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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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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并说服他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这一直是女人的本份。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对法律的毕恭毕敬，很值得效仿，因而当权者准许基督教传教士任意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适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一如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群众的宽容精神逊于统治者。他们贫穷僚倒，即使良知准许它们为积累财富而妥协让步，他们也不可能感到快慰和富足。
古罗马的最下层人由于数世纪以来沉缅于恣意豪饮和打架决斗，都毫无例外服从于上述规律。起先他们从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取得粗俗的快乐，那些男女全神贯注地倾听讲述关于耶稣象普通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这些男男女女把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看做是自己的责任。
但罗马传教士却不能对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持超然的态度。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某些特定时节的隆重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而这些钱又装进了教堂头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旧的圣地，奔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为减少。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竭尽诽谤之能事，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指责他们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阶层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一伙骗子，就象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和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年复一年地挥霍着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过着脑满肠肥的奢侈生活。假如基督教是与他们竞争的组织，为了自己提供的上天启示定价收费，那么巫师、看手相的人和巫术师帮会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预言的行当让别人干一点也未尝不可。然而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竟拒绝收报酬，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住，而且分文不取。他们做的大过份了，如果没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这是做不到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是从帝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成千上万丧失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左右大多数人行为的玄奥法则，而对于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却很反感，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杆酒、偶尔还替别人会钞的好心人的确是佳邻善友：但是自命清高、不愿意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游街而不欢呼的入，却被视为逆子，视为公众的敌人。
公元六四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居住地，它成为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进攻的口实。
开始时，有人谣传说，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放火，除掉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计划重建城市。然而大家知道得更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把邪恶的世界烧为灰烬。
这种说法一开始就很快引起反响。一个老归人听到了基督徒与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拐骗小孩，割断喉咙，把血涂在希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卑鄙勾当，但这是因为基督徒大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的缘故。这次他们被当场抓住了，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自不必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的大发泄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凛然态度是对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异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了他的位置。尼禄他在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于公元六八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又依然如初了。
这时的罗马当政者有了一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很难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趋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中转站，新信仰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还记得吧，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只有一次离开过故土很短时间，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话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使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区别。
耶稣实际上力图做到的是下面这些：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也曾经大声疾呼过，并有效地作了斗争。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入。假如当时有人提到这样的事，他还会认为荒唐可笑。但是，就象在他前后的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不能再调和的境地。他的过早死亡反而救了他，使他兔遭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者的命运，那些人本来也只想在“内部”做一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以致于茫然不知所措了。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形成）仅仅是某个犹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几个支持者，从未跨越叙利亚省一步。
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首先发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他的饱受磨难的经历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教是怎样激烈反对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愿意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深恨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扬灵魂拯救的人。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护照的保护，肯定会被怒火填膺的同乡撕成碎片，重温耶稣的厄运。
不过，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罗，把他带到港口城市，乘船回罗马参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著名审判，还是有必要的。
他死后没过几年，他一生经常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在过去耶和华庙的所在地建起了丘比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爱利亚首都，朱迪亚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一部分。至于当地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逐出家园，在废墟周围方圆数英里内，不准有人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过许多灾难，现在终于化为乌有了。在这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在朱迪亚内地的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人”，正在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未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我们从十五、十六世纪的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怪诞教义，以对门徒保罗的仇恨作为宗旨。到了七世纪左右，我们就没再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人的足迹。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把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是无法使历史倒退的。
罗马把东西南北集于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权，使世界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已臻成熟。基督教既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米思拉斯教以及所有其它参加竞争的教旨肯定要落败。但不幸的是，新信仰没有摈弃自身的一些不良特点，它们很显然是与宗旨背道而驰的。
一叶扁舟曾载着保罗和巴纳巴斯从亚洲来到欧洲，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但是另一个家伙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着神圣高洁的面纱。
但掩盖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专横。
正文 四 上帝的晨光
教会在早期是很简单的组织，人们一旦明白世界的末日并不是迫在眉睫，最后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遇难以后接踵而至，基督教还要在泪谷里挣扎很长时间，使开始感到需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
基督徒最初（由于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里聚会。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摩擦，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空屋子开会，如果找不到能容纳所有虔诚（和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干脆在露天或废石场召集会议。
起先会议都在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会改在死者复活的星期日。
这些庄严的仪式完全体现了公众的特点和感情特点。没有固定的讲演和说教，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站起来剖白内心的信仰。按照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雄辩的口才”，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心里充满了对前途的展望。他们当中大多人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即席良言的真诚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们常常过于激动，象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花费力气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谱写的歌曲。
唯一预先拟好的演说是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在数世纪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感到心里有话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但是，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总是对秘密团体怀有戒心的警察开始干涉了，因此必须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曾高度评价了领导的才能。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做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管理好集体财产，还要料理所有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教会的成员有增无己，事务性管理变得复杂不堪，非有专职的执事不可，于是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按我们说法就是“神父”。
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执行的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这些闻名的当权人物。
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未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它主教一样，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一般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贴切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绝无需再加上“美国”一词做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二五八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没。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凯撒的后裔时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巢穴。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小说下载｜ＷＲsＨu。ＣoＭ》。它是根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它座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独一无二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曾经拼杀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财富积累，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中作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撇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一连好几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此失彼得。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市镇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无束无缚的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才博学广之辈，这使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忙决断，最后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玉石俱焚，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坍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象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中，尤其在中世纪，犹如砥柱中流。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代价却很可观。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寻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专横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做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警方法官毕竟是凡人，他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甩开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行政长官面临了这样的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坚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并不够格的绝对惩治职能。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还热烈欢呼能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国快乐，就连监狱和折磨也奈何他们不得。
于是，当局和基督臣民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爆发了。我们没有全部死亡人数的官方资料。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按照他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怎么会保留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如何，终究会有人指控我为心怀偏见的骗子。我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人们只要看一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看清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此外，倘若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处理基督臣民问题上的无能，那么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官面临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霍希恩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凯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只导致了一些人的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一函，提出了折衷的道理。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邻朋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辰，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覆盖之下。每个人自己选择寻求最终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认识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物。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内讧。争执引起了世所未闻的以宽容为题的最为才智勃发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它的版图里实施强制必然会导致建立在欺骗上的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它礼仪。”
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军队成为受外国雇佣的叛民。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它边沿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青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全心从事理论题目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人家的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到一九一四年为止，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继而战争来临了，它把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余孽荡涤殆净，下层阶层掌握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不能再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离开了人世。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顺潮流而动。他们从小接受教育，把生意经视为低下，不屑一顾。也许生意是不足挂齿的，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院。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并非不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问津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犹如轻车熟驾，因此在新的生涯中总能进展得顺利些，比所期望的更为幸福和富足。
生意在今天的情形，也就是教会在十六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出身奴隶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伸、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青人所如饥似渴盼望得到的。因此如果双方都智敏通达（也很可能是这样），就能很快学到彼此的长处，和睦相处。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男女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很恼人，也对这种论点很反感。他们称我们是“实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如此等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做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受制于操纵其它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的科学时，便大惊不已。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服从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的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所结下的联盟。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栽培，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诚尽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通人心灵，因而并不过份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寻他们认为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开始时，这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非常自在。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松弛的约束。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滨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人民已经精疲力尽。仅在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伏彼起，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年青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出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期望，激发了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埃乃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望，逃离记忆的尸骨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存在的现实置之脑后。
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总能对士兵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此外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乓，名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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