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慧灯-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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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吉星高照，就是在马路上闲荡，都会有一块五十克拉的钻石掉到口袋里，不要都不行。俗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柏杨先生套之曰：“写得好不如写得巧。”常有些小子，喟然叹曰：“有些名扬国内，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他们写的，使人看了直觉发麻，实在不忍卒睹，若某某，若某某，连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都不如。”原因简单得很，该作家得风气之先，也就是写得“巧”也。一○年代，中国文学由文言蜕变成白话，凡是曾写两句白话的朋友，就一律得其所哉，写到如今，该作家怎能不“大”？等到台湾光复，文坛一片真空，大多数作家都留大陆，几个半路出家的和尚，或都确实有很沉重的感慨，或者根本是穷极无聊，闲着也是闲着，写写文章，也可以消磨时间。继而发现，写文也是一条谋生之路，盖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的稿费，一千字十元，固高得使人神魂飘荡。于是你也写我也写，他也写她也官，三篇文章一登，男的成了男作家，女的成了女作家，年纪小一点的成了新作家，年纪大一点的成了老作家。
　　呜呼，干啥都得有眼光，要看得准，发得狠，一口咬定，锲而不舍，终必会搞出名堂。风气之先型的大作虽然不忍卒睹，可是声名既在，仍然有吃有喝。柏杨先生在三○年代便迟了一步，若那时候就一马当先，活到今天，轻则可以当上理监事，重则可以出国讲学。而如今依然故我，乃眼不明、手不快之报也。我说这些，对年纪大的朋友没有啥用处，但对后生小子，却有裨益。既有志当作家，自应目观四面，耳听八方，观空就钻，文章通与不通，俗与不俗，笨与不笨，均没关系。不过凭天地良心说，风气之先型对中国文化的提高和普及，有其崇高的贡献，盖此型非同小可，与其他型迥然不同：其他型均因其他凭仗而起家，大家既知底蕴，也就不再苛求，有志之士，因无法弄到那些条件，自无可奈何；唯独风气之先型是靠文章起家的，所以其影响也特别巨大。年轻小子，往往对作家十分崇拜，拜读了大仲马先生的文章，包管目瞪口呆，可能此生连笔都不敢提。但是拜读了风气之先型的文章，用不了看三十页，准拍案而起曰：“写这种文章的竟然也是作家，早知如此，我早成了作家啦。”然后翻箱倒柜，把小学堂时的作文簿找出，撕下一篇，寄到报馆，于是乎作家出世。咦，风气之先型对年轻后进有这种鼓励，世人不可不知，故不宜一笔抹杀他们的价值也。
　　介绍作家介绍到“随稿登床型”，实在非常抱歉，好在这个名词，不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总算差湛告慰。此语大概来自电影明星的“随片登台”，某某某先生套之以指责某女作家，说她为了出版她的大作，不惜和书店老板或编辑老爷，双双携手，进入洞房（写到这里，柏杨先生插一句话，只不过两年之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该某某某先生义愤填膺，反过来为该女士努力辩护，又说她是淑女啦。变化莫测，难懂，难懂）。我们这里乃借用一下他阁下的发明，来阐扬这一类型的奥秘。
　　呜呼，年头显然很乱，但有一项定律却千古不变，那就是，一个女孩子如果甘心情愿为她的“事业”而登床“美学”中的“嵇康”。，不管她是自己登床，或是使人登床，也不管是演电影登床，或是写文章登床，反正一句话，只要她“肯”，她就可以成大名而捞大钱。这和她漂亮不漂亮，美丽不美丽无关。纵是《红楼梦》上的刘姥姥女士，如果也忽然向往起来新潮派，以新潮派笔法写下一本完全以做爱和乱伦为主题的小说，同样地也可千古不朽，把一些臭男人勾得精神恍惚。如果该女作家不是刘姥姥女士而是潘金莲女士，她就更有招徕的力量，该书准定十分畅销，她也就非成为委屈万状的淑女不可矣。
　　我们隆重地介绍这一型，并非对谁有所不敬，而只是说明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女人焉，或者去洋大人之国泡上一泡（泡一天就够啦，如果泡十年八载，当然更是上策），或者在大学堂读了几天（读几天就够啦，只要嘴硬，就等于毕业啦），或者在高级中学堂或初级中学堂读几天，作文簿上连续三次都得“乙”，想成名的欲火再烧得她浑身不舒服——去当影星吧，一时没有门路；去当歌星吧，嗓子不太听指挥；去当舞星吧，苦于找不到大亨；去当画家吧，又不能马上见效——于是当女作家遂成为唯一捷径。克里丝汀小姐以一个土头土脑的乡下姑娘，一旦“肯”啦，再加上一点先天的异禀和后天的努力，以及臭男人贱气冲天，搞到后来，竟搞得英伦三岛都为之震动。则一个文理尚称能顺的女人，一旦她“肯”，一面写稿，一面脱而登之，她能不成为空前绝后的伟大淑女兼女作家乎？谨此隆重介绍，读者先生如果不信，不妨举目向名女人群中搜索搜索，包管你掩口而笑，乐不可支。
　　脱裤文学
　　台北《创作》月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冯放民先生的大作，谈到脱裤文学，文日《我们的话》，对目前文坛上两股脱裤之风，来一个“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看了这后，颇觉得肠胃大通。那篇文章太长，抄最后一段“举例释疑”如下——有一位读者问到：《创作》发刊辞中有所谓：“我们不脱古人的裤子，自然更不脱现代人的裤子。”这是什么意思？关于这两句话，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俾存忠厚。但既有人问及，我们既不愿以乡愿自居，无已，只好指出。所谓“脱古人的裤子”，如南宫博在《中央日报》连载的《李清照》一类作品，可为代表。所谓“脱今人的裤子”，如郭良蕙在《征信新闻报》连载的《心锁》一类作品，可为代表。
　　呜呼，这种大作，可称之为“脱裤派”。未成名发财之道多矣，脱裤子不过其中之一，尤其是一个女人，到了无可奈何之时，脱一下裤子，更有万夫莫敌之妙。前些时报上不是有一位暗娼被杀的凶案乎？她和人到旅馆睡一觉，不过七块钱，其收入简直跟一个作家同样低矣。凶案发生之前，她上街吃饭，就是只穿裙子，而脱了裤子的。壮哉，这段新闻固然上不得圣崽的尊口，但社会上有些凄凉之景，不知应由谁负责也。
　　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的裤子，生活逼人，我们寄予无限同情。一个作家为了三十元或五十元一千字的稿费，去脱别人的裤子，大概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柏杨先生上周应朋友之邀广延是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类，心灵（思想）不能决定和影，去看台湾歌仔戏，唱着唱着，唱到当中，忽然冒出了脱衣舞，心中大乐（当时没有戴老花眼镜，乃平生最大遗憾），等到紧张之处，那女郎忽然不脱，台下群众（包括柏杨先生在内）就大吼曰：“脱！脱！”不久之后，小石子飞到台上矣，嘘声如雷矣，嚷着要退票矣。处此环境，女伶自然非继续脱不可。
　　作家自己脱没人看，只好脱别人的。南宫博先生脱李清照女士的裤子，有啥可惊的欤？何况那不过是循例脱之，没啥了不起，所有的古代女人到了南宫博先生手里，都照脱不误，没有一个能免此灾。有些人还发过呼吁，要求他不要再脱啦，再脱把文坛上的一点纯洁情操，都脱光啦，但那有啥用？一则是观众硬要他脱，最好是再有声有色才过瘾；二则是他自己也硬要脱。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个暗娼，你给她七块钱，她就脱自己裤子。脱裤派大作家亦然，你给他稿费，他就脱别人的裤子，不要说李清照女士的裤子，就是圣女贞德的裤子，都可脱也。盖他除了脱裤之外，别无他长。犹如猴儿戏焉，要的老是那一套，你不教他要那一套，教他耍哪一套？不信的话且看看南先生在《联合报》上连载的“这一家”，能看得下去乎？不过中国人的特质之一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他又有脱裤绝技，自然所向无敌。
　　南宫博先生脱古人的裤子，是中国式的脱法，而且脱得千篇一律，《李清照》是如此这般，《西施》、《杨贵妃》等等，无不如此这般，看一本而知百本，没有新鲜滋味。郭良蕙女士脱今人的裤子，则是新潮派，乃洋大人式的脱法，看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读者先生，再去看《心锁》，恐怕一定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简直有点一模一样。晋王朝时名士之风盛行，像竹林七贤，有的不穿裤子，有的喝酒喝得七窍流血，当时就有一位乐广先生笑曰：“名教中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我不是忽然想当正人君子，而是说这句话似乎可以套用，曰：“不以性为主的作品，自有天地，何为乃尔也？”新潮派的原意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必问，说起来准一大套，但现在看来，不过是脱裤派罢啦，而且脱得越光越妙，时代风气如此，我们无可奈何焉。问题是，一定不脱，也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照样可以连载出版，何必一定要脱乎哉？无论哪一本震世名著，内容免不了有性的描写，那是构成困扰或骚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绝非仅以那玩艺为满足。一个作家也好，一个读者也好，如果认为脱裤子不过瘾，那就未免高速公路矣。天下只有前面所举的暗娼者流，才那么急吼吼地猛脱。便是台北的陶公馆，也都要稍微有一点情调。盖男女之间即令是嫖客和妓女，除了性之外，还有别的更多、更重要的东西，而脱裤派却硬是非此不乐，大概各有其痒也。
　　描写性行为是不是道德，迄今没有定论。说脱裤派是艺术的，我们不置一词，因木宰羊焉。但穷斯滥矣型文人硬说脱裤派竟然是道德的，就得研究一番。《金瓶梅》以一十万字写性行为1852年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是运，以几千字写淫夫淫妇的悲惨结局，凭天地良心说，有道德上的效果乎？如果认为只要有悲惨的结局，使淫妇淫夫受到惩罚，就是道德，我宁愿横行世界九十年，然后死于“砰”的一声。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应强迫他们的妻子儿女，每人都要熟读《金瓶梅》和“查夫人”，是不是道德的，到彼时才知也。我想，道德的规范随时代而不断改变，本已无法固执，而艺术家、文学家也同样有其特权不理那一套，但是有一点似乎应该考虑到，如果自己的作品不能让自己未成年的儿女们看，他就没有理由让别人未成年的儿女们看。
　　一个人被批评并不容易，柏杨先生想被别人批评，以便抬高身价，还没人肯批评哩。盖被批评的人必须有相当分量，而且为批评的人所惋惜。如果别人对他连批评兴趣都没有时，那就惨矣。据说？《春秋》专门责备贤者，狗咬了人，只能责备人不小心，不能责备狗乱咬也。《创作》月刊责备南宫博先生和郭良蕙女士，以及柏杨先生这篇大作，都是此意。盖脱裤文学天下滔滔皆是，有的更血淋淋的焉，纵然多两位加入，也没有关系。不过以南先生和郭女士崇高的地位，也去脱之，大家自然要掩书叹息。柏杨先生特为此文，刺激刺激，希望多加考虑。如果仍认为脱裤是对的，则不妨尽量地脱，甚至高兴起来，亲自上台脱给大家看，我都不在乎。
　　妖风
　　前些时台北发生一场学术论战，论的大概是“中西什么化”之类的玩艺，普通小民不懂也。但后来却逐渐有点儿懂，盖招架不住的一方，以居浩然先生为首，祭起各色各样的帽子，把胡秋原、郑学稼、徐复观几位先生，祭得晕头转向。一会说他们是汉奸啦，一会说他们曾经反抗过政府啦，一会说他们思想有问题啦，一会又说他们简直仿佛非是共产党不可啦。呜呼，论战的主题是“二加二等于四”，即令人他们是汉奸，反抗过政府，思想有问题，二加二仍等于四，不能就等于五。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预卜的，只要能把某一顶帽子扣个结实，则对方或杀头焉，或坐牢焉，就等于封住其嘴，他阁下的论战就大获全胜矣。
　　这股妖风目前似乎已从“学术界”吹到“文艺界”，其焦点乃郭良蕙女士的长篇小说《心锁》。那本描写性的大作，柏杨先生曾表示过道德万丈矣。但一个文人也好，一个作家也好，所能做的，应该是到此为止，不能超过笔的界限，去向官府搬兵，教唆杀人。尤其是我看某一本书不顺眼，不等于我看该书的作者不顺眼，我喜欢某一本书，也并不等于我喜欢该书的作者。如果由书而牵连到作者，那就是人身攻击矣。我们可以反对《心锁》，但不能说郭良蕙女士一钱不值。世人每每相信文如其人，这句话把人活活害死，如果文真如其人，则凡是文章官冕堂皇的家伙，只要笔下俨然岸然，都可以吃冷猪肉啦。
　　该股妖风现在更吹到了中国文艺协会，听说该会理监事会上，学问甚大，道德甚高的朋友，提议要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不禁大吃一惊。呜呼，上帝，千万保佑没有这回事，如果有这回事，就教人呜咽。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人类已研究了几千年，还没有研究出啥名堂，文协的理监事朋友千万别替天行道。谨叩头流血，郑重哀告曰：“如果开除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不等开除，就也要隆重宣布退出，当然也可以把郭、柏二人一齐踢掉，则尊腿既是你的，只有悉听尊便。”
　　该股妖风好像还在酝酿要建议官府查禁《心锁》。《心锁》之适合不适合少年男女去读，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文化人的努力，不应超出讨论的和批评的范围不同语言学层次上的结构组织本身。在哲学解释学认为，本，更不能借刀行凶。文学问题，只有以文学的方式解决，只能诉诸自己的见解和读者智慧，不能乞灵于政治干涉。尤其是，批评家和线民不同，作家应有石头般的挺劲，官府可以拆除台中公园门前的塑像，当然更可禁书。像美国的邮政局，就可以对某书某刊，拒绝寄递。像张作霖先生，他甚至可以杀文人的尊头。但如果自己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他就不应对自己反对的东西，暗下毒手，乞灵官权镇压。也不应用打小报告的手法，去激官府之怒，而查之禁之也。这不是单纯的《心锁》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和基本问题，此风一开，有权势的大人先生，有权势的黄马褂作家，就勇不可当矣。
　　（柏老按：结果是，中国文艺协会仍然开除了郭良蕙女士的会籍，柏杨先生跟着也就宣布开除了中国文艺协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此怪事，作家不但不维护作家，反而充当杀手。嗟夫）
　　两件怪事
　　中国拥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说不悠久，然而怪事也就因此越多，妇女缠小脚便是伟大的怪事之一。把女人一双天足，硬生生地断筋碎骨，缠成一团废肉，纵是禽兽，都不致如此残酷，独中国的传统文化，硬是这般，甚至歌颂之声，不绝于耳，历史上到处都有赞美“莲瓣”的文献，却无一篇反对的大作。究其实际，小脚不但不方便，而且也不美——既不悦目，又奇臭难闻，真不知道几千年来，中国女人像疯了一样去大缠特缠，原因何在？
　　现在，小脚这回事总算已经过去，当时人们严肃得不得了的事，今日一想，怎么也禁不住汗流浃背，而且再也弄不明白，为啥一定要那样。不过，前面已声明过，历史越久，怪事也越多。小脚虽去，武侠小说却逼面而来。武侠小说之对于小脚，因为小巫之见大巫，算不了个啥，但其劲头却足可以望当年缠小脚的项背。大人先生提倡于上，亭子间文人呐喊于下，苦矣哉的只是一些女人和读者。小脚不过摧残人的身体，武侠小说却摧残人的心灵，小巫好像更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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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期的《文坛》杂志上，有一专辑，曰：“在科学法治的时代下，谈谈武侠小说的风行和影响”。由各家笔谈，约二万余字，言简而意赅，我想仅这个题目就可说明武侠小说是怎么一回事。“科学”和“法治”，是中国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境界，看见美国的科学，看见英国的法治，有时候简直羡慕得连口水都要流出来。好容易一点一滴建立起的心理基础，却被武侠小说迎头痛击，怎不教人生出一种无聊之感乎哉。
　　武侠小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不科学上：越是武功高的女侠，越是漂亮得不像话的二十岁左右的少女；越是了不起的祖师爷，越是又脏又烂又弱的老头。但一旦动起武来，口吐红丸，手掷飞剑罗尼柯（AndronicusRhodius，约前1世纪）整理出版。因他，百里之外，取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气功绝伦，在水面上乱跑，如履平地，从喜马拉雅山一跳，只听耳旁风声呼呼，睁眼一看，已跳到了长安城。其次的特点则是“反法治”的焉，虽然那些可敬的侠客们杀的全是贪官污吏，看了使人心里舒服万状，但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则是事实。本来，这年头也真教人盼望有大侠出现，以平民愤。但武侠小说却导人以躲避现实，平愤反而成了次要，有点得不偿失。
　　问题是，连那些曾经指天誓日，提倡“战斗文艺”的官报，都在大载武侠小说，则既无权无势，又无地盘的穷作家们，瞎嚷嚷个啥。
　　俗云：世界上有两“端”绝不可犯，一是武人的锋端，一是文人的笔端。盖你得罪了武人，免不了把你弄去修理一番，然后将头割掉，以示薄惩；你得罪了文人，当你威力足可杀他、关他时，他乖得像真的一样，可是等你一旦死亡，或一旦失势，他随便揭你两张底牌，大笔一挥，能使你活着无脸见人，死后子孙蒙羞。尤其是文人对文人，更很少挺身而出，择善批判。无他，恐惹祸上身，招架不住。
　　去年（一九六○）胡适先生曾对武侠小说表示轻蔑，发表了一段“武侠小说荒谬”的谈话，盼望改写“推理小说”，结果引起一批武侠小说的作者大肆咆哮。幸亏那些咆哮只限于窝里反，没人听见时间的哲学》、《或然性理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捶、《科，但其有撒泼之意，昭然若揭。盖胡适先生希望他们写“推理小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犹如希望三轮车夫改行去开喷气机一样，他如有此本领，早不武侠了矣。
　　一个武人最低的条件，他应该分辨出什么是大炮，什么是步枪。一个文人亦然，他至少应该文字通顺。自从盘古立天地，从没有听说有文字不通顺而竟敢写小说。然而奇迹也就在此，有些武侠小说却硬是不通得出奇，这种人写武侠已经吃力，再教他去推理，真能推掉老命。
　　推理小说在某一个角度来着，比文艺小说都难。莫泊桑先生的《项链》，乃上乘之作，可是，如改为推理小说，却失败得惨。玛蒂尔特夫妇在丢掉项链，并借款赔偿之始，为啥不向原主人说明详情乎，而必须等还完了债之后才说？文艺小说可如此剪裁，推理小说却必须交代明白，四面八方都需要照顾周到，而无一句懈怠。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刻刻扣情人理。于是，恐怕把目前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打得稀烂，他们也写不出。胡适先生之议，无怪行不通。
　　继胡适先生之后，《文坛》杂志上的专号，犹如戳了马蜂窝，五年前文化清洁运动，反对内幕杂志时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在1943年，负责人也曾被螫得面青目肿，结果内幕杂志还是倒掉。现在有人大张旗鼓反对武侠小说，虽不会马上见效，但不足馁，大家一齐在说理，总有一天能得到读者先生裁判也。
　　（柏老按：以上种种，乃我老人家一九六○年代的见识。一九八○年代，这见识改变，变成原则上不反对武侠小说。今日之我，所以与昨日之我宣战，是感觉到，只要中国法治精神不立，小民就只好喜欢武侠小说。）
　　白杀时间
　　对武侠小说，人们谴责得似乎太多，朱介凡先生在《文坛》杂志上举了两年事，曰——有位老弟，写了武侠书，生活得饮酒食肉，衣冠楚楚。但是，他从不肯把自己姓名印在那畅销的书上，他总是含有羞愧地与我相见，而期期自许，要另外来写使他心安理得的书。但是，他难以自拔，他说：他欠了一屁股债。
　　然而，另有一硬骨头的老弟在失业，他穷得几乎没有裤子穿，他的笔锋爽利，却不愿写那清夜自省良心发抖的东西，那是大可改善生活的。
　　这两位老弟台，都引起我最大的关爱，我希望，在不久的日子，宣布他俩究竟是谁。
　　柏杨先生盼望朱先生能早日宣布，使我们得以识荆，前者可爱，后者可敬，都使人愿致拳拳之意焉。不过，武侠小说到底有利还是有损，从这两位作家的态度上——无论是写与不写——可看出端倪。呜呼，天下只有武侠小说是开卷无益的书，值得深思也。
　　胡适先生认为与其读武侠，不如读侦探，那是求人更上一层楼的办法，其行不通，不卜而知。另一位作家则更痛快。他在《文坛》杂志上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什么不去赌钱下棋？”益退而求其次，下棋也可消磨时间，赔钱也可败坏品德，其功能与武侠小说相等。他希望武侠小说至少不要以“玄之又玄”的“武功”取悦读者。咦，有啥读者，便有啥作者；有啥客人，便有啥菜碟。这是读者自己不争气，作者为了活下去，自动能管得了许多。
　　又一位先生的感慨，似更深远，他在《文坛》杂志上曰：武侠小说终于会被淘汰而没落，一如内幕黄色书刊终于为武侠小说所代替而没落。武侠小说泛滥到作者江郎才尽，内容千篇一律的时候，自会被另一新起者所代替。此一新起的替代者为何？也许是‘新张恨水体’的摩登“故事新编”？——从“潘金莲”、“李清照”被某一有力者大力提倡，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渺茫的迹象。
　　这是一个预言，会不会不幸而言中，只好走着瞧。
　　徐白先生有信致柏杨先生，对武侠小说于大家纷纷讨论之余，再进一解。这是最最必要的，盖道理越说越明，是非总在人心也。
　　徐白先生认为现在的武侠已不是武侠，已不是“人”的故事，而成了“神仙”、“怪物”的故事。试思哪一个“人”，能一掌下去，只听一阵隆隆巨响，把山都劈下一半？又哪一个“人”，在练了少则三天五天，多则十年八年之后，便可“移形换位”、“飞檐走壁”？只有神仙或怪物，才有如此这般的本领。徐白先生曰：“从前武侠小说作者，如向恺然先生、赵焕亭先生，他们本身就会一些三脚猫四门斗，故笔下写来，一招一式，尚有来源。然而已有一部分荒诞不经，如向公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十有六七，每有”超人“表现，不过尚多少知道自制，不像现在的武侠小说作者，只会闭眼造谣也。今日人心苦闷，读武侠小说和打打麻将牌一样，有逃避现实之功，似不必苛求，但总应将其”性别“弄清楚，不可使它继续挂羊头卖狗肉。武侠是武侠，神怪是神怪，美国的西部武打片是武侠，中国的《封神榜》便是神怪。徐白先生以为，如果和《封神榜》联了宗，它再荒谬也没人说话。
　　其次，关于“故事新编”，徐白先生精通日文，故以日本小说为例曰：日本人写“时代小说”（即古代故事），书中人物一切，包括衣冠服饰，动作言语，无一不吻合当时的时代，决无中国这种古人说现代名词的奇事。如内容属于讽刺，猪八戒逛孔夫子庙等，那当然例外，否则必须正正派派地写。现代“故事新编”的作者，在一般人眼光中看起来，似乎比“武侠小说”的作者高一级，起码他们的文字通顺，而且形式是新的，有时候也来点哲人式的议论对话。因之，它的危害也似武侠小说更大，不能放松一点也。
　　最后，徐白先生曰：“我于此两种，皆绝对不看，盖怕看得心烦意乱。”柏杨先生亦是如此，非自以为了不起，而是看下去完全是自杀时间。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我老人家却大看武侠小说，盖身囚绿岛，度日如年，用以麻醉残生。不过对于“故事新编”，无论如何，仍难入目，所以一直坚拒到底。）
　　海明威之死
　　海明威先生终于翘了辫子。同样是作家，美国的便比中国的吃香，连死都死得了不起。报上云，海明威先生擦枪走火，与世长辞。国际社发专电，大总统去吊唁，远在一万里外的一个名叫“台湾”的小岛，报纸上都占大大的一块地盘。而且有很多有学问的朋友，把海先生的身世摸得透熟，长篇大论地一一为文哀悼。当作家的，不应该如是耶？
　　要说作家之死，中国也不是没有过的，当年鲁迅先生逝世，确实震动一时，迄今不见此盛况矣。大家来台湾十有二载，死的作家，已有数位，无不都可怜兮兮，即以消息而论，不但出不了这个小小的岛，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如果不拜托拜托，拿拿言语，也上不了报。盖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气量狭窄，编辑记者都是文人，既都是文人矣，你那两套算啥？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文人靠稿费不能生活，必须有一个职业作底子，以维持不致饿死。于是，校长曰：“海明威呀，他在我手下当教习。”处长曰：“那个姓海的，他在我手下当科员。”委员曰：“海啥？啊，海明威，他进区公所还是我招考录取的。”主任更曰：“作家？啥叫作家？我手下多的是，我那里第九科的一个办事员便出过书，他还是什么协会的理事哩。”《圣经》上有言曰：“先知在故乡总是不值钱的。”这句话用之于东方，有真理在焉。盖在台湾，任何本地东西，如科学家、艺术家、舞蹈家，都不值钱，作家不过是很多不值钱东西中的一种而已。
　　海明威先生死矣，我到处打听，尚未听说他身后萧条，有募捐的消息，不禁大惊。呜呼，中国文人之所以受人轻视，无他，只不过太穷耳。海明威先生猎枪走火丧生，而中国作家想这样死都不可得，盖一辈子都没见过猎枪是啥，不要说跑到非洲打猎，就是去碧潭散散心，有这笔银子乎？而海先生所写的《战地钟声》，是站在西班牙当时政府那一方面的，而那一方面却是左派，仅此一点，必有一脸忠贞之士，义愤填膺，他还能自由自在，到处乱跑找材料乎也？
　　美国作家死而中国作家非，乃虎死兔悲，物伤其大也。悲夫！
　　文艺算老几
　　阳明山第二次会谈，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文化界人士有之，教育界人士有之，理工界人士有之，独没有文艺界人士。众生奔走互合，相对耸肩。一个真正的作家，对这种精彩绝伦的会谈，兴趣恐怕不太巨大。但对于文艺排斥于文化之外的这种气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