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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荣耀-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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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蓝玉以大都督府的名义登记各方势力愿意派遣的兵马，统军将领，然后指派大批军官和士官到各部进行紧张地训练。
七月初二，刘浩然发布诏书，宣布成立云南省，设昆明府、曲靖府、楚雄府、大理府、丽江府直接治理，其余皆由诸宣抚司治理。并任命原山东参政安然为云南布政使。安然，祥符人，徙居颍州，元廷时以行省左丞相守莱州，明军北伐，举城降附。后历任洛阳知府，济南知府，山东省参政，抚绥流移，俸余悉给公用，算是一位清正廉明的能吏，刘浩然将其派往云南，就是想让他好好治理一下纷乱贫瘠的云南，此外，安然算是一位爱民如子仁德之君，刘浩然也希望他能止一止灭户将军蓝玉的杀气，不要将云南搞得过于“血腥”。
与此同时，大明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抽调战舰组成远征舰队，向马六甲驶去，准备策应很快就要发生的对阿瓦、白古两国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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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六十五章 《明知论》一
第二百六十五章 《明知论》一
“天之立君所以为民。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是为众治。”
刘浩然正在读的是礼部侍郎徐茂诚的文章，连刘浩然都没有想到，这位第一科榜眼给自己当国务秘书时不声不哼，但是却海绵吸水一般吸收了刘浩然平日里所说的点点滴滴，回去后再细细琢磨，经过数年终于被他“琢磨”出一本书来，而且一开口就否定君权的至高无上，讲明君权的基础是民权，民权大于君权，这一点是站在孟圣的民贵思想上进行於生的，进而讲到众治，徐茂诚认为内阁、资政院和各省参议会就是一种众治的良好开端。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君者，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要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这段话是徐茂诚根据刘浩然时常所发的“废家天下，立公天下”，责任、义务、权力等言论而引发出来的。
接着徐茂诚又对私利和公利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总是有私利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第一个问题是要填饱肚子，这是生存问题，接着是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生理问题，过完了才是忠君爱国等高一级的问题。这些论点从刘浩然曾经含糊提出的需求层次论中引申出来的。
徐茂诚指出，当一个百姓处于饥寒交迫时，生存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时，你叫他去爱别人，去遵守三纲五常，去忠君爱国，让他为国出力甚至捐躯，简直是一种笑话。”盖前朝历代动荡之时，暴民如蝗灾过地，只为乞活，人性已泯灭，谈何道德纲常？”
所以为君为上者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只有在这个“物质基础”上，才能让百姓们遵从法度，忠君爱国。
因此最重要的是“以人为重”。尊重私利，即尊重每一百姓们，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权力不受侵犯，这才是为君为上者应该做的。”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只有在保护每一个百姓们的私利之后，天下的公利才会得到保障，而天下也就大治了。
这一点是吸收了刘浩然时不时提出来的以人为本，个人生命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刘浩然常常对身边人说，如果老百姓朝不保夕，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得不到保障，他对这个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好感和忠诚可言了，如果个人的财产得不到保护，他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了，因为到后来这些财富都可能被别人随意夺走，这样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潭死水之中。
徐茂诚紧接着指出：“安人之私，非废天下之公。人私皆安，则得公正，公正一立，则遵法度，法度得行，则天下得治。”
刘浩然明白这个意思，徐茂诚的意思是尊重和保护私利不是鼓励互相为私利而争斗，反而当每一个人的私利得到保障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意去侵占和剥夺他人的私利，从而形成了一个公正公平的局面，大家在这个公平公正的情况下便只能通过遵守法律等正当的手段去谋取私利，如果大家都自觉地遵守法律，那么天下也就大治了。
徐茂诚接着指出，以前贪官墨吏横行，根本就是私利不保、法度不扬，这些官吏可以凭借手里的权力任意侵占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因此，除了要确保私利、遵从法度之外，还要明确权责之明。
君主都是天下公仆，官吏岂不是万民之公仆？因此官吏也要明确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是首位，权力只是他们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辅助工具。只有明确了责任和义务，让天下官吏明白如果不履行义务，不承担责任将受到严惩，只有当官吏明白多高的职位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时，他们便有自知之明。万一钻营投机谋得高官，一个不小心便陷入万劫不复，还不如当个能力所及的小官安安稳稳过日子。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反过来。能力有多大，你就去承受多大的责任吧，否则就是害了你自己。
从这一点，徐茂诚引申出一个论点，那就是此前历朝法度不申是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他吸收了刘浩然的一些想法，指出每一个人都会趋利避祸，他们做任何事都会衡量得与失，这是天生人性，跟读多少圣贤书没有任何关系。当他们觉得违法成本远小于违法所得，便会不把违法放在眼里。而当他们知道违法成本远大于违法所得，不用三令五申也会自觉地去遵守法度。
因此，徐茂诚指出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国家最大的责任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论这个成本有多大，无论多么的“得不偿失”，必须一丝不苟地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他郑重指出了法律的重要性，指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看到这里刘浩然深以为然，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不就偷了一个钱包吗？犯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地去追究吗？公安部门查案的费用不知是这个钱包价值的多少倍？”可是他们就不想想，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值多少钱？
在经济方面，徐茂诚在人之私利观点上指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指出前朝历代，君主、贵族、官吏、地主世家们个个都“富得流油”。”钱满库，粮盈仓”，而百姓们却穷困苦顿，最后矛盾激化时便酿成了民变，结果再多的财富也是烟消云散。
不过徐茂诚对经济方面不是很擅长，所以说了一个大纲和方向之外便不再细细论及了。
依次谈论了民权、君权、众治、法治、责任、义务、权益方面后，徐茂诚接着把矛头一指，开始抨击陆家心学和程朱理学。
徐茂诚指出儒学本旨是“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
徐茂诚引用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陆氏等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因此他指出，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接着徐茂诚又将矛头指向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理学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yin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直接将程朱理学从孔子儒学中一脚给踢了出来。
刘浩然看到这里不由诧异了，徐茂诚出身江南，虽然上过南京大学的前身…江宁大学，但是也算是读程朱理学长大的，否定陆氏理学不算什么，将枪口直接对准程朱理学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这中间除了刘浩然对其的影响巨大之外，也说明他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
这篇文章大约五千字，从字行中可以看出其根本思想，那就是否定当今盛行的陆学、程朱理学，以民为本，保护私利，强调法治和君权来自民权。这些都于刘浩然的观点非常接近，但是这其中还是有缺陷，例如，徐茂诚无法否定君权的权威性，在否定陆学和程朱理学之后，却不知道以何种学术思想去取代它们，也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刘浩然知道，这种缺陷是因为徐茂诚身处这个时代受到的局限。在这个理学占据主流学术思想。民智又不开化的时代和社会，徐茂诚虽然提出了以民为本，提出了初步民主…众治的等新观点。但是这一切必须又要靠刘浩然手里至高无上的君权去推行，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而且徐茂诚从小学的是儒家思想，以民为本也是从孟子等学说中引申出来的，他可以否定和批判陆学和程朱理学，却无法全盘否定儒学，因为这样他的学说就是“无根之学”了。
再说了，徐茂诚要是敢提出废除君权、建立民主制度的激进思想，先不要说刘浩然这个大明皇帝答不答应，依附在皇帝手下的文武百官以及各股庞大的利益集团会饶过他吗？
“昌信，你所书深合我心。”刘浩然的一句话让一直忐忑不安的徐茂诚放心了，他的这篇文章虽然是根据在刘浩然身边当国务秘书时所受熏陶和影响所写，但是言辞归言辞，写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谁知道如此“尖锐”的文章会不会犯了皇帝陛下的忌讳。尽管徐茂诚知道皇帝陛下是一位极重民本，也非常开明的君主，但是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却一直没有把握。能够将这篇文章呈现出来，徐茂诚的确鼓足了勇气。但是他明白，这样的文章，如果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审阅和支持，贸然发表出来绝对是死路一条。
“只是你的眼界还不够广，所以立论还不够坚定，这样吧，你再好好读一读弘文院翻译过来的泰西等古人的书籍，开阔一下视野，然后再将这篇文章好好修改一下。修改好了，我给你注释，再刊行发表。”
“陛下，这万万使不得！”徐茂诚急了，历来只有臣给君注释，哪有君给臣注释的。
“昌信，就这么定了，学问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君臣之分。”
“臣遵旨。”徐茂诚好容易才平复心中的激荡，恭谨地答道。
“昌信，还有一个问题，你既然否定了陆氏心学和程朱理学，驳斥了他们理在气先，以理为本地心论，但是也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才行。”
理学的理在气先，以理为本是唯心主义论，既然把他批判了，就必须提出新的理论来取代，而刘浩然就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当然希望提出唯物主义论，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春秋战国开始就有了朴素唯物主义理论，只是后来由于巩固君权，君权天授的需要，中国哲学思想就向唯心主义大步迈进，而随着心学、理学等唯心论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的专制和僵化的制度也到了顶峰。于是中国文人不再以事物的发展规律去探索世界，而是以所谓的“人心和人性”去感知这个世界，所以科学、民主在这片土壤中是发不了芽的。要打倒旧学术，就要从根基将其摧毁，那就必须从哲学这个制高点和基础开始。
“昌信，我此前一直强调，事物的运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是去发展事物运转的规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回禀陛下，臣明白了。”徐茂诚略有所思道。
看着徐茂诚的背影，刘浩然心里暗暗感叹，自己此前一直在担忧一个问题，打倒了理学，那以什么学术思想来取代它？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思想。想不到今日徐茂诚却给了自己一个惊喜。
经过三个月的苦读，徐茂诚将弘文院翻译的古希腊等哲学典籍通读了一遍，深刻地明白了刘浩然要他读这些书的用意。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徐茂诚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大幅修改，再一次摆到了刘浩然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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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二十六章 《明知论》二
第二百二十六章 《明知论》二
徐茂诚首先将否定心学和理学的唯心论做为开头。提出了“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理乃气之表”，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
徐茂诚进一步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他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
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徐茂诚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
而刘浩然根据自己的唯物哲学知识对此进行注释道，气其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切基础就是物质，并在徐茂诚的“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推论出物质的状态是永恒运动，精只不过是相对的。
而对于物质永恒运动的原因，徐茂诚将其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物有阴阳，而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刘浩然在其注释中推论出矛盾论和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所以必须要有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即以对立统一的概念或范畴的形式来反映事物对象。
确定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之后，徐茂诚便开始结合这些观点开始对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论述。
在前一篇文章中的众治观点基础上，徐茂诚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主的观点，“何为众治，以寡服众，即为民主。”因此，要体现民权，就必须体现百姓的声音和意见，让他们参与到治理国家中去，这样才能体现民权。
当然，徐茂诚还不敢提出限制君权，民权大于君权。而刘浩然则在注释中指出，君权来自于百姓们的意愿体现…民权，而民权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人权（个人权益），因此只能是有了人权才能民权，有了民权才能有君权，隐隐指出民权大于君权。
但是刘浩然也在注释中指出，君权本质上是治理国家的权力，也是保护百姓们权益的一种手段，所以说君权是民权的集中，刘浩然可不嫩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只不过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将此前中国历朝历代所说的“专制君权”改为“授权君权”，这在孟子的“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基础又向前迈出一步。
徐茂诚也指出，民主是一种容忍、合作和妥协，因为民主只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那么就必定有少数人的意志无法保证，但是它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大家平等地遵守法律。徐茂诚吸收了古希腊柏拉图的思想，指出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的，而且是一种“诉讼正义”，即通过法律的公平运转而获得公正的判决结果。
刘浩然注释说，法律是规范所有人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规则，它的目的和作用只有一个：“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所以必须运用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国家治理。”
刘浩然在注释中还说道，百姓们将民权集中在君权，用以治理国家，就好像互相之间以及与君主签订了一个契约，这个契约的外在形式就是国家，而这个契约的核心就是大家都要遵守法律。在这个基础上，刘浩然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既然百姓们是这个契约的签订者，那就必须充分享受到足够的个人权益。而作为契约的执行者…官吏，则必须受到最严格的监督。
徐茂诚接着谈及私利，他在前一次文章的基础上明确了私利是每一个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尊严。提出法律的本质就是保护这三项私利，因为国家的财富和主权就是由千千万万百姓的这三项私利组成的。可以看得出，徐茂诚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步子迈得更大了。
而刘浩然在注释中指出，人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权就没有民权，没有民权，君权就是空中楼阁，早晚要被推翻。所以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大明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可见刘浩然的论点比徐茂诚更加激进，他不仅将君权延伸到治理国家的权力，更将君权至于国家三种权力的最底层，也是最受限制的一种权力。
徐茂诚最后提出法治，他指出法治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应该从童学开始就要让百姓们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意识到法律不仅是规范他们行为的规则，更是保护他们权益的规则，所以他们必须尊重法律，捍卫法律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私利”。他甚至提出了遵守法律就是最好的道德。
刘浩然在注释中指出，法治就是一种制约、妥协和宽容。制约不用说了，就是在保证每一个人人权的基础上禁止去侵犯他人的人权；妥协就是在法律范围里必须对自己某些权益做出让步，这是遵守法律、保证自己基本权益的代价；宽容就是在法律的范围里必须足够地尊重他人的权益，这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权益的尊重。
在注释中，刘浩然还初步探讨了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三种政治制度的优缺点，在“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的基础上指出。防止最坏政治的原则应该有两点，一是分权制约，二是调和互补。隐隐点出对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混合政体的重视。
经过刘浩然、徐茂诚几经修改和定稿，这篇有徐茂诚撰写、刘浩然作序注释的《明知论》于明历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大明邸报》上用四个版面全文发表。此文一出，震惊了整个大明。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大明一些有见地的文人在经历了前宋灭亡、暴元统治等痛苦历史后的深刻反思，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接受了刘浩然不少“先进思想和言论”，再吸收了传入的古希腊哲学、政治学等思想做出的一次勇敢探索而。此前罗贯中主持的中国历史为什么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讨论其实就是拉开了序幕，这些文人在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总结不断地反思和发现问题，加上其中一些人跟随刘浩然身边数年，深受熏陶，而且随着大明的海外贸易昌盛，古希腊、古埃及等思想学术不断地涌进，使得他们在反思、困惑中试图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毫无疑问，刘浩然此前为大明埋下的种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他做出的一些尝试并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些文人也不会意识到分权制约、以私利为主的工商业会有这等功效，也不会进而去进行探索研究。
而且刘浩然治下的大明，思想学术界是非常自由和活跃的。虽然他不喜欢理学，但只是在政治上打压，不让它掌权，却没有禁止它。尤其在各所大学，学子们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理学、心学、法家、黄老学、兵家。甚至功利学、古希腊哲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各种思想在这里发生碰撞。而刘浩然还给大明带来的是武以勇武报国，文以才学报国，每一个学子都心怀一颗报国之心，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真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如徐茂诚这样的才子敢于正视和反思自己此前所学，吸收其他思想，探索新的学术来。
《明知论》一出，首先在大明各所大学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不管你是反对还是赞成，都先去买一份当期的《大明邸报》回来细细研读。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奉行程朱理学的江南学派和奉行陆氏心学的江西学派，《明知论》算是一竿子将这两派都打翻了。赞同的自然是太平学派。这个学派一直在努力建立起一套适合工商业发展的新思想理论，此前也做出一些比较零散的尝试和探索。《明知论》的观点很大一部分即投他们所好，又适应他们发展工商业，废除“腐朽”旧思想的诉求，因此受到极大的追捧。
出人意料的是以刘承志为首的北方学派新生代也出来力挺《明知论》，对于这些以功利为主的北方新生名士们来说，《明知论》中既有他们赞同的，也有他们反对的，但是最关键的是这篇文章是大明皇帝做注释，这已经说明一切问题。北方学派要想重新崛起，必须跟随“时代的潮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而这一次对于刘承志等人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而对于姚枢、孔克坚等北方学派老一辈来说，他们的心情却是极度的复杂。《明知论》抨击和否定了他们一辈子所学的理学或者心学，但是他们也明白弟子和子侄们的用意。一边意味着师门学说的没落，一边意味着家门势力的复兴，纠结啊，纠结。不过孔克坚没有那么多纠结，《明知论》抨击和否定了理学和心学，但是却没有否定儒学，相反还从古儒学中找到了许多论据。尽管从孟子学说中找的论据要多些，但是这位孟子不是孔圣人的再传弟子们，而且以亚圣的身份配亨在孔庙里。
大明的邸报便开始热闹起来，各方文人名士纷纷在各自控制的邸报上发表言论，或批判，或赞同，各自引经论据，争得不亦乐乎，比此前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争论热闹数十倍。云南战事、南海战事等军事胜利的消息甚至都被挤到邸报的某些角落去了。
胡惟庸秉承刘浩然的意思，放由这种争论，只要你不进行人身攻击等过激言论，一律准予刊登。
十一月初十，徐茂诚辞去礼部侍郎一职，就任弘文院院士和国史馆院士两职，并就聘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一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明知论》新思想理论的完善以及与反对方的辩论中。
徐茂诚也是熟读四书五经之人，他虽然吸收了刘浩然和古希腊不少思想，但是却能够将其与古儒学、黄老之学、法家学、兵家学等学说进行融合。互相印证，争辩起来不落下风，而且越争辩他的思维就越清晰，找到了自己思想学术中不少的缺陷，并加以修改和弥补。
刘浩然在进行注释之后便不再发表公开言论，只是说这是一家之言，大家都可以为之一辩，真理是越辩越明。不过暗地里他还是披了几个马甲，在几份邸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他的论点够新颖，也够犀利，但是国学基础太少，引经论据驳倒旧学说是做不到的，顶多是为新学派指出一点新思路而已。
大争论一直延续了近一年，却没有谁输谁赢之分，但是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却是空前的。首先各大学的学子们被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们可以跳出原来的历史和时代局限，跳出旧有的思想范围去探索新的“兴国思想”。太平学派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系统思想学术，他们开始将徐茂诚视为自己一派的思想先驱者，围绕着这一新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他们找到了以“紫金山学派”为代表的北方学派新生代这个盟友，双方开始广泛的合作和交流，首先是各自“势力范围”的安徽大学、南京大学、弘文院、格物院、洛阳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互补各自的缺陷；江南和江西学派则有不少人在两次大争论中看到自己思想学术的缺陷性，开始试图对理学和心学进行改良，以适应大明此时的“时代发展”，尤其是他们看到正在迅速崛起的太平派居然和代表北方地方势力中坚力量的北方学派新生代“合流”，这种压力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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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二十七章 马六甲
第二百二十七章 马六甲
尽管整个大明学术和理论界为了《明知论》争得热火朝天。但是整个国家机器和军事机器还在正常的运转着，毕竟这种事情对于内阁和枢密院来说不是息息相关的事情。尽管内阁中不少尚书和侍郎下了班还要写些文章为自己一派的观点摇旗呐喊，但是由于刘浩然下了诏书，禁止文武官员以官员的身份参与到这次争论中去。所以这些官员不是以兼任院士或教授的身份写文章，就是换了马甲。尽管这无法阻止这些官员因为身份的影响力，但是这至少说明了一种态度。
明历八年九月初五，外务部向阿瓦国和白古分别送递外交咨文，一是要求阿瓦国立即归还“非法侵占”云南省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是前元朝用何种方法纳入的，但是总归曾经在朝廷户籍图册中登记过，做为推翻元廷的大明朝自然有权利继承这些土地的主权，所以你阿瓦国不还也得还；二是要求白古国就大明两艘商船在其海域失踪做出解释。
这两份外交咨文非常霸道，说白了就是没事找茬，不过以大明现在的强势，打你之前先找些茬已经是很“仁义”和“讲道理”了。当初吕宋岛上还有几个国家，大明一声不吭就把人家国王一家子“请”到南京觐见，然后“赏赐”他们在南京住下，结果吕宋岛连同小吕宋岛（今棉兰老岛）都被大明海军给占了，听说过不了多久就要设吕宋省了。
阿瓦国君臣接到这份外交咨文觉得很憋屈，上缅甸地区原本大部分属于蒲甘国地盘，后来元军入侵硬是抢走了一部分，但是大部分却是云南当地的思汉法等土司抢过去的。而这些土司只是名义上归附元廷。本身却保持着高度自治，这些土地顶多在元廷那里挂了名。
但是大明就盯着这些只是在元廷户籍图册上挂名的土地说事，不仅如此，但凡与汉唐前宋沾点边的土地大明也不会放过，越陈不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已经是大明的安南省了。
阿瓦国只是憋屈，白古国君臣却是感到冤枉。大明商船不仅将东海、南海看做自己的池塘，马六甲到印度海域更是横着走。虽然白古国有勃生、丹那沙林等港口，但是大明商船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跟在自己家一样。现在突然说大明两艘商船在自己海域不见了，再追究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冤枉人吗？白古国什么时候敢打大明商船的主意？就是海面上再强势的海盗也不敢，就凭大明那些武装商船的火炮，它不去抢人家的都是谢天谢地了。
不过两国心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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