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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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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补庆受戒。
这艘邮轮将驶往哈得逊河，在那里进行四十六英里的隔夜巡游。船就要启航了，加特曼最重要的客人之一布斯基还不见踪影，他误了开船时间。布斯基与加特曼是饭店业主同行，也是同住韦切斯特的邻居。
正在这时，空中传来一阵机械轰鸣声，盖过小乐团的迎宾曲由远而近。客人们在甲板上翘首引颈，只见一架双引擎直升机从远处飞来。它在轮船上方盘旋片刻，然后落在甲板的停机坪上。直升机螺旋桨仍在旋转着，舱门开了，布斯基从里面走下来。他穿着无尾夜礼服，扎着黑色领结。大家笑着鼓起掌来，布斯基脸上闪出一丝笑容。直升机又升了起来，轰鸣着迎着落日的余辉飞走了，留下布斯基在那里喧宾夺主。
接着，布斯基和其他客人一起参加了船上举行的香槟招待会。宴会上一共有六道菜，包括烤羊羔、块菌沙司拌惠灵顿牛肉、考尼什鸡加菰米，都是在船上按照犹太教规做的。餐桌上装饰着马蹄莲和大块冰雕。在大家“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加特曼的三个孩子切开了各自的生日蛋糕。这些蛋糕足有三英尺高，顶上喷着鲜花造型。次日，船上举行了丰富的文艺表演，五十一名哑剧演员、音乐家和流浪艺人分别拿出各自的绝活儿，竞相献艺。从曼哈顿拉库佩（Ｌａ Ｃｏｕｐｅ）高级美容院请来的发型师和化妆师专门为加特曼的妻子琳达和其他女宾们服务。在受戒仪式上，犹太教士亚瑟·施内耶尔称赞贾森的父母：“在一个拥有一切的家庭里，琳达和杰里毫不放松子女教育，经常向孩子们强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
布斯基坐着登船的那架直升机是借穆赫伦的，驾驶员一回去就给穆赫伦打电话。“你怎么也想不到，”他向穆赫伦汇报说，“伊凡让我把他送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穆赫伦很生气，对驾驶员说：“不要再给他做这种事了。”穆赫伦知道，布斯基并不是因为误了上船而应急采用乘直升机登船的方式，其实这次借用他老早就预订好了。布斯基是刻意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富有。
次日是个星期天，穆赫伦往布斯基家里打电话，布斯基拿起话筒。“不要再用我的直升机做这种招摇的事情。”穆赫伦生气地说，“你小子是不是疯了？革命就是这样来的。人都被关进毒气室。”
布斯基只是浅笑。他说：“有件事你得承认，约翰。我要去，就轰轰烈烈地去。”
第二天，即1986年9月17日，布斯基与联邦当局签订认罪求情协议，并配合司法部进行秘密调查。
冰山一角
美林公司合规部副总裁理查德·德鲁被桌上的一封信弄糊涂了。这封信是1985年5月25日从国际部转来的，上面这样写着：
亲爱的先生：
现向您举报，贵公司驻加拉加斯办事处有两个经纪人进行内幕交易。其交易的具体情况我们已成（呈）报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如在呈送证交会的检举信中所题（提）到的，如果我们（的）客户不从他们的支（知）情权中受益，我们想知道谁在监督这些经纪人的交易。如果您对此事进行调查，我们将提供交易者的签名手迹。
信的下方写着美林公司加拉加斯办事处那两个经纪人的名字，马克斯·霍弗和卡洛斯·苏比拉格及其在美林公司的账号，还有一条附言：“弗兰克·格拉纳多斯先生可能想要一份这个材料。”
这封信文字水平非常差，如果赶上哪位合规事务人员手头工作多，很容易把它推到一边而不愿费脑子推敲。在很多公司，合规部人员报酬低，不受高层经理和合伙人重视，被排斥在公司中心业务之外。他们的存在只是维持一副证券业内自我监督的样子，他们对实际的调查工作并不很上心。
然而，美林公司对合规稽核工作比大多数公司都认真。该公司总法律顾问斯蒂芬·哈默曼负责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对客户和业务经理的交易进行严格监察。他在美林公司建起了华尔街上最大的合规事务部，工作人员达七十五名。
德鲁是一名律师，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过十四年交易稽核工作，1981年加入美林公司。他与另一位同事罗伯特·罗曼诺密切合作，一起进行内幕交易的调查。罗曼诺曾在证交会执法处担任过联邦公诉人。
尽管这封信中有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但“内幕交易”一词引起了德鲁的警觉。信中其他情况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从中推断出，写信者母语不是英语，但此人对有关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有合规部，知道经纪人的账号，也知道弗兰克·格拉纳多斯是美林公司拉美区经理。
美林公司的经纪人根据要求都通过公司做交易，所以德鲁可以查到霍弗和苏比拉格的个人账户记录。这两个人确实是美林公司驻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办事处的经纪人，但他们的交易活动并不广泛。然而，他们有四五起交易的股票都是在股价突然急升前购入的，比较可疑。德鲁不指望调查会有多大成果，他把这封举报信和账户纪录递给手下的年轻分析员史蒂文·斯尼德。
德鲁简介情况时，斯尼德扫了一眼那些记录——美林公司现金管理账霍弗分册和苏比拉格分册。“哦，妈的！”斯尼德惊叫一声，打断了德鲁。
“怎么了？”德鲁问。斯尼德指着账户记录上的借方栏给德鲁看，苏比拉格有一个月开过两个支票，数额为4500美元和839．39美元，数目倒没什么稀奇的，收方是一个叫布赖恩·坎贝尔的人。“这个人我认识。”斯尼德说，“他是我们美林公司的一位经纪人。”
这个情况引起了德鲁和斯尼德的兴趣。为什么身在加拉加斯的一个经纪人要给纽约的一个经纪人开支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时，斯尼德会给霍弗和苏比拉格打电话寻求解释，但这样做常常容易出现偏差。因此，德鲁命令把霍弗、苏比拉格和坎贝尔的人事材料以及坎贝尔的账户资料都复印下来。
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在对所有账目进行调查之后，发现问题比一开始想像的要神秘得多。斯尼德记得不错，坎贝尔是美林公司的经纪人，在国际部工作。但他现在已不在这里了，1985年2月去了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苏比拉格在去加拉加斯办事处之前也在国际部工作，他和坎贝尔1982年曾在同一个见习培训小组学习过。
坎贝尔的交易记录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他有几项交易的情况与霍弗和苏比拉格的完全相同，只是在每起交易中他总是早一天行动，表明这些交易的参与都是他引导的。坎贝尔还有其他八起交易有内幕交易嫌疑，不过每起涉及的股票数都不多，只有一二百股。
看来坎贝尔有内幕消息来源，因此德鲁和斯尼德把坎贝尔的客户都找出来，大约共有三十五个，然后对他们的交易记录一一进行审查。当查到坎贝尔的最大客户——莱屋国际银行巴哈马分行时，发现了重要情况，坎贝尔的八起可疑交易出现在该银行的交易账户上。再细查下去，又发现八起可疑交易，其中只有一起是坎贝尔先于莱屋银行做的，这表明他在照搬他的客户的指令。这些交易的数量和收益也不再小打小闹了。莱屋银行的交易量很大，每次上万股。
调查每深入一步，涉及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就大幅增加。由于莱屋银行涉案，情况的严重性更提高了一层。德鲁和斯尼德把他们的调查所得告诉了罗曼诺，罗曼诺也参加进来，并继续展开调查。在把美林公司的内部记录都查完后，罗曼诺给加拉加斯办事处的苏比拉格和霍弗打电话，命令他们回总公司接受讯问。
苏比拉格和霍弗非常害怕，也很合作，交待了他们的问题，使合规部人员的很多推测得到了证实。苏比拉格说，他和坎贝尔是朋友，坎贝尔经常给他打电话，在选购股票方面给他出谋划策。坎贝尔常对他说：“这只股票看着挺好，或许你应该买。”但是，坎贝尔并不是无偿为苏比拉格服务，而是从苏比拉格的交易所得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好处费，以作回报，苏比拉格开给坎贝尔的支票就是这个用途。苏比拉格从坎贝尔那里得到信息后没有自己独享，还告诉给他的弟弟和同事霍弗。
美林公司解雇了苏比拉格和霍弗，不是因为他们进行内幕交易（他们似乎已是内幕信息的最远层，对信息的质量或来源都不清楚），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美林公司禁止秘密买卖股票的规定，而且给坎贝尔回扣也属违规行为。苏比拉格和霍弗不知道写那封匿名信的人是谁，但他们只是这封信的第一批“牺牲者”。
美林公司的合规部人员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他们不能直接与坎贝尔接触，也无权调查莱屋银行，而且该银行对自己客户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曾与史密斯·巴尼和哈里斯·厄帕姆公司的一位律师联系，敦促他对坎贝尔及其在莱屋银行的交易进行调查。然而，这位律师向坎贝尔跑了风，对他说美林公司正在追查他。罗曼诺等人想，坎贝尔交易中所涉及的内幕消息的来源一定是莱屋银行的某个客户。眼看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这些富有价值的线索就要断掉。于是，罗曼诺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主任加里·林奇打电话汇报此事。
在听了罗曼诺的具体情况汇报后，林奇不由叫了一声：“天哪！”
罗曼诺等人向证交会汇报此事已将近一年了。就他们所知，证交会在寻找那个神秘的收购信息来源者方面还没有取得成功。随着兼并收购潮的继续，美林公司合规部的工作更忙了，大家几乎无暇再想起这件事。
当罗曼诺给林奇打电话时，林奇当上证交会执法主任刚刚四个月——非常困难的四个月。他的前任约翰·费德尔斯被《华尔街日报》揭露虐待妻子，于1985年初被迫辞职，执法处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为平息丑闻，证交会主席约翰·沙德马上安排此位置的继任者，加里·林奇成为人选之一。林奇是个律师，35岁，几乎一直在证交会工作，时任助理执法主任。有几个外部人员也成为候选对象。纽约州参议员阿尔芬斯·达马托极力推荐著名律师奥托·奥伯梅耶。两位知名证券业律师杰德·拉考夫和罗伯特·麦考也是候选人。最后，林奇中选，这使执法处人员感到放心，因为林奇是本部门出身，而且其他几位候选人都是里根“自由经济”的拥趸，可能拘泥不干预政策而疏于执法。
林奇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公务员。他从不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同事们眼里，他是一个镇定、沉着和必要时非常果断的人，但有时对人有点冷淡。他的背景与华尔街毫不搭界。
林奇出生于米德尔城附近的一个乡村，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幺。米德尔城是一个小城，位于纽约州北部，邻近宾夕法尼亚州。林奇的父亲经营一个小型运输公司，并做其他小生意。林奇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他先后在锡拉丘兹大学和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先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年，然后进入证交会，从事诉讼和调查工作。后来，他被任命为证交会执法处助理执法主任，参与过福斯特·威南斯和保罗·撒耶尔两起内幕交易案的调查。
随着公司兼并潮的兴起，收购信息的风传不断引起股价巨升，林奇对此深感震惊。显然，内幕机密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市场泄露，极大地损害着根据公开消息交易的投资者的利益。普通投资者正在对市场变得冷淡，失去信心。1985年4月，即林奇履新不久，《商业周刊》刊出一篇封面报道，题为“内幕交易蔓延：证交会在与股市流弊斗争中回天乏力”。这篇文章加深了林奇的忧虑，他感到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已岌岌可危。他发誓加强内幕交易执法工作，增强工作人力，跟踪追击每一条线索。
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林奇可能会对罗曼诺提供的这条线索等闲视之。当他收到那封神秘的加拉加斯投诉信时，并没有很重视，它似乎是一封非常普通的举报经纪人的信。按照一般看法，经纪人不是“内幕知情者”，而且证交会收到对经纪人的投诉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罗曼诺提供的线索中涉及莱屋银行，这一点有些意义。莱屋银行在另外两起证交会最近调查的案件中出现过，其中包括德克斯特龙公司案，不过这两起调查都无果而终。因此，林奇把这封信交给约翰·斯特克。斯特克是林奇的副手，是一个坚定的执法工作人员，他就此组织了一个专案组，成员中包括伦纳德·王，即在德克斯特龙公司案中提审利文的那个律师。
莱屋银行这个案子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涉及的股票种类非常之多，达27种，其中坎贝尔账户中有大约16种。大多数内幕交易案（包括耸人听闻的撒耶尔案）只涉及几种股票，而且通常只有一种。非法内幕交易一般是某公司了解内幕消息者或与其最接近者进行的，而且他们了解的也只是本公司的交易。不过，执法处的人员们知道，仅仅这些单个公司的案件不至于造成内幕交易在华尔街上如此蔓延。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到像莱屋银行案中所涉及的这样多的机密，对这类信息私下知情的一般只有律师或投资业务员。长久以来，执法人员一直怀疑存在一个由经常接触机密内幕信息的专业人员所组成的网络。或许，这起案子最后会使他们打入这个网络的核心。
林奇、斯特克和同事们研究认为，莱屋银行这个案子有许多线索值得追查，特上报证交会要求立案，获得批准。1985年7月2日，这起案子的调查正式开始，案件编号为ＨＯ－1743。专案组的律师们利用证交会的传讯权，着手寻找证据。
王律师负责传讯布赖恩·坎贝尔，并收集到了他的交易记录和电话记录。8月的一天，坎贝尔在他的律师陪同下来到华盛顿证交会办公室。坎贝尔金发碧眼，年轻自信。他看着有点紧张，不过在这种环境下这种现象并不反常。发过誓后，他接受了三整天的提讯。
王律师从坎贝尔的电话记录中看出，他几乎每天与莱屋银行一个名叫伯纳德·梅耶尔的业务员联系。该银行是坎贝尔的最大客户，他们的这种频繁联系并不奇怪。坎贝尔从美林公司去史密斯·巴尼公司后，把与莱屋银行的业务也带了过去。
“你有没有想过梅耶尔先生了解内幕消息？”王律师问。
“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没有想过。”坎贝尔回答，并称他甚至从没有往内幕消息这方面“怀疑”过，也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王律师讯问坎贝尔恰巧在收购案宣布前购买目标公司股票的次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坎贝尔虽然承认他的交易与莱屋银行的表现出一致，但坚称他购买股票的决定都是在自己对有关公司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与内幕消息无关。坎贝尔说他告诉梅耶尔有些交易他是照着莱屋银行的做的，但补充道他对梅耶尔说得很“含糊”，没有具体向他说出是哪些股票。
然后，王律师问坎贝尔账户记录中1万美元的支票存款问题。这笔支票存款很神秘，该支票是从梅耶尔在纽约的摩根抵押信托公司账户中提取的。坎贝尔称，这笔钱是他向梅耶尔借来的“贷款”，要用它投资一项房地产业务。
“你与梅耶尔先生还有其他业务往来吗？”王律师问。
“没有。”坎贝尔说。
接着，王律师提问坎贝尔关于另一个客户账户的问题，该客户账户的开户名是“ＢＣＭ资金管理”，它交易的股票与坎贝尔和莱屋银行的相同。坎贝尔看起来越来越不安。他说ＢＣＭ资金管理是他一个朋友开的公司，那个人叫凯文·巴利，是个律师。坎贝尔承认他向巴利推荐了莱屋银行交易的股票，但坚称他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内幕消息问题。对坎贝尔的提讯结束了。
王律师的直觉告诉他坎贝尔是在撒谎。审查了坎贝尔的证词后，林奇也有同感。坎贝尔与梅耶尔的联系非常频繁，鉴于收购案的模式，他至少能怀疑到梅耶尔了解内幕消息。而且，坎贝尔与梅耶尔的关系比他供述的要密切和复杂得多。另外，他在“ＢＣＭ资金管理”账户一事上也没有完全讲实话。ＢＣＭ显然是由巴利、坎贝尔和梅耶尔这 三个姓氏的英语单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看来他们三人在通过该账户照着莱屋银行的交易做。
专案组人员怀疑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内幕交易案，然而，由于该案涉及的股票种数多，只追查坎贝尔和巴利不会使调查人员进入这起内幕交易的“上游”。调查的目的是要找到内幕交易的源头，为此调查人员必须向莱屋银行开刀。瑞士银行的保密传统已有好几个世纪，从它这里寻求突破难度很大。调查人员决定以简单方式开始，先以友好、低调的形式给梅耶尔在拿骚的办公室打个电话。
梅耶尔接到调查人员的电话很吃惊，尽管他已经知道证交会对莱屋银行的股票交易情况感兴趣，因为坎贝尔已经把证交会传讯的事都告诉他了。当时梅耶尔一从坎贝尔处得知这个情况，就马上告诉了丹尼斯·利文，因为利文是最先发起这种交易的顾客。梅耶尔着急地对利文说，证交会正在调查坎贝尔。利文不感到担心，说这种调查是例行公事，不会有什么结果。而现在，证交会找到了梅耶尔的头上，询问他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而这些股票都是利文让他交易的。梅耶尔采取拖字诀以争取时间，声称证交会要了解情况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并表示他要先向顾问请教才能做答。
梅耶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意识到，尽管利文一再警告他注意，但他通过坎贝尔进行的交易太多了，而且他自己的账户中还有相同模式的交易，坎贝尔和ＢＣＭ账户中也是如此。难怪引起了证交会的怀疑。
梅耶尔赶紧去找同事布鲁诺·普莱茨切尔，但普莱茨切尔对如何对付证交会也是一筹莫展。于是他们决定向利文问计，但他们不能自己给“戴蒙德先生”打电话。几天后利文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已经收到了证交会发来的要求了解28只股票情况的书面申请。他们向利文讲述了现在的情况，并坚持要他来拿骚开会商议。利文同意了。
利文在前往莱屋银行的途中，在凯比斯坎停留了一下，去找威尔基斯。威尔基斯在凯比斯坎租了一套房子，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住，平时还经常从纽约来这里度周末。现在，他正在这里等着过劳工节大周末。
利文向威尔基斯简单介绍了有关情况。他对威尔基斯说，梅耶尔第一次把证交会提讯坎贝尔的事告诉他之后，他就向布斯基寻求建议。布斯基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哈维·皮特的律师，并对利文说：“他给我办过很多这种案子，都通过了。”皮特以前在证交会担任总法律顾问，现在弗赖德、弗兰克、哈里斯、施里弗和雅克布森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当执业律师。
“所以你准备聘请皮特？”威尔基斯问。
“不，别傻了！”利文回答，“我是准备让莱屋银行聘他。我们要快点把这事结束。我可折腾不起。”
威尔基斯感到不放心，担心皮特会为了莱屋银行的利益而不顾利文的利益。利文怎么知道皮特会听他的话？
“这个律师可能合适。”威尔基斯对利文说，“我对他不了解。”
接着，利文告诉威尔斯基一个更坏的消息：证交会已经向莱屋银行发去书面申请，要求了解28只股票的交易情况，这些股票利文的戴蒙德账户里都有。“他们要查我的记录！”利文叫道，“我该怎么办？”
威尔基斯吓坏了，但他仍然安静地听利文宣讲他的策略：“要莱屋银行保持信心”、“与他们密切合作”。利文称梅耶尔为“老三”，说要反复演练这位神经紧张的“老三”，直到他看上去是一个令人信服的选股能手。利文还准备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所做的有关这些公司的研究报告找出来，以参考使用。这样说着说着，利文好像恢复了信心。他轻松愉快地走了。
1985年劳工节周末，利文到了拿骚。他显出一副泰然自若、信心十足的样子，很快就稳住了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他一个劲儿地贬低证交会，称他们都是“无能之辈”。他向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保证说：“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接着，利文抖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他让梅耶尔冒充这些交易的始发者。他解释说：“你到证交会，对他们说这些股票都是你代表你管理的账户交易的。这些股票是你自己决定购买的，并在你管理的账户中进行分配。证交会不能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
利文承认，鉴于梅耶尔的背景和有限的股票经验，说他能非常熟练地经常在收购案公开宣布前准确识别收购目标公司，证交会的律师可能不会相信。但利文说，梅耶尔要坚称情况就是如此，并证明自己是根据个人研究发现这些公司是可能的收购目标的。利文对梅耶尔说会给他提供合适的研究资料，让他参考。利文表示，关键是要阻止证交会怀疑莱屋银行有某位客户是这些交易的内幕信息的实际来源。梅耶尔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内幕消息的知情者。
利文还建议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聘请一个好律师与证交会周旋，并向他们推荐皮特。当利文要离开时，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在利文走前，他们三人找到莱屋银行巴哈马分行总经理让·皮埃尔·弗雷赛，向他汇报了这项蒙蔽证交会的计划，弗雷赛同意道：“看来只有这样做了。”
在纽约韦斯特伯里饭店马球厅，哈维·皮特倚着一个靠墙的软长椅坐下来。皮特今年40岁，大腹便便，留着胡子，衣冠有点不整，与坐在他对面的弗雷赛形成强烈反差。弗雷赛身材细高，干净利落。他是专门从拿骚飞来纽约与皮特面谈的，现下榻在这个饭店。
在利文、梅耶尔和普莱茨切尔向弗雷赛汇报完对付证交会的计划并建议聘请皮特作辩护律师之后，弗雷赛就马上给皮特打了个电话。这是他们第一次联系，约了这次见面。
“你怎么会想到找我？”皮特问弗雷赛。
“您闻名遐迩，”弗雷赛回答，“我们听说过您的大名。”弗雷赛彬彬有礼地微笑着，没有多做解释，显然他不会说出是怎样知道皮特的。
“哦，瑞士人。”皮特自己想起来了。
弗雷赛提纲挈领地向皮特介绍了莱屋银行与证交会发生联系的历史，然后两人大体上谈了一下证交会的调查。弗雷赛显得很放松，接着提到因为他要回瑞士，皮特不久可以直接与梅耶尔联系。
“他是个了不起的证券投资经理。”弗雷赛谈起梅耶尔时说，把与利文一起策划的封面故事搬了出来，“他非常机敏，为我行客户的投资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弗雷赛提到证交会要调查的股票的种数时，皮特感到很担心，因为他所熟悉的大多数证交会的调查都只有一种股票。皮特觉得他应该去拿骚莱屋银行一趟，但弗雷赛说梅耶尔过几天就会来纽约，届时会与皮特见面。
9月18日，皮特在位于曼哈顿南部的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第一次与梅耶尔见了面。梅耶尔衣冠楚楚，长得很精神，而且看上去沉着、老练，富有自信。他的妻子是个漂亮迷人的女人，比他高，也比他年轻。
梅耶尔根据利文的指导，详细表白他的选股技能和在为莱屋银行客户管理交易账户方面取得的成绩。他坚称他购买这些股票都是有“根据”的，并说他有研究作为支持。会见到下午3点左右结束，梅耶尔夫妇返回了他们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的房间。
同日，负责这起案子的另一位证交会律师彼得·索南瑟尔走进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装饰得像洞穴似的大厅，匆匆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饭店前台。
“请问伯纳德·梅耶尔的房间号是多少？”索南瑟尔彬彬有礼地问。
“我们不提供这种消息。”前台职员回答。
“可我是政府公干。”索南瑟尔问。
这个职员仍然拒绝回答。于是索南瑟尔拿出纸和笔，匆匆开出一张临时传票，要求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提供梅耶尔的房号，然后递给那个职员。吃惊的职员拿着这张纸去找负责人，饭店马上顺从了。梅耶尔住在饭店贵宾楼，房号2341。
索南瑟尔乘电梯上楼，快速来到梅耶尔的房间，接着敲门。梅耶尔这会儿刚回来，他毫无怀疑地打开门，看到索南瑟尔这个陌生人，感到诧异。索南瑟尔递给他一份美国政府公函，里面是两张传票，分别要求提供莱屋银行的记录和梅耶尔个人的交易纪录。
梅耶尔惊呆了，一方面吃惊于收到这两张传票，另一方面是没有想到证交会知道他在纽约。（证交会事前知会美国海关部门注意梅耶尔的行踪。梅耶尔进入美国后，海关就通报了证交会，并说他住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下午5点半左右，惊慌失措的梅耶尔给皮特打电话。他的沉着老练的外表被击碎了。皮特现在也很惊愕。证交会通常不这样行事，看来它在玩硬的。
皮特尽力安慰梅耶尔，让他不要过于紧张，但无济于事。以后三天，惊恐万状的梅耶尔一直呆在宾馆房间里，一步没有离开。
接到梅耶尔惶恐的电话后，皮特一刻也没有闲着。四天后，他飞往巴哈马，本事务所一个名叫迈克尔·劳克的同事与他同行。前几天，弗赖德、弗兰克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小组匆忙对引起证交会怀疑的交易和股票进行分析，列出涉案人员名单，寻找共同特性，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皮特一度怀疑可能存在一个信息圈，但他摒除了这种想法，因为它似乎太离谱了。没有明显的信息源头使梅耶尔的故事增加了几分可信性，虽然股票的种数和买进时间的神奇预见性仍然显出可疑。
皮特和劳克与梅耶尔、普莱茨切尔和理查德·考尔森一起开碰头会。考尔森是个美国移民，以前在克拉瓦丝、斯韦恩和穆尔律师事务所当过律师，现在是莱屋银行的法律顾问。虽然考尔森说话比较多，但好像梅耶尔是负责者。
皮特对梅耶尔的故事很怀疑，但他不愿直接提出这个疑问。他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给梅耶尔说明向自己雇用的律师撒谎的危害性。“你可能不敢说实话。”皮特温和地说，“但我们是非常优秀的律师，只有你把真相告诉我们，我们才可能真正帮助你。”
考尔森打断了皮特，他坚持道：“这些交易是伯尼做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向证交会解释，结果应该就是如此。” 莱屋银行提出让梅耶尔等人发誓作证，向证交会证实这件事就是一起精明的炒股交易，无需涉及外国司法权问题。
莱屋银行的官员们不愿改变他们的既定方针，要继续按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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