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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只为这一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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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瘾。正因为它带来的快感太过强烈，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期望”；“令我着迷的就是那份迷醉、至乐、强烈的爱意，看任何事物都顺眼的高能量状态。人处在那种状态里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不吃不睡也不会感到饥饿或疲倦，好像前途一片大好，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我想，胡因梦所以没有皈依任何宗教，是因为再松散的宗教对性爱都会有一定的尺度和戒律，但胡因梦绝对不想持戒，不想在自己的生活里失去男女亲密关系。
克里希那穆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开放。我没有读过克老师的其他书，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其他更厉害的讲法，但就在最新中文版《爱的觉醒》里（克里希那穆提著，胡因梦等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他几乎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所有宗教都要我们否定性欲、压抑性欲，因为他们说，性事浪费精力，你必须保留精力找寻你的上帝，可是这种严格禁欲和严厉压抑并遵守某种模式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美好的本能是一种残酷的暴力。这种禁欲比纵欲更浪费精力。为什么性欲变成你的问题呢？其实，你跟不跟人上床根本不重要。你可以选择跟人上床，也可以守身如玉，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你的问题。”
找到了克里希那穆提，胡因梦找到了心灵地图最重要的那块拼板。从此，她的省思，她的生命体验，她的感恩，她参与生态保护，她的博爱众生，她的灵修和自疗……与她的亲密关系和谐共存。
胡因梦的人生还没有完成，连她自己都不觉得她现在的人生完美，你也不必认同她的人生观。但就凭她舍弃红尘中的俗艳，毅然转身面向无限的精神世界，试问古今中外有多少个貌美如花的女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借用佛法的言说，末法时代持一条戒律的功德与正法时代守持所有戒律的功德相等。
旧日风光
抗战胜利，汪政权的高官悉数被捕。审讯处决之前，他们狱中的日子过得还算好，有吃有喝有报看。一天，他们在报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说有一女子因丈夫行房时强迫“进行变态性行为”，以虐待之名向法院提出离婚之诉，结果败诉。无聊的汉奸们议论纷纷。金雄白曾经当过律师，大家于是询问他对此案的意见。金雄白表现得像现在电视上的专家那样自信，指点道：法院判决没错。因为夫妇床“第”之私，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变态，法律上既无明文规定，任何人无权干预。大家听了很满意，遂散去。不料站在一边的梁鸿志走上前来，附耳轻声说：你刚才讲床“第”之私，读错了，“床笫”不是“床第”，“笫”音“滓”，非音“弟”。金雄白愕然，还自作聪明地反问：难道这个“第”字在这里念成“滓”音吗？梁哈哈大笑：那根本是两个不同的字呀。
这段轶事见于金雄白的《江山人物》。我也闹过同样的笑话，把“床笫”念成“床第”，同样被学问高妙的老师当场拿下。师恩浩淼，值得铭记终身。
后人对汪精卫政权兴衰始末有点了解，主要靠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两个人的回忆文字，一个是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另一个是胡兰成。两个人都是汪政权的边缘人物。胡兰成的回忆想法多，感慨多。金雄白记者出身，人脉宽广，记性好，笔头勤，有闻必录，巨细靡遗。金雄白的成名作《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至今仍然是了解那一段历史的第一读本。高阳的《粉墨春秋》就大段大段地摘抄金雄白的回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胡兰成是汉奸里的余英时，金雄白是汉奸里的钱穆。
有意思的是，金胡二人甚不相得，完全没有交情。记忆中胡兰成没有提到过金雄白。金雄白的回忆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说胡兰成是无行文人。胡兰成晚年在日本和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为夫妻。金雄白说起那一段，措辞特别不堪。他说：胡兰成“曾以吴四宝作为他生平的第一知己，但吴四宝暴毙后佘爱珍抢天呼地，他去扶持她的时候，毫不讳言温香在抱，忽起淫心，可谓恬不知耻。两人侨居日本时，一鳏一寡，难安寝枕，遂尔废物利用，居然结成夫妇”。金雄白在日本和他们多次见到，双方“始终瞠目相视若不相识”。
金雄白说到张爱玲也不太客气。他不满意张爱玲的“涯岸自高，落落不群”，有点高干子女的摆谱（李鸿章之后）。不过他并不抹杀张的才华：“张爱玲文笔清丽，缠绵有致”，“爱玲撰长篇说部，述儿女情怀，深刻不似出诸闺女手笔”。比较而言，他对苏青更不客气。他说苏青长得难看，又吝啬成性，“衣衫不称其体，同业以宁波娘姨（沪称女佣意也）呼之”。
金雄白是上海人，后半生所撰千万言文字中有不少旧日上海的回忆。他笔下旧上海的风光，当下已无迹可寻。如今还有多少上海人知道黄伯惠？他出身金山望族，在上海拥有几家大钱庄和数不清的房地产，在市中心有大片的土地和大量的商业设施，在杨树浦有近百幢出租的民房，同时还做美国的橡胶股票，大获其利。以物质资产和比价计算，他的身家之厚，远在现今靠股票市值换算出来的本地首富之上。
黄伯惠与报业向无渊源，但以救助社会公益之心，从狄楚青手中接盘《时报》，从此倾全力办报，一直办到家破人亡。为了办好报纸，他延揽优秀人才，进口最先进的印刷机器。为了抢新闻，增发行，他包火车，租飞机，无所不用其极。他办报十余年，至抗战初停刊之日，投入的现金达百万美金之上，相当于现在的亿万美金。他办报废寝忘食，全身心投入，太太一忍再忍，还是忍不住，提出离婚。黄伯惠却没有任何反应。“在她三十岁生辰的那一天，黄突然假座福州路杏花楼粤菜馆，大宴宾朋，为她庆祝，直到酒阑人散，他悄悄地对她说：很久以来，你就要与我办离婚手续，我之所以迟迟不作肯定的答复，就是要等待今天这一个为你庆祝三十岁整寿的日子。现在我这一心愿已经了毕，预先约定了的律师，正等待我们去签立契约。”
女作家
女作家这两年在国内似乎名声不太好，《上海宝贝》以后，小女子搏出位，身体写作已成正道。有朋友痛心疾首地说，永远不和女作家或疑似女作家打交道，唯恐自己成为她们的写作由头，更担心成为她们的点睛之笔。《万象》主人说得好，能被她们写上20页还不失为一条汉子，就怕200字便完了，一世英名尽毁。
不过，另外一批女作家我是由衷佩服。近些年，一批新潮知识界领袖刊物的专栏女作家悄然到位。扎西多、恺蒂、毛尖、娜斯、沈双……已经成为这些刊物的灿烂卖点。这些女生，初中之前想来都是乖孩子，出道时差不多都有良好的双语教育背景，经过社会生活、知识生活的多次蜕变，终于修成正果。在如狼似虎的当打之年，她们出手了。她们那些叙述生动文字感性见解可靠的文章，热情地向国人介绍西潮引进新知。恺蒂、毛尖、娜斯这些年都有新书问世，虽然比不了前一类女作家大红大紫，但还算卖得不错。经常指点我的毛尖小姐，2003年出了《非常罪，非常美》，当时书市受SARS之累生意清淡，她几十块的书还能卖两万本。这些知识新女性书中介绍的人和事，在国外大概是当地读书人的文化常识，在中国多少有点海外奇谭。小姐们讲故事的本领很大，娓娓动听，东绕西绕，让你不知不觉就意犹未尽地把故事听完了。有时间有兴趣再听一遍，还会觉得新鲜。所以她们的文章在期刊上被人读，结集出书后自有成千上万的痴迷读者还会买一本回去一读再读。
常读这些美丽的文章，真觉得写作其实是非常女性的事业。翻成白话，就是说写字是件特别娘儿们的活。写书读书，简直就是一门of women，by women，for women（女有，女做，女享）的雌性产业。七尺男儿，如果别人向你赔笑脸，不是问你借钱不是要你批条子甚至不是求你去帮忙打架，只是向你约稿，换句话说，别人觉得你有劲的地方，不是你的财力不是你的权力也不是你的体力，只是你的笔力，那你差不多就像我现在这样，基本废了。
老板
三联书店复牌后第一本打响的杂志是《读书》，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便听说还要出一本《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的筹备期很长，北京和上海的不少朋友都曾参与其事。梁晓燕是其中的一位。她说有一天他们去见投资人，那位刚刚买下《明报》的于品海。于老板那天兴致颇高，把周刊的账当众演算一遍。梁晓燕出门后对朋友说：“于品海怎么把我们编辑都算做‘成本’了？”那是1992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被计入成本的心情，就像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未被计入成本的心情一样糟糕。遥想1980年代，当时的知识圈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省军级以下的问题从来不谈，转眼之间，知识大佬竟被面目可疑的香港小老板以成本的名义收编，意气难平啊。
过了好多年，我应朱伟之邀，开始给《三联生活周刊》写稿，介绍新书。到了2003年，三联书店新老板上任。新老板工作热情很高，审看所有的刊物稿件，有一天他终于找到我文章中的毛病。
我的那篇文章介绍的是希拉里的新书《亲历历史》，介绍希拉里难免提到她的夫君克林顿，我说：“我最喜欢的外国人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喜欢克林顿有两点理由：第一点他是位好领导，美国在他的领导下经济空前繁荣；第二点他是个坏男人，经常犯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热爱生活意志薄弱，显得很有人情味。”“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是我从香港明星成龙的检讨书中转抄而来，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新老板。听说他一眼就看穿了这句话的要害：“‘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误’，难道某某某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吗？”于是就要修改，如果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会建议把这句话改为“全世界男人（除某某某外）都会犯的错误”，当然老板未必会接受我的改法。
最后的修改令我哭笑不得：“全世界有些男人会犯的错误”——姑且承认修改前这句话或许有语病，但修改后这句话肯定是病句。什么叫“全世界有些男人”，用了“有些”，就不应该再用“全世界”，这是最简单的形式逻辑。中国最权威的语文单位的老板犯这样的错误，在我看来，这比成龙克林顿加在一起的男人错误还要不可饶恕。成龙克林顿的错误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还会觉得爽，老板的错误令所有的人都不爽。
说两句题外话，朱伟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干活，真是不容易。朱伟是上海人，我觉得他很为上海人增光。三联两本最好的期刊——《读书》和《三联生活周刊》都离不开“在京海派”（沈昌文先生语）的提调周旋之功。《读书》有沈公，《三联生活周刊》有朱伟。
他们都爱刘德华
《刘德华语法》写得不错，让我们这一代老派革命家很伤感，因为我们根本想不出那样的题目。以我们当年的眼光看，刘德华，一个明星，一个艺人，有什么值得分析。我们在袁小姐这个年纪，省军级以下的问题一般是不考虑的，那时候我们聊得最多的女人是老迈的杜拉斯，最关注的明星是电影《蛇》里那个阴鸷的克格勃。
袁小姐传来的文档题目叫“他们都爱刘德华”，这也是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代老人很少说“爱”，有人甚至从不说“爱”。我们是无神论者——连异教徒都算不上，没有任何宗教，“爱”代表了我们仅有的神圣向往，这个字眼太重，重到很难说出口。朔爷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杜梅把方言五花大绑，菜刀架在脖子上，差一步就要弄出人命，方言还是说不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奇妙的是，方言和杜梅这对同居的狗男女其实在相爱，但这个字就是无法言之于声书之于文，仿佛它有着咒语般的威力，说一声就会天崩地裂。哪像现在的孩子，“爱”字成天在舌尖上滑进滑出。而我的好朋友，伟大的小说家孙，就是为了这一字之重，至今坚守着苍凉的孤独。
以上这些和袁小姐的话题无关，说点有关的：刘德华。袁小姐真的觉得刘德华那么值得关心吗？刘德华和我们差不了多少岁，当初他出演电视剧《猎鹰》，他是青年演员，我们是青年观众。他的确不容易，那么多年熬下来，永远一丝不苟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几乎没有负面新闻，就连关于他的段子都在给他加分。我确信他不是装的，没人能装上几十年；我也确信他是个好男人，我如果是个女孩子，也会做梦和他去民政局登记。然而我觉得刘德华最大的败笔，是入错了行。他根本不应该吃娱乐这口饭，他太道德了，道德得像个政客，比政客还道德。他如果竞选高官，我会给他捐款。但他现在身为娱乐艺人，这么道德如何给我娱乐？他的女影迷女歌迷芳心暗许，想的都是以婚姻的名义霸占他，把他私有化，把他视为黄种模范丈夫的第一人，与他的公众娱乐性关系不大。所以我们这些注定和他不会有姻缘老人家觉得他并不好玩，不值得花心思去关注。
我们喜欢的明星，最好既能表演，也能表现，说得简单点：不但会演，而且会现，现世的现。尺度放宽，不会演光会现的也行，在娱乐性上可以和光演不现的刘德华打个平手。譬如我就很喜欢看帕丽斯·希尔顿小姐装腔作势十分欠揍的样子，她真是一个bitch，不过就像美国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所说——Men LoveBitches，中文应该怎么翻：男人爱贱货？
业报
5月22日戛纳之夜注定属于中国。
美国一家艾滋病基金会当晚在那里举行慈善募捐晚宴，云集戛纳电影节的国际巨星联袂而来，晚宴门口的红地毯比电影节开幕式铺得还要长。红地毯上的第一个八卦来自章子怡：她在宴会门口被挡，要她出示邀请函。自从这位中国明星左手戴上十克拉的钻戒以来，她还没见过这么不识数的保安。所以整个晚上她的心情都不好，一直黑着脸。
晚宴上最出风头的女星是莎朗·斯通，她既是主持人又是慈善义拍的拍卖官，她自己捐出的拍品保时捷跑车拍到近百万美金，整个晚宴筹到千万美金。当她举起香槟豪放地露齿而笑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自己的生涯末路已经从门外的红地毯上开始。
两个小时前，她在红地毯上接受一家香港媒体访问，她的那一番言论一经播出马上引发轩然大波；她对中国四川地震灾害的冷血态度在中国网络上反应空前激烈，差不多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程度。一个星期后，她代言的法国化妆品公司宣布终止与她在中国的合作。有人给她算过，她在戛纳红地毯上几十秒的讲话，给她带来八位数美元的折损。
她的受访言论现在贴遍中文网络和中文媒体，原初的访问视频至今仍是YouTube里的大热。仔细覆按她的原话，平心而论，她讲的并不像中文译稿那么恶毒。她并没有说“地震很有趣”，那个关键的“报应”，原文是“karma”——来自印度的佛教名词，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业”，或者“业报”——听上去也没有“报应”那么冷酷。不过那也只是语气上的小出入，她不必感到有多少委屈。面对一家中国媒体，地震中丧生的7万亡灵不远，她居然没有一个字的吊唁和慰问，被别人误解了也算活该。
另外，她算是一只声像业的老鸟，但根本不懂如何在电视里说话。记者问她对中国地震的感想，她劈头一句就是：“这很有趣”（It’s interesting），观众十有八九会把“这”（it）听成指代地震，只有仔细地、一字不漏地听完后面几个从句，才会发现“这”（it）是虚拟主语，指代的是后面从句中叙述她自己的思想转变。当年玩票写电视剧的时候，这一行的前辈就指点过我：电视里的台词，句子一定要短，意思一定要浅白，重点一定要明确。而莎朗·斯通的那段话，左盘右旋，七缠八绕，不是听的人不明白，她自己没有说明白。无怪她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她再看一遍视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莎朗·斯通是个艳星，提起她应该想到的是另一个源自印度佛教的名词kama（情欲女王）。此卡（kama）非彼卡（karma），kama要去玩karma，结果是不知所云，自陷地狱。我比较相信莎朗·斯通的错误更多的出于无知和愚蠢。
学究气地补充一句，她那个karma的用法也不对。正统佛典里业报都发生在来世：作业今生，果报后世。现世报是民间佛学里的野狐禅。
北京人，上海人
大概地说，北京人幽默得有点泛滥，上海人不解幽默。
有一位电影导演在北京的一家馆子里吃饭，那家馆子专卖毛家菜，音箱里翻来覆去地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原声录音：“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导演听烦了，对服务员说：“把喇叭关了。我都听两小时啦。”服务小姐和颜悦色地回答道：“我已经听两年了。”
北京人的幽默能够互动。还是那位导演，还是去饭店吃饭，小姐送上菜单，导演胡乱翻了翻，问：“有什么东西免费？”小姐很厉害，笑吟吟地说：“微笑免费。”“快笑快笑。笑完了埋单。”
这一套在上海玩不开。有一位编剧上街买一支雪糕，一咬感觉满嘴面粉，一气之下幽了一默，他问售货员：“你们卖雪糕收粮票吗？”柜台后的两个老阿姨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他：“侬吃过雪糕伐？吃雪糕还要收粮票啊？介戆的闲话。乡下人。戆佗。”编剧的幽默感没卖掉，反被抢白了一顿，在上海卖弄幽默，往往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还有一个和冷饮有关的传闻：二三十年前，北京的导演陈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第一次来上海，穿得干干净净。他妈妈是南京人，告诉他上海人衣帽取人（不是以貌取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势利。火车到上海，他很有信心地踱出车站，感觉身边说上海话的旅客都没他穿戴齐整。那是个夏天，陈导演有点口干，便去路边的冷饮店买棒冰。“我要两个冰棍儿”，他很自信地说。卖棒冰的微微一愣，问道：“你一个人。”“是啊，一个人，要两个冰棍儿。”他转身咬着两根冰棍儿离开的时候，背后飘来三个字：“乡下人。”
导演的上海同学后来告诉他，上海人不作兴一次买两根棒冰，他们先买一根，吃完了，再买一根。
上海人不解幽默出自上海人事事讲究功利，出自上海人计算的人生观，不耐烦虚言调笑的浪费。上海人的计算和经济，使上海方言里严重缺乏抒情的感叹词，没有实际功能的词汇也日益减少。在京沪两地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名著《城市季风》里引用过一个很好的观察比较：做爱时，北京女孩情到浓处会高喊“我爱你”一类热烈誓言，而上海小姐则红着脸说“侬牢结棍格”（你好厉害啊）。“我爱你”是广告性的空虚赞叹，“牢结棍”是实务性的质量验收。男人喜欢哪种表扬？
不敢来上海
台湾来的张先生也算是名门之后，他父亲是很有声望的老作家。他倒没有在文化圈谋生，安心地在苏州工业园里打制照相机镜片，他不是文化人（台湾的文化人也太多了），只是一个磨镜人。
和他约在阳澄湖吃大闸蟹。席间，他连连说：“上海厉害，上海厉害。我不敢来上海，我在北京住了四年，现在来到了上海的门口，还是不敢进去。”
桌上的上海人受到鼓舞，忙着追问他上海厉害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有毛尖姐姐，文章写得飒爽英姿？他有点困惑地摇摇头：“未曾领教，那肯定是厉害的。不过我见过的第一个厉害的上海人，是我以前的老板，皇冠的平鑫涛。他赚钱赚得真叫漂亮。他做书，与图书界交往反而不多。他的本事就是找作家，捧作家。捧一个红一个。”
想不到他原来也是个文化人。座中客问：现在上海有什么厉害？他说：“什么都厉害。只有上海人敢把内衣内裤晾到马路上。开玩笑，这就是气派。什么没见过。一切都在掌握。”
举座默然。大闸蟹丰腴的膏脂似乎把大家的嘴同时封住。上海人一时听不清爽他是挖苦上海人还是表扬上海人。他又说：“我到过上海。音乐学院边上有一家小小的乐器店，橱窗里有八只喇叭。我仔细一看都快疯了。我玩了几十年的喇叭，我懂，这八只是最好的喇叭。一只不多，一只不少。开玩笑，这就是上海人。”
举座释然。酒气烟气人气重新升腾。他点了一根烟，慢慢地说：“家父原先也在上海住过。他的小说里常常写到上海人。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上海人，生意做垮了，要去自杀。裤袋里摸出最后几只羊，买了一根绝版的雪茄，在轮渡上仔细地抽完再去死。开玩笑，厉害不厉害？”
“几只羊”是老上海的俗话，几块钱的意思。现在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未必知道这些俗话。大家觉得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便把上海的话题搁下，开始追问他在苏州工业园和江南娇娃的艳遇。
临别时，上海人客气地邀请他来上海做客。他笑着摇头：“不敢不敢。”
不热闹，大不好
上海最有名的路叫襄阳路，因为襄阳路有一个最有名的服饰小商品市场。那里八九百家小商铺，每年能做5亿元的生意，上交税收2000万。这些数字并不惊人，那里最惊人的是它超旺人气，它每天的客流量5万，70％的顾客来自海外，它是上海各旅行社最看重的旅游景点。那么多人赶去襄阳路，那里能买到质量可靠价格低廉的仿冒名牌。
在海外，襄阳路有时候几乎与上海齐名。欧洲的一个副首相到上海做官事访问，主人问他想去哪里看看，他脱口而出：襄阳路。但是，2006年，襄阳路市场在上海消失，不是搬迁，而是消失。政府决定关闭这家全上海甚至全中国最有名的商场。理由很简单，襄阳路市场已经成为最集中的国际知名商标侵权地。国际大品牌的上海标准已演变成：在纽约第五街，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有专卖店，在襄阳路有冒牌货。在襄阳路，差不多是有名皆冒，无货不假。
改革开放二十年，上海民间最有创造力的古怪作品大概就是襄阳路市场。大多数上海人对陆家嘴金融区、新天地酒吧街并没有什么认同感。只有在襄阳路，他们才可能与偶尔光顾的国际明星和大公司高管一起分享新上海的变化。我见过两位在上海艰难谋生的搬运工，一个人戴着劳力士，一个人戴着江诗丹顿——都是从襄阳路买来的冒牌货。远隔五米，你看到他们的腕上尊贵竟然不下于李嘉诚和比尔·盖茨。
2006年以后，上海不再有这样一个市场。政府的一纸禁令，实在太没有想象力。曾国藩当年光复南京，首先恢复秦淮河的管弦夜游。他手下两位处世方正的理学名臣见秦淮妓船日多（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想要禁止。他们去见曾国藩，问：“日来河下甚热闹，公闻之乎？”曾知其来意，慢吞吞地说：“信热闹邪？不热闹，大不好；热闹，大好，君等第遣人弹压，无致滋事可矣。”这两位理学名臣是真君子，默然而退，深长思之后再无异议。后人评价曾国藩：“疑谤所集，亦所不顾，要唯以行其心之所安、期于民之有益而已。”
今人的胆识，怎么能和古人比？
荷花大少
读杂书闲文，常常读到“荷花大少”，而且用法不一。台湾名家柏杨做作文时就很喜欢用“荷花大少”，他笔下“荷花大少”专指有钱有势的浮浪子弟，“不可一世，权震公卿”。和大多数望文生义的作家一样，柏杨的“荷花大少”错得离谱。
“荷花大少”一语来自老上海的风尘界，来自当时的高级情色俱乐部长三堂子。长三堂子的姐妹阅人多多，她们交往的嫖客不仅有富甲天下的大老倌，也有“穷星未退，色星高照”的“空心大老倌”。“她们称一班假阔少叫作荷花大少，因为冬季的衣装，重裘貂褂，非常人所能置备，至夏季则绸衫一袭，所值几何？即穷汉亦是翩翩。又说：‘枇杷黄，大少藏。’‘糖炒栗子，难过日子。’盖枇杷黄时，已在端午节边，而糖炒栗子上市，则中秋已近也。堂子中人真是看透了洋场中的一班‘空心大老倌’。”
以上引文，见金雄白（笔名朱子家）的《春申花事》。金雄白是老上海的奇人，晚年潦倒，靠回忆文字疗饥。《春申花事》是他的回忆录之一，“回头败子写嫖经”，说的是作者数十年欢场跌宕的往事。
按照金雄白的说法，老上海嫖亦有道，绝非一味专讲肉欲。风尘界的名言是：“我们做的是下等的职业，而有的是上等的规矩。”长三堂子标榜的是卖唱不卖身，20年代公共租界禁娼后，堂子门口钉一块洋铁皮牌子，上书SING SONG HUOSE，非常好笑的英文，可译为歌院，中文自称书寓。嫖长三堂子想要升堂入室，必须经过叫堂差、打茶围、做花头（在堂子里花钱宴客）种种步骤。人情已够钱亦够，才能变熟客为恩客，姐儿才肯灭烛留髡。最后关头之前，短则数周长则半年，客人只能眼皮供养心底温存，连动手动脚都被看成不懂规矩的鲁莽粗俗。总之，旧社会嫖妓比新社会谈恋爱的成本要大，难度要高。
如果可以选择，我想还是会有很多人向往老上海。因为那时候最不堪的只是荷花大少，而如今最时髦的却是芙蓉姐姐。
花园洋房
上海人一向比较势利，眼睛又毒，能让他们心悦诚服的人和事不多。不过谁要是有一处老式的花园洋房，一般上海人都会佩服他，觉得他既有钱又上品。
上海的历史遗产不多，比较拿得出手的只有建筑。花园洋房是老上海建筑中的极品。买下一处或几处花园洋房当然体面，如果你能买下有典故的花园洋房，更意味着你占据了一部分上海的历史。不过对不起，那些房产是非卖品。丁香花园、太原别墅、东湖宾馆、上海市少年宫……那是真正的花园洋房，无愧豪宅之称。虽然旧日堂皇大屋眼下未必都有很好的管理，经营成绩也一般，但概不出售，识相的上海人想都不敢想买下那样的公馆辟作私宅。现在任意流通、放给平民百姓玩的都是二流以下的洋房。
面向一个二流的市场，你的认识水平也不会一流。我有一位姓王的朋友，国营大公司的副总（公司每年创利5000万），当选过本地的青年精英。他一直梦想买一套花园洋房。有一次去香港，东道主请他去自己家里玩，那是半山上多层的私屋，大花园，装潢比好莱坞电影的景片还要华丽。王精英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发现自己的梦境还不如香港老板家厕所来得有情调。他算了一笔账，他从现在开始存钱，不吃不喝，即便再加上自甘堕落，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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