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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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是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具有出众的口才，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讲课，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它方面，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又从未榜上留名。他和当时的青年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暂短停留，重温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走过的历程。不过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花园的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教义长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就因此而得名。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缓慢上升，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当他试图把想法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容忍其它任何考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却喜爱与政界周旋，井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图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分享一下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举世闻名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忘记，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是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记对祖先们敬仰的神明深恶痛绝，把它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感耻辱。但随着他走向成年，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家乡各个小公国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了。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逐步相信，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于是他坚持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或监禁和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个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为广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人征服者的巨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绝灭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经受绞尽脑汁的寒窗之苦，便可以从中获取尽人满意的丰盛的精神食粮。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讲课。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园，那时，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它南方和西方的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不名一文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陈规的一派人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了辉，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如果这些守旧派一意孤行，就会把这位门生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这是因为，这位身体健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不是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他刚一结束学业，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这样，他赢得了亘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怀，生怕有人伤害了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他的厄运。他象柏拉图那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便度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多少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确实背景，真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不得众望，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间的新异端邪说，到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采取了蔑视态度。

不过，这个背景材料是无关紧要的。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未日临头了。

过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希腊人从此变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争执斗口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随机应变的原则提出质问，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部仰仗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看不起高谈阔论。

如果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的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玩艺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大慈大悲的丘庇特创造了他们，正是为了让他们去摆弄这些正统的罗马人不屑一顾的东西。〖TXT小说下载：。。〗

罗马人则要全力以赴地掌管好日益扩大的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以保卫边沿省份，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要花费很大精力来维持数以千计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但是，荣誉桂冠毕竟还是要送给无愧于这个称号的人。

罗马人通过精心的工作，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系统，这个系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日，这个功劳是很伟大的。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信某事或不相信某事，可以信仰一个上帝，也可以信仰十几个上帝，甚至崇拜任何装满上帝的庙宇，这没有关系。但是，不管人们信仰什么，在这个世界范围的大帝国里，混居着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必须永远记住，“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然认为自己信仰的上帝被亵渎了，也不必找官府寻求什么解脱，因为，正如台比留大帝在一次值得纪念的场合说的那样：“如果那位上帝认为必须补偿他所蒙受的损失，他一定会自己关照的。”

靠了这样一句不足道的话，法庭就可以拒绝处理所有这类案子，并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

如果说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在哥罗西镇子里建筑起自己的庙宇，那么，哥罗西人为了类似原因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落户时，也必须得到同样的权力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辩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都持有同等的轻蔑态度。这可能是正确的。我对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在整整五百年中，宗教上的彻底宽容一直盛行于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罗马人发展了一种统治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磨擦，从而获取巨大的实际成果，这一切也毕竟是事实。

但永存的东西是没有的，至少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是不能长久的。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被扔在数以千计的战场上。

在差不多五个世纪中，社会的精华都把智慧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这个巨大的工作中。

最后，恶果出现了。

以一城为邦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在人力和脑力上把罗马拖垮了。

随后，又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人们逐渐厌恶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占有了所有的城乡住房，拥有了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游艇和马车。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尝遍了全世界的美酒，踏遣了绿水青山，玩遍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世间所有的文字书籍在他们的藏书室里都能找到，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美丽的图画。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世界上最卓越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他们在童年时曾由最出色的教授和教育家为他们上课，使他们学到了所有应该学到的知识。结果，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味，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成为一种负担，很多人宁可获取一个体面的机会使自己丧生。

剩下的只有一种安慰！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然而，旧的上帝已经死去多年了，有头脑的罗马人是不会轻信那些在幼儿园里教唱的歌曲里对丘比特和米纳瓦的赞颂的。

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出现，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克己和无私的美德，宣扬一生要有益干他人。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洞。塞诺、伊壁鸠鲁、爱克比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书里面讲的倒是娓娓动听。

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他们开始追求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由此说来，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益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只能取悦于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几乎都属于上流社会，早已经饱享能干的希腊老师对他们个别授课的特殊待遇。

普通老百姓却视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思想如草芥。他们的想法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认为大部分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幼稚的产物。但是他们还赶不上那些所谓的知识高人，还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

于是，他们采取了所有知识浅薄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会采取的行动：表面上还一本正经地推崇共和国官方认可的上帝，背地里却为了寻求真正的幸福而拜倒在某个宗教行会的脚下，在过去两世纪中，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开始受到了真心诚意的欢迎。

我前面用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一群“受到启示的”人——这群男女为了不把本行会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必须做到“守口如瓶”。只有他们才能知道这些秘密，这种行会就象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样使人们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行会只不过是一种崇拜形式，一种说法，一种教派，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略微混淆）已经离开长老教会加入基督科学教会，便会告诉别人他去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相对来说是新发明的同汇，在当时可无人知晓。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明白当时罗马的情况，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看一看，任何一份都行。你会看到四五栏关于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它十多个国家引进的新教旨和新处方的广告，这些广告旨在给人们以健康、富有和得到灵魂永恒拯救的希望。

罗马与我们如今的大都市一样，充斥着外来和本地的宗教。这也不可避免，因为它与世界各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开始了对神母的崇拜，弗里基亚人把神母尊崇为所有天神之母。伴随这种对神母的崇拜的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表达感情的放荡形式，这使罗马当局不得不诉诸武力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果断的法律，禁止进行任何传教活动，因为这种宗教只会鼓励公众豪饮和做出更糟的事情。

埃及这块充满自相矛盾和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为人类提供了五六个怪诞不经的天神，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在罗马时代就象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一样被人所熟悉。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世纪之前就把抽象真理和行为法典的雏型体系奉献于世。这时，他们又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居民提供了远近闻名的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期的“宗教行会”。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明中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美的，不这他们却颇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整整一千年里，腓尼基商人常常光顾意大利海岸，使罗马人熟悉了他们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不共戴天之敌）和上帝的妻子艾斯塔蒂。为了这位奇妙的女神，所罗门在老年时在耶路撒冷中心建造了一个“高坛”，使他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的第一把交椅的漫长苦战中，一直被公认是迦太基城的庇护者，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都打碎以后，她又俨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欧洲。

不过，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他的名望誉满全军。在从莱茵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会发现他的破碎金身。

这就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

据我们所知，米思拉斯原是司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在里海低地平原饱受香火。我们的鼻祖占有了那片牧草肥沃的土地，使人类在山峰峡谷之间得到了栖身之所，这里以后便成为人所共知的欧洲。这个天神给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大家相信，这块土地的统治者得以施展权力，完全是依靠万能的天意。米思拉斯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有时他把一缕天火降在身居高职的人们的身上，作为天恩的象征。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征。他虽然早已离去，连名字也被忘记了，但是自中世纪起，那些仁慈的圣人们头上的光环就足以向我们提示早在教堂问世一千年之前的一个古老传统。

尽管米尼拉斯在很长时间内深得人们的崇敬，但人们要稍微准确地了解他的一生却仍然非常困难。这是事出有因的。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对米思拉斯神话恨之入骨，其程度百倍于对一般神话的仇恨。他们明白印度神是他们最凶恶的对手，便竭尽能事，毁掉一切可以使人们记忆起他的东西，他们的努力大见成效，所有米思拉斯的寺庙荡然无存，这个宗教在五百年中曾经盛行于罗马，就象今日美以美教派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这时却连一张文字记载的纸片部没有留下。

不过，当时炸药还没有发明，建筑物不可能被彻底铲平，人们通过仔细搜索一些废墟和从几个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填补了这个空白，以至现在已经掌握了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轶事的相当准确的情况。

米思拉斯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一天，米思拉斯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脱胎而生。他睡在摇篮里，附近几个牧羊人过来向他参拜，还送礼逗他高兴。

米思拉斯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形形色色怪异的冒险，其中很多事情使我们想起了使赫尔克里斯成为希腊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业绩，不过，赫尔克里斯残酷暴虐，而米思拉斯总是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角逐，把他打翻在地，但是他尽管得胜了，却豁然大度，使太阳神和他如手足兄弟一样，以致旁人常常将二人混淆起来。

当罪恶神降下一场干旱、意欲毁灭整个人类的时候，米思拉斯一箭射向一块岩石，顿时水如泉涌，冲向干裂的土地。继而，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又想以一场大水达到其卑鄙目的。米思拉斯得知后，就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只大船，把亲属和家禽都带上，这样又把人类从毁灭中挽救出来。他为了拯救人类，使之不因自身的各种弊病而遭到恶报，竭尽了力气，然后又升人天国，永操掌管正义和公正的大权。

当时有谁要想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就必须通过一种仪式，吃一些面包和酒做为礼餐，来纪念米思拉斯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的著名晚餐。接着，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寿终正寝了。

一旦加入崇拜米思拉斯的行列，所有虔诚信徒都被一视同仁。他们一起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唱同一支赞美诗，一同参加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节目，以庆祝米思拉斯的生日。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以纪念那位伟大的天神，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称那一天为“星期日”。他们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最后审判日，好人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掷入不息的烈火中。

这些五彩缤纷的神话的成功和在罗马士兵中米思拉斯精神的深远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是非常感兴趣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不停地寻找能够在精神上使大家感到满足的东西。

到了公元四七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了腓尼基，驰向佩加城，该城是通往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乘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带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还通晓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了。

正文　三　桎梏的开始

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以这件事为佐证，来强调基督教思想来源于天国。我并不想加入这个辩论，只是想指出，大多数罗马人水深火热的生活与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有着很大关系，就象窘苦生活导致神学的成功一样。

至此我已向读者勾画出了罗马的一个方面——士兵、政客和企业富翁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和那不勒斯海湾，享受着幸福文明的生活。

但他们只代表一个方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那种能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能激发演说家把奥克塔维安比做丘比特的繁荣盛况，却是很少见的。

在一排排长无尽头、凄凉惨澹的租赁住宅里，人头攒簇，臭气熏天，劳苦众生的生活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饿、流放和痛苦。在这些男女的眼里，只有一个朴实的木匠讲的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他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换来了每日衣食；他热爱贫苦受辱之辈，因此被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杀害了。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久闻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经远离人世，人们知道他们也只是根据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

可是，约书亚，基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称之的救世主的，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的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到过他的演说。

还有其它事例。街角的面包匠和邻街的水果贩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黑暗小花园里，曾经与一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到过戈尔格塔山附近的渔夫也许看到过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理解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正是亲身的接触，也就是亲密直接的私人感情，使基督教获得了远远高于其它教义的优越性。基督教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而传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话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奴隶们有耳有心，能够理解。他们在光辉前言的崇高诺言面前战栗，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他们终于盼到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

在世界的权势面前，他们再也不显得卑贱可恶了。

相反，他们成了受慈父宠爱的孩子。

他们要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也要分享一直被住在萨姆尼别墅的深宅高院里趾高气扬的人独霸的欢乐。

新信仰的力量由此而产生。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第一个实叉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好消息必然会一传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如果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它民族而战，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疏远了。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溶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情理难容。

为了理解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保罗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五十年，把握住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帕里希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们被迫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权者还没来得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这些牺牲品送上了绞刑架。

谁也说不清假如当时基督不死，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时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做。

然而这倒成了福音。

没有文字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则，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稣的精神而不是教规文字了。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讨论上，沉缅于对句号冒号的迷人的研究中。

当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起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它众多教派的旧辙，以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终。

在近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了解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打击，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象匈奴和哥德人的侵略一佯，为什么罗马当政者不采取行动镇压呢？他们当然知道，正是那个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骚动，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会很快重现，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言地球会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不过，贫苦阶层为了某个宗教人为而发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警方严密注视着动态，贫穷的狂热者就无法扰乱帝国的安宁。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没有找到诉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随者干事业的方式很值得推崇。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开始时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主仆之间的旧式关系，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是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里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抗争着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归纳出结论说，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义词，保罗又跳出来，以一连串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