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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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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在集体治疗之后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有热的奶制品饮料喝。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和海洛因好君子、法国人皮埃尔成了朋友。皮埃尔的父亲是巴黎一个有钱的银行家，自己掏钱让这个任性的儿子在这里治疗。这个法国小伙子长得很帅，金色的头发，穿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他比我们其余的人要高级一些。他讲起他这个花花公子和法国头号帮匪们在一起时的冒险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和我相似的背景使我和他更密切了。皮埃尔决心戒毒，非常严肃地对待凤凰戒毒所的活动，单单是每晚和他在一起就使我开始和别人也有了稍稍多一些的接触。
我仍感到与人交往是件难事，但是随着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情况变得好多了。现在偶尔我和别的痛君子会聊起自己吸毒的情况，在集体治疗时甚至开始回敬对我的辱骂。
几个月后，当我被派到花园去干活时，情况真正有了改进。也许就是这样计划的，但是这个计划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和我一起在花园里干活的是皮埃尔和汤姆。皮埃尔是负责人，他不那么严格，允许汤姆和我长时间闲谈。尽管活儿设计得要保持我们整天忙碌，但是终究给草坪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草，给树也只能剪上这么多次枝。我们常常把棚子里已经点尘不沾的工具拿出来擦拭。皮埃尔的责任是检查我们的工作，但即使在他让我们返工的时候也是笑着对我们说的。有一天我们需要烧掉许多垃圾，包括大堆大堆的报纸。我看着这些报纸，意识到自己在湮没的流浪生活中虚度了这样多的年华。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阿里又一次成了重量级的拳击冠军；一九七五年二月奥纳西斯在巴黎去世；一九七五年十月伊丽莎白·泰勒再度和理查德·伯顿结婚；一九七六年一月协和式飞机首航；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九七七年一月吉米·卡特成了总统；一九七八年五月玛格丽特公主和托尼·阿姆斯特朗离婚。最后一像报纸中的一张登着，一九七七年八月，摇滚歌王埃尔维斯去世。我晃了晃脑袋。埃尔维斯死了？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他妈在什么地方？“你记得这些事吗，汤姆？”我问道。‘不记得，伙计，我正忙着给自己打针呢！“他笑道。
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把汤姆和皮埃尔看作好朋友了。我向他们吐露是什么使自己对于一个没有毒品的未来感到恐惧。听到他们说他们也有类似的恐惧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我发现自己真的在盼望着每天去干活。
偶尔我村1庆祝生日，厨房的工作人员为此会专门做大蛋糕。所有的桌子会被拼在一起，就像国王的宴会似的。在皮埃尔生日的那天，我没有像平时那样坐在最后，而是勇敢地在中间和过生日的人坐在一起。
我们每星期两次组织起来在后院的大草坪上进行足球比赛，在这样的一次比赛中，我和一个已经在戒毒所呆了很久的戒毒者冲突起来。那晚这人和我在一个治疗组，他比我更自信，没有多久就把我压了下去，说我根本不懂足球。轮到皮埃尔和汤姆说话的时候，他们各自表示了反对此人的意见。有朋友支持自己，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尽管有这些激烈的争论，所有的人，包括敌对的人在内，都不再吸毒了。凤凰戒毒所创造了奇迹。我已经五个月没有吸毒了，戒毒的时间越长，我和大家的交往就越多。事情发展得很慢，但是在发展着。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把落叶耙在一起，抬起头来时看见了在厨房干活的珍妮正站在窗口。她微笑着看着伦敦的方向，没有看见我在看她。仿佛她在想象不久就要开始的她的没有毒品的新生活。她看见了我，大声说道：“用不了多久我们就都可以又在那边生活了！”她举起了一块小牌子，是我在美术课上做的那块，上面写着：“凤凰人骄傲地前进。”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大家和皮埃尔及然热告别，他们要到巴黎去。然热已经在戒毒所生活了很久了，他被挑选陪皮埃尔一起去给他帮帮忙。在皮埃尔最终回法国之前这是他最后一次探家。
在毕生吸毒后，我自己的恢复仍旧是如履薄冰。继续木间断地在凤凰戒毒所生活一段日子将会给我时间去成长，教会我表达自己，成为和别人平等的人。然而可悲的是，这宝贵的时间被残酷地缩短了。两个从伦敦警察厅来的警察正等着要和我谈话呢，他们通过我给母亲写的那封信找到了我。我沮丧极了。在多年的流浪生活后我在这里竭力想把毒戒掉，可是现在又来了这事！他们想要什么？从英国警察总部来的警官是木调查小偷小摸的罪行的。这些警官是否有权把我从一个治疗中心带出去，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同意第二天早晨跟他们走。
别的戒毒人员不断问我：“出了什么事了？”于是，我在凤凰戒毒所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突然出了名。我变成了苏格兰场警察缉拿的特殊吸毒鬼，这不仅使我和他们产生了距离，同时也使他们和我的距离加大了。我不稳定的薄冰上的康复之路现在有了一条巨大的裂缝。我从一个前流浪汉变成了一个超级罪犯明星！
那夜躺在床上，我被是否要逃跑的念头折磨着。这次警察调查的决不是停车罚单，必定是我过去的某极恶行回来讨债了。汤姆和彼得都睡着了，我从卧室的窗子向外面看去，考虑着如何逃跑。可是我能逃到哪儿去呢？所有的路都只会通回到吸毒岛上的无期徒刑。我回想着那酒鬼在我的购物袋里搜寻的情形，和在庞德巷被像个麻风病人般用水龙头冲洗时的痛苦。我决定必须留下来，必须面对一切。我无法入睡，整夜睁着眼躺在床上，我咒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不来打搅我呢？特别是现在！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警察来了，我在众目税源之下被带走了。凤凰戒毒所的规定是，谁也不可以在没有一个资深的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独自离开，就是去法院出庭也不行。然而没有人和我一起去。我想许多资深员工现在很怀疑我并不是个流浪汉，我吞服安非他明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到警察署去的路上，警官们是超级的友好，“来支烟，来点巧克力吧。”所有用来感化人的老一套。
登记以后我被带到一个狭长的房间里，里面约有三十个档案柜，装满了多年前的相片和与刑事案件有关的文件。在许多个小时的询问开始以后，很快我就明白他们调查的是极为严重的问题，包括已经关押起来的犯罪团伙的头子克雷兄弟，以及伦敦其他犯罪家族，其中有美国人艾伦·库柏以及他与黑手党的关系。
警方在调查，像高热公司这类的小公司是怎样突然拥有起赌场、夜总会和许多别的产业的。他们的钱是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使一切显得更为凶险的是，我过去的同伙，梦想成为阿尔·卡彭的特里·马文帮助过伦敦的每一个有名的匪徒。苏格兰场要处理的既有事实，又有幻想，二者完全搅混在一起，看起来比真正的情况要凶恶得多。警方出示了我是总公司的具有一半资产的合伙人的证明。面前摆着回溯到一九六二年的相片和文件，我看到的是我生命的高潮期，我是在吸毒的云雾中飘飘然地度过这段岁月的。
没有了安非他明，一切看起来是这样的不同，非常虚假，好像一切从未发生过似的。坐在那儿时我开始想，我们在谈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不可能是我，我刚刚才不再在商店的门道里睡觉！也许他们要找的是我的孪生兄弟？当我穿着戒毒所简朴的衣服站在那儿时，就连警察似乎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找对了人。询问的时间越长我越糊涂，没有了毒品给我的勇气，我只想回到凤凰戒毒所那安全的环境中去。
询问了大约六个小时后，警察发现什么结果也没有，他们要我写一个书面声明，我写了，谁也没有牵连，只解释自己什么也记不得了。我宽慰地想，总算完事了，期待着他们把我送回戒毒所去，可是却被带着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关进了一间牢房里。
我又喊又使劲砸门，但是两个小时以后小门才打开，出现了一个警察的脸。“放我出去，”我尖声叫喊道，“我只是个证人。”“你不是个证人，”他答道，“你因严重的罪行被捕了。牵涉到枪支呢！”“什么罪行？”我问道，开始感到惊慌失措。他不能告诉我，解释说牵涉到伦敦外的一个警区，他们已经派出了一辆警车来把我押过去。小门关上了。
我吓得呆在那儿，不知道警察究竟发现了什么。枪支，啊上帝！我有什么东西没有烧掉吗？我的脑子开始一件件回想过去犯过的罪。几秒钟之内我从一个吸毒成瘾的前流浪汉变成了一个陷进深渊里的人，这个深渊是由自己犯罪的过去所造成的。稍后，原先的侦探之一从小门向里看了看，嘲笑着说：“对不起，我们只是偶然地看见了通缉令上你的相片。”“你这个骗人的臭东西，”我叫喊道，“你从戒毒所把我带出来的时候就知道我被通缉了。”“我忘了。和你一样，我们记性都不好。”他咧嘴一笑，关上了小门。
我独自关在牢房里，自己的过去如此戏剧性地被带回到面前，心里很混乱，但是也开始记起了许多往事。不是按年代顺序，只是各种事件的星星点点的片段。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曾经拥有过一家夜总会，驾驶一辆白色的美洲虎牌汽车吗？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明明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街头流浪挨饿？随着长夜渐渐过去，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安非他明造成的损害。
从巨富到贫民窟，从香槟到廉价酒。一时间我能够看到我曾经一度在生活中占据的位置。
牢房的门在第二天一早打开了，我带着手铐被带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警车上。当我们行驶在早晨的高峰期车流中经过尤斯顿车站时，我因为担心一夜未眠，因而神志十分失常。看到睡着在长凳上的酒鬼，我开始希望自己没有离开他们。当警车停在红绿灯前时，我看见一个流浪汉睡在我曾经常常睡觉的那张长凳上，他把脸向我们转了过来，我吓坏了。他有着我的面孔。我在看着我自己！“在长凳上总比进监狱强。”我的孪生兄弟大叫道。我猛拉手铐尖叫：“让我下去，我的家和这里的流浪汉在一起。”“安静，不然对你更没有好处。”和我铐在一起的警官严厉地回答说。
两个来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贝德福德城外一个很小的乡村警察署里，我被关进了一间牢房。我在那里莫名其妙地坐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门开了，我的面前站着当年调查我在林福德堂烧东西的那个警官。“你好啊，”他一脸假笑地说，“很高兴这么久以后又见到了你。”
几年前发生了一起抢劫案，罪犯没有被抓住，他用枪威胁着绑架了一个开汽车的人开车逃跑了。这个警官心里长期一直藏着怨恨，就怂恿证人从警方的嫌疑犯照片中指认出我来。他提出只要我在供词上签字，可以把我减成短期徒刑；但是当我拒绝以后，他发起脾气来，大叫道：“那么你将参加接受指认。你会被判长期监禁的！”
回到牢房后我琢磨开了。我会不会是在吸毒后的幻觉中进行了抢劫，尔后就全给忘了？我能够记得起零星的枪啦劫持啦什么的，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绑架过任何人。他们又一次把一张认罪书放在了我的面前，这次我好好地读了一遍，注意到这个案子发生在几年前一月五号中午十二点钟。为什么一月五号这个日子会在我的脑子里唤起了某种记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但是我确实记起了什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可怕的医院。如果出于某种奇迹，这和那个爱尔兰小护士把我留到中午十二点才放我出去是同一年的事情，那么我就是自由人了。
我现在已经被拘留了三十个小时了，我拒绝参加接受指认，再一次要求见律师。我告诉警察关于那家医院的事，说：“如果在绑架的那天我是个吸足了毒在大街上游荡的痛君子，你的指控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我在哪家医院里面，你就见你妈的鬼去吧。”在牢房里等待的时候我开始得意起来，觉得我会胜利。不幸的是，这种新出现的狂妄加强了我内心不断增长的对凤凰戒毒所系统安排的生活方式的反抗情绪。
那层薄冰上的裂缝越来越大了。
我正在重新漂向吸毒岛。
一天以后，牢房的门开了，等待着迎接我的是凤凰戒毒所的彼得。那个爱尔兰小护士真的救了我，警察不得不让我离开。在回伦敦的火车上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比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平庸的吸毒者彼得强得多。我又属于第一等的了。我是个明星。我是个回到凤凰戒毒所去受到低一等的吸毒者奉承的英雄。我战胜了对我绑架的指控！
回到戒毒所后，我发现并没有为欢迎我回来安排特殊的晚餐，感到非常愤怒。连汤姆也没有对我进行特别的吹捧2我感到受到了伤害，便又开始把自己隔绝开来，心里想：“这些白痴。他们从来没有和伦敦警察厅或者显赫的罪犯打过什么交道。”
起先，凤凰戒毒所的好处胜过了我的反抗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天平渐渐倒向另一边。到皮埃尔和然热从巴黎回来之时，我对戒毒所的态度已经变了。即使是皮埃尔，他一心想着巴黎，也不觉得我在伦敦警察厅历险有什么了不起。更糟的是，我从花园被调到洗衣房去和一个几乎从不说话的、样子令人压抑的女人一起干活。整理床铺，集体治疗，事实上一切现在都显得十分愚蠢。随着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过去，不满更加厉害，我开始在晚上偷食物，吃得胖了许多。当戒毒所的头头之一提起来我长得有多胖时我很反感，相信他们全都在和我作对。我惟一感到好过的时候是熄灯以后，那时我就可以独自想心思了。
在这样一个夜里，我躺在床上，开始怀念伦敦的辉煌灯火和我有钱的那些个年头里的狂热生活。我脑袋里面熟悉的那盘磁带又开始放了起来，没有道理地找道理。钱？可以去偷呀！我只需要信心！我只需要勇气！我只需要毒品！
第二天一早我从凤凰戒毒所逃跑了。警察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判决我服最可怕的刑罚方面他们助了一臂之力。
这就是在吸毒岛上的无期徒刑。
我祈求其他在戒毒所戒毒的痛君子不要像我这样逃跑，不要承受像我将要承受的这样可怕的后果。我迄今为止所受的痛苦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现在我将要得到的是那该死的主菜了！
第二十九章 活死人
当我跑过花园的时候，一个刚来了一星期的年轻人在我身后叫道：“我和你一起去！”起初我们打不开后门，在我们使劲弄门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喊：“斯蒂芬，别走。等一等，我和你谈一谈！”这是珍妮，她正从窗子往外看。木一会儿当她穿过草坪跑来时，门开了，我们消失在路的拐角处。五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开往伦敦中区的火车上了。我始终也没有弄清那个年轻人的姓名，他建议我们呆在一起。他去取了他的旧汽车，从他母亲那地弄了点钱。
他口袋里有了钱，那天中午过后不久，我们就把车停在哈利街兰多医生的诊所外面。十五分钟后我们就买来了大量的安非他明和镇静剂。我们在他的汽车里开始一把把地吞服药丸。此时我的口袋里放着他剩下的钱，我们又往另外一个医生那里去。这时我们的麻烦真正开始了。
我的同伴在一处红绿灯前停下汽车，突然他失去了知觉，倒在方向盘上。他刚才弄错了药丸，吃的是安眠药。我把他拽到旁边乘客的座位上，自己开车。我的这位昏倒的乘客倒在我身边一动不动，我也迷迷糊糊，拼命想找到另外那个医生，开始开着车兜起圈子来。突然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的呼吸很怪，而且已经出溜到了地上。我把车停下，发现他已经昏迷。我以为他要死了，慌慌张张地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他急诊住院洗胃。我极其惊恐，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把汽车钥匙留在护土那儿，抓起剩下的毒品撒腿跑了。
在凤凰戒毒所呆了这么久以后，吸毒后的毒效让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又一次单身一人流落在伦敦的街头。我紧握着药丸，当那恐怖旋风力量越来越强时，我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这是怎么了？我在干什么？绝望之下我买了一些廉价白兰地，用最后的一点钱付了在一家肮脏的旅馆里住两夜的房钱。我被带到了地下室里的一个小房间中，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煤气炉，煤气炉上方有一个木架子。这是一个昏暗的房间，只有一扇极小的窗子对着上面的马路。我力图使自己镇静下来，把药丸倒出来分成两堆放在架子上，安非他明在右边，安眠药在左边。我得意地在架子的两头各放了一瓶白兰地，眼睛盯着展览的毒品，心里想，这些药丸无疑能使我运作起来，回到我一度所在的地方！
独自在房间里，有着小山堆似的毒品，我不断吞下越来越多的安非他明，期待着辉煌岁月的灵感重回到我身上。我等了又等，等待着那极乐的飘飘欲仙的感觉的出现。但是我等来的不是快乐，而只是紧张和恐惧。
过了一天，我已经一连三十个小时不歇气地服用毒品，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我拼命想要停止头脑里的恐怖电影，就伸手拿起了尚未开瓶的白兰地，吞下了第一把安眠药。我躺下等待着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从窗子里我能够看见许多脚在早晨的高峰期间在上面的街道上匆匆来去。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咳嗽，现在他们在聊天，过了一会儿我能够听到他们性交时发出的呻吟声。
突然安眠药和白兰地起作用了，一千把小提琴开始在我的脑子里奏起了胜利进行曲。我又感到快活了，呼呼呼味地喘着气。房间在打转，一切都十分美好。我能够听见隔壁房间里的那对男女，他们又开始做爱了。我要不要参加进去来个三人同乐，我心里想，一面把安眠药往口袋里装。
我拿着最后的一点白兰地蹒跚地走出了旅馆。我从阿盖尔广场穿行到繁忙的国王大十字车站。当我跌坐在长凳上继续喝白兰地时，我觉得早上的行人都在为我这个‘世界吸毒冠军“欢呼。
我必然地毒醉得木然恍惚，把自己锁在厕所的一个小隔间里，在地板上一摊摊尿液间睡着了。那天下午有人从门下面把我踢醒了过来，我浑身又冷又僵。“不许在这里睡觉。”一个很响的声音说。我把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了嘴里。爬出了厕所，在一列火车正要离开车站时我爬到了温暖的车厢里。
许多个小时后，我醒来发现自己在纽卡斯尔，离伦敦三百英里。
我一生中最可怕的一次吸毒过程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疯狂的吸毒事件使凤凰戒毒所在我身上取得的所有成就毁于一旦，似乎我从来没有在那儿生活过。我的毒瘤已经到了头了。现在我进入了另一个半黑暗区，这是一个比烂醉在贫民窟里还要黑暗还要无望的地方。当所有的吸毒成瘾者和酒鬼的化学纳入已经不再能够起作用的时候，他们最终都会进入这个底层世界。这里没有任何的鼓舞。将要淹死的老鼠都比这些人活得有希望。
我根本站立不稳，在纽卡斯尔火车站外面的大街上不住跌倒，后来被警察带走。他们把我送到当地救世军的门口，对我说：“到那里面去睡过了醉劲再出来。”我按响了门铃，门开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头栽进去的。将近一年以后我才再看到白天的世界。有人给了我一杯甜茶，我用这条又送下了更多的安眠药，好逃避我的恐怖感。我在地板上睡死了过去。当我又一次滑入湮没无闻的状态之际，在我的想象中，巨大的蚂蚁正从地板上爬过来要吃我。
一天多以后我被穿着救世军制服的头头叫醒了。他气极了，严厉地说：“别再这么干了，不许死在这儿！”我像个迷路的孩子，把手伸进口袋里，把最后的几粒药丸交给了他。现在不再有毒品了，只有穿着肮脏的牛仔裤、跑鞋和绿色T恤衫的我。
“现在到了祈祷的时候了。”头头说着把我领向公共休息室，那里面已经面向着讲台放好了三排破旧的椅子。台上有一架旧钢琴，盖在上面的灰色毯子刚刚被拿掉。六个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开始唱起了〈优荣光荣，哈利路亚！》房间里开始充满了生气。强制参加的、由三十个老流浪汉构成的会众个个放声高唱起来。唱完每一首歌后，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就高抬起双臂叫喊道：“赞美上帝！”正在热闹之时，音乐停了下来，弹钢琴的那个带着角质框眼镜的瘦女人走到台的中间，开始向安静下来的会众布道。“上帝在这里，上帝是我们的救世主2”在布道结束时她高喊着说。现在那个老头子喊得更响了：“赞美上帝！”所有的救世军工作人员应答道：“愿上帝与你同在，肯尼思。”这样结束了祈祷。礼拜结束，上帝离开了这间屋子，毯子重又罩在了钢琴上，一台！日电视机被推了出来，我们大家都留在那地瞪着屏幕，也不管电视机是开着还是关着。
在这间大屋子的另外一头发食物的小门前是吃饭的地方，有大约十张桌子和许多红塑料椅子。响铃时，三十个疲累的老头拖拉着脚步走过去坐在桌子前吃饭。两片面包，一块陈奶酪和倒在白铁杯子里的茶。然后回到屋子的上帝那一头，坐在软一点的椅子上，一直到该睡觉的时候。
从晚上七点钟开始，每一小时响一次铃，然后把宿舍门锁打开五分钟。你一旦决定去睡觉就不能再走出来了，要在里面呆到早上。宿舍里满满地塞进了三十几张铁床，每张床上有一条薄薄的灰毯子和一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枕头。在我的枕头上面，前一个流浪汉的脑袋留下的凹坑和他的脑子一样空空如也，正等着我把头放进去呢。
早上我们沉默着蹒跚地走到桌子和红椅子那儿去吃千篇一律的早饭。一条干巴巴的香肠，盘子另一边是大约二十粒烤豆子，两片面包加一贯的一白铁林温吞茶水，这就是全部早餐。吃完后我们就坐到吃午饭，坐到吃午后茶，坐到睡觉。在这一片空虚之中，淮一的变化是下午三点钟时给上帝的时间，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整个屋子充满了生气。上帝每天从来不迟到，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也唱起了赞美诗。没有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出到外面去，大家甚至连话都不说。我们全都这么整天坐在上帝的椅子里，天天如此，半睡半醒，什么也不想。
这个慈善机构比起庞德巷来差得太远I，相比之下庞德巷简直像个假日俱乐部。这里没有免费的衣服，虱子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因为纽卡斯尔是个安静的小城，又不是通行要道，住在救世军里的，大多是当地的老人，根本没有离开的希望，只是在那里等死而已。
起初我还能闻到这些老朽身上的臭味，但是很快我就成了这个臭味的一部分。和别人一样，为了安全的缘故我从来不脱衣服。有一次我把袜子洗了，结果被偷走了，我只好许多天没有袜子穿，直到头头给了我一双灰色的袜子。“别再把这双给丢了，”他说，“不会再给你了。老穿在脚上吧！”脱鞋睡觉的人抱着鞋睡。刷牙、梳头、洗澡都是历史了，在活死人的世界里什么都失去了意义。
有一个长得很像比利·邦特的肥胖的流浪汉腿痛得非常厉害，从上帝的椅子到吃饭的地方这二十英尺路程要走半天。他和别的人一样，从来不说话，但是几个月后他问我，在穿过房间时能不能扶着我走。
我们这些迷失了的灵魂被共同的空虚连结在一起。我们都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人可以写信，没有人可以打电话，没有事情可以迟到，甚至也没有事情值得从床上起来。我们谁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落到这个地步的，我们并不是天生的流浪汉。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某个地方，有过妈妈爸爸，甚至妻子儿女。对于我，这里是多年吸毒后的终点站。我永远感到疲累不堪，仿佛在看着自己的葬礼却又得不到允许爬进棺材里去。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地道，更不用说有亮光了，这里有的只是虚空。我的精神已被摧毁，我已经放弃，不再希望得到任何东西，甚至是毒品。在每天结束的时候邦特总是对我说：“好了，又打发掉了一天，又少了一天要去过的日子。”
有一天早上，所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都在肯尼思的床旁。忙来忙去的。这个白头发的虚弱老头在夜里死去了。他平躺在床上，两只手举过头放在枕头上。所有的流浪汉都聚集在他的床边，一起高举起胳膊同声高喊：“赞美上帝！‘”我们一个其他的字也没有多说，转身拖拉着脚步去吃另一顿香肠和二十粒豆子的早饭。就像肯尼思一样，如果有人在夜里死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遗体搬走，尸体早就僵了。又一个可怜的尸体，埋在一个没有标志的坟墓里，甚至没有送葬的人在场表示知道他死了，罗别说哭化了。死亡仅仅意味着从活死人搬到已死者中间。那天在祈祷的时候每个人唱的声音都比平时大，但是不再有人高喊“赞美上帝！”了。这和肯尼思一样成为了历史。
他的死把我从整天像个半睡半醒的呆坐着的僵尸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在救世军呆了十个月后我开始再一次想到外面的生活。每天早晨我开始照顾所里的镜子，不断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出去，出去！”这种自我催眠术似乎有点作用，几天后我第一次离开了那座建筑。
那是个清新的春日的早晨，我沿着海边步行，在过去一年中看惯了潦倒虚弱的人。这时看到这样多的新面孔，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看着一群打鱼的人，在有一个人打上来了一条鱼后一起开怀大笑。把所有那些老流浪汉放在一起也没有在阳光下扭动着的那条鱼有生气！突然我害怕了起来，开始往回跑，正好在祈祷前回到了救世军。我坐了一会儿，但是当高声响起钢琴和赞美上帝的歌声时我的勇气回到了身上。在大家仍在唱赞美诗时我离开他们又走了出去，但这次我走过了打鱼人，继续向着半英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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