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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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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肖米厄斯死于三四六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力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避开它的邪恶和欲壑难填的勒索。
然而，欧洲的气侯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把宏图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象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头脑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又肮脏又邋遢，不但不会给他们以启迪，反而使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们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几个人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难道这样寡妇、孤儿和病人就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的头脑非要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合理一些不可，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镇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骚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的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便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审慎守职，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帆，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获准教养才能超著的年轻人。
做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宜口的食品和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起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们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入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务实的人可以得到机会扬名天下，就象做梦者能找到静静丛林中的幸福一样，没有白做的运动，没有浪费的事情，它所导致的是力量的增长。很快，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屈尊体亲自诩为基督迫随者的要求，就坐不稳自己的宝座了。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
奇怪的是，戴奥里先本来不是借近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可是他却饱受古往今来被召来管理人类的人所遭到的非难。其实，他连最基础的经济知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一落千丈。他一生都从事戎马生活，深知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俟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象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要以赋税的方式由内地老百姓掏腰包。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避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于手才有的权利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便都丢开住宅家庭，蜂拥到城里或干脆当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飘流一生。苦力虽然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无异于一般奴隶。
谁要是以为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由一小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遵守或是反对那些规定和法令，那就大错特错了。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还深深地怀疑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对他的忠诚，他们只知在皇帝的庇护下纸醉金迷，却作壁上观，丝毫不替国家分忧。
早期基督徒从未动笔写下过任何东西。他们期望世界随时会土崩瓦解，既然花钱费时的文学成果也会在不足十年内被大火焚烧殆尽，为什么还要徒劳无益呢？但是新教并没能使预言兑现。基督的故事（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改头换面，虔诚信徒不辨真伪，无所适从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它包括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梢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卵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几个仍抱着旧信仰不放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罪名，因为他们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不允许他们解释自己的观点。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自尊，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元白菜。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发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以特定的准绳来衡量，那么其中站在“国际历史修改委员会”法庭前需要审慎研究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廷。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还屠杀了一些地位低卑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他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慌失措地为获得基督徒的支持而大加许愿，反而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名声，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他生来死去都是个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至死还试图用蒸祭祀羊的五脏卜测未来。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只是盯着皇帝用以保证可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的著名《宽容法》。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头目都是些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后裔对此也一清二楚，他们想大展伶牙俐齿的解数掩盖这些，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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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在过去的二十个世纪中，还有过其它交易。
但是这个无耻妥协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这种事在历史上还是寥寥无儿。
正文 五 囚禁
当帏幕行将最后一次落在古代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过早的去世是很可惜的，但他无愧于“圣徒”的称号。
我讲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三三一年出生于帝国的新首都。三三七年，他的名声显赫的叔叔死了，三个儿子立刻扑到共有的财产上，饿狼般地打做一团。
为了不让别人分享产业，他们命令杀死住在城里和附近的所有皇亲。朱利安的父亲就惨遭毒手。他的母亲生下他后没过几年便去世了，六岁的孩子成了孤儿。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与他分担了寂寞，两人在一起念书，学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宣扬基督信仰的好处，讲课的是待人亲亲热热但为人又庸庸碌碌的尤斯比厄斯主教。
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得远一些，免得树大招风，重蹈小拜占廷王子们的厄运。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虽然索然无味，却使朱利安有机会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很朴实，仍在信仰祖先传下来的天神。
孩子在那里根本没有可能掌管什么要职。他要求能够专心做点学问，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只有在那里和其它几个屈指可数的地方还在继续教授古希腊哲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全都被挤掉了。
继而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从事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也被暗杀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儿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来只有他和他的堂弟，小哲学家，才是皇族中的两个唯一活着的男性，便亲切地把他接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看来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了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的东西。三五七年阿拉曼尼人威胁法国，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打垮了他们的军队，还巧用计谋，把默慈和亲茵河纳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进巴黎，把图书室装满了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书，他尽管平时不苟言笑，但这次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却没有点燃庆祝的火焰。相反，他们制定了周密计划，要除掉这个对手，因为他的成功有些过头。
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一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斩首），便闯入他的宫殿，宣布他为皇帝，同时还四处张扬说，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杀死他。
朱利安的脑子并不迟钝，他慷慨领诺了。
那时候，通往罗马的道路仍然是一夫把关万夫莫敌。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把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但是在他到达首都之前，消息传来，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已经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又当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说来也十分奇怪，这样富于智慧的人竟会认为，过去死了的东西可以借某种力量复活，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重建卫城的废墟、在荒芜的学园树林里重新住上人、教授穿起过时的宽外袍、彼此用五世纪前就已消失的语言讲话，就可以再现过去的一切。
然而这正是朱利安力图要做到的。
他在执政的短暂两年里，致力于恢复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屑一顾的古老科学，想重新探索僧人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目不识丁，认为一切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包括在一本书里，独立的研究和调查只能导致丧失信仰，引地狱之火来烧身；朱利安还想恢复具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欢乐生活。
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比他更坚韧的人也会被反对之声搞得晓夜不安、悲观失望。至于朱利安，他简直晕头转向了，有一段时间还乞灵于祖先的真灼经验。安提阿的基督庶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上，可是他不肯惩罚这座城市。头脑迟钝的僧人想激怒他，重演迫害的悲剧，而皇帝却一再告诫手下的官员，“不要造成任何牺牲者。”
三六三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这个奇怪的生涯。
对于这位最后、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种结局倒是再好不过了。
他如果活得再长一些，容忍力和对蠢行的憎恶反而会使他变为当时最专横的人。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能坦然回忆起在他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与他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可是，他的基督臣民以永恒的仇恨报答了他的仁慈。他们大肆炫耀说是皇帝自己的士兵（一个基督徒军团的士兵）射死了他，还精心炮制了颂词歌颂凶手。他们大讲朱利安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和承认基督的权力。为了诽谤这位一生俭朴苦行、全心全意为自己臣民谋取幸福的正人君子的名声，他们搜肠刮肚，把四世纪盛行的贬义形容词都派了用场。
朱利安被抬进了坟墓，基督教的主教们终于可以自诩为帝国名符其实的统治者了。他们立即开始扫荡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个角落，摧毁一切反对势力。
在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当政的三六四至三七八年，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罗马人为旧天神祭祀牲畜。这等于剥夺了异教教士的收入，他们必须改行另谋出路才行。
不过这些规定还算是轻的。狄奥多斯皇帝颁布的法律不只是让所有臣民都接受基督教义，而且还必须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自己俨然成为天主教的庇扩者，位大主教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法律颁布以后，所有坚持“错误观点”的人，所有抱住“愚蠢的异端邪说”不放的人，所有继续忠实于“可耻教义”的入，全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到远方或处以极刑。
从那以后，旧世界走向最后灭亡的步子更快了。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异教徒的庙宇荡然无存，不是被拆去建造桥梁、街道、城墙和了望塔，就是被重建为基督徒的会场。成千上万座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的金制和银制神像被没收或偷盗，最后所剩无几，残存的也被打得粉碎。
六个多世纪以来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被夷为平地。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时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留在故地，继续教授和解释古代哲学。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学生闻风而至。亚历山大主教下谕不让这所大学关闭，但教区的僧人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毒刑拷打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
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当权的高卢，旧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边远的乡间，有时农民会起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军队就开来，用斧子和绞架平息“撒旦的叛乱”。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慢一些，但是到了三九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禁止。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从无间断地进行了一千一百七十年）一终止，其它活动便土崩瓦解。哲学家被逐出国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道命令，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六位教授丧失了谋生之路，逃到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倒是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过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玩一玩神奇新颖的印度游戏——棋。
到了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好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他们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见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听凭神学家的摆布。
真是古怪的节食（按医学行话讲），但并不平衡。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摆脱困境。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容易制服的。但要命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为亚力山大教士艾利厄斯所描绘的基督真实面目是否正确、同一城市里艾利厄斯的死对头阿塔纳修斯是否错误争执得面红耳赤，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在是否坚持基督与上帝“井非同类，只是相象而已”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支，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为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撕破了脸，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承认或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而剑拔弯张。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不幸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革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炼火恫吓。他们必须用婉言说服，指出错误，引回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他们必须首先有明确教旨，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要求把形形色色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于一同，这便导致了著名的集会——“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自从四世纪中叶，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带有异端邪说的痕迹，应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三二五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会议五十六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次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在君士坦丁堡开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八六九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召集，因为在四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虽然有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可是权力博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无从得知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不过以后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把宽容捧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抵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解时，讲得都是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正确合理的。
如今，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信仰，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广阔世界大路纵横，任人驰骋，除去饥肠辘辘的家人外，没有人和他唱反调。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不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十去九不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心里感到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象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诩正确和专横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在“人们从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履行自己的主张时还要冒杀身之祸，他门只得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里，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聪明读者却寥寥无几。
正文 六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并非节外生枝的小小数学问题。
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图1略）
圆圈中各条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AB=CD=EF=GH，以次类推。
但是，轻拉绳子两边，圆圈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的平衡被破坏，各条直径乱七八糟。AB和EF等几条线段大大缩短了，其它线，尤其是CD，却增长了。
现在把数学问题用到历史中。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先假定：（图2略）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业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图I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段都长短一致，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基本相等。
但是图II（它不再是圆圈了）中，商业受到特别优待，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胜匿迹，而军事却略长了一些。
或者使GH（军事）成为最长的线段，而其它的都趋于消亡。
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灵巧钥匙。
试一下希腊这把锁。（图3略）
希腊人在短时间内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愚蠢争吵很快发展得不可收拾，无休无止的内战耗尽了国家的精力。士兵们不再是被用来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他们受命向国人开火，因为这些人投了另一个候选人的票，或者想稍微变通一下征税法。
商业是这类圆圈中最重要的直线，它第一次感到步履维坚，最后完全走投无路，便逃向世界的其它地方了，因为生意在那里还比较稳定。
贫穷从前门进城，艺术便从后门溜走，从此不再露面。资本乘坐一百海里内最快的航船逃之夭夭。随着智力活动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好学校也维持不住了。最优秀的教师赶忙奔往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的都是那些二等货色，靠传统和常规过活。
这都是因为政治的线段超出了比例，平衡的圆圈遭到破坏，其它线段，艺术、科学、哲学等等，都化为乌有。
如果把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你就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不停地增长，最后把所有别的都挤掉了，筑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细细的直线，这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如果你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纳入这个数学中，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最早的基督徒曾经极力保持行为圆圈的完美。也许他们忽略了科学的直径，不过既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也就未必要求他们多么关心医药、物理或天文。他们只想为最后审判日做好准备，这个世界他们眼里仅仅是通往天堂的前厅，有用的学科对于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不过，基督的其它虔诚的追随者想方设法（尽管很不完备）要过好日子，他们勤奋刻苦，慈善宽厚，大仁大义，诚实正直。
然而，众多的小社团一结为一个大组织，新的世界性责任和义务便无情地破坏了原来精神圆圈的完美。他们的信仰是建筑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半饥半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觉得遵守这样的信条还很容易。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象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省镇的小执事那样过节衣缩食的生活。
用这一章的术语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它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线已经短得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一代人谈论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总带着一种同情感，知道他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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