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霜冷长河-第1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炖蛟谝∫罚婺杆底乓郧肮甑母髦质虑椋姨拧⑽首牛洞σ戳缴瘢斓丶浒簿布恕�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深夜是不必像白天那样严谨的。读者如果容忍以下的编排，觉得尚可一读，那我就理解为对深夜的原谅。
藤葛飘飘
一棵大树如果没有藤葛缠绕，就会失去一种风韵，连画家也不会多看它一眼。
从这个意义上说，藤葛需要大树，大树也需要藤葛。
前不久与一群香港朋友一起，读到一家杂志对一位著名作家的批判文章，口气非常严厉，但香港朋友们说，是不是他自己化名写的？他们不是怀疑他在炒作，而是觉得一旦有阴影出现，这位作家就立即显得立体，显得真实，甚至产生了藤葛缠绕般的风韵，而藤葛缠绕的总是大树。他们认为每一个聪明的现代人都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那个作家有某种故意的嫌疑。我说服他们，这是不可能的，然后立即给这位作家写信，祝贺他，说你真是荣幸，接着，又将我遇到的一些难办小事，向他请教。不久我收到了他以大树的风姿写来的回信，真可谓高屋建瓴、气度华贵。
这个感觉，我在读《学者追忆丛书》时又重新产生。
这套书收集了人们回忆世纪初一群中国学者的各种文章，归还给这些学者以真实的生态，读起来很有味道。夏晓虹主编，陈平原写总序，我感谢他们为中国文化界做了一件好事，让更多的读者从各个角度进一步了解了这些很重要的前辈学者。
很显然，这些回忆文章的作者，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懂得学者和他们的学问，哪怕有些作者还是学者的朋友。有一些，简直是以俗人的立场来看一个精雅天地，读后让人哑然失笑。对学者不恭的言词也时时见到，有的甚至有明显的记忆失误。这一些，丛书的编者都没有删掉，一是因为这些文章中常常保留着学者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细节，二是因为这些文章本身就反映了学者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那么，这些无法与学者们对位的文章，是否会损害学者们的形象呢？不会。时间过去那么久，历史已经筛选过了一切，文化的品格等级早已显现，对那些文章的定位，时间早已完成。有的文章，连遣字造句都停留在一个陈旧、低俗的方位上，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品级。
这就像前不久出了好几本鲁迅在世时报刊间批判鲁迅的文章汇编，读者读了，并没有因此损害鲁迅在心中的形象。相反，人们反而为鲁迅的喜怒哀乐找到了逻辑，鲁迅变得更可理解了。陈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那些文章的作者今天看来确实是没有资格批鲁迅的，就像我们没有资格批判哪位桥梁专家和外科医生。但这样的书还应该出，鲁迅有了真实的环境，这像鱼有了水，活了。
我们现在不少传记，把传主周围的琐屑污浊全都洗涤了，只留下学术活动和重大斗争。其实，即便是伟大的传主，最缠绕他生活和心理的往往也是琐屑的事情。为此，我觉得读这样的回忆汇编，比读那些过于光鲜的传记更有意思。
刚读完，便被聘为香港文学奖评委到香港，遇到也是评委的董桥兄。与董桥兄谈话，每次都离不开书，他问我大陆最近有什么好书，我就推荐了这一套。告别董桥兄后回到旅馆，即接到陈平原先生的电话，原来他也在香港，于是就有了三人聚会。我们戏言，现在文化界争执、批评甚多，哪一位若有野心，真不如把批判自己的文章结集成书，销售行世，转眼就藤葛飘飘了，但现在谁也不敢这么自大。
反过来，想到这套丛书中的有些被回忆的学者，不知怎么，一生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回忆文章多为恭敬美言，现在读来就缺少质感，丛书编者到处寻找也找不到“另类”话语文本，颇为遗憾。他们活着的时候被时人供奉，几乎不可能挨骂受气，这是他们的福气，但祸福相依，站远了看过去，他们那里不仅没有藤葛，连村干中的水分都蒸发了，光秃秃，干巴巴，多么乏味。
真为这些学者可惜。我永远尊敬他们，没有任何撕破心中偶像的反叛欲望，只是觉得天地对他们不公，给了他们一个经过太多卫护、太多过滤的环境，他们过早地被“脱氧”了。
幸好，时至今天，不会再有什么卫护和过滤，这种悲剧结束了。
我们爬山会踩到很多碎石，我们游泳会碰到很多水藻，我们夜行会遇到种种惊吓，我们独坐会听到种种异音。这才是人世的美丽、生活的魅力。真好。
——读《学者追忆丛书》
收藏昨天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游戏还是战斗
居然有一本书叫《游戏的人》，我一见书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两年出版此书，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牺牲在德国法西斯手下。那时，离法西斯灭亡已经没有几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从游戏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人。
他临死时，嘴角可曾浮起过微笑？
但是，连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经把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游戏，为什么还会那么英勇？
这是出于我们对游戏的误解，已经误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们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学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记得十余年前我在写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国戏剧发生学的重建上。这种重建是针对“劳动产生戏剧”、“经济水平决定戏剧”、“阶级矛盾造就戏剧冲突”等等凛然框架而言的，在当时风险很大，连能否出版都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国维先生的巫觋学说来艰难行事。因为由巫觋的扮演来说明戏剧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类学的文章可做。但越写越感到避不开“游戏说”了，中国戏剧为什么比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晚产生那么久，也可以从游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我又明白，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一个概念的引人，如果仅仅把康德、斯宾塞、席勒有关游戏的论述与中国戏剧史上已有的文字资料连结起来，那只是搭建积木而已，算不上像样的文化行为。因此，我在带着一系列疑问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点行装投人对边远地区现存原始演剧方式的长时间考察，考察报告的英文本后来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报上，不少外国学者正是读了这篇考察报告后前来我国进人这一问题调查的。至此，我对游戏这个美学和人类学的命题掌握了不少感性材料，只是这些材料大多无法作年代论定，对中国戏剧文化史的修改仍无太大的实际补益。
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研讨会上就游戏学说多讲了几句，报纸上立即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是游戏还是战斗》，副标题点了我的名，但作者很客气，没说批判，只说是“商榷”。至于文章内容，我想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当时我还年轻，很想反驳，因为多数读者不可能分辨是非，只知道我成了“有争议的人”，这一头衔在当时麻烦甚多。但再一想，我如果反驳，由于缺少共同前提，“商榷”十年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大概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吧，我干脆养成了对一切商榷都不予回应的习惯，省了很多心。只不过有时闲下来无事，嘴里也会嘟哝出一句“是游戏还是战斗”，学着哈姆莱特给自己开个玩笑。
不管是我还是当年的批判者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连战斗也可能是一种游戏，一种争夺荣誉的竞赛游戏；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游戏学者是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读了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之后，今后我在嘟哝“是游戏还是战斗”时，不会完全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了。
赫伊津哈把游戏看作是“先于文化的文化现象”。他以很大篇幅论述了游戏与典仪的关系，游戏的自愿原则和公平原则——即我们首先从鲁迅那里听到过的“费厄泼赖”，只不过他把“费厄泼赖”看成是把游戏做下去的基本前提。他又探讨了在十九世纪人类文化创造中游戏意识减少的原因，这使我很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前途表现出很大的不安，因此全书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安，足以引导人们进人具有宗教意义的鸿蒙思考。此书最大的吸引力也在这里。
——读《游戏的人》
现代阐释
一九九三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徐城北先生在大连棒极岛的海边游泳。水有些冷了，我们不敢游远，就站在近岸的海水中说话，他突然谈到了正在写的《梅兰芳百年祭》。开始我不太在意，以为那只不过是在他一本本专著后面再增加一本罢了，但听着听着，觉得应该对眼前这位戴着眼镜、不断用泳巾擦着背脊的中年男子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另有一番认识了，而且，我也因此对他今后的工作产生了新的建议。
以后几天，天气转凉，不能下水了，我经常一个人在沙滩上散步。我想，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渴望现代化的国度里，拥抱传统和反叛传统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欲望各自都能找到一系列理由，因此我们周围一再地出现情绪性的对峙：或者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看成是永恒的瑰宝，主张弘扬和振兴；或者把它们看成是旧时代的遗形，反对沉溺与把玩。后来这种对峙中间又出现了不少中介形态和暧昧形态，琳琅满目，然而遗憾的是，一直难于看到有人去做这样一项艰苦而重要的工作：为古典艺术提供切实的现代阐释。
当然，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保存、注释、讲解、评论，而是指从现代意义上的重新大规模地寻找、选择、破解古典，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某个人种曾经有过的美学尊严，而这种美学尊严又恰恰可以塑造未来。这种现代阐释反对无根的创造，却也拒绝国粹派的墨守成规，阐释的主要方式不是疲塌的讲稿，而是惊人的创建，阐述者不是几个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炽热的时代。这么说，还是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来定义这里所说的现代阐释，我心中想到的范例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些人。他们沉醉于古希腊艺术，细作考证、悉心研究，从中伸发出震动整个欧洲的现代理解和个人情怀，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格局并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是如此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明光耀百世；而他们所做的，正是为古典艺术提供现代阐释。
另一个例证是日本的川端康成。他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竟然是慢悠悠地讲了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几位日本诗僧。这个演讲当时连翻译都很困难，听众也颇感陌生，但川端康成的感觉基点是现代国际，因此人们还是找到了接受这种陌生的台阶和扶手。终于，从这个奇特的演讲，国际文学界从根子上了解了日本和川端康成。
相比之下，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无论是作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或颂扬，还是作就事论事的考证和研究，或者作大而无当的空论和概括，都是一些外围工作，而在主体工程开始前的外围工作，大多是一种没有坐标的零散行为。参与者都会把自己的行为夸张成至关重要，其实呢，肯定谁也不会重要，因为主体工程根本还没有起来。
现代阐释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远距离贴近，是现代人对古典艺术家提供一种诚恳的理解，一种严格的取舍，一种小心翼翼的艰难谈判，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判断，结果使古典艺术有可能真正楔入现代，也使现代有可能不再晃荡，而是从那些经得住时间冲刷的远年风姿中，领悟自身的渊源和未来。
我与城北兄年岁相仿。那天在海边，我们都说，海是真好，可惜我们已经不再有年轻时的体力和豪情，游不到山那边了，但既然已经辛辛苦苦地走到了海边，那就跳下去游一阵吧。
人到中年，越来越明白的不是自己想做什么，而是自己已经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想做又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告诉别人，看看有谁能做。依我看，在中国，那么久远的传统要获得现代生命，不能依靠学术讨论，而要等待作品。我国在学术讨论上的习惯、功力、怪圈，以及人们对学术讨论的成见，使得一切重要事情都要以避免讨论开头，而都会以一些切实的成果了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几部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而又能深深感动世界上其它文化族群的佳作呢？我想现代阐释，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读《梅兰芳百年祭》
倾听祖先
“倾听我们祖先的脚步声”，我很偶然地从俞大纲先生生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句漂亮的话，不禁怦然心动。这句话，是俞先生从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那儿听来的，时间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地点是台北国父纪念馆，担任翻译的是葛兰姆的学生、当时还只有二十余岁的年轻小伙子林怀民。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年逾八旬的葛兰姆老太太一身银袍，气度不凡，像一位圣洁的希腊祭司，林怀民则白衣玄裤，一副纯中国打扮，恭敬地站在边上。
其实林怀民早就领悟了，他已在此前成立了一个现代舞蹈团叫云门舞集，“云门”是记载中黄帝时代的舞蹈，什么样子早已杏无线索，但这两个字实在是既缥缈又庄严，把我们先民达到过的艺术境界渲染到了极致。林怀民用了它，这两个字也就成了一种艺术宣言，从此，一群黑发黄肤的现代舞者祈祷般地抬起头来，在森远的云天中寻找祖先的脚步声了。
云门在艺术上特别令人振奋之处是大踏步跨过层层叠叠的传统程式，用最质朴、最强烈的现代方式交付给祖先真切的形体和灵魂。这是一次艺术上的“渡海”，彼岸就是贯通古今的真人。云门拒绝对祖先的外层摹仿，相信只有舞者活生生的生命才能体验和复原祖先的生命。云门更不屑借祖先之口来述说现代观念，相信在艺术上搭建哪怕是最新锐的观念也是一种琐碎的行为。云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在古代话题下的生命释放，一种把祖先和我们混成一体的文化力度。外国人固然也会为某种优美的东方传统艺术叫好，但与他们对云门的由衷欢呼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我认为，云门的道路为下世纪东方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
如果说，就上海文化艺术界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云门的演出，那么就我个人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很多年了，我不断从港台朋友和外国艺术家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而他和他的舞员们又都读过我的几乎全部散文，因此真可谓一见如故了。我们这次谈得很多，但我想最深的交往还是作品本身。感谢他如此堂皇地表达了我隐潜心底的艺术理想，使我能够再一次从身边烦嚣中腾身而出，跟着他去倾听祖先的脚步声。
瘦瘦的林怀民忧郁地坐在我的面前，巨大的国际声誉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一丝一毫得意的痕迹。他和他的舞员们始终过着一种清苦的生活，而一到舞台上却充分呈现了东方人从精神到形体的强劲和富足。我想，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踏出第一个高贵的舞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读《云门舞集》
从对抗到对话
一九九六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一个现代艺术工作室，以挪威奥斯陆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主任米丘先生的名字命名。其实米丘先生是地道的上海人，上海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自己的海外游子介人，正是这座城市原有的秉性。据当代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培尔·霍伍得拿克先生论断：“米丘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完全了解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么，只说一个米丘，也可证明我们与国际现代艺术重新接通了血脉。
但是，我们欢迎米直，意义不止于此。米丘带来了现代艺术，更带来了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即使对现代艺术领域之外的人们也有广泛的启示作用。
我认为，米直的文化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对抗走向对话。
一切恶性对抗并非来自某些人本性的好斗，而是来自于某些人的自我粘滞、自我限制、自我固守。过去有不少论者总是强调现代艺术的反叛性和对抗性，把一切现代艺术家看成是金刚怒目式的狂悖者，实在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倒是那些极端保守而又貌似斯文的圈子粘滞过甚，最后成为恶性对抗的策源地。这些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的现代艺术家们虽然衣履不整、发式怪异，却大多相安无事地各自劳作着，而那些刺耳的争吵声，大多出自某个喜欢拿着自己的规范去命令别人的陈旧群落。由粘滞而偏激，以偏激求粘滞，是这个群落的思想行为特征，看似十分矛盾，实则互为表里。
因为粘滞，一切专业分工、流派定位成为不可逾越的阵地，人们为种种界限而敏感地生存，既警惕有人越界而入，又警惕有人越界而出，即便在界内，又何尝有一刻安心，结果难免把从业同行逐个当作了或隐或显的对头；
因为粘滞，对于不同的观众也心存敌意。自命从事现代艺术便铁板起脸，鄙视大众、拒绝社会，自命投身流行艺术则无视传统、嘲笑经典。这种刺猬般的态度表现在艺术上更是处处碰撞，追求深刻便撕破外相，追求形式则排斥意义，总之翻来覆去都离不开对抗；
因为粘滞，对东西方文化精神的选择更是偏执，未曾深人任何一个方面却能极言优劣，刻意褒贬，既夸张了全球性的文明对抗，又夸张了作为一个背负着历史的现代人的内心对抗。
对于以上种种，米丘先生全都提出了否定。他不接受一切粘滞的归属，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开拓得很广，现代油画、抽象水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文化策划、艺术管理，一一介入。他软化、甚至取消了其间的种种界限，因此也就软化、甚至取消了对抗。他也不认为艺术的思考性和流行性不可互容，相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努力在两端之间寻找与广大观众对话的空间。他的作品并不通俗，常常剔除了易读符号而通达原始情结和整体意绪，但正因为这样，他以真诚的空白为观众提供了参与的可能。他以自己对社会的广泛参与，换来观众对艺术的广泛参与，而一切参与都是深刻的对话。
把这种对话扩而大之，也就成了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对话。东方的神韵、西方的技法曾使他的作品享誉欧洲。而再往前走一步，他把中介的责任从作品而交给整个生命，他把自己充分西方化又充分中国化，让自己的血肉之躯肩负起了东西方文化使者的重任。正是这一点，使米丘从一个自由活泼的艺术智者跃升为一种大气磅祌的文化现象。
总之，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把一切对抗化解为对话，化解的现场就在自己的笔端，自己的心底，自己的脚下。化解的动力，是他曾目睹过恶性对抗的无形战场，他深知这样的战场每天都在斫伤着文化的创造力，所伤着人类的高贵和尊严。于是，他背井离乡，品尝孤独，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山林里苦苦思索，在遥远的街市间频频询问。他很快领悟到，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实在是现代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课题，为此更应该努力对话。文化艺术使对话温馨，世纪之交使对话平等。多少年了，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和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时刻。因此，就在米丘的匆匆行色间，民族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汇集到了一起，两种尊严全都化作会心的微笑，笑得那么轻松和健康，那么具有形式感。
在我看来，现代艺术的解放意义，便在这种健康的文化态度里。
——读《米丘作品》
无执的人
按说，在绘画领域兼擅油画和水墨已是相当难得，但我分明又看到了他所制作的胶彩、纸刻、版画、雕塑、书法和篆刻，而且每项都有出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