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潜规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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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纳奥米·坎贝尔也不会太低于这个水平。但是，试着与那些世界级政客和商人们比比收入吧。高级董事长们可以按规定离职，然后就能拿到五位、六位甚至七位数的优厚解聘金。但这一切就可以使足球运动员们理所应当地拿到更多的薪金吗？实话说，不行。足球运动员可能会说，他们只是拿到了与其他娱乐行业的薪金水平相当的收入。但是，足球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如果脑子没出毛病的话，谁也不会宁愿丢掉曼联、交流米兰或巴塞罗那队中的首发位置，而不顾一切地去自愿当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因为每个人都愿意为荣誉而拼搏。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对罗伊·基恩一九九九年的那场风波产生那么多的鄙视，尽管他当时的薪金已经高达每周五万英镑。曾几何时，多少球员都想为曼联队效力，仅仅因为它是曼联队，是每个球员整个职业生涯的最高追求，但那个时代最终已经结束了。的确，曼联队风光了许多年，但这个开始于马特·巴斯比爵士朝代的神话已经破灭了，球队中的一些球员开始划计当他们的合同在2001年和2002年期满后，他们的身价可能值多少钱。
　　并不是所有的球员都是财迷心窍。事实上，只以非常少数的球员才可能是这样，他们一看到别人有所收获，就会觉得自己即使不比别人更出色，但至少也不逊色吧，所以自己也应当得到与别人相同的酬劳。加·内维尔是一位非常正直朴实的球员，他在打完一场欧洲比赛后对记者说，他认为他对于曼联队的价值大约只有罗伊·基恩的五分之一。爱尔兰前锋托马斯·科因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他在球场上踢球也是在工作，但他知道这份工作是不能和那种煤矿里的劳动或者重工业工作相比较的，从事那些工作的人们不但要劳动，同时还然得为抵押贷款担心，也得为了给孩子们买生日和圣诞节礼物而发愁。在科因看来，真正的压力的不是踢足球，而是那些琐细而沉重的生活杂事。科因就像许多与他同龄的人们一样，对现实世界有着很清楚的认识。他们知道他们很有才能，但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多么幸运。但对于许多新生代的年轻球员来说，他们可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还处在那种与日常生活脱节的幼稚时期。正如以上的数据显示，在十七到二十岁年龄段的球员可能会赚到两万五千英镑的年薪，相当于英国的平均国民收入。而许多三、四十岁的人可能干着比足球运动员辛苦得多的工作，一年还赚不到这么多钱。而对于那些年轻的家伙来说，他们的薪金只会不断地上涨上涨。
　　但是，情况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其原因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俱乐部资金出现紧缺。根据德勤公司在2000年发布的关于足球比赛的最新统计，在九十二家俱乐部中，球员薪金占全部经营金额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一比例在1994到1995赛季还只有百分之五十二。在英超联赛里这一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八，在甲级联赛和乙级联赛中这一比例是百分之八十，而在丙级联赛中这一比例则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目前，百分之八十的俱乐部要拿出超过三分之二的总收入来支付球队的薪金，而在一九九五到一九九六赛季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俱乐部出现这种状况。现在只有四家俱乐部的球员薪金没有超过总收入额的百分之五十。
　　这些数据有些偏高。很少有行业的工资与总利润的比例会这么高，因为工资额越高，用于公司投资和照顾消费者的实际资金就越少。任何一个懂行的会计师都会告诉你，这样的状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你的总收入意外地出现下滑，你仍然还得用那少得可怜——甚至可能不够支出的资金去面对那么多高额的工资单。
　　一九九八到一九九九赛季中，英超联赛的球员薪金总额据统计为两亿四千一百万英镑——这一数据从一九九三到一九九四赛季以来增长了两百六十六个百分点。德勤公司的统计报告称，为了长期的财政利润和生存，在级别越低的联赛中球员薪金所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是高得惊人。德勤公司足球行业部主管格里·布恩说：
　　“如果为了打进英超联赛而冒险与身价高昂的球员签订长期合约，一旦无法支付起薪金，那将可能会使整个俱乐部瘫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联赛中存在着两极分化，一些俱乐部为顶级球员支付的天价工资可以抵得上普通球员工资的四点五倍还多。”
　　格伦·霍德尔曾以说过，他担心如果球员薪金再这么继续疯涨下去，职业足球可能会在英格兰衰落消失：
　　“足球比赛在很多方面都正在慢慢脱离普通球迷。”
　　“与其他的生活步骤相比，它已经失控了，它正在被不断涌入足球赛事的金钱所主宰。如果这个钞票堆起的泡沫破裂，那么将有许多俱乐部被架空而衰亡。对于现在这种情况，需要立即加以控制以保持平衡。”
　　但是为什么足球运动员会比那些从事耗时更长也更危险的工作的人赚的钱还要多呢？对此有许多被广为宣扬的经济理论，其中就包括一名球员通过简单而巧妙的碰触就可以改变一场比赛的能力。对此也有一些争论，认为在体育、其他娱乐行业和商界的许多从事普通工作的人，也有能力创造灵光闪现的时刻，而他们由此产生的较高价值也可以为他们从事的行业带来丰厚的回报。对此有两种争议，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球员那样长年累月地训练，并有那种具有发展潜力的天赋或者走向成功巅峰所必须的自控能力。因此，他们一旦从事了那种职业，就少不了需要得到经济力量的支持。
　　有趣的是，这些理论大部分都非常容易被驳倒：首先，每个人在工作中都会有辉煌的时刻；其次，这并不表示年轻球员没有做出任何卓越的贡献，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金钱总是讨人喜爱的（就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的数目）。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这些金钱都是来自门票收入、电视转播和商品销售，而所有这些都是由球迷付钱消费的。可就是这些忠实的球迷，有时为了得到一个明星签名能站在雨中等上很久，换来的却是那些明星球员的冷落慢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球迷都会无动于衷地甘愿忍受这种待遇。有一度时期，一些球迷曾经组织起一个名叫“裤子”的俱乐部，以抗议那些不尽全力的球员。如果球迷们觉得场上球员没有尽全力比赛，他们就会向那些球员一齐挥动手中的内裤，直到他们踢得有所起色。
　　但是，很有可能球员将会发现他们薪金的增长潜力会有所减小，因为欧洲足联已经建议对球员的薪金加以限制。欧足联计划要求所有想参加欧足联赛事的俱乐部都必须取得欧足联的许可证，而这一许可证只有在满足一系列条件后才会批准发放，其中就包括必须证明他们的财政状况处于良性状态。基于这一计划，许多俱乐部可能就得削减球员的薪金，以显示他们的财政承受能力并且能够维持商业运转。
　　欧足联的首席执行官吉哈德·艾格纳曾经说过：
　　“欧足联正在就向俱乐部引进一项欧洲许可证的建议进行审查。这一许可证旨在通过书面规定来加强对俱乐部的控制，随后对薪金总额进行限制。”
　　这一举措是在一项调查后做出的。该项调查表明，一些俱乐部的经营开支远高于他们的收入利润，特别是在西班牙，当地无限期拖欠债务的情况非常惊人，一些俱乐部有时甚至负债超过百万英镑。薪金封顶措施可能会产生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效应，但同时也可能会使那些本来就缺乏吸引力的足球联盟更加难以经营，比如苏格兰的一些联盟，为了引进优秀球员，这些联盟中的俱乐部通常会支付超过收支平衡比薪金以吸纳那些球员。这种封顶措施也可能造成一些问题，比如球员如果觉得他们损失了按照合同将来本有可能增加的收入，他们是不是会进行抗议。如果他们继续抗议这一薪金封顶限制，球迷们还会支持他们吗？或者球迷会不会因为球员们的贪婪而对足球产生憎恶？而球员们又会不会利用球迷们不来看比赛的情况进一步与俱乐部抗衡？尤其是一些抗议活动的持续时间延长时。这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欧锦赛和欧洲杯的比赛。对于这项薪金封顶计划，许多人都不希望它会获得批准，但是如果欧足联真得通过了这项计划并进行实施，那将是非常有勇气的一项行动，同时从长期来看，其动机也是良好的。
　　然而，有一个原因常常被用来为球员的高薪进行辩护，即：球员可以说是一种稀有商品，并且他们也承担着很高的受伤的风险，因而他们的职业随时都有可能因为某一次伤病而中止。当然，这个理由也可以被驳倒，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在工作中受伤，并且许多工作的风险比足球要大得多。
　　尽管球员们很少承认，但是他们肯定要面临健康方面的风险。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曾经有过一项题目为“处理职业足球损伤：俱乐部医生与理疗师的职责”的报告，它表明俱乐部可能或者一定会为了让受伤的球员尽快返回赛场而让他们冒险。俱乐部有时会这样给球员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要以足球的阳刚之气忍痛继续踢球，直到克服疼痛障碍。该报告指出，一些俱乐部为了使那些身体状态不好的球员快点重返赛场，甚至会找他们的麻烦。举例而言，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到，状态好的球员训练到下午一、两点就可以休息了，而状态不好的球员却要训练到下午四、五点钟（尽管这样的做法可以被部分解释为：他们正在接受理疗或其他形式的治疗）。报告还发现，许多足球俱乐部医生只要经过一两次个人联系后就可以获得他们的职位，而大部分的理疗师是通过网上应聘而就职的。该报告另外补充说，在英格兰很少有全职的俱乐部医生，运动医学专家就更少了，而一半以上的俱乐部理疗师没有特许证。因此，他们也就不会按照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要求进行合格的工作。该报告以一段预示性的评论结束：
　　“到时候，以上这些做法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球员缺乏问题。”
　　另外一项调查表明，职业足球运动员常常会因为患上骨关节炎而终结他们光辉的职业生涯。这种骨关节炎是由于关节中软骨受到损伤而导致的一种常见的关节炎病症。根据由考文垂大学的研究员进行调查并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期刊》上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接受调查的三百多名球员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在退役后被诊断患有骨关节炎，大部分的病灶一般都在膝盖。他们都在是四十多岁时发病的，而这种骨关节炎通常的发病年龄为六十岁左右。球员们可能是因为过去使用的那种类型的球而患病的。前凯尔特人队球员比利·麦克菲尔曾经参加过为球员争取残疾补助金的抗议活动，同时也就他因为用头冲顶那种老式的厚皮足球而患上痴呆症要求索赔。这种骨损伤也有可能源自球员们现在为了克服伤痛而使用的麻醉药品。尽管这种长期使用药品所影响的后果在几年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但麻醉药品生产商们还在继续研制越来越多的麻醉药物，他们声称这些药物可以帮助球员们恢复和提高他们的体能。
　　法国巨星艾曼努尔·佩蒂特曾经说过，他非常担心在如今这种足球比赛日程安排极为繁忙的情况下，球员们会为了参加所有的比赛而被迫服用麻醉药品。佩蒂特曾经指出，即使对于一名状态良好的球员来说，日以继夜地四处打比赛再加上进行训练，也会感到难以承受，因此球员们可能会觉得需要采取一些孤注一掷的方法来避免遭到淘汰。
　　弗兰克·勒伯夫也曾经说过，他担心过高的比赛频率会毁掉年轻的球员，因为得不到适当的机会去治疗他们的伤病。
　　同时，顶级球员们受伤后可能会受到精心照顾，但如果这种伤害发生在普通球员身上的话，那可能会对受伤者的球队和肇事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星期日联赛”中，球员斯蒂芬·米尼斯在一次非法争抢中弄断了对手的腿骨。他被勒令赔偿两万英镑，因为他被发现在争抢过程中过于疏忽大意。
　　并不是所有损伤都源于奔跑冲撞和训练所致。在2001年初，利兹队后卫里奥·费迪南德在看电视时把自己给弄伤了，当时他只是想把脚翘上咖啡桌，结果却拉伤了膝盖后面的肌腱。
　　除去伤病，现在很多运动员另外的担忧就是被更廉价的外国球员所代替，或被排挤出比赛之外。英国政府甚至竭力向国内引进一定数量的外国球员。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些争议，这样作能否使英国球员素质得到提高和发展。政府则称实行这种体制完全出于自愿，官方并不会强加任何事情。因为对足球来说，从来没有限制性的规章制度。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按照欧洲的法律，试图限制在英国参加比赛的欧洲球员的数量是违法的。英格兰联赛，足球联赛和英超联赛　　　都是实行定额体制。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发表评论称，他们对于外国球员在一些国家联赛中的人员数量表示关注，因为这一问题可能会对国家队现在或者将来的质量和成绩造成影响。
　　但是，政府很快就自食其言，教育与就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处理海外球员准入问题的报告称：
　　“允许所有欧洲经济区中的劳工来往自由一直被视为罗马条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体育运动行业也不可能例外。”
　　要想免受罗马条约的限定，那必须要得到所有欧盟国家的一致投票同意，所以让人感觉在欧盟的权限内是不会为足球批准这个特例了。但是，这一想法还没有试着提出来过，相信在未来几年里可能也应当会提出来的。许多国家，例如西班牙，就已经把足球作为一个特殊案例在国家法律中做了例外规定，相信将来在英国也可能会这么做。
　　还有一个领域是足球运动员们愿意看到它被干涉调整的——尽管这种干涉永远不会进行，因为执行起来实在太困难了。这个领域就是关于看台上球迷的呼喊声的问题。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足球运动员一直在遭受着令人恐怖的谩骂和侮辱，包括球迷们尖叫着他们要和球员们的妻子睡觉，或者说哪个球员是同性恋和丑八怪（以及一些不宜写出的话语！）。通常球员们只是容忍着，或者这可以刺激球员在那些起哄挑衅的球迷面前踢出更精妙的球来。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球员们再也不想忍受这种侮辱了——他们需要的是欢呼，而不是起哄。
　　那些对同性恋的谩骂侮辱是最令人感到可耻的。同性恋球迷可能会对此感到不舒服，而球员们则会觉得更难受。迄今为止，只有一名球员曾经承认他是一位同性恋者（看下一页），但是可以肯定还有其他球员也同性恋者。很多年以来，足球运动员们一直被谩骂为同性恋。在这个有关球员性取向的问题背后，其实就是足球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一种男子汉的象征，而同性恋者一直被认为是很软弱的或者是某种不正常的现象。一些小报纸曾经搞过一些他们所谓的“伦理”大曝光，来暗示某些球员是同性恋，但其实并没真正曝出他们是谁。然而面对这么多的猜测，没有一位球员曾站出来公开讨论过他们的性取向问题。
　　前米德尔斯堡球员米凯尔·贝克曾经谈起过那些说他是同性恋的谣言，它们让他感到心烦意乱并且对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讲起曾经有一个队友听信谣言认为贝克是同性恋，因此总是不愿意在更衣室换衣服。
　　在英国，劳工部门曾经努力呼吁球员们干脆站出来把这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公开化。国会议员托尼·班克斯曾经不止在一个场合提到过关于球员与同性恋的问题，他曾说到：
　　“除非我们能够主动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除非我们能够真正切实地讨论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再真诚坦率的人也只能是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
　　“我必须承认，敢于公开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然后坦然走向足球赛场的球员一定得是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
　　“目前可能有相当数量的足球运动员是同性恋者，而观众中的同性恋者大概就更多了。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而参加足球这种男性化的运动，因为那种男性化魅力才是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坦白说，他们肯定觉得无法在球队中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竞技状态或者无法全身心地支持自己衷爱的球队。对他们的这种感觉，我也表示理解。”
　　“对于憎恶同性恋的言行很难通过立法来制止，但这种言行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现在人们慢慢产生了一种感觉，如果把同性恋者排除在体育竞技场外的话，那体育运动的宗旨是不是就会发生扭曲了呢。很显然，如果有许多同性恋者参加体育竞技的话，这种运动的宗旨当然不会发生扭曲。”
　　不幸的是，很明显那些建议球员们出来公开性取向问题的活动无法真正帮助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憎恶。依照荷兰政府的要求，阿姆斯特丹大学委派组织了一个研究专家小组，对荷兰国内有组织的非职业性体育运动中的男女同性恋者的经历进行了调查。他们的调查表明，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的经历还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出现这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没有公开他们的性取向。这项报告还发现，当他们的性取向被人知道后，有时他们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女足球员中的同性恋者来说更是不同。
　　在英国仅有一位球员曾经有勇气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而他的故事最后却以一种不愉快的结局告终。贾斯汀·法努沙的生活几乎无法用来鼓励其他人站出来公开自己的性取向问题。法努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最好的球员之一。他是一名极为出色的技术型球员，在少年时就效力于诺里奇城市队，在十九时就成为该队最好的主力前锋。1980年，法努沙作为第一位身价达到一百万英镑的黑人球员被诺丁汉森林队购入。同时法努沙的思维非常灵敏，他可以一边评点海报刊登的古典音乐的长短，一边与猎奇小报的超级模特大谈性问题，这些东西他都应付自如。但是也和其他天才球员一样，他总是无法找到一个令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他一走出家门就别想得到一刻的安宁，因为所有的体育记者、漫画家和喜剧作家们都想利用他的价值谋利。在诺丁汉森林队，法努沙由于牵涉到同性恋背景问题而闻名，而诺丁汉森林队的经理布赖恩·克拉夫却很不喜欢这些与他有关的谣言，布赖恩的崇尚者们称赞他是一位严格、传统而和蔼的经理，而其批评者们则说他是一个欺小凌弱的恶棍。布赖恩对待法努沙的态度可谓是极为糟糕。他先是暂停了法努沙的比赛，随后干脆就把他开除出了球队。布赖恩在1982年以仅仅一万五千英镑就将法努沙转卖到了诺丁汉郡乡村队。
　　对于法努沙来说，事情本来可能从此就会出现转机。但是仅仅一年后，他却受了一次需要长期疗养的膝伤。随后法努沙移居美国，在那里住了几年并入了教，然后在九十年代初期回到英国，为乙级球队托奇联队效力。法努沙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1990年，当时他告诉《太阳报》记者他曾经与一些同队的球员和一名英超联赛球员发生过性关系。人们对于他敢于站出来谈论这些问题表示赞赏，但后来又曝出他曾经为了收取报酬而在一些采访中撒谎。在以后的日子里，法努沙继续在英国各地游荡，从来没找到一个能使他产生归属感的地方，也从来找不到一个可以让他居留的地方。后来他又回到了美国，在马里兰州的一个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教练工作。所有熟知他的人们都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给他带来一些长久的幸福。但是不久以后就传来消息称，他因为对一名十七岁少年进行性骚扰而被拘捕。后来据透露说，他与那名少年发生关系属于双方自愿，是那名少年试图借此勒索他，当法努沙拒绝付钱后，那少年便向当局报了假案。在法努沙三十七岁时，他最终用自杀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尸体被发现悬挂在南非东伦敦市的一座车库里。法努沙永远没有机会再去否认和抗争那些针对他进行的指控和谴责了。
　　我曾经收到过一位曾在英国踢过球的欧洲球员发来的个人评论。当然他现在不是一名同性恋者，并且已经结婚了，但他在年轻时却与人有过一段同性恋关系。他在评论中说：
　　“足球不是一种可以容忍同性恋者存在的体育运动。我曾经听过不少欧洲球队的球员关于这方面的评论，他们说他们不愿意与一名同性恋球员住同一个房间，他们也表示如果和一个同性恋者共用一个沐浴他们会感到很不自在。这样的感觉真是很糟糕。”
　　“在我结婚之前，我妻子已经知道我从前做过的那些事。但是接受我从前所做的事对我来说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困扰。同时，那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我很坦诚，我知道这种事情会给别人带来多少问题，或者会成为多少年轻人的笑料。”
　　“荷兰人对于同性恋现象是比较宽容的，因为他们对于这类事情持有更为随意的态度，但即使是在荷兰本地，足球在理想中仍然是一种纯男性的运动。”
　　“对同性恋歧视的这种事情是没法消除的，除非许多顶级球员们也能公开确证他们的性取向。因为只是一两名球员站出来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惨死在民众的反对呼声中。但是如果大部分俱乐部都有同性恋球员的话，那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如果能告诫球迷一旦谁制造侮辱同性恋者的评论谁将被赶出球场，或者哪个同性恋球员是一个赛季能进四十个球的前锋，他可以威胁说会因为存在侮辱同性恋的评论而退出赛场的话，那情况一定就更为不同了。”
　　关于一名同性恋球员如果自曝其身份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格雷姆·勒索克斯的遭遇就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事例。关于是一名同性恋的谣言纯属无中生有，事实上他只是因为爱好收集古玩和参观艺术画廊而偶遇过一位很有教养的绅士。他也只看大报社的报纸，而不愿意看那些猎奇小报。这是因为他已经感到人们不再认为他是一位“工人阶级英雄”了，他发现有人把自己和同性恋者相联系起来了，同时也有一些人为那些谴责他的人们鼓动造势。有好几个赛季他一直在忍受着这样的辱骂，1999年2月在利物浦的一场比赛中发生了一次著名的事件，对他的侮辱到此达到顶点。据说利物浦队的罗比·福勒在比赛中当众做了一个手势来嘲讽勒索克斯。当时勒索克斯正准备发一个任意球，福勒转过身冲他撅了撅屁股。勒索克斯就此向裁判提出申诉，但却被判故意拖延时间。后来勒索克斯用身体冲撞袭击了福勒，但他仅仅因此被停赛了一场比赛，而通常来说，像他所做的这种袭击行为至少要被停赛三场。福勒也因为使那场比赛声名狼藉而被处罚停赛两场。在这次事件后，有更多的人开始大声疾呼，并发言称歧视同性恋与种族歧视没有什么两样。对此，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主席哥顿·泰勒说：
　　“如果其他职业运动员也采用这种侮辱性手势的话，那情况将变得很复杂了。所以我们想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我们处理种族歧视侮辱一样。”
　　虽然一些球员对于暗示他们是同性恋者的言行表示抗议，但如果只是作为同性恋的偶像的话，大多数球员对此并不是十分在意。例如，当迈克尔·欧文得知他名列同性恋男性杂志《态度》推选的一百名世界最性感男士的名单榜首时，他并没有过分恼怒。在巴西，如今被选为同性恋者的偶像已经算不了什么了，该国的许多顶级球星都曾经摆出造型为《G杂志》等一些畅销同性恋杂志拍摄过正面暴露相片。一些球员被警告说那些过分裸露的相片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造成不良影响——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出现在受人谴责的同性恋杂志上，而是因为那些相片过分露骨可能会损害足球比赛的声誉。尽管一些人觉得，这样说只是一种藉口，因为在南美洲各国，在管制同性间关系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丹尼尔·帕萨雷拉，阿根廷1978年世界杯夺冠时的队长，他在1994年世界杯赛后接手了阿根廷队教练工作，随后他立即禁止队员留长发、戴耳环和涉足同性恋行为。
　　在球员受到这类的侮辱的同时，赞助商则成为别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在过去，许多公司很愿意在他们的广告中使用男女同性恋话题以鼓动起一些争论，但是也有些时候，一些公司不再利用同性恋者做秀，也不再生产与同性恋者或同性恋生活有关的产品。
　　赞助商非常愿意就同性恋话题大作广告，但当同性恋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问题时，那些赞助商的态度就会趋向社会主流思想，他们的态度区分得并不明确。正如曼联队的一名同性恋球迷马克·道尔顿所说，球员如果站出来公称他是同性恋，那么他可能就死定了：
　　“他可能会被某些团体称赞为勇敢者，但是赞助商可能会对他避而远之。在足球的这种大男人文化中，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年轻球员如果穿着一双与一名同性恋球员脚上一样的球靴的话，他会受到什么样的羞辱？人们总是首先会把两名球员所穿的那种靴子或者他们签约的赞助商品牌看作是一种同性恋者的标识。”
　　“同性恋团体经常试图把一些东西推崇为一种时尚，然后迅速地把他们超量推广开来，可这么做也没有用。假定有一种由某位同性恋足球运动员代言的服装，那么在一段时期内所有人都会穿它，但随后它可能就会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马上人们将开始贬低它，就象许多反对同性恋的情形一样，不想再看到任何与它相关的东西了。”
　　类似同性恋权益组织“愤怒”的一些社会团体认为，造成上述这种局面的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发言人大卫·ALLASON认为作为足球比赛人文基础的工人阶级文化就是这些原因中的一份子：
　　“我认为许多球员仍然不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足球在许多方面来讲仍然是一种排斥同性恋行为的体育运动，坦白说，这主要是因为有许多球员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看看那些被侮称为‘娘娘腔’的球员们吧，他们只不过因为说话时发音标准并且可以读懂《卫报》才受到辱骂。”
　　“我在足球界的一些朋友们都曾经说过，他们觉得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和同伴球员对自己真得没有一点好处，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时，他们就举出了法努沙及其可悲经历的例证来回答我。”
　　“同时，作为一名同性恋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