盟军总部指示文物保管处的外国及杂项财产部把重新找到的周口店人类学的标本和中国猿人的研究记录交给代表中国代表团的李济博士。更请盟军总部对那些还未发现的物品继续作进一步的搜寻。
４．恳切希望你们对于这些请求加以注意。
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
１９４６年４月３０日
很快，盟军总部与日方就劫掠中国物品问题，初步达成了如下几项协议：
１．“七·七”事变以后之劫掠品，有证据者即退还中国；
２．登记日本私人收藏目录以备检查；
３．已决定之事项为周口店遗物即时缴还代表团；
４．中央图书馆书籍即时预备送还。
然而，令人大失所望而又无可奈何的是，尽管李济先生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对“北京人”前后共进行了五次寻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北京人”。
５月５日，带着一腔遗憾，李济先生离开了日本。
５月２４日，李济给裴文中复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备忘录》和物品清单。李济的信全文如下：文中先生：
５月２１日手示敬悉。弟于５月５日返国，因写报告各处信都未写。弟在东京找“北京人”前后约五次，结果还是没找到，但帝国大学所存之周口店石器与骨器已交出（弟已看过一遍，确是你们的东西），由盟军总部保管。弟离东京时，已将索取手续办理完毕。兹将致总部之《备忘录》抄奉，即可知其大概矣。一切详情容再谈。专此并颂撰安
弟济手启卅五．五．廿四
本来，此前裴文中曾致电在重庆的翁文灏，希望能随中国代表团亲自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但翁文灏不久回电说，国民政府已决定派考古学家李济随团赴日。所以，裴文中便给李济写去一封信，嘱他在东京寻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要回“北京人”的标本。李济从日本回国后，裴文中又迫不及待地给李济写去一信，询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所以才有了李济的这封回信。
裴文中收到信不久，在北平见到了李济。当裴文中详细问及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时，李济告诉裴文中说，在东京他曾通过中国驻日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代找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向他们询问“北京人”的消息，但是盟军总部最后给他的回答是：长谷部言人已迁往乡间，住址不明；高井冬二可能在东京，但因住址不明，也查询不着。
裴文中听后颇感奇怪，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在日本是两个响当当的人物，既有知名度，又有详细地址，怎么会找不着呢？他认为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显然是美军总部欺骗了李济。
就在裴文中焦急地等待李济在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的同时，远在美国的魏敦瑞也十分关注中国此次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情况。当得知李济先生从日本回国后，魏敦瑞博士马上催促美国方面，赶紧与中国取得联系。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日，裴文中收到了曾受美国国务院委托前往日本寻找“北京人”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怀特莫尔寄来的一封信：
尊敬的裴文中先生：
您大概已经收到了美国陆军当局在东京帝国大学找到的周口店的文件和标本。
在魏敦瑞博士的请求下我附上一张这些物件的清单。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遗物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
如果您对被日本人拿去的任何东西提供东京任何进一步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和美国陆军中校善克联系。
你的亲爱的怀特莫尔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日
怀特莫尔曾在１９４５年从美国动身去日本寻找“北京人”之前，就由军邮转给裴文中一封信。
他在这封信中对裴文中说，他将奉命去日本东京盟军总部工作，同时又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接受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东京寻找“北京人”遗骨，要求裴文中为他提供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消息。裴文中当即给他回信一封，信中告诉他说，他可以到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研室找长谷部言人和地质教研室找高井冬二教授，他们二人是最后寻找“北京人”标本的负责人，他们可以供给他最后和最可靠的消息。但令人奇怪的是，裴文中去信后就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后来又去了两封信，还是没有收到怀特莫尔的回信，直到一年后的今天，才收到了怀特莫尔的这封来信？更令裴文中费解的是，怀特莫尔在信中说：“当去年冬天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努力寻找中国猿人的遗骨的线索，但是不能这样做。”“但是不能这样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不说他在东京的寻找没有成功，或者说他在东京的寻找失败了，而偏偏要说“他不能这样做”？很显然，怀特莫尔有其苦衷和难言之隐，那么这苦衷和难言之隐是什么？
按理说，怀特莫尔是盟军总部军事地质组的代理组长，并受美国国务院之命和洛氏基金会的委托，在日本寻找“北京人”不仅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畅通无阻！可为什么他又“不能这样做”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不能这样做”的呢？为什么开始让他专程去日本“做”，后来又“不能这样做”了呢？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
而且，怀特莫尔在信中对他在日本询问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情况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到底见没见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见着了，这两人对“北京人”的下落怎么说？若是没见着，为什么？难道也是像盟军总部回答李济一样，是“住址不明”吗？很显然，从寄来的清单来看，盟军总部已经从东京帝国大学索取到了许多有关“北京人”标本的研究材料，而要取得这些材料，就得找到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而找到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北京人”的下落问题就应该会有一个说法，即使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避而不谈，怀特莫尔也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但是，为什么怀特莫尔避而不谈有关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一点情况，而只简单而含蓄说他“不能这样做”？怀特莫尔这句很微妙的话，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的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据悉，盟军在东京帝国大学发现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后，美国曾经特派专人代表洛氏基金会去东京进行了秘密的接收，事后却对外宣称，只接收了一些拍摄周口店的电影片。美国方面派去接收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派去接收的人到底接收了什么东西，接收了多少东西，也不清楚；而在接收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没有“北京人”，除了接收者和少数人之外，则更是没人知道。
因此，裴文中反复看了怀特莫尔的信后，脑子里闪出的是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不过，根据怀特莫尔的建议，裴文中还是决定尽快与美国陆军中校善克取得联系。善克是盟军军事地质调查组的组长。此前，威娄柏陆军中将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备忘录》之后，便将《备忘录》迅速转交给了善克中校，并明确指示由他负责调查“北京人”以及其他化石的下落。同时，在魏敦瑞的反复请求下，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协助善克中校全力寻找“北京人”。所以，裴文中与善克取得联系后，为善克提供了一些有关“北京人”的情况，希望善克中校尽快帮助中国找回“北京人”。
于是，中国人去日本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刚刚结束，由美军善克中校牵头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又在秘密中拉开了序幕。
据美国方面留下的资料表明，善克中校是个相当精明而又十分能干的人。受领任务后，他很快组织起一个调查组，并按照计划，立即开始了行动。
善克首先率领调查组仔细研究了由盟军总部转交过来的有关中国“北京人”的若干资料与情报，接着又对日本侦探锭者生前书写的关于搜寻“北京人”的《备忘录》进行了一番研究。当对“北京人”失踪的前后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他立即启程，首先赶往关岛美军医院。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全部被日军所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中旬，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日军分别从北平、天津送往上海江湾战俘营，不久，又被转送到了北平丰台的一个集中营。哈斯特上校同他忠诚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上海江湾和北平丰台度过了艰难的一年零七个月之后，又被日军于１９４３年９月分两批押往日本。
而后，哈斯特上校和一部分陆战队官兵被送到了日本北部的一个废铁矿，在日军严密的监视下从事挖掘铁矿石的苦力；而另一部分美军则被送往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继续关押。
战争结束后，关押在日本集中营的战俘陆续遣返回国。原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由于长时间的关押和日军的百般折磨，有四分之一的队员已死于非命；剩余的人员则因痢疾等疾病而导致了其他各种慢性疾病，个个生命垂危，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于是，美国军部决定：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在遣送回国之前，先送往关岛美军医院接受治疗。
善克中校一行抵达关岛后，便驱车直奔美军医院。他们一路顺风，很快找到了正在医院疗养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哈斯特上校和大部分前驻华海军陆战队员。善克简直没有想到，才短短几年，罪恶的战争便使哈斯特上校完全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精神恍惚的干瘪老头；而眼前这些活下来的陆战队队员也个个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目光呆滞。
“哈斯特上校，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问候。”善克中校一脸真诚地说。
哈斯特上校苦笑了一声，人世间的一切似乎早已大彻大悟：“没有什么，作为一个军人，命运就是如此。”
“我这次专程赶来，是为寻找中国‘北京人’一事。希望上校能多多关照，把您所知道情况尽可能说得详细一些。”善克中校说完，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
然而，哈斯特上校的回答却有些出乎意料，他既没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未提供什么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回答的内容与４年前在北平给锭者的说法大同小异。他只承认他受美国公使馆的委托，派人到协和医学院取走了“北京人”化石并运往秦皇岛。至于具体方案、办事经过、转运途径、存放地点、最后去向等等，他一概不知，无可奉告。
善克中校大失所望。
双方一下陷入沉默。
“哈斯特上校，”片刻，善克中校又问道，“您作为驻北平海军陆战队最高长官，为什么对‘北京人’的转运没有负责到底呢？”
哈斯特上校一下激动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勾起了他的痛处。也许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真实性，他大声强调说：
“那时天要塌了，后来也真的塌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最高指挥官，大敌当前，我要竭尽全力去维护我的部队，支撑危急的局面，而不可能一门心思地去看管那些死人骨头！”
二人的谈话，只得到此结束。虽是不欢而散，彼此倒也十分坦诚。
根据哈斯特上校提供的线索，善克中校又在医院里找到了曾参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斯耐德尔上士———即前文日本侦探锭者曾经找过的那位美国士兵。
两人见面是在一个晚上，窗外有星星，还有一轮似圆非圆的月亮，整个关岛沉浸在战后的寂静之中，很容易让人想起许许多多有关生生死死的事情。这位在北海道历尽苦难总算幸运地活下来的美国海军上士，在接到医院有关部门通知后１０分钟，便一瘸一拐地来到医院的会客室。善克中校一见上士，便首先热情地把手伸了过去，上士放下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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