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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潜规则-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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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来根据调查证实，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那项所谓的君子协定。伯特·米利奇普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不守信誉的无赖。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1990年，英国宣布了一项包含有两个目标的申办计划。由于在申办1996年欧洲冠军杯时，法国给予了英国足够的支持，所以英国由此放弃了申办1998年世界杯的计划。但是当时，英国足协包括前任执行官格拉汉姆·凯利在内的高层官员宣称，如果在举办1996年欧洲冠军杯比赛时，能够在财政收入以及公众效应方面取得成功的话，英国将重新着手申办世界杯的工作。不过英国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退出1998年世界杯主办权的竞争，不能多也不能少，仅此而矣。伯特先生自己也一直声称，他并没有与德国达成任何有关的协议，同时他也没有做过任何有损英国利益的事情。事实上，在1996年9月召开的一次英国足协官方会议可以表明，对于英国申办世界杯一事，伯特先生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多么的积极热心。参加那次会议还有格拉汉姆·凯利，1996年欧洲冠军杯的组织者格伦·柯顿，英国足协主席基斯·维斯曼和英国足球联赛主席戈登·麦基格。在那次会议中，伯特先生指出，英国已经放弃了对1998年世界杯主办权的竞争，但是并没有理由放弃对以后的世界杯主办权的竞争，不过现在还不知道谁会支持英国的申办计划。在那次会议中也提到了德国，但是伯特先生并没有向与会者说起任何有关那项君子协定的事情，他们当时也没有感觉有任何协议的存在，更没有想到将来会在宣布申办计划时遇到这样的阻碍。但是，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在1996年11月欧洲足联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凯利与布劳恩曾经一起说起过他们的申办竞争计划，据说二者的会谈非常愉快。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德国还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所谓的君子协定。并且，直到1997年，英国已经宣布将要申办2006年世界杯时，德国仍然没有提起过那项协定。不过，利害冲突现在已经发生了，并且在英德之争中，欧洲足联对于后者的支持度明显要高一些。
为了争夺2006年世界杯举办权，各申办国都在进行着强劲的竞争。巴西继续强调该国的足球优势，它既是“性感”足球的故土，也拥有世界上最具天赋的球员。不过困扰巴西的障碍是，该国令人担心的犯罪问题和贫乏的基础设施条件。在欧洲，英国和德国在申办竞争中可谓势均力敌，但双方都摆出了一副势不两立的姿态。英德两国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并且双方都称，到2006年之前，都将建立新的国家体育馆。英格兰在这次竞争中花费了一千零七十七万英镑，这笔资金是由英国足协、英超联赛以及英格兰国家体育彩票世界比赛基金提供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德国公布的“君子协定”，英国的申办活动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过，英国各方都在全力以赴，甚至曼联队也所行动。在足协杯比赛的间隙，曼联队专程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世界俱乐部邀请赛，为英国申办世界杯宣传造势。但曼联队其实是在众压之下才有此举的，因为该俱乐部被告知，如果不去参加这次邀请赛的话，可能会对英国的申办活动造成影响。
虽然英国可能的确没有与德国达成什么秘密协定，但是在苏格兰藉的国际足联副主席大卫·威尔斯的职务问题上，英国却可能做了些手脚。据称，英国足协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力争让英格兰驻国际足联代表威斯曼取代威尔斯的副主席一职。这样一来，英国足协就可以在国际足联高层拥有渴望已久的影响力了——这也正是英国足协目前一直缺乏的东西。要想达到这一目的，英国必须要找到两到三个英联邦国家，说服他们同意不再支持威尔斯继续担任副主席职务。而进行这种游说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这些国家承诺提供上百万英镑的发展资金。结果，威尔士同意与英格兰合作，但是爱尔兰却拒绝同意，而苏格兰则显然不会参与这种伤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了。夺权计划的失败，使得英国在世界杯申办活动的最后投票中也不得人心。后来，国际足联对这个事件进行了一项调查，对英国足协所做的一些不当行为进行了处理。对于凯利和威斯曼的做法，国际足联认为是一种既没有上报执行委员会，也没有经过全体足协理事会同意的行动。不过，这一事件最终只被定性为一次判断失误，不了了之了。
德国并有没采用传统的方式来拉取选票，比如拜会国际足联的成员国，或者邀请各国到本国访问等等，而是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游说方式。这种方式极具战略性，即通过与其他的联邦和国家举行会谈，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各自在哪些领域与德国存在共同的利益，从而取得他们的支持。不过德国也曾卷入过一些丑闻事件。根据有关的指控，德国曾经大张旗鼓地试图在选举时舞弊（这与其他国家在过去采用的那些偷偷摸摸的方式相比，实在有些太嚣张了）。有消息称，根据一些匿名信的举报，德国的申办机构曾经向国际足联的有关代表赠送过现金和礼品，而世界杯主办权的最后归属则正是由这些代表来投票决定的。但是国际足联并没有理睬些匿名信，理由是这些信件缺乏可信度。后来，在投票活动结束后，有人批露说，那些匿名信是由一家名叫《泰坦尼克》的德国讽刺月刊杂志发出的。国际足联曾经威胁说要就这一事件提起上诉，但是最后却并没有继续追究。
在非洲，摩洛哥和南非也在为世界杯主办权展开了争夺战，不过与欧洲“同行”们相比，他们的竞争方式可能要文明得多。摩洛哥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和比赛设备，竞争实力受到严重影响。而南非高居不下的犯罪率也受到了众多的关注。当时，据那些支持其他申办国家的人宣称，如果犯罪率问题不解决的话，南非可能永远都别候主办世界杯这类赛事。
国际足联派出了一个六人检查小组，前往世界各国检查比赛设施。该检查小组所到之处，都象王室贵族一般受到了各国的热情接待。不过他们在英国受到的待遇格外隆重。英国足协耗资二十八万英镑，安排该检查小组在五天的行程内周游了全国各地。但是检查小组对英国的印象并不理想，正如他们在有关英国的报告中所说，英国在设施条件方面，比德国和南非要略逊一筹。为此，英国政府的世界杯申办特使托尼·班克斯宣称，这份报告是对英国足球的莫大侮辱。在谴责这份报告时，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他说：“这份愚蠢的报告是对整个英国足球的一次侮辱。我们自身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欧洲足联在为德国开路，而国际足联则在帮助南非。”
“这种做法根本不象国际足联的行为，这些人也根本不象是国际足联的官员。但遗憾的是，接受这份报告的无疑正是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而提交这份报告的也的确是国际足联的检查小组。这是一次无耻的政治欺诈。如果他们真得认为南非的条件比英国好的话，那么这一定不是一份客观的报告。”
“我知道，对于南非为什么应当处处受到特别优待，可能有很多充足的政治理由。对此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假如单纯只是比较谁的设施最好，谁更适合举办2006年世界杯的话，那么答案当然只能是英格兰！”
随着7月公布结果的日期渐渐临近，在大多数人看来，最后的竞争就是在南非和德国之间进行了。在最后的官方选举进行之前，巴西提前退出了竞争，只剩下英国、德国、摩洛哥和南非四个申办国家了。此时，南非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了。据传闻称，巴西一直处于半退出状态的原因是，它可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申办2010年世界杯的活动上了。如果这种传闻属实的话，那么在选举问题上，巴西可能一直在寻求与其他国家达成某种交换协议。巴西既然宣布退出竞争，那么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选票可能就会投向南非。根据足球观察家和有关世界杯申办问题的政策分析家预测，如果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投票支持南非申办2006年世界的话，那么到2010年世界杯的申办竞选活动正式开始后，我们就可以看清这种投桃报李的利益交换关系了。南非的世界杯申办活动负责人丹尼·乔丹已经公开承认，他与巴西和南美其他国家的代表举行过会谈。他说：
“在国际体育活动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各国可以进行会谈，商讨共同的利益，并且认清赢得某项选举的可能性。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与巴西及其他国家举行了会谈。”
在巴西退出竞争后，英格兰觉得自己的胜出的机率进一步增加了，而德国则担心这种意外变动会影响本国的申办计划。弗朗茨·贝肯鲍尔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确信德国是2006年世界杯最理想的主办国，而且，巴西与南非之间一定进行了某种交易。目前来看，最后的投票形势可能对德国不利。”
当2006年世界杯申办活动的官方投票开始后，在第一轮投票中，摩洛哥首先出局。在本轮中，德国得到了十票，分别来自于瑞典、意大利、比利时、挪威、西班牙、马耳他、土耳其、韩国、卡塔尔和泰国。南非在得到了六票，分别来自于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喀麦隆、博茨瓦纳、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英国得到五票，来自于苏格兰、新西兰、哥斯达黎加、美国和特立尼达与多巴哥联邦。而摩洛哥则只得到了来自马里、突尼斯和沙特阿拉伯的三票。投票结果表明了欧洲足联其他国家对英格兰的态度，欧洲国家投给德、英两国的票数比为七比一，德国明显占据了优势。
在第二轮投票中，由于特立尼达与多巴哥联邦的选票投向了德国，英格兰黯然出局。而马里、突尼斯和除苏格兰、新西兰之外的其他英国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了南非。
当只剩下两个竞争者后，大家都认定南非将要获胜了。即使出现了平局，由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决定票已经投给了南非，那么将被淘汰的也肯定是德国了。然而，正如许多风云突变的足球比赛一样，事情并不会按照计划而发展。当南非与德国同样获得十一票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苏格兰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德国，而新西兰却弃权了。一时间，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片混乱。在场的南非代表几乎要疯狂了，而德国代表们看上去似乎还不敢相信这个意外的结局。而造成这一切的那个人正是新西兰的与会代表——出生于格拉斯哥的查尔斯·丹姆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在的大洋洲足联的主席。世界足坛因此而震惊了。全力支持南非的布拉特一时也陷入了尴尬境地，只得黯然离场。面对蜂拥而至的有关阴谋欺诈的指责，丹姆斯没有进行任何辩解，在选举结束几小时后就退场回家了。随后，他辞去了在国际足联中担任的所有职务，以及大洋洲足联主席的工作。后来，他终于就事情的真相进行了披露。在他的讲述过程中，他向人们揭示出了整个投票过程是多么的黑暗：
“在那次投票选举中，我所做出的决定只是出于对足球事业的考虑，并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在国际足联召开那次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些匿名骚扰电话，其中包括一个恐吓电话。”
“他们在电话中一再声称，要我考虑清楚，如果我投票支持南非的话，那么大洋洲足联在国际足联中的地位将会受到不利影响，到时候他们会让我领教一下欧洲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会有多大。”
“我的女儿就此事帮我与大洋洲足联进行了沟通。在九名大洋洲足联的成员中，有六名成员批准决定，允许我在最后选举时采取弃权方式。经过认真的考虑，我决定接受这个计划。按照大洋洲足联的执行委员会以多数通过的决定，在维护大洋洲足联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我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
“我并不认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种轻率之举。我也并没有做过不负责任的决定。不过，这一次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让我的确无法承受。”
当丹姆斯正在为自己进行辩解时，有人开始对国际足联进行谴责，指责他们放弃了使足球真正成为全球性体育运动的绝佳良机。如果非洲还想申办世界杯的话，那么只能等到2010年了。不过，一些非洲足坛人士正在积极考虑，能否通过法律途径推翻这项充满争议的选举结果。在这次投票结束后，南非的申办代表丹尼·乔丹的心情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感慨万分地说：
“非洲也是国际足联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是不可能只给一个孩子吃饭，而让其他孩子忍饥挨饿的，然而，国际足联却真得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要知道，对于我们的国家、整个非洲大陆以及所有非洲人民的生活来说，举办世界杯比赛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非洲足球界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申办世界杯的失利，将使非洲足球的发展进一步受到损害。由于在利润收入方面，非洲本土的俱乐部根本无法与欧洲俱乐部相比，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留住本土的顶级球员。对于丹姆斯声称自己是被迫弃权的辩解，南非的世界杯申办委员会主席欧文·考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丹姆斯并不是那种容易被威胁屈服的人。考扎与其他人也在考虑通过法律手段来反对这项选举结果。但是，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却告诉他们，这一结果是完全合法并且不容置疑的。布拉特后来对新闻媒体称，这个结果也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他说：
“作为一名国际足联的官员，在我任职期间，这次选举结果可以说是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本来有机会为世界足坛创造一段新的历史，便是可惜没有成功。在这次申办活动中，欧洲本来有一个绝好机会，可以向非洲表示出友好的姿态。但是很遗憾，他们并没有那样做。”
其实，整个这场喧嚷的闹剧最终只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足球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了。根据已经提出的改革计划，未来的世界杯比赛将以一种循环交替的形式，由六大足球联邦的国家轮流主办。但是这样一来，英格兰就非常不幸了。因为在世界杯主办权重回欧洲之前，它可能得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如果世界杯比赛从现在开始轮流主办的话，那么在二十多年以后，英格兰才可能有机会获得这项赛事的主办权。
此外，布拉特还说，为了能够主持下一次世界杯申办活动，他不会在2002年任满后放弃国际足联主席的职权，他将再次参加竞选，争取连任。他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已经输掉了一个球，现在该是将比分扳平的时候了，我将再进一球争取胜利。”
虽然，这种申办活动旷日持久，并且动辄就耗费上千万英镑的资金，但是它与大多数球迷并没有任何关系。反而，球迷们可能会因之而再次受苦。他们将不得不跟着世界杯的脚步在全球长途跋涉，到那些不惜巨资申请到主办权的国家去看球，而这类国家却很可能并不重视真正的足球比赛。虽然谁也不应当批评一种民主的选举体制，但是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世界杯申办活动的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大。然而，这却意味着足球最美好、最纯真的时代正在慢慢离我们而去。
作为这场拙劣闹剧的结尾花絮，值得一提的是，丹姆斯的职位最终被斐济的萨布·卡恩所取代，而卡恩却恰恰是凭借一张关键的决定票而当选的。
第十三章 足球与政治
体育与政治就好像活泼金属钾与水一样，当二者掺和在一起时，只会制造出一大堆的麻烦。在欧洲，有一种现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人们总是在幕后操纵着一些事情，试图用妥协让步来取悦所有人，但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只落个里外不讨好的下场。在国外——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体育与政治一旦发生联系，那么结果只有灭亡了。由于动荡的社会局面，反对暴君和政府统治的政治呼声在体育赛事中处处可闻。但是只要发生暴动，政府当局一定会采取镇压行动，用武力来对付那些反对统治者的人们。
本章将具体阐述，政治是如何开始涉足体育领域的，它又是怎样像一个粗野莽汉似的，把足球比赛搞得一团糟。同时，与前面一样，我们将继续分析，球迷们是怎样失去足球比赛的。
在大多数开展足球运动的民主国家中，当进行足球比赛时，如果有某位政治家到场观看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有组织的抗议政府的呼声。不过一般来说，抗议形式也就仅此而矣，很少出现更过激的行动。
然而，在像非洲这样的地区中，像足球比赛这样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有时就会成为人们对缺乏民主的政府进行抗议泄愤的唯一机会。在这类事件中，最为悲惨的是发生在2000年七月的一场暴乱。当时，南非队与津巴布韦队正在哈拉雷市举行一场世界杯预选赛。在比赛过程中，津巴布韦警察向那些他们所谓的“难以控制”的球迷们发射了催泪瓦斯。在由此导致的混乱中，有十三名观众身亡，其中包括四名儿童。后来据披露称，当时有少数球迷高呼口号，对与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对立的反对党表示支持，随后警方即向他们开枪进行镇压。
据目击者告诉记者，在比赛开始前奏响国歌时，在场的五万多名观众纷纷起立，用反对党的礼仪手势举手敬礼。并且在随后的整个比赛过程中，观众一直在继续高唱国歌。而反对党关于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口号“CHINJA”——当地修纳语中“改革”的意思——也响彻了整个体育场的上空。
MUBABE后来声称，反对党在赛场中安插了一群煽动者，他们高呼口号，并且用不断做出反对党的象征手势，随后还向场内投掷瓶子和其他物品。然而，目击者却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像当局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警察不只是向有人做手势的区域发射了催泪瓦斯，而且是在场内到处开火射击。
足球和政治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奇特的联系。在1999年，象牙海岸国家足球队在非洲国家杯的首轮比赛中被淘汰出局后，该队的所有成员受到了当局的惩罚，他们竟被关押到了首都亚穆苏克罗附近一处名叫Zambarko的营地，并且据说，他们一度还受到了枪械的威胁。
象牙海岸国家队在比赛中的失利，导致国内暴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游行。军方将国家队成员都押到了那个营地，随后又没收了他们的护照和移动电话。
而象牙海岸官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确保球员们的安全。但是，许多人却并不相信这种说法，有政治家指责这种行为是一种变相的拘禁。最后，在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的干涉下，这些球员才被释放。
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当政治与足球发生联系时，牵涉到的更多的是律师，而不是枪弹。足球常常成为被政客们利用的工具，他们通过关心足球来“表明”自己并没有脱离普通民众，借此强调他们的“平民形象”。
1997年，在英国大选开始初期，英国新工党在竞选宣传中称，它将支持人民党的一些公众项目，并将考虑进行一些不受行业限制的亲民考察。正如一些人所料，足球也进入了新工党的考察对象之列。新工党在上台执政三个月后，就宣布成立了一个足球特别调查组，由从事足球解说员工作的保守党议员大卫· 梅罗领导负责。该调查组被授命负责考察足球行业的几个领域，其中包括足球种族主义问题，残疾人入场专用通道，顶级俱乐部为足球比赛所做的基础建设支持工作，以及体育运动中的重商主义等等。最终，调查组做出的报告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呼吁消除种族主义思想，建议为残疾人球迷增设专用通道，并且提出应当加强基础建议工作，以确保足球运动的长远发展。
特别调查组在报告中提出的最后一个议题就是体育运动中出现的重商主义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直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大卫·梅尔自己也明白这个议题将引发各方的争吵。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么难缠。最终，调查小组就这一问题提交了两份不同的报告。很显然，在足球行业应当如何对待商业化问题的看法上，在该小组成员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
不过，这两份报告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致性。二者都提出，当前上千万英镑的商业资金不断地涌入足球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在足球类商品的销售以及门票价格的制定等实际操作方面，应当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第一份报告比较引人关注，它提出了一项相当激进的改革方案，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成立一个足球财务审计委员会，并且，这个委员会将作为一个永久性的足球管理机构，能够以一种廉政监督性质的身份，对足球财政问题提交独立诉讼报告。而在另一份报告中，则是号召成立一个自我监督系统，强调应当由足球行业内部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
第一份报告（以下我们简称为FAC报告）也强调了保留低价门票的重要性，要求所有的俱乐部应当扩大门票的销售价格范围，从而可以有效地满足不同阶层球迷的需要。同时，主场观众与客场观众在门票价格上应当被一视同仁。这份报告还指出，应当拿出百分之十的球票，向十六岁以下的观众以及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学生们半价出售，从而使这类年轻而清贫的观众保持对足球比赛的兴趣。另外，这份报告也提出建议称，低价球票的数量应当每年浮动，但前提是不得超过零售价格指数。同时，为了照顾到那些买不起季票的球迷，各俱乐部应当严格控制季票的销售数量。
FAC报告还建议，对于所有用于销售的商品球衣，其最短使用期（即球队使用这款球衣的时间）不得少于两个赛季，并且在领口的标签上应当注明日期，明确标识出这款球衣将于什么时间更新。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各俱乐还应当咨询球迷们的意见，例如球场改址、股票上市以及售价等问题。所有这些事务都将由建议成立的足球财政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该委员会将就此制定明确的行为规定，并且就俱乐部应当如何对待球迷的问题，制定一项最低的待遇标准。在另外一份报告中，则主要集中了代表足球官方的小组成员的意见。他们建议成立一个由独立成员组成的独立审查机构，专门监督实施足球行业规范。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按照他们的建议，这个独立审查机构每年要对足球比赛的运营情况提交一份报告，该机构每年的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四周。
为了这个特别调查小组做的报告，英国体育部长凯特·霍伊不得不着手处理这些建议的方案。在他最初的评论中，听起来那些方案将来真得可能会付诸实施：
“在政府特别调查小组的建议方案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应当在俱乐部的必要的商业利益和球迷的个人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如果失去了这种平衡，足球俱乐部就将难以生存。”
在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中，虽然政府打算成立某种形式的监督体制，但这种监督体制却并不是一种法定机构。在英国球迷协会的大卫·波义耳看来，目前实施的措施与体育部长当初所说的计划并不是一回事。他说：
“在有关的行业规范问题上，球迷协会一直在做着不懈地努力。我们曾经为了建立一个法定监督机构而全力争取过，但现在看来似乎我们的努力白费了。”
“不论将来成立的这个监督机构效果如何，我们都将会督促它切实解决一些问题，比如门票的价格以及分配等等。同时我们也将利用它的权利和影响，为整个足球事业进行不懈努力的工作，从而提醒那些俱乐部充分认识到，他们的首要职责是为英国足球服务，要保证各个收阶层的观众都能看到精彩的现场比赛。至于发展全球化的商业经营，那只能是他们的第二业务。”
“我们也收到了该调查小组的报告，并且吸取了其中的六十三项建议。等到将来的监督机构成立后，不论它采用何种工作方式，我们将以这些建议为标准来对其进行评判。这次的调查小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起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足球的未来发展问题上，来自不同阵营的各方人士在已经达成了共识。同时，我们在足球的未来发展中，也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大杂烩’方案。”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大杂烩”方案。不过，非常糟糕的是，在这个方案中集中了很多人的愿望，但球迷们最想看到的东西却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
特别调查小组正在尽职尽责地努力着，试图通过改革使足球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政治机构却渐渐在涉入足球领域，不过它对足球本身毫无兴趣可言，而且插手足球事业的动机也是莫名其妙。这个政治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英国政府的特别调查小组的工作，可能会对本国的足球运动发挥积极作用（如果那些人不再照顾自己的个人利益，一心为足球改革认真工作的话），那么，欧盟委员会所拥有的政治力量，则足以对整个足球体制进行彻底改造。如果欧盟委员会真得会这做的话，那整个欧洲的几百家俱乐部就可以告别商业活动了。
在足球与政治这个问题上，人们可能很想知道，政治与足球竞技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的：最初的劳工雇佣法是由政治家们制定出来的，不过在他们当时的设想中，这类法规并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到体育行业等领域的问题。而对于足球来说，可能就更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了。不过，在许多金融业的人士看来，足球只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矣，他们试图以对待一般商业活动的方式来看待足球行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主张，足球只是一种劳工雇佣行业，它也属于欧洲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
在很多事情上，政治家们都总是热衷于风度翩翩地进行投票选举。但是当面对足球行业复杂沉重的问题时，他们却又惟恐避之不及。在审判希斯堡惨案时，政界人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同时，在苏格兰宗派主义问题上，政治家们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足球流氓问题上，各国政界也只仅仅只是表现出过一些下意识的轻微反应而矣。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首先要从提高球迷的自身素质等方面开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政府当局来说，他们也应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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