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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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不禁毛骨悚然。千言万语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人先生都是清王朝遗老遗少的缘故，脑盘里多少仍有清王朝那种船坚炮利、视文艺蔑如也的绝妙之思；不管平常怎么嚷嚷，到紧急时，便现出原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研读《孙子兵法》之余，曰：“我佩服中国人，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国人，不是现代中国人。”呜呼，现代中国人有啥可夸嘴的？武功不用谈，文事贡献又如何？常在报上看到，中国跟洋人国文化交流签约，签约结果是送给他们一部影印的二十五史，或一部什么四部丛刊。这些书，纵是中国人，又有几个看得懂的耶？（柏杨先生读二十五史时，连断句都断不好。）把这种硬头货交流到外国去，跟把古希腊文的大作交流到中国来一样，除了给邮局做一笔生意外，不知道还有啥用！可是，诸官崽却固乐此不疲，好像中国文化，发展到十九世纪便“嘎”的一声停住，二十世纪以后啥都没有。纵是印第安人，恐怕都不能这般猛干，而我们的官崽还得意洋洋哩，可谓一绝。于是不禁问曰：“为啥不把现代的文艺作品——小说、诗、剧本、散文等等——翻译翻译，大量送给友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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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似乎关系着一个时代观念——文艺算老几的观念。从大学堂中国文学系的课程上，可看出一点苗头。研究的全是一些古董，不是《诗经》，便是《楚辞》，和时代最接近的元曲，距今也有六百年之久，似乎六百年以后无文学焉。柏杨先生前曾建议把现在的中国文学系，改为“中国古代文学系”，而再设立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系”，除了研究古董之外，还研究新的产品。呜呼，现代大人先生看不起的作品，再过六百年，恐怕又有人当经典拜读矣，岂中国人天生的“崇古命”乎？此议无人采纳，盖理由再充足都没有用，无权便没有分量也。于是台湾乃成为洋大人所说的文化沙漠。大官愤然反击，拿出几株古老的树干炫耀，其情之急，其心之虚，可怜亦复可敬。
　　现在这时代，学理工的最最吃香，其情形跟清王朝末年，简直如同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一样。那时的大人物认为只要有铁甲船和洋枪、洋炮，国家便会强盛。而今的大人物又是如此这般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也认为只要我们能设立一个原子炉，只要青年人都去当工程师，就前途如锦。小民不禁叹曰：第一流人才都去学理工，则只有第二流学文法学科的人，才去治理国家，这个国家能搞得好乎哉？
　　文艺创作中，小说为首。从这个“小”字，可了解传统士大夫对文艺是一种啥看法。中国所谓的“正史”，谎话多如牛毛。（例如，每个大头目之生，必有其奇怪现象，不是谎是啥？）中国人不以为非，独对文艺创作，却认为是小说家言，荒诞不经。这当然是谈得太远，但归结一句话曰：没有文化水准的大人先生，迄今似乎非常得意地在故纸堆里打滚，不敢正视一下文艺的价值。
　　阳明山会谈的参与人士，都是一时的大小人物，自不用说。但其中如果有一位诗人在内，该是如何的气氛，又该是如何的观感也？官僚似乎只注意到有钱有势的人，没有注意到有影响力的人。老板固然伟大，在他辖下，他开革你，你只有卷行李走路。但作家们的一册书出，影响无限。金帝国皇帝完颜亮先生，读到“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而欣然兴投鞭断流之志。林肯先生也是看了《吁天录》，才注意到黑奴问题。似乎中国大人先生有点异样。
　　台湾绰号一直相当地多，文化沙漠仅是其中之一，从阳明山会谈鸟瞰全岛，金光闪烁，独无墨水味哲学家和科学家如霍布斯、伽利略、波义耳等都持此说。洛，似可列入世界十大奇观。
　　（柏老按：一九六○年代，情形如此。想不到七○年代，文艺起飞。八○年代，文艺茁壮，把一些老顽固气得要死。）
　　（柏老又按：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那时也参加阳明山二次会谈，我们还不相识。想不到七年之后，他却为我的入狱，而十年如一日地奔走营救，嗟夫。）
　　世界上哪种文字最难言人人殊，有人说日文最难，有人说中文最难，有人说法文最难，有人说俄文最难意而忘象。“由此提出一种解《易》的义理之学。，大都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如美国小学生认为英文最难一样，主观的成分多，客观的成分少也。盖难易在于比较，一个人怎能同时把世界各种文字都弄得通耶，只好各人坚持各人的意见。
　　不过，凡是无法比较之事，都可借观察而得，我们虽不能爬到木星上和火星上用尺量量，看谁最大，但坐在望远镜前仔细地瞧上一瞧，其答案总差不太多。文字难易问题，亦可用此法判断。尝见美国小孩，进学堂读了三年五载，便可写出通顺的文章，一到初中，简直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反观中国，不要说小学生写不通一封信，便是大学生，能写得通信的，有几人载？（柏杨先生这话不作抬杠之用，盖抬起杠来，我也可挑出数名青年，文字硬是第一。）以致发生有些大学生写情书时，都不得不请人代庖的奇异现象。
　　于是，专门靠搞中文吃饭的老学究有言曰，那是他们不肯用功所致。乃开出一张书单，上有《墨子》、《庄子》、《论语》、《史记》等等。又曰，读熟了那些，包管可通。呜呼，即令读熟了那些，也不可能通。何况根本无法读熟乎？从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把一生精力都断送到辞藻章句里，而今不行，啦，他还要搞数学、搞化学、搞物理，搞普通人一看头都要发昏的其他高深玩艺。文字不过是一种工具，而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往里钻乎哉？
　　无论如何，中文大概至少比英文难。中国人学英文，只要稍微专心一点，就能说能写；而洋大人学中文，给他二十年、三十年时间姚际恒（1647—约1715）清学者。字立方，一字首源。安，都很难挥笔如飞。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提倡打倒中文，祖宗给我们这些遗产，我们只有接受，不接受不是形同叛徒乎？同时，万一中文打倒，柏杨先生以卖中文为生，岂不是要活活饿死？而是，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中文是一种难学的文字，然后求其易学之道。用古老的那种读经读史方法，用现在流行的那种读文选读课本的方法，徒谋杀学生的精力和时间。洋大人学堂没有“国文”，而只读《汤姆历险记》，中国学堂为啥不可读《红楼梦》耶？
　　洋大人要想中文好，跟中国人要想中文好一样，事半功倍的唯一方法，是看文艺作品，可使其在和谐的和兴趣盎然的舒服韵味中，得到益处。凡是喜欢看小说的朋友，文字都可应付，而现代教习却视学生看小说为大逆不道，每每没收之而自己偷偷地看，你说他滑稽乎，抑说他有本领乎？
　　千古疑案
　　有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年代抗战胜利后，新疆维吾尔族男女青年组成的歌舞团，到北平演出。北平各大学堂康乐团体，举办欢迎大会。在大会上，维族青年唱的是中国歌，而北平大学生则唱洋大人之歌焉。维族青年不禁目膛口呆，当时没说啥，回去后却向《新疆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曰：“早知道中国人是以自己文化为耻的，则我们何必以做中国人为荣乎也。”
　　这种精彩节目，柏杨先生方以为空前绝后，不会再有，却想不到前天晚上，在台北什么之家，又开了眼界。这一次献宝的男女主角，虽不是大学生，略嫌差劲一点，但其使人起鸡皮疙瘩的程度，与大学生则一样焉。报导于后，以开眼前。
　　前天晚上，该什么之家举行慰荣日本东方歌舞团聚会。这应是一个隆重的聚会，在这种场合中，国家意识应超出个人的风头。呜呼，甲午年中日之战，广东省向日本索取被扣的军舰，说广东省可没有参战呀，贻笑天下。而今中国艺人，也搞出这一套，只因无知，所以也无自尊。
　　话说聚会开始时，一个女人上得台来，开腔便唱日文歌。急探听她是何许人耶，别人告曰：“张小姐。”该雌大概事前也没打听一下，台下东方歌舞团中的低音歌王逖克峰先生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科，唱歌唱遍了全世界，每晚要美金二百元一场（读者沉着气，以防吓一跳）。张小姐音既咬不准，字又念不清，听得日本小姐们面色苍白，汗流如浆。张小姐好容易下台，又一女人扭扭而上，她又是何许人耶？告曰：“李小姐。”该雌唱的则是英文歌焉。呜呼，柏杨先生若是学的牙医，准可大发一笔横财，盖当时定有不少人掉了大牙也。然而最使人如丧考妣的，还不是她唱得美妙无双，而是当时聚会不过刚刚开始，李小姐却不管天塌地陷，“撒油拿拉”起来，东洋人无不大惊，以为要驱逐他们出境哩。这种最起码的社交常识都没有，真应上吊一次，以谢国人。
　　聚会到了此时，大家全都受不住啦，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有人推荐记者之家驻唱歌星隽玉琴小姐登台。隽小姐唱了两支中国歌：《梦里相思》、《绿岛小夜曲》，场中方才鸦雀无声，落下一根针都听得见。唱毕掌声如雷，逖克峰先生急要求介绍和隽小姐相识，对她的音色之美、音量之广，有深刻印象。并如获至宝曰：“日本流行的正是这种歌曲，中国是一个音乐国土。”在座的中国人闻之，心情稍快，我想张小姐也好，李小姐也好，多少都会有点屁眼痛。
　　想不到，刚刚正常了的气氛，又被一个异军突起的女人搞了个一团糟。该女人贸贸而出，直奔台上，也唱起英文歌焉，询之左右邻座，答云：“洪小姐是也。”听说该雌和前张、李二雌出身差不多，都是演话剧、电影的。洪小姐的英文歌，中外人士，无一人能听得懂，小说家上官湖露先生，立予七字之评，曰：“荒腔走板不协调”。尤其要命的是，在最最紧要关头，硬是漏了一段，全体听众乃大乐。她在猛唱时，脚下还猛动，东洋人甚奇之，纷纷加以研究。说她是打拍子乎？并不合拍子；说她是发了羊癫风乎？又不像是羊癫风。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是一个谜，此事只好成为千古疑案矣。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日两国艺人的聚会，被三个女人各献其宝，无论主人和客人，几乎要痛哭流涕，盖中华民族自尊心丧失到如此程度性。提出思想发展三阶段说，认为任何知识的发展都先后经，诚大出东洋大人意料之外。
　　然而不能该三雌专美于前，别的人也照样露了一手，忽然有个家伙提议泉京子小姐唱上一段，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戏弄，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茫茫然的特点。咦！假使说他是恶意的，那对东方歌舞团是一种侮辱；假如说他是善意的，那说明他的无知——反正无论哪一点都不能使中国人光彩。盖东方歌舞团以逖克峰先生为台柱，且逖克峰先生又是低音歌手，戏院老板把比排骨还瘦的京泉子小姐硬捧成肉弹，是生意眼而已。实际上她既不会歌，也不大会舞，她唯一的特点有二：一是曾演过电影，二是个子高一些。等于柏杨先生和斯义桂先生组团去美国淘金，洋大人能先教柏杨先生唱一段乎？柏杨先生又敢去唱一段乎？反转过来，如果玛丽莲·梦露小姐和平克劳斯贝先生组团来华，盛大欢迎会上，我们总不能先请玛小姐唱上一段也。
　　于是，京泉子小姐死也不肯登台，拉拉扯扯，结果还是另选了一位中国小姐，而那小姐登台唱的啥？曰：又是日文歌。呜呼，柏杨先生当时便老泪纵横，盖如今才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为啥没有前途，而我们迄今仍为四强之一的缘故。
　　十月十日那一天下午四时左右，台北衡阳街曾有一场令人流汗的镜头，一位韩国人买东西，店员胁肩谄笑，大讲其日本之话。韩国人以中国话告之曰：“你是中国人直接呈现说又称”内在说“。新实在论者的认识论学说。，为什么讲日本话？我会中国话，请讲中国话，好不好？”当时在场停足围观的人很多，反应的嘴胜各异：瞠目不知所云者有之，敬佩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毫无惭愧、以该韩国人有神经病者有之。呜呼，盛哉。
　　若干年前，柏杨先生曾陪同过日本老友，参观某家工厂，厂老板屁股朝天之余，大讲他的设备如何进步，而且“亚洲第一”。东洋人诧曰：“看你们的机器全是俺日本制的呀！”老板又吹他的工程师到过美国、日本深造，甚为得意，东洋人又诧曰：“你们既这也进步，那也进步，难道连一个深造的学堂都没有，必须到外国跑一趟？”柏杨先生急得乱跳脚。无他，深知洋大人既不吃中国的饭，便不必装糊涂，而敢于揭疮疤。他讲过溜之，留下柏杨先生，何以抵挡该厂老板的迁怒耶？
　　至此，你说吧，这个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天天讲孔孟的中国，到底是个啥国？伫款一元以待，诚征答案，如张、李、洪三小姐应征，则奖金倍增，以资鼓励。
　　用啥交流
　　我们整天在叫和外国文化交流，用啥文化交流乎？积五十年之经验，知法宝有二：一是把古董运到外国展览展览，让洋大人知道中国人的祖宗如何如何了不起；二是花几万元买一部二十四史送之。这大概是一种以量取胜之意，嗨，你看，当我们中国大圣人孔丘先生在陈国饿得两眼发黑时，你们还在那里茹毛饮血哩。
　　此二法宝，似乎应归类于破落户心理，盖现代的既“巴尾提豆腐，提不起来”，只好提“想当年”矣。古董搬来搬去，真有啥意义乎？如果我是搬来搬去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食其饭而忠其事，我可写出两大册书，以证明搬来搬去的重要性。而如今我是一个小民，便觉得搬来搬去，花了不少钱，其效果恐怕只耶稣知道。人家瞧起瞧不起，是看你现在搞的啥名堂，不是看你祖先搞的啥名堂。一个姓柳的犯了强奸罪，他向法官吹曰：“俺祖宗柳下惠，想当年连坐怀都不乱！”法官能肃然起敬，下来跟他握手，请他喝一盅乎？
　　清王朝光绪年间，柏杨先生年轻力壮，一天因为赶路，错过了店铺，下榻一庙宇之中，夜间风雪交加，忽闻山门处有二妇人相语。一人曰：“我结婚时，凤冠霞帔，流水席开了三千桌。”一人曰：“我出嫁时也差不多，嫁妆便摆了五条街，每个箱子里都装着四个金元宝。”柏杨先生天生地势利眼，一听此言，知二妇来头非凡，急披衣下床，索灯索火，准备前往说几句马屁之话，以结后缘。却不料竟是两个老女乞丐，大为扫兴。寺僧知我夜起，赶来问讯，我曰：“你紧张啥，我不过拉屎啦。”寺僧肃然曰：“公子真不同凡品，夜行必烛，将来定卜大贵。”我因没有大贵之故，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
　　可是，每逢我听说有古董出国，或赠人家一部影印的二十四史，便不由想起当年盛举。便是洋大人看得懂二十四史，便是洋大人很起敬翻刻本，参校《正谊堂丛书》中的《张横渠集》等，出版校，起敬之余，恐怕也哑然失笑，笑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太窝囊也。呜呼，一切都在于“古”，现代的东西啥都没啥。山门外那两位，若不是丐妇而是贵妇，衣服华丽，腰缠万贯，在美国既有房屋又有存款，则即令她们当年结婚时是披麻包片，满身虱子，柏杨先生也会去胁肩谄笑，何致享我的掉头不顾哉。


　　问题还在于送他的那些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有几个人看得懂？就是想敬都敬不起来。美、德、法、英，还有一二汉学家，可能翻阅一下，其他那些芸芸众生和芸芸众国，恐怕送了去不过往墙角一堆，供蠹虫便饭之用而已也。
　　专送给人家连中国人自己都不能普遍了解的东西，也是一奇，不可不大特书以志之，以便后人有凭有据地哀悼。
　　电影之癌
　　当《西施》在台北上演时，被其伟大的广告搞得心中奇痒，也挤着去看，看到一半，觉得似乎有些别扭，说不出哪里别扭，但别扭却是定了的，好像身上忽然长了风湿疙瘩，不抓不行，抓又不知道应从何处下手。那一天大概天作之合，身边恰坐着一位政治大学堂教习，我把我的异样感觉告诉了他，他呻吟曰：“你指的莫非他们说话的腔调乎？”我拍大腿曰：“对啦，对啦。”教习先生叹曰：“京戏腔是中国电影之癌，木法度。”
　　呜呼，正是如此，教习一矢口的矣。任何一部电影，或任何一场话剧，只要是古装的，那就是说，演员只要穿上古装，京戏里那种特有的阴阳怪气，假兮兮的腔调，就自然而然地出了笼。《西施》导演李翰祥先生，大导演也，对这种腔调都束手无策，任其泛滥成灾，可见其锐不可当。
　　据说当拍该片时，李翰祥先生曾向专家讨教过——在我们社会，三篇文章就是一个专家，当上三天官，掌上三天权，也是一个专家，不太值钱。同时李翰祥先生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虚心，皮颇成疑问。但我们姑且假定他阁下讨教过了吧，“专家”的意思却是：一切跟着京戏走。于是古装的电影遂成了京戏的翻版。可庆幸的是，电影上还没有唱哩，如果男女主角也像《梁山伯祝英台》的黄梅调，唱上一段：“看三军攻坚城杀声震天”，那就更可观啦。
　　有人说，古时候的平民相互间对起话来，是什么腔调？没人知道。古时候君臣们在金銮宝殿上一问一答，又是什么腔调？也没人知道。唯一可以遵循的是京戏上的那一套。与其创作发明，返璞归真有霍布斯、洛克和卢梭。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不如遵古炮制，省事省力。这话说来固有道理，但却是酱缸道理。京戏是典型的象征派，一根马鞭等于一匹马，耳旁挂条黑布等于一个鬼魂，走着走着，忽然一跳，等于过了一个门限，在台上兜两个圈子，等于从西凉国到了长安城，难道偏偏那些假兮兮的腔调，是写实的乎？
　　中国语言不能合一，是中国语言文字最大的缺点，“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所提倡的是文字迁就语言，而京戏里则是语言迁就文字。文字迁就语言，有白话文的产生；语言迁就文字，就成了京戏里那种特有的调门矣。
　　中国文学自从用文言文写，遂处处都是文言文，码头工人骂大街用的是文言文，一男一女挤在被窝里谈恋爱，软声昵语，也用的是文言语，好像中国人说起话来，就这股他娘的怪腔。问题是，再大再久的反动力量，都不能把真理斲丧馨尽，有些地方，甚至在最严肃的上皇帝奏章中，白话文也往外冒，像遇到大狱时，犯人的供词，固全是白话文也。京戏里亦然，腔调也有两种，一种是特有的阴阳怪气，一种则是平常日子人们说的真话。
　　“戏”之所以为戏，是经过再创作的。如果把戏拿到人生中间，笑话就大啦。试想一想，朋友中有人说话时用的是坐在金銮殿上那种君臣道白，真能把人搞得发疯。电影固然是戏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1888年，但那是电影戏，而不是京戏，京戏阴阳怪气的腔调是京戏的特征，观众欣赏这种特征，如果搬到电影上，搬到话剧上，就难以下咽，如果腔调可搬，则马鞭也可搬矣，走着一跳也可搬矣。
　　记得前年看了一场《白蛇传》，女主角白蛇上天盗仙草时，大战群仙，那场大战竟然也是京戏搬家，只听“匡匡匡匡”，然后声停人止，立刻摆了个架势，面对观众，像呆头鹅一样，呆在那里，以候第二阵“匡匡匡匡”。这种打法，是京戏打法，不应是电影打法。导演先生原封不动搬到电影上，岂他阁下的大脑少了一根筋乎？抑该大脑太过于尊贵，不敢动用乎？
　　电影也好，话剧也好，一旦套上京戏里阴阳怪气假兮兮的枷锁，就一天不能有起色，更不要说起飞啦。《西施》据宣传说是起飞的影片，我看它恐怕是起飞不了，起飞是要靠自己的，靠闭着眼吹大牛决起不了飞，靠观众身上的鸡皮疙瘩也起不了飞。
　　《西施》这种别扭，不是它单独有的，乃一种通病，不过欲振乏力罢啦。希望李翰祥先生也好，或其他导演先生也好作有《文章达德纲领》、《惺窝文集》等。，能有勇气开刀，把这癌割掉，以一个新面目跟观众见面，不要再套啦，创作才出英雄。
　　龙门客栈
　　柏杨先生所以不看中国片，主要的是受不了中国片的“瘟”，不但电影如此，话剧更是如此。各位读者老爷如果心脏正常，不妨看看台湾电视公司的“国语电视剧”，定可看出不少见识，实在是废话多，废动作多，装腔作势多，哭多，笑多，发表宣言多，登台致训词多。非常抱歉，我们只能原则上这么说，可不能举例，盖举例有挨揍的危机——而且这也不是某一个剧的毛病。一个剧少则三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在这短得要命的时间，要浓缩出一个主题，应该是要紧的话都说不完才对，怎么都想不通哪里来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和哪里来那么多拖泥带水的动作。一伙男女挤在一起，念的是台词，走的是台步，一看就知道他们在那里演戏。而且还得随时随地提防他们哭，该一伙男女，演着演着，呜呜呜呜，就是一阵。任何一部电影和任何一场话剧，半小时的剧也好，一小时的剧也好，如是没有三场小哭加一场大哭，我就当场掏一块钱给你，算我输啦。一个感冒患者鼻孔一痒，就是一个喷嚏；中国片和中国话剧，也有这种一痒，不过不是鼻孔一痒，而是心里一痒，只要心里那么一痒，就是一场掩面号啕。我老人家真想建议即将开张的文化局，最好组织一个巡逻队，到各戏院巡逻，看谁在台上瞎哭，就揪下来一顿嘴巴。
　　除了哭，还有笑，笑也是绝症。尤其是表演得意的节目时，就好像吃了笑豆，除了京戏式的“呵呵呵呵”之外，别无他技。我老人家每次看到演员老爷这种努力大笑（也有“嘿嘿嘿嘿”京戏式冷笑的焉，其教人背皮发紧则一也），就不禁想起亲爱的阿花先生——阿花先生乃柏府养的尊狗。盖狗先生对任何刺激，反应都只有一种：汪汪汪汪。中国电影和中国话剧上得意时的反应，似乎也只有“呵呵呵呵”一种，这是不长进乎？抑有心跟观众过不去，要把观众气死乎？我老人家又要建议文化局，如果采纳了我老人家的意见，成立了巡逻队，于纠察瞎哭之际，顺便也瞧瞧有没有谁在那里瞎笑的，遇到时也应揪下来一顿嘴巴。
　　还有一点，中国电影的武打片，可以说最糟的一环，夫黄种人的骨骼，天生的没有白种人的骨骼壮伟。再加上后天失调，不脱上衣还好，一脱上衣，露出异军突起的排骨，实在我见犹怜。打起架来，从头到尾一套婆娘拳，如果都用刀枪剑戟，那就更丢人丢到流沙河，京戏上那种“哐哐哐哐”锣声震天的架势出了笼。后来也有些力求进步的朋友，于是日本那一套搬了家。这种电影，我就宁可当亡国奴兼卖国贼，也不一看，谁要请我看，我就恨他一辈子。
　　当初看《龙门客栈》，是怀着这种心情的，不过古人舍命陪君子，柏老则舍命陪小孙女罢啦。想不到看了一半，就颇觉得出乎意外；看到了底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文章对英国封建的假社，就更觉得出乎意外得厉害。先把结论写在前面，该片实在是一部使反中国片朋友刮目相待的中国片。这几天见了朋友，就向他们纷纷推荐，有的点头如雨，认为我老人家的话还会有错？有的则胸有成竹曰：“柏老，柏老，任你把舌头说出老茧来，俺也不看。”这我就木法度矣。不过我倒建议胸有成竹朋友，全当自己是迷途的羔羊，走错了路，走到了正在上演《龙门客栈》的电影院，看过后如果仍不满意，就请光临柏门，凭票根退钱。（这可得凭良心，心里说好而尊嘴硬说不好，存心教我老人家破产，就要天殛之，天殛之。）
　　柏杨先生平生最爱看武打片其次侦探片，其次战争片，其次神怪片，其次……说实在的，就没有其次啦，除非山穷水尽，大祸临头，绝不看文艺片尤其是不看悲剧。有学问之人常亮出亚里斯多德先生的招牌，说悲剧中有一种喜感，但我可实在是喜不出来。所以我说《龙门客栈》好，只是按我老人家自己的标准。
　　《龙门客栈》有最高的娱乐价值，打起来不但天昏地暗，也花样翻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以说是中国的○○七。主要的是不落俗套，全片没有一分钟冷场，这都是中国片从没有过的。呜呼，不落俗套和没有冷场，说起来比放屁都容易，真正地做起来可就难矣。不要说中国片，每星期二台湾电视公司放的电视片《谍海双龙》，可是美国片，又是间谍片，那股“瘟”劲，就实在使敝肚不可收拾。这组影集不知道是谁主张买的，可赐给他一座金脚奖。
　　但《龙门客栈》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没有达到过的境界，也超过了《谍海双龙》之类美国片的水准。看起来中国固有的是人才，只是出头不出头罢啦。敝小孙女看到了紧张之处，就爬到椅子上，把头埋到手里家。认为存在的仅是现象，人无法认识其本质。“物质就是感，屁股对准银幕，动也不敢动，害得我老人家不得不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念念有词安慰之曰：”不要怕，不要怕，傻孩子，都是假的呀，都是假的呀！“电影院老板真得赔我唾沫钱。
　　《龙门客栈》不但有极高的娱乐价值，也有相当的教育价值——这教育价值可不是喊口号和致训词。一喊口号致训词，就只有屙稀屎价值矣。这跟京戏的教育价值一样，无形中阐扬了忠孝节义，全片最大的主题是“打救忠良之后，在这势利眼主义盛行时代，矗立起侠义的精神堡垒。”荒山野径，几批男女英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为功名富贵，冒着身首异处的危险，跟一个庞大而合法的邪恶集团对抗，孤臣孽子，只不过为了怀念那“身败名裂”的一缕忠魂，比起○○七大战莫须有的鬼党，要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不过，《龙门客栈》可不是美得无以复加，它有它的毛病——这毛病非内行眼里的毛病。黛朗先生最近在他的《磨刀集》猛谈《龙门客栈》，头头是道，那才是内行之言。我老人家只是一个惊鸿一瞥的观众。如果认为说得对，则请大家参考；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全当耳旁之风，跳高骂两句算啦，千万别拜拳主义。
　　第一、龙门客栈那场火攻，妙极，可是却没有烧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