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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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炒股交易，无需涉及外国司法权问题。

莱屋银行的官员们不愿改变他们的既定方针，要继续按这个故事演下去，但他们也很担心。证交会的执法行动宣传出去对莱屋银行将很不利，它会损害该银行在美国建立业务基地的努力。莱屋银行需要与证交会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莱屋银行坚决拒绝透露客户的身份或客户个人账户上的交易记录，因为泄露这些信息会违反该银行悠久的保密传统。另外，巴哈马银行法对银行向外泄露客户信息也是禁止的。

皮特和劳克回到华盛顿后，与证交会取得联系，开始为梅耶尔出庭做基础工作。最后，皮特与证交会的王、索南瑟尔和该专案组的其他律师见了面。

证交会的律师们急于听取对这些交易的解释。皮特把莱屋银行方面的解释重复了一遍，说这些投资决定都是梅耶尔代表他所管理的各个银行账户做出的；这些交易不是银行客户所为，因此不可能存在证交会所怀疑的内幕交易。皮特提出，为支持莱屋银行的观点，他可以出示删去客户名字的银行文件，梅耶尔也会作证。皮特提出的惟一要求是证交会多给点时间让他收集资料。证交会的律师们不能去除心中的怀疑，但他们勉强同意了皮特的要求。

皮特自己还没有看到莱屋银行提供的可支持他们观点的文件。如果看不到这些材料，他不会在梅耶尔的作证协议上签字。皮特还认识到，如果该银行的官员们在撒谎，这可能是他们改正的最后机会。不过，由于皮特已经按照银行的解释向证交会做过陈述，银行方面即使现在想改正也可能已经太晚了。

莱屋银行的普莱茨切尔在犹豫不决。他涉入利文的内幕交易不像梅耶尔那样深。不像梅耶尔，他不是利文的“老三”。他的交易量也非常小，交易所得一共不过4．6万美元。莱屋银行收到证交会的那份书面请求后，普莱茨切尔要求利文停止了交易。现在利文又缠着普莱茨切尔要求恢复。“我可以很容易地赚它百分之百。”利文抱怨说，“我讨厌干坐着挣银行利息。”利文还辩称，交易这样突然中止会显得可疑；既然说梅耶尔是一个交易高手，他就应该继续有成果出现。但是，无论利文怎样软磨硬抗，普莱茨切尔就是不同意他恢复交易。利文给他们带来的麻烦已够大的了。

　　　　一次，利文带着一个购物袋来了，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所做的有关那些可疑股票的研究报告和其他资料。接着，他帮梅耶尔熟悉这些材料，为他们编排的故事虚构证据，制造假象。利文还要求审查他在莱屋银行的账户资料。当他打开他的第一个“戴蒙德”交易账户时，惊恐地看到上面有他护照上的照片复印件和他填写的签名卡，还看到许多签着他名字的取款条。他向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命令道：“把这些东西都销毁。”

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利文的护照复印件和原始账户签名卡都放到碎纸机里销毁了。他们显然不知道，根据美国法律，这种行为会构成妨碍司法罪。他们认为，反正这些东西都已作废了，因为利文的这个账户后来转走了，转到了他注册的巴拿马戴蒙德股份公司账户上。但是，普莱茨切尔没有把利文的取款条销毁，而是偷偷留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保护银行的利益是有用的，万一利文耍赖，声称没有从银行取过钱，这些取款条可以作为凭证。

最后，还剩下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银行账户上有破绽。如果像宣称的那样所有的投资决定都是梅耶尔代表他所管理的银行账户做出的，那么这些交易应该出现在许多顾客账户上。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所有这些可疑交易只在一个账户上有，即戴蒙德股份公司账户。即使把这个账户上的名字删去，银行方面的托辞也会失去可信性，而且疑点会被统一集中到这个单一账户及其主人上。利文深信莱屋银行不用向证交会出示交易账户信息，但现在银行雇用的律师皮特和劳克却在要求银行提供可支持梅耶尔说辞的个人账户记录。利文和梅耶尔敦促普莱茨切尔更改电脑记录，伪造十个虚假账户，里面要显示出交易的股票与利文的相同。梅耶尔向利文保证说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然而，普莱茨切尔又是踌躇不前。最近，莱屋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汉斯·克诺普弗里来巴哈马分行视察，与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谈论了证交会的这次调查。梅耶尔告诉这位高级负责人，他现在别无选择，看来不得不在证交会面前撒谎。

克诺普弗里听了梅耶尔的话吃惊不小，他说：“梅耶尔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向政府当局撒谎。现在形势很危急，我要求你做对银行最有利的事。但是，不要去撒谎。”

当真正去伪造账户时，普莱茨切尔却下不了决心，不过他在电脑记录上做了一处更改。应梅耶尔的坚决要求，他从梅耶尔的账户上删去了一项记录。那是一项5000美元的电汇，从梅耶尔在莱屋银行的账户汇往纽约州德里的特拉华国民银行。德里是位于凯茨基尔山脉的一座小山城。

皮特和同事们也在马不停蹄地忙碌。他们飞往拿骚去查看支持梅耶尔辩解的账户记录。他们希望看到四十到五十份这种记录，里面都显示出证交会要求调查的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皮特一行抵达拿骚后，入住凯布尔海滩饭店。

午饭后，梅耶尔来了，带着几本大活页簿。皮特等人急切地把这些活页簿打开，却发现里面只有几页，而且大多是梅耶尔的旅游和娱乐收据。皮特不禁愣住了。他生气地告诉梅耶尔这些不是交易记录，他们大老远跑来巴哈马不是要看这些东西的。梅耶尔看着很不自在，答应第二天上午把交易记录拿来。

次日上午，梅耶尔带来了25份莱屋银行的账户交易记录，但里面没有一份涉及那28只可疑股票，没有一份可以支持他的辩解。皮特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现在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我们拿错了材料，”他对梅耶尔说，然后故意停顿一下以示强调，“要么我们讲错了故事。”梅耶尔一言不发，第一次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

大家都僵在了那里。突然，梅耶尔从座位上跳起来，拿起电话打给普莱茨切尔。因为梅耶尔说的是瑞士德语，皮特等人都听不懂。看来很清楚，普莱茨切尔挨了一顿臭骂。梅耶尔放下电话，说让律师们等一下，就走了出去。然而，寻找新材料的努力没有结果。后来，考尔森替梅耶尔与皮特等人谈，仍然毫无突破。

皮特等人只好飞回美国。他们对自己的客户更加怀疑了。越来越清楚的是，有一个人在收购案公开宣布前买进了这28只股票。若果真如此，这就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他们的怀疑在下星期一得到了最后确认。这一天，皮特和劳克又去了一趟巴哈马，会见从苏黎士赶来的莱屋银行总法律顾问汉斯·彼得·希德。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最后向希德讲述了实情，希德要求悬崖勒马，以免欲盖弥彰，更加被动。

“根据我的理解，有一个账户做了所有这些交易。”希德对皮特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皮特和劳克严肃考虑想退出这个案子，因为他们被误导得太深了，甚至在莱屋银行的误导下向证交会做了那场尴尬的解释。他们感到自己的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

最后皮特和劳克表示，如果莱屋银行答应停止那个账户上的所有交易，他们同意把这个案子继续接下去。他们不能容忍这种可能的犯罪活动仍在该银行继续。他们还要求，银行方面要在不过分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冻结该账户的资产。另外，银行方面还必须彻底、坦率地向他们提供有关该账户的一切情况。对于这些要求，尽管梅耶尔显然很不自在，但莱屋银行的官员们都同意了，只是附加一个条件，即不泄露该账户主人的身份，只以“Ｘ先生”指代。

然而，皮特认为，莱屋银行最好的出路是用Ｘ先生的身份换取对该银行及其有关人员的豁免。而这种协议是否能吸引证交会，几乎完全取决于银行是否愿意向他们提供Ｘ先生的身份。希德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透露一些情况：Ｘ先生是一个投资业务员，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现在，皮特意识到这起案件要钓出大鱼。

几天后，梅耶尔和妻子请皮特在莱福德凯俱乐部吃饭。这是一个高级俱乐部，梅耶尔是这里的会员。在路上，梅耶尔极力讨好皮特，解释说编排故事蒙骗证交会的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可不想让你认为我这人很坏。”梅耶尔说。

皮特禁不住想利用梅耶尔愿意和解的心态套问Ｘ先生的身份。“我们早晚要知道Ｘ先生的名字的，”他说，“为什么不现在就告诉我们？”

“你知道那个公司，是吧？”梅耶尔说。

“对，德莱克赛尔。”皮特回答。

“你在德莱克赛尔认识什么人吗？”梅耶尔问，“你在那里都认识谁？”

皮特突然想起，一个多月前的10月中旬，他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两个人一起吃过一次饭。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一直很愿意与德莱克赛尔合作，特别是做收购领域的业务。为了从德莱克赛尔拉更多的业务，皮特的合伙人亚瑟·弗莱斯切尔邀请该公司的大卫·凯吃饭，并让皮特作陪。吃饭地点是卢特西（Ｌｕｔèｃｅ）餐馆，这是一家最高档的法国餐馆之一。凯带着他喜欢的丹尼斯·利文一起来了。皮特对这顿饭的情况回忆不起很多，只记得那是一次典型的为培养客户而安排的公关宴请，席上点了许多昂贵菜肴和名酒，大家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彼此关系似乎加深了许多。利文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就这样，利文和凯成为皮特惟一认识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投资业务员。

“大卫·凯？”皮特试着说。梅耶尔摇了摇头。

“丹尼斯·利文？”皮特问，刚说完就马上从梅耶尔的表情上得知这个名字说对了。

“就是他。”梅耶尔说。

自从利文到凯比斯坎给威尔基斯说了证交会的这次调查，威尔基斯就急得彻夜难眠。他还动不动就向妻子和女儿发脾气，也不解释出了什么事。一天晚上，他竟掩面而泣，唏嘘不已。但是，他接着振作起来，告诉自己说：“我不能自私，我要帮助丹尼斯渡过这一劫。”

利文经常给他打电话，有时一晚上就打十来次。“不要难过。”利文总是说，“这是例行公事，我们不会有事的。”几天后，当利文被证交会邀请参加一个收购研讨会时，威尔基斯感到放心了。

那次研讨会几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内幕交易的话题，收购事务律师马丁·利普顿带头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证交会有必要对近两年一些名声不好的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进行仔细检查。”他说，“只有证交会有权调查幕后真相。我认为可查的交易有很多……这些方面应该非常详细地审查。”

利文煞有介事地表示认同，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不应该把对那种现象的分析局限在公司的活动上。”他甚至建议证交会调查纳比斯科商标公司和通用食品公司收购案中的股票交易。其实，在这两起收购案期间，他自己都进行过大量的内幕交易。

参加完这次研讨会后，利文沾沾自喜地对威尔基斯说：“我们什么都不用怕。证交会对我很厚爱。”会后，他还收到了证交会发的感谢信，上面有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的签名。他骄傲地把这封信拿给很多同事炫耀，也给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看过。他对威尔基斯说：“如果我有问题他们会这样礼遇我？”

加里·林奇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子望出去，外面是一排排低矮的屋顶。再有一个星期就该过圣诞节了，但家里过节用品的采买他连想都还没有想。他意识到，对莱屋银行的调查可能要出现重要情况。上星期快结束时，林奇接到哈维·皮特打来的一个不寻常的电话，电话里皮特坚持要求与林奇本人见面。林奇知道皮特曾是证交会的资深人员，担任过该机构的总法律顾问，自己就在他手下工作过。他非常清楚，皮特如此坚持与他见面，一定是有重要情况要向他透露。

12月17日上午10点，皮特、劳克和其他几个同事来到林奇的办公室。林奇邀请斯特克、王、索南瑟尔和保罗·菲斯切尔等专案组成员一起会见。林奇与皮特等人热情握手，然后大家围住会议桌坐下。

“你要说什么？”林奇随意地开始。

皮特打开一个活页夹，开始照着准备的要点讲起来。他简要回顾了他代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进行谈判的情况，然后说出了举座震惊的话。

“我不能信守上次给你们做的事实陈述。”他说。

菲斯切尔简直要蹦起来：“什么？我们搭进了许多时间。你做了具体陈述……”

皮特让菲斯切尔说完，然后策略性地讲出了自己要说的话。皮特用假设法，建议林奇等人“假定”那些可疑股票的交易决定不是像他上次说的那样是由梅耶尔做出的，而是由莱屋银行一个客户做出的，而且这个客户是华尔街上一个有身份的人物。皮特知道这样说会激起证交会人员的好奇心。他接着问道，如果情况是这样，证交会是否同意只起诉莱屋银行的这个客户，而不检控该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而且，即使该银行有些人员搭车做了这个客户的交易，还可能按照该客户的指使销毁了有关证据，证交会是否也同意不检控他们？皮特说，如果证交会同意这样，莱屋银行愿意争取巴哈马当局的批准，披露这个客户的身份。劳克补充道，这项协议的执行还必须视司法部的态度而定，即只有司法部也表明类似的态度，同意不以任何刑事律条起诉莱屋银行或其工作人员，这项协议才可以执行。

林奇让皮特一行到办公室外面暂避，他和证交会的同事们商量一下。一开始，林奇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证交会不愿在瑞士和巴哈马保密法问题上陷入漫长诉讼，这方面他们是有教训的，以前其他案件上的类似努力都变成了纠缠不清的案中案。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皮特提出的协议。他们意识到，那个有身份的客户一定是一个投资业务员或律师，是这场内幕交易活动的中心人物。这可能是一起大家一直在盼望的要案，是股市大清洗的开始。

　　　　不到半小时，皮特、劳克等人被请了回来。林奇说他认为可以制定出一个更满意的协议，并解释说把梅耶尔包括在豁免对象中有些问题。但是，皮特坚决要求莱屋银行的所有人员都得到保护。林奇让步了。

皮特认为这次会谈很成功。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把莱屋银行拖入了很危险的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利文要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销毁证据反而使莱屋银行和他自己失去了保护能力。如果没有在妨碍司法方面受美国起诉的危险，莱屋银行尽可简单地承认有一位客户发起了这些交易，然后利用巴哈马银行保密法为这位客户的身份保密。莱屋银行这样做横竖都没有错，而美国证交会为要求莱屋银行披露这位客户的名字，至少得花费数年在巴哈马法庭上来回折腾。但是，由于莱屋银行销毁了证据，容易受到妨碍司法的指控，这种选择不再可行了。

当皮特和劳克等人把文件装进包里准备离开时，王和菲斯切尔禁不住向皮特催问莱屋银行的那个客户是谁，他们急得憋不住了。但皮特不准备这么早就把王牌亮出来。

“别着急，你们会钓到一条大鱼。”皮特向他们保证。

斯特克突然大声说：“你们问那个家伙是谁？不用说，他肯定是条巨鲸——莫比·迪克。”

曼哈顿圣安德鲁斯广场面积不大，隐藏在高耸的市政大楼和联邦法院后面。联邦法院位于福利广场上。当纽约的律师们说起圣安德鲁斯广场时，他们是指一个司法机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长期以来，这个检察官办事处一直被认为是名气最大、声望最好和力量最强的司法部派出机构。它之所以给人以这种印象，部分原因是它的司法权限大（负责曼哈顿、布朗克斯和纽约州南部地区提交的联邦案件），而且距离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近。历史上，绝大部分最复杂的金融案件都是这个检察官办事处办理的，同时，它也办理过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和贩毒案。

以前，经过历代检察官多年的努力，这个检察官办事处树立起了小心谨慎、讲求质量、廉洁正直的声誉。认为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不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对工作人员要求标准高，就是对最年轻的助理检察官也是如此。这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回避宣传报道。1983年鲁道夫·吉尤利安尼被任命为这里的美国检察官时，这个传统仍然存在，但他很快就把它改写了。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Ｅ·杜威在这里任美国检察官时，很有作为，名声显赫。从那以后，这里再没有出现可与他比肩的人，直到吉尤利安尼来此上任。吉尤利安尼来这里以前，已经是一个闻名全国的美国检察官。当时，他在里根政府任助理司法部长，是司法部的第三号人物。他还是里根政府最活跃的发言人之一，经常出现在新闻和访谈节目里，谈论犯罪和执法问题。吉尤利安尼口才流利、精力充沛、锋芒毕露，他一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就急于在这里打下自己的印记。

吉尤利安尼到任时，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状态不佳，亟待重振雄风。他的直接前任小约翰·马丁在任期间，该办事处主要依靠老本过活，不思进取。结果，其谨慎作风丧失殆尽，显赫之名渐成明日黄花。吉尤利安尼刚一接任，立即把该办事处的资源和人力转移到两个确保吸引媒体目光的领域——有组织犯罪和吸毒贩毒，并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新闻发布会成了这里的例行活动。这些做法与吉尤利安尼爱与媒体打交道的特点相吻合。吉尤利安尼甚至还发起了一场打击布朗克斯区地下贩毒活动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没有捉到贩毒分子，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仍然在媒体上大出风头，报纸上还出现了吉尤利安尼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照片。

媒体对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报道几乎一律是积极的，近乎吹捧。吉尤利安尼称，这种报道可以提高办事处的知名度，而办事处的名气对阻遏犯罪有重要作用。其实这一点很难说清楚。无论如何，吉尤利安尼到任后，纽约检察官办事处成功办理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案子，名声更响了。

吉尤利安尼给该办事处带来了一种处世观，其特点是是非、敌友界线分明。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主教、甚至耶稣会的世界观。他似乎把犯罪与罪恶、惩治与自罚、合作与忏悔等同起来。他还具有一种冒险精神。1986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做这项工作不是为了求安全。如果你从不努力追求什么，你就永远不会失败。我宁愿失败。”

办事处的助理检察官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理念和管理制度。许多人对吉尤利安尼的方法感到欢欣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现在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考虑媒体会作何反应。传统派成员指出，该办事处现在有一种新的“莽撞”精神。这个词有点贬义，暗指一种先斩后奏、鲁莽行事的倾向。

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下属的反欺诈处就反映出该办事处所发生的变化。反欺诈处主任是彼得·罗马托斯基，负责过威南斯内幕交易案的调查，但他已经宣布辞职，接任者是查尔斯·卡伯里。

卡伯里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人缘很好，每个人都喜欢他。他身材肥胖、外表粗犷、说话坦率，而且聪明、幽默、自谦。他的低调作风和无懈可击的正直品质博得传统派成员的好感。像吉尤利安尼一样，他也追随天主教处世观，而且他在罪与罚方面的观点也与吉尤利安尼的一致。卡伯里在纽约长大，从科尔盖特大学退过学，后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并在福特汉姆法学院主持过法律评论。他第一次申请美国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没有被录用，之后在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接着进行第二次申请，这次获得成功。

当卡伯里在梅耶尔被传讯后第一次与林奇谈起莱屋银行调查一事时，对此案不是那么有兴趣。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吉尤利安尼对内幕交易案不是很重视，没有把这类案件列为优先处理对象。由于资源和人力都被转移到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检控上，反欺诈处的规模实际上缩小了。总体来说，卡伯里对本办事处在内幕交易案上取得的成果感到失望。在一起涉及摩根·斯坦利公司一名投资业务员的案子中，上诉法院做出判决称，如果投资业务员或其他受托人向他人泄露机密信息，而信息获得者据此实际做了交易，那么该投资业务员或受托人就犯了内幕交易罪。在卡伯里看来，这个案子的成果算是大的了，办事处受理的大多数内幕交易案涉及的都是“不入流”的雇员，主要是层次很低的印刷工和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里的秘书。卡伯里精通证券法律，熟谙股市情况，在这方面该办事处无出其右者。他深知证券市场上内幕交易很猖獗，但他认为这方面的执法最好由证交会去实施。

然而，随着莱屋银行调查案的发展，卡伯里对此案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这看来是一起预谋性很强的违犯机密规定的内幕交易案，对市场公正构成了严重威胁。皮特和同事们与证交会会谈后几个星期，来到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讨论莱屋银行调查案中涉及的刑事问题。罗马托斯基、卡伯里、证交会的律师以及皮特等人一起坐在罗马托斯基的办公室，展开了认真的研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张旧式栎木办公桌非常显眼，多年来它从一任主任传给下一任主任，不久就由罗马托斯基传给了卡伯里。）反欺诈处的检察官们先听取皮特和证交会律师的介绍，然后互相进行讨论。

检察官们觉得，在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一事上问题不是很大，而这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当然，他们这样做可能招来批评，但他们知道，没有莱屋银行的合作，获取那个关键客户的身份会极为困难，即使有幸最后获取了，也可能得花费数年时间。他们很少能有机会这么快就可以进入一场内幕交易活动的核心。根据皮特讲述的情况，他们确信，检控这个客户要比检控莱屋银行重要得多。吉尤利安尼同意他们商谈给予莱屋银行豁免事宜，华盛顿司法部官员也表示同意。于是，卡伯里让皮特和林奇继续进行豁免协议的谈判。

这项豁免协议的谈判进行了几个月。证交会坚持增加一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最后莱屋银行提供该客户身份未果，则该协议无效。皮特不同意，辩称莱屋银行只应进行“诚信”努力，如果受制于巴哈马当局的禁令而不能泄露该客户身份，则不应失去豁免。证交会坚持立场，最后皮特只好让步。

接着，要对戴蒙德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检查和分析，而皮特需要先确认Ｘ先生的身份。虽然他已经知道Ｘ先生的名字叫丹尼斯·利文，但他不能肯定这个人与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工作的投资业务员丹尼斯·利文是同一个人。按照劳克的建议，皮特安排助手们广泛查找有助于确认该客户身份的背景资料或照片，但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皮特不想为此事与德莱克赛尔联系，担心引起该公司对这项调查的注意。最后，皮特的助手找到了一本原莱曼兄弟银行的年鉴，上面有一张利文的照片。皮特让助手们把这张照片混在其他人的照片中，然后他拿着这些照片去莱屋银行，让每个与利文接触过的银行人员辨认。“你能认出戴蒙德先生吗？”他问。结果，毫无例外，他们都指向利文的照片。

证交会也需要从梅耶尔那里获得证言证词，以在深入分析案情时或对Ｘ先生采取禁止令时使用。自从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收到传讯，梅耶尔一直很恐惧，随着调查不断加强，他更是惶恐不安。同时，他还担心因与坎贝尔的关系和他自己的交易而被制裁。因此，他要求调回了瑞士，住在苏黎士一个郊区。皮特催他写一个作证承诺书，他很紧张。

到1986年2月底，梅耶尔还在拖延。皮特很清楚，梅耶尔是觉得瑞士天高皇帝远，呆在那里安全。最后，皮特向梅耶尔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说：“你要么配合要么不配合。无论你配合不配合，这个案子都要进行下去。”他提醒梅耶尔这样做会丧失豁免权。但梅耶尔仍然逃避，后来干脆让他的律师代他与皮特周旋。梅耶尔执意拒绝前往作证。

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对梅耶尔的做法感到惊异。他只需拿出一两天时间作证就可以获得豁免，为什么要放弃？答案似乎存在于梅耶尔要普莱茨切尔删掉的那笔神秘的5000美元电汇。原来，这笔钱是寄给德里城的一个木匠，这个木匠给凯文·巴利的房子做过木工活，这是付给他的工钱。这件事好像显出梅耶尔与ＢＣＭ账户及坎贝尔与巴利的额外交易有联系，而这些事项没有包括在莱屋银行与证交会签订的豁免协议里，而且梅耶尔也从没有向皮特透露过。梅耶尔似乎压根儿就不太信任美国的律师或司法制度。

幸运的是，现在伦敦工作的普莱茨切尔被安排代替梅耶尔作证。林奇最后要求抓紧时间结束谈判。3月19日晚上10点，协议签订。根据协议要求，莱屋银行不久移交交易记录，普莱茨切尔在两周后作证。

卡伯里与证交会的律师王、索南瑟尔和菲斯切尔飞往伦敦，在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驻伦敦办事处与普莱茨切尔见面。普莱茨切尔的作证整整进行了两天，供述非常坦率，梅耶尔如果作证恐怕达不到这个程度。普莱茨切尔详细讲述了“戴蒙德先生”与莱屋银行打交道的前后情况，包括他对保密条件的特别要求、开户的方式、中途账户的转移、在收购宣布前买进股票、多次取款以及要求销毁身份证明材料等。普莱茨切尔受过专职会计训练，记忆力非常好。他在供述中没有披露戴蒙德先生的真实名字，只以Ｘ先生指代，不过他指出这个人是住在纽约的一个投资业务员。证交会得到了所需要的证词，而卡伯里对此案进展速度之快感到惊奇。

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揭开Ｘ先生的面纱了。皮特把注意力转向巴哈马当局的银行保密规定。莱屋银行不能简单地把利文的名字说出来了事，尽管它可能愿意这样做。利文已发出威胁，声称如果莱屋银行披露他的身份，他就起诉。而且，如果莱屋银行这样做，也有被巴哈马当局起诉的危险。

皮特和同事们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