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为这一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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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Hamermesh几年前首开漂亮的经济学研究，发现各行各业，在同等的条件下，丑男丑女的收入较少，美男美女的收入较多。Hamermesh提出“漂亮贴水”（beautypremium）的解释，认为漂亮是一种资质，能够得到额外的奖励（premium）。从此Hamermesh的见解不胫而走，风行一时，漂亮贴水几乎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丑陋如我，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种现状的牺牲品。但一想到Hamermesh的说法，我只能忍耐。我和孙甘露老师一起去快餐店吃饭，花同样的钱买同样的汉堡，麦当劳小姐给我一个白眼，给孙老师一个媚眼，我忍了，我知道那个白眼是“丑陋罚款”（ugliness　penalty），那个媚眼是漂亮贴水；我和柳叶公子一样在文字界辛苦工作，我一套单元的房贷还没有还清，柳公子已经把他第二套公寓漆成了桃红色，我忍了，我知道那套风骚的桃红公寓是漂亮贴水……直到我读了Harford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我不必那么忍。

哈先生说，雇主付高薪给帅哥美女，选民拥戴英俊的政客，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漂亮和其他优良品质混为一谈，如能干、聪明、诚实、廉洁等。除了长得好看，漂亮人物从小到大成长环境比较优越，一直是别人的关注焦点，会特别自信，他们的自信也会影响别人的判断。

哈先生介绍了Markus　Mobius和Tanya　Rosenblat的一项迷宫游戏的试验：参加试验的志愿者先要估计自己的能力，判断自己在给定时间内能破解多少个迷宫，然后动手破解。试验的结果是，漂亮的游戏玩家判断自己能力时远比一般玩家自信，但他们的实际成绩并不出色。漂亮人物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他们的漂亮和自信愚弄了雇主，为自己赢得更高的薪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未必能解决更多的问题。狐媚虽能惑主，干活仍需丑汉。

其实在特别实在的场合、特别专门的领域，漂亮贴水的规律会完全失效。比如你生病求医或者想股票逃顶，愿花大钱求教医生和经纪人，你只会考虑他们的资望和经验，绝不会关心他们是不是和孙老师柳公子一样性感美丽。有时候他们越丑你越放心。

打破漂亮贴水的迷思，我灵感勃发。我发现，在高薪职员和西方的电视政客里漂亮人物当道，但东西方的老板都是丑陋的。比尔·盖茨一身浮肿，一百个美国男人里九十九个比他好看；那个制作《飞黄腾达》的大亨特朗普最爱出风头，长得却像个猪头；中国的老板……不说了，免得得罪人，反正你想破头都想不出一个有三分姿色的。

当老板不必巴结选民，无须雇主面试，好看难看全不在话下。我的结论是：只有期待别人认可的行当或阶层才需要漂亮贴水，不求证明自己、只求实现自己的人可以远离漂亮贴水定律的支配。我有点遗憾自己的英语太差，否则把这个创见贴到石板上，也算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一点贡献。

但石板上一个美国网民的留言让我沮丧。他说，爱美、崇美、漂亮贴水确实是偏见，不过这种偏见是基本人性，是人类进化的选择。这种偏见才是人类生活的主流，背离这种偏见反而成了偏门。我读懂了他的意思：难看的女青年让生活逼成了女作家；难看的男青年让生活逼成了男老板。没错，施行漂亮贴水最积极的雇主，不就是这些难看的男老板吗？

不要相信

余秋雨曾经写过一些很漂亮的文章。二十年前，上海举办“上海人一日”征文比赛，余秋雨以《家住龙华》一文应征，肝肠寸断地怀念当年去世的两位朋友陈旭麓和王守稼。《家住龙华》后来获得征文比赛的首奖。

陈旭麓和王守稼是余秋雨“文革”中的同事，才学为一时之选。王守稼去世那年才46岁，余秋雨在文章中写道：

“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最后一句让我动容，作者收敛文字风骚，绵长忧伤化作实在关怀，那几年，“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的学者子女上大学并不容易，未曾想到文风轻浮的余秋雨对亡友能有一番平常人的体贴。

王守稼“年幼的儿子”后来能不能读上大学，一直未见报道。最近读了朱永嘉——“文革”年代余和王的老板，“文革”后入狱14年——的回忆文章，方知后事和余秋雨还有一些联系：

“王守稼临终前的遗嘱只是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的儿子今后能够读大学。为了这个事肖木曾经求助于余秋雨，他那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结果没有如愿，复读了一年，他考上了新闻系，还是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金炳华相助，把他吸收入《解放日报》，以后调到宣传部工作。”

读《家住龙华》，感觉作者交友有古人的风义，但遇到真实的求助，戏剧学院的院长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甚至不如寻常官吏的义气。早知如此，当初又何必大费笔墨。

中国最狠的商人，拿朋友牟利；中国最红的文人，借朋友养名。朋友——乃至亡友，只是文章的材料，托孤寄命，只是媒体上的姿态。做做翻云覆雨的空头文章无妨，在行政权力面前一定乖巧地不敢有任何逾越，无怪官方可以那么放心地册封他为文化大师。

不要相信任何一位当代中国文化人。这是学习做人——尤其是做个好人的第一课。

超级男生郭德纲

郭德纲三十三岁交大运。几个月的功夫，他从一个茶馆相声艺人蹿红为人人皆知的大明星。他和他的相声班子德云社，成了各大娱乐媒体的头条。

三十多岁一夜成名不会像十几岁成名那样莫名其妙。郭德纲的活儿不赖，基本功扎实，而且很用功，中国相声传下来的老段子一千种，他会六百多种。他被媒体发现之前在茶馆和老式的戏园演出，时不时发一枝暗箭，讽刺时弊，比内地符合审查规格的电视相声有趣很多。

不过他暴享大名，还是要归功于媒体。他没有请托媒体来恶炒自己，是大陆娱乐媒体自身的饥饿，把郭德纲当成唐僧肉。

大陆的娱乐媒体表面上似乎很风光，花花绿绿，红红火火，每天｛'文'｝都有说不｛'人'｝尽的明星｛'书'｝逸事和娱乐｛'屋'｝圈丑闻，但实际上连这些虚荣行当的浅薄新闻都做得十分空虚。大陆像样的娱乐明星不多，像样的娱乐作品更少，自然缺乏local的娱乐新闻。娱乐版面的大红大紫靠抄袭得来，远抄欧美韩日，近抄香港台湾，连绯闻都要请外地的明星支持，本地艺人犯贱都没人理。

现在好不容易发现一个郭德纲，各路娱乐媒体都乐疯了。它们已经封他为“相声大师”，好像它们真见过很多大师，好像它们真的有资格派发大师称号。大师靠原创混饭吃，郭德纲的套路基本上是老段子，称大师为时尚早。就像去年唱口水歌的小女生只能称“超级女声”，不算歌唱艺术家，郭德纲目前只是一位相声界的“超级男生”。

他真的想当大师，被媒体如此恶捧未必是好事。德云社如果能够在茶楼里一生寂寞，说不定会留下真正经典的民间语言样板。如今被抬进了电视，抬进了新浪，他不想收敛锋芒，别人也要逼着他收敛。他不收敛也未必成得了大师，一收敛肯定没戏。

郭德纲红了，最不爽的大概是眼下的电视圈红人。郭德纲过去是他们的语言资源。几个月前，有一位很红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在节目里问来宾：“你知道二楼和二十楼的区别吗？”“不知道。”“从二楼跳下来是‘啪’，‘啊’。从二十楼跳下来是‘啊——’，‘啪’。”现在谁都知道，这个段子是从郭德纲相声里偷来的。

措辞

要在内地做媒体，措辞极有讲究。柳叶是资深人士，把玩媒体语用学多年，心得不少。有一次他带着一位记者去采访一个老板，现在的老板多横啊，讲话根本不拐弯。记者小心翼翼地问：“作为一个男人，您追求的是什么？”老板毫不思索地回答：“金钱和美女。”这种话怎么能登在报纸上，连资本主义的《纽约时报》都不敢照登吧。柳叶公子沉吟片刻，修改了几个字。采访第二天上了头版，记者的问题照旧：“作为一个男人，您追求的是什么？”老板的回答是：“事业和爱情。”这一精彩问答成为当年最响亮的励志语录。报社还转给老板好几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女文青的求爱信。

柳公子后来感慨地对青年记者说：“我这一身功夫，得来不易。我在情场上接连失利，才换来文场上的出人头地。”

柳公子以前有一位杨贵妃型的女友，两人情意相投腻到化不开。女友一切都好，就是体格魁伟了稍许。他们有说不尽的情话，写不完的情诗，手机短信每天超过五千字。一天深夜，女友发来短信：“我睡不着，心里有点烦，陪我聊聊天吧。”柳叶正在看电视里的日本相扑比赛，随手回信：“好吧。”女友的短信有点撒娇：“题目你来定，要有创意哦。”柳叶望着电视机里日本横纲的一身肥肉，灵机一动：“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比如说——你的分量。”一阵沉默过去，女友的回信来了：“你这个白痴。这个话题太沉重，还是说点肤浅的——比如说，你的智商。”这是柳叶收到的最后一则短信。第二天，女友就永远地关机了。

尖姐听说柳叶失恋，赶紧前往慰问。她豪迈地劝道：“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给你介绍一个闺密，长得真叫漂亮，瓜子脸，真正的瓜子脸，而且还是西瓜子脸。”柳叶第二天晚上便去赴约。半夜回到家坐在床上捶胸痛哭：“真的是瓜子脸啊，还真的是西瓜子脸，关键是她尖头朝上啊！”

就在这天夜里，柳公子终于开悟：汉语措辞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功夫。只有练好这门功夫，才能人不欺我，我可欺人。

大师

占卜的术士，现在都被尊为大师。

有几位大师还真能聊，你搞不清楚他江湖奇术的深浅，但听他闲扯挺有意思。

昨晚和一位大师吃饭，三杯过后，勾起了他的谈兴。

他拿起一双筷子，摆了个十字，像数学中的X、Y轴，指着四个象限说，人的福、禄、寿、禧原来一样大，你要一块大一点，其他的就会小一点。禄伤寿，财伤身。

座中都是浑浊男儿，大师自然要教授一些男女相处之道：以往看男女的八字，重点是合不合。现在不能这么看，世道不一样。过去婚姻要一生一世，女人从一而终，相合为好。现在花花世界，歧路多多，你们夫妻倒是八字相合，挡不住你老婆在外面遇到她的命里克星，冲散你们的姻缘。现在看八字，重点是克，不是合。克是降服，你降服了你的老婆，姻缘反而顺利。反过来说，我假如替你老婆解析命理，我也劝她找一个她能降服的老公，道理是通的。我特别同意大师的看法。我相信王熙凤的家庭婚姻理论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有朋友问：桃花好不好？大师说，这不能一概而论。桃花有运，有劫，还有煞。滚浪桃花就是大凶。不过有的桃花走比不走好。朋友追问，那是什么桃花？大师含笑不语。朋友逗他：那您有没有走过桃花？大师正色道，我做的事业是纯阳之体，绝不能犯桃花。

大师后来聊到了邓公：他是真命天子，不过有一句话讲坏了。他不该说，香港回归后，我要去那里看一看。他不说，真的能来看看；他一说，寿尽于回归之前。人过六十，千万不要说满口话。

一路劝酒夹菜，大师的脸有些微红。朋友们连连赞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受益匪浅，受益匪浅。大师红着脸说，这些话不能当真，不能当真。他端起酒杯：酒能乱性，乱性之言，都是妄谈。你们真要问占卜之事，你们占卦，我来卜卦，一滴酒都不能沾，诚心正意，那时我说的话才会句句落实，绝无虚言。

刁民暴力

明末，苛察多疑的崇祯帝枉杀忠臣袁崇焕。“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金庸《袁崇焕评传》）

这是明末悲剧中最恶心的一幕。“众百姓”对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待死之人那么残忍，那么凶恶，生啖活割、食肉寝皮已不再是夸张的比喻，狠毒的群众唯恐“汉奸”死得太快，唯恐“汉奸”死得不苦。

以“众百姓”的暴虐推断，处置汉奸已不讲任何人道，一旦外寇入侵，他们应该死缠烂打，喋血抗争，甚至不惜做恐怖的人肉炸弹，战至最后一人，玉石俱焚。但清兵入关，江南尚有壮烈抵抗，有野蛮报复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而生吃袁崇焕的“北京众百姓”里并没有传出像样的烈士，腆颜事敌有之，留起辫子，做大清顺民的想来更多。

生吃袁崇焕，因为有当局的纵容和默许，他们无所顾忌，特别野蛮和暴力。但真的面临强大的邪恶，他们动都不敢动，根本没有丝毫反抗的勇气。所有的暴力都令人厌恶，其中特别肮脏的就是这种爱国忠君名义下刁民的暴力。

明朝的王直不是袁崇焕，但充其量只是个海盗，一两个月前还从来没有人认定他是汉奸。江苏南京浙江丽水两个大学教师，带着斧子和榔头，赶到安徽王直的家乡，砸毁王直的墓碑，根据只是一些媒体对王直很不可靠的汉奸指控。

就算王直真是汉奸，毁墓也只是懦夫的野蛮。如果两位教师真是有胆子没脑子的冲动汉子，他们应该把杭州中国第一官商胡雪岩的故居给烧了，他们应该把封建帝王的陵寝明十三陵给平了，他们敢吗？

毁墓好汉如同前两年向女演员泼洒秽物的英雄，在特别安全的口号掩护下，行使刁民的肮脏暴力。让人心寒的是，这两位好汉竟然还是号称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

光棍缔造文明

这个题目稍有语病，还要加两个字“西方”：光棍缔造西方文明。为了证明这个讲法足够周全，先抄一张名单：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贺拉斯、霍布斯、哥白尼、蒲柏、牛顿、帕斯卡、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波义耳、笛卡尔、卡萨诺瓦、休谟、伽利略、伏尔泰、叔本华、兰姆、莎士比亚、亚当·斯密、肖邦、贝多芬、凡高、卡夫卡、康德、福楼拜、舒伯特、尼采、富兰克林、勃拉姆斯、梭罗、维特根斯坦……

这张名单还能往下开。把这些西方的大名人凑在一起，原因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单身汉，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打了一辈子光棍。文新大楼的保安告诉我，他们早就知道威海路梁朝伟柳叶公子是幸福的单身汉，因为他每天上班来自不同的方向，第一天从延安路过来，第二天从南京路过来，第三天从茂名路过来……一个男人能天天换方向，肯定是单身汉。这张名单里的名人，也来自不同的方向：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思想家，他们在一起上班打工，这份“工”就叫西方文明，没有这些人西方文明就不复存在。

西方的网络知识分子比较闲，不像我们这里的网民每天要处理很多党国大事和国际问题，所以他们有空聊一些比较无聊的题目，比如像单身和文化大师知识伟人的关系。

他们比较一致的想法是，男人要成就大事业、做大学问、出大想法，绝不能走进婚姻。前几年，日本有人详细研究了280位大科学家的生平，发现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的事业高峰都在二三十岁之间，三十岁以后，事业螺旋形下降。有意思的是，已婚科学家的创造力像中国股市那样崩盘性急跌，而单身科学家却能将高效的创造力延续到五六十岁。

日本人说，已婚男人失去了刻苦工作以吸引异性的生物学动力。英国网民的评价是：婚姻使科学家停止试验，就像婚姻使罪犯停止犯罪。

科学试验只是小case，要投身更深刻的文化作业，更要将婚姻视为天敌。一位西方作家说，女性激发我们向往伟大的事业，但阻止我们成就伟大的事业。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一位大圣人苏格拉底的妻子就是以无知泼妇的形象让后人引以为戒，最近的一位大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将阿尔都塞，亲手把老婆掐死，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纽约客》当年对此案有一番解释：哲学超凡脱俗、深奥艰涩、自我沉迷，而肉身是绝对逻辑和形而上学玄思的敌人。思想家寄身于纯粹的虚构世界，婚姻却只有关买菜、付水电费、倒垃圾和其他嘈杂琐碎小事。婚姻剥夺了哲人的自由，消耗了他的财产，吸干了生活中仅存的浪漫，最重要的是，婚姻阻碍了思想。

早在几百年前，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培根就说过：最好的作品，最伟大的情操肯定出自未婚的或没有子女的男性。

这里必须提一下中西文明的一个根本性差别：西方大师皆光棍，中华圣贤有妻室。我查了一下中华文明史上的大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光棍，而且绝大多数的妻子（含小妾）都是复数。我觉得这是中西文明最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我于2008年7月发现的，先记上一笔。

西方大师不娶不婚，不仅仅为了事业，还为了爱情。歌德说：爱情是理想，婚姻是现实，混淆理想和现实，难免遭到惩罚。英国人说：单身汉比已婚男人更懂女人，否则的话，他们早就结婚了。研究莱布尼茨的欧洲学者说：“莱布尼茨从未结过婚，五十岁时他曾考虑结婚。但他的心上人要求给她一点时间再想一想，这也给了莱布尼茨一点时间再想一想。所以他从未结过婚。”

注意一下前面那张名单，卡萨诺瓦赫然在列。卡萨诺瓦的事业就是他三位数的情史。如果卡萨诺瓦一早就结婚，他大概会变成坐楼杀惜的宋江。卡萨诺瓦成了宋江，今天的好莱坞就会失掉浪漫爱情片，只剩下一水的黑帮片。

著名的单身汉作家华盛顿·欧文说过：对已婚男人来说，浪漫爱情的芬芳会在婚后消散；对单身汉来说，爱情可能沉睡，但永远不会死亡。

我用一个稍有语病的标题，不加“西方”二字。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明的生态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当我们看见柳叶沿着威海路信步走来，看见孙甘露在又一处香闺沉沉入睡，看见已是高干夫人的毛尖毅然将生日定在11月11日，并把那一天设为光棍节，我们可以感受到强劲燥烈的西方的风。

祸张因家木

胡兰成说，凡事“度得过是节，度不过则是劫”。张爱玲没能度过胡张情劫——那段往事成了她一生提起就烦、提起就痛的心病。有一个机会，放在她面前，可以让“劫”变为“节”——写一部《小团圆》，不是现在我们手边的这本，而是以她的才华或许能够达成的巅峰之作。可惜她并没有做到。

现在的这本《小团圆》写得很张皇。尽管作者不承认，但读者仍然能够感觉到有意无意和胡兰成对质的意思。作者的写作状态不好，“心神不属”。你能感觉到种种事端牵丝攀藤地缠绕，让整部小说的局面非常滞重黏着。除了那些八卦索引外，普通读者的阅读快感很少，经常会觉得不知所云。对比一下，反而是“无赖人”胡兰成放得下看得开的《今生今世》，显得格外神气活现。

以张爱玲的出身、经历、写作年龄（五十五岁）以及当时的清贫状况，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应该写成她自己的《红楼梦》。如果她立意开阔寄思深远，根本不去考虑故人的恩怨、市场的好恶、朋友的喜欢或不喜欢，以她那种既体贴入微又置身事外的豁达，于人于事于己直指根本的毒辣，生活趣味的奇特尖新，读者完全有理由期待一部旷世巨作。然而现在的这本《小团圆》的题旨太过模糊。连一生殷勤逢迎、温情考证，有“张爱玲最后一位男友”美誉的陈子善老师，初读之后的印象根本不是《红楼梦》，而是等而下之的影射小说《孽海花》。

张爱玲自己都觉得不好。宋以朗公布的张爱玲关于《小团圆》的几通书信，看得出她的没把握和不开心。1975年9月26日的信里说：“我小说几乎从来不改，不像论文会出纰漏。”但二十天后10月16日的信中说：“《小团圆》好几处需要补写——小说不改，显然是从前的事了——我乘着写不出，懒散了好几天，马上不头昏了。”12月21日又说：“《小团圆》还在补写，当然又是发现需要修补的地方越来越多。”一直到《小团圆》的稿件寄出，当晚她又想到“两处需要修改”。宋以朗发表张爱玲的书信摘录，主要为了证明《小团圆》是值得出版的佳作。有理由怀疑他隐匿了更多张爱玲不满意《小团圆》的言论。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的通信对象，宋淇邝文美夫妇，也不满意《小团圆》，宋淇更是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修改意见。宋邝夫妇是好人，厚道人，不过他们的修改意见太过凡庸。宋淇以P。R。（公共关系）专家的身份，用七八十年代港台电影的套路，建议把邵之雍改成一个双面间谍，最后死于非命；九莉和邵的其他女朋友一起觉醒，邵之雍的爱情骗局“穿蹦”……期望这样能够取悦“不可理喻”的“读者群众”。这就如同曹雪芹把《红楼梦》的稿件寄给我，我积多年观看热门电视的经验，建议贾宝玉出家前先像《奋斗》中的佟大为一样赚个两千万再败光；王熙凤则安排卷入国美电器丑闻……凡才可以期望天才，但万万不能参与天才的创作。

宋淇夫妇的厚道在于他们生前没有违逆张爱玲的遗愿，出版张爱玲的《小团圆》。但他们的继承人宋以朗却利用对张爱玲未刊文稿的垄断权力，悍然出版张爱玲生前要求销毁的《小团圆》。根据他宣布的出版计划，未来几年里还会有大量的张爱玲未刊作品出版。张爱玲病逝十余年后，将又一次成为高产的新进作家。以《小团圆》的销售规模计算，假如以后的作品都有那样的业绩，宋以朗每年的版税收入可以高达数百万到千万港元。

但是张爱玲呢？她那么珍惜自己作家的声誉，她同意出版的作品没有一部会有太多的毛病。她出版物的高质量，在于她宁缺毋滥的态度，她可能已经集下几十万字乃至几百万字的废稿，正是这些废稿成就了她的清誉。现在，这个一生都讲究穿戴的女人，尸身被套上一层层被剪坏剪烂的布料，后来不明所以的旁观者，会以为那就是她的正装。对这样一个弱女子，下手有点太狠了吧？

为了“张学”的研究和满足“张迷”的期望，张爱玲的手稿乃至废稿不是不能出，不过不是这种出法。最恰当的方法，是委托一个有公信力的专家团，负责研究选择出版张爱玲的遗作。而且最好是出手稿影印本。现在这种出法，说不定哪一天你会读到张爱玲号召全世界“张迷”给宋以朗捐款的遗稿。

“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这是《水浒传》里的一首歌谣。“家木”是宋，“水工”是江，说的是宋江造反。借用歌谣的第一句，改两个字：祸张因家木。一个靠继承权获得张爱玲遗稿处置权力的宋生，对“张学”，对无数喜欢张爱玲的读者，是福是祸，请诸位深长思之。

五十三参终证果

三十年前胡因梦在台湾的艳名之盛不下于当今大陆的章子怡：一线的电影明星，有“台湾第一美女”之誉，作风狂诞，行事独特，1980年和李敖的短暂婚姻引发媒体风暴，至今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年娶回美人的李敖用20分钟写下狂喜的急就章——《画梦——我画胡因梦》：“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因——梦。”

三十年后她来到大陆，只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洗净铅华，返真归朴，再没有丝毫娱乐界的风尘气，她说：“身为演员的胡因梦已经死了。”早在十八年前，她已经毫无留恋地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胡因梦此行是来宣传她的新书《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8月第1版），这本书七年前曾以《死亡与童女之舞》的书名在台湾发行，《生命的不可思议》是《死亡与童女之舞》的修订版。

和七年前在台湾的遭遇一样，媒体的兴趣在于她和李敖的情事，辛勤搜刮往日的艳屑。但这本书的真正主题是作者半生的求道记录，一个女人为身、心、灵的自在所作的广大探寻。

佛经里有五十三参的故事：善财童子虽然佛缘深厚，但在修学圆满即身成佛前仍然需要文殊菩萨的指引，不辞劳苦地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学习各种法门，参问诸多善知识，最后见到普贤菩萨圆满证果。胡因梦用“五十三参”来比喻她的寻道之旅。她的经验和“五十三参，参参见佛”的善财童子真有很多的相似。她自小就很有宿慧和佛缘，受过很多仁波切和大师的指点，一经灌顶便内气涌动，她很早就能为别人发功，可是她始终没有完全皈依佛门；她从来不喜欢小说和文艺散文，爱好思辨和玄理，曾经涉猎过大量心理学、哲学、玄学、佛学的读物，可是她一直难以放心，一直难明“身、心、灵”的究竟。她在遍访名师参问诸法的旅途中，很偶然地邂逅了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她自觉一下子被点明，“如同世上无数受到他话语感召的人一样，我知道五十三参的旅程已经到了尽头。我找到了”！克里希那穆提就是胡因梦的普贤菩萨。

克老师是印度大名鼎鼎的心灵导师，他在理念上感召胡因梦，他解答了胡因梦的基本疑惑。我瞎猜，克里希那穆提的最大意义，是他的通达和透彻，让胡因梦拼成了完整的身心地图。

胡因梦说：“我的幸与不幸都在于我很早就性解放了。”她对两性之间的性与爱有着瘾品般的迷恋，“两性之爱是人类唯一的第一手经验，也是人能达到至乐最快速的途径，所以它容易使人上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