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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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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过细研究那些问题。在学校住下来之后，有一天半天工夫，还不忙上课，他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胡杏的老家去看看她的爸爸胡源，她的妈妈胡王氏，还有胡柳、胡树、胡松一班老朋友。胡家本是熟地方，况且除了胡柳、胡树两人，在广州见过面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八年没见，想念得很，因此草草吃过晚饭，就奔向胡家去。天气渐渐地黑下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赶着牛的，划着船的，都从四面八方回到村子里来了。周炳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道路很熟。他沿着一条叫做螺冲的大冲往西走，不久就看见隔冲那面，胡源住家旁边那几棵大蕉树；那排蕉树后面，便是那棵九里香；九里香的西面，就是屋后那一片菜地，约莫也有个一分、半分光景。这流水、树木、菜地、家屋，是这样地凌乱残败，又是这样地熟悉亲切，使周炳常常停了脚步，望着出神。在暮霭苍茫之中，他还看得出来，胡家房屋虽然还竖立在冲水旁边，外形跟八年前差不多还是一个样，可是颜色变得又黑、又苍老了，屋顶的瓦片破碎得多了，屋脚的青砖给硝碱侵蚀得露出槽沟来了，朝北的那堵墙也已经有了裂缝，向外倾斜，并且用一根很粗的檩子斜支着顶住了。他急着要见那些人，也就无心细看，一直往西走，看看快走到那象南北向的较小的前冲，他才折向南，过了那座用六块厚木板、分三截搭成的，上、下抛得很厉害的小桥，又倒回来折向东，顺着村中大路，一直向晒谷场走去。从晒谷场西北角上，他又向北转进一条小巷子，不久就走到了胡源家门口。这门口近看起来，更显得低矮破烂、剥蚀倾颓。屋檐的瓦片差不多掉光了，只拿篾席盖着；两扇大门剩下了一扇，半边开着，半边掩着；门口垫的石块已经完全不成形状，变成了一堆碎石子。一道微弱的灯光，从里面神厅溜到外面的草地上来。本来周炳看见这贫穷破落的情况，心中十分难过，口中嗟叹不已，倒是这一抹灯光，引起他满怀的热望，他一面想着：“这里的人大概都健壮吧！”一面就满脸笑容地走了进去。
这样一位远方来客的突然出现，他那神采风度，把神厅里满屋子的人一下子都给吓呆了。一家人正围着一张很矮的方桌子，就着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吃饭。最先，一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满脸虚胖的男人放下碗筷，站了起来。跟着，一位年纪不过五十多，可是看样子非常苍老的妇人也放下碗筷，站了起来。随后一双年轻兄弟，一个老成些，约莫十八、九岁，一个稚气些，约莫十六、七岁，也都站了起来。最后一位大姑娘，看上去正在二十左右，也轻盈淡定地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看。因为这样一位穿鞋踏袜、英俊大方的客人上他们家里来，这在他们的家族史上，是从来没有记载过的事儿。那老头儿正在喃喃呐呐，想认又不敢认、想问又不敢问的时候，到底是大姑娘眼利，脱口而出地叫道：
“炳哥哥！”
那黄莺儿般的声音刚一落地，大家都认出来是周炳，于是整个神厅里，又大事喧闹起来了。胡树、胡松两兄弟将身一拱，象两匹小老虎似地跳了出来，一个搂着周炳的脖子、一个缠着周炳的腰，把他按到饭桌旁边的木板床上坐下，差一点没跟他三个人滚做一团。朝王氏把一碗茶递了给他，胡源把一包生切烟放在他身边，只有胡柳站着不动，只顾拿眼睛偷偷地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又开言道：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的，今儿后响喝茶，那茶叶骨子老是竖起来，沉不下去，原来是有贵人到呢！”
大家听她说得有意思，又嘻哈笑乐一番。
胡源搔着自己的花白脑袋，问周炳怎么会跑到乡下来。周炳告诉他是来教书，他两手合掌道：
“我总说神佛有灵，皇天有眼，你们都不信。可你们这回亲眼看见了！要不是他好心热肠，厚道义气，他就能当上了人上之人？周炳你这回好了。才不过八年工夫，你一个受苦孩子就当上了洋学堂的先生。你是发了，出人头地了！象我们那两个牛屎仔，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呢。真是好，真是好。
总算咱们受苦人也出一口气！”
胡妈未开言，先流了眼泪。她把那蓬松的头和邋遢的脸垂到胸前，又用那双细瘦而结实的手拉起衣摆去擦眼睛，一面哭、一面笑道：
“真是好，真是好。难得你还那样有我们的心，难得你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一门穷苦人家！自你走了之后，我想着，你再不会回到我们这寒苦的地方来了，你再不会记得我们这些贱骨头、烂渣命了！我只当咱们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福份见着了！没想到一转眼你就回来了呢，真是一天都光彩了呢！怪不得我们阿杏说，三家巷里，只有你们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梗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这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着怎样才能叫大家一道来享福！当这教员，在我还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说到你们，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倒恰恰相反，是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日日夜夜地惦记着的呢！倘若不是想念着大家，惦记着大家，我作兴一辈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车，住了洋房，吃了洋饭，当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远不回到这广东地面，永远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了！饭都凉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细谈。”
周炳说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着他们一家人吃饭。趁这空档，他悄悄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只见这里一堆破布，那里一堆断绳，农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脱了榫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没有一样光鲜完好的东西。不禁暗暗地替他们担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归国有，他们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们的光景也不会败坏到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见周炳坐着发呆，就说：“阿炳，你仔细看一看，这里连一件象样子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呢！”周炳说，“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干活的人手，怎么还遮盖不过来？”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象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是遍体黜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象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棉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噢噢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
“这才是些穿州过府，闯大事儿的英雄好汉！我们窝囊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事儿呢！——可你们也别当是好要的，闹得不好，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你们刚才听见阿炳讲的那些话，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一不小心泄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难保！咱们村西‘蛇冈’脚下，就有那么一间公安稽查站，他们专干的这种营生！阿炳既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我们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这一层，你们都想到了没有？”
大家都说知道了。往后，又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胡王氏问陈文英后来怎样了，胡柳问陈文婷后来怎样了，胡松却追问李民天后来还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树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张太雷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政纲，一条一条地解释给他听。这样，一直谈到四更天，鸡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周炳一个人，心情酣畅地穿过寂静的、深蓝色的村庄，梯梯他他地走回学校，连沿途的狗吠声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上，林开泰在校务室里碰见了周炳。他已经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爷家的佃户胡源家里去，直到四更天过后才回来，只是摸不清他去干些什么事儿。他想问周炳，碍于早先已经有了“绅士协定”，又不好问得，只是眯起眼睛，耸起肩膀，不怀好意地对周炳奸笑。同事中有个叫做华大维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二岁，英文原名“大维·华盛顿”，字“士玛”，号“摩登”的，走到周炳身边，做了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手势，说：“好天堂！你真是好运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赌我的头，是这荒村中‘爱’字第一号的天生尤物！”周炳脸颊微红，正色回答道：“华君，你、我都是为人师表，放尊重些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经四十岁，是本校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员，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当时听了他们的对话，就先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笑着说：“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说世风日下，就是世风日下！”谈笑已毕，各人散开，分头上课。周炳是新来的教员，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课，因此就走出校门，信步闲串。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之中，周炳是连一分钟也不愿多呆的。后来他虽然正式上了课，但一下课之后，他仍然在村里、村外，到处游逛。有时在村南的大帽冈上，时隐时现地盘桓一个早晨；有时在村东的小帽冈上，寻幽探奇地流连一个黄昏；有时整整一个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围上，望着滚滚的东沙江出神；有时整整一个后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里穿来穿去地走着，跟所有他认识的耕家谈家常话。大家都以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搁着多少事儿。这样，一过又过了两个多月，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纵横，清幽绝俗的风光虽然好，但是周炳觉得孤独，寂寞，意态萧条。他深深地叹息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乡，说不定更容易创造奇迹。但是奇迹在哪里呢？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他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广东跟广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甚至也不知道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讯，这种隐居的生活，无聊无赖的生活使他觉着一种出不来气般的痛苦。本来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们说闲话，他开头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后来实在闷得发慌，就隔两三天去闲坐一阵；再后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大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对他提出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要他详细解答。只有胡柳总是冷冷静静地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仔细地听，有时浅浅一笑，也不向他提什么疑问。到了白天，胡树经常上学校去找周炳，要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给周炳带去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袜子，遇着有破烂了的，都缝补整齐；有时在手帕角上，枕头套上，还用丝线绣上各种花鸟，玲珑鲜艳，十分可爱；有时送去过年糕饼，春节糖食，那上面总盖着一幅剪纸花儿，不是龙、凤、福、寿，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衬了食物，又精妙无比。这种种安排，都出自胡柳之手，周炳不免十分感激，把她绣的花鸟，剪的纸花，都加意保存，极为珍重。只有一样，周炳觉着奇怪的，就是一提起卖到广州三家巷去的小妹妹胡杏，他们全家就闭口不谈。有一次，周炳在螺冲闸口旁边那眼大鱼塘前面，遇见挑着空桶的胡柳，问起胡杏的情况，胡柳一句话不说，只是瞪大眼睛，咬牙切齿，那眼泪珠子象乱箭似地从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飞射出来，吓得周炳满腹狐疑，不敢再问。
十三 十大寇
一到春天，不管好歹，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胡源一家人忙着车水浸田，浸种、下种，那些犁不过来的田，胡柳、胡树、胡松几个人就轮流着用肩膀套上绳子，拉着铁犁去翻土。犁是广州三家巷何家大奶奶慷慨施舍的新犁，可并不好使，把他们三个年轻人累得腰痠腿软，每天还犁不了两分地。震光小学校长林开泰也忙着。他忙的事儿很不平常，一不是修理校舍，二不是准备功课，三不是编造表册，却是忙着画地图。这地图即不是世界地图，也不是中国地图，更不是广东地图，却是画的村、镇图形。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路有多宽，桥有多长，都标得清清楚楚。周炳、华大维、丁猷几个同事见他整天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地描画，就问他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林开泰也不隐瞒，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香港朋友托他画的，说是日本人要买这些玩意儿。华大维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日本人就是小气，专爱收买这种价钱低廉的废物，如果是美国人，那一定是要买照片，最好是空中照的。周炳脑子灵敏，一想就说：“这些东西落到日本人手里，恐怕是个祸根。万一日本人出兵打广东，你不是给他当了向导么？”丁猷摇头叹息道：“所以我说，自从共产党失败，大革命终结以后，中国只有灭亡一条路。你们看，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君却向敌国公开献图了，这不是亡国的朕兆么？”林开泰深知这丁猷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听了他的话，也不大在意，只有华大维和周炳两人却表示坚决反对。华大维说，“这却用不着担忧。咱们广东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花的是英国钞票，穿的是美国棉花，吃的是法国大米，那日本人纵然垂涎三尺，却没胆量来进犯广东！”周炳却说：“我就认为共产党既没有失败，大革命也没有终结，说不定哪一天，工人、农民一暴动起来，赤色政权一建立，中国就得救了！”每逢遇到这种场合，几个人就要大吵一场。一吵起来，周炳就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其他三个人尽管意见不合，这时候往往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不是说他头脑简单，思想幼稚，就是说他过于天真，富于幻想。周炳在学校既得不到同情，就更加愿意上胡家走动，给他们讲讲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大家都十分相信他的话。有时周炳感慨很深地说：“这也真奇怪！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日子都好象天昏地黑似的。读书人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可是那些工人却多么坚强呵，多么勇敢呵！”胡柳对于天下大事，从来极少说话的，有一回也郑重其事地开言道：“读书人跟工人，他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是咱们种田的，还压根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明白过来了。炳哥，我相信你的话！我到死那一天都相信！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来到咱们震南村！我相信何家的田地一定会分给咱们种！我相信咱们的可怜人阿杏……”下面竟哽咽着说不出来。周炳看见她那诚恳朴素的神情，也是十分地感动，觉着这么大的一个震南村，唯有这耕田姑娘是他的知己。
有一天，林开泰正在村子西南面的蛇冈上勘测地形，忽然遇见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问他干什么，他说画地图，梁森说，“你画什么地图？只当我不晓得！你是卖肉，把咱们中国切做一块一块地去卖。”林开泰反问梁森干什么，他说搜索共产党，林开泰说，“你找什么共产党？也别当我不晓得！你是卖人头，一个人头落地，就听见银钱叮当一声响。”梁森说，“你这么说，倒也做得。可你怎么知道我搜索的不是共产党？”林开泰说，“我学堂里放着现成的共产党，你不去搜索，却跑到这冈头坑底来索什么？”随后就把陈文英介绍周炳来教书，和周炳过去的经历，如今的行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梁森。梁森听了，笑道：“凡是你说的共产党，大概准是个好人。你们两个都是陈老板的人，你只顾坑陷别人做什么？你说人家是共产党，你有什么凭据？”林开泰说，“他一不恭读‘总理遗嘱’，二不巴结绅襟和校长，三来专门和耕田佬厮混，这还不是凭据？你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搜一搜他的房间，包你搜出东西来，说不定连机关枪也会有的！”梁森轻蔑地挥了挥手道：“去你妈的！你想叫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十辈子也别想成功。爱搜，你自己搜去！”林开泰知道没有希望，就顿脚长叹道：“将来中国亡国灭种，就是你们这班仁兄的功德了！”梁森也不再理会他，两人各走各的路去了。
林开泰走到村子西头的街市上，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张很大的招贴在看，他也挤进人丛中去看热闹。原来那是一张招募工人的广告，旁边已经有不少人在高声念诵，在窃窃议论，在反复推敲，在多方臆测。林开泰知道这附近没有什么招收工人的大工厂，只道是仙汾市的什么工厂，来这里找人使唤，等他从头到尾，细读下去，他就发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的招贴，由董事长陈文婕、总技师李民天、经理郭寿年联名发布的。大意说：这家公司本着劳资合作，科学救国的宗旨，要在震南村创办一个试验农场，改良水稻品种，振兴农业；第一期招募工人八十名，每月工资十五元，供膳宿，年终发双薪；实行劳资合作，红利由全体职工按勤惰均分；合意者即往临时办事处报名云云。除了主文之外，另有附文两段。一段是讲震南农场红利分配办法的，大意说除了开支、成本、公积、公益、股息、捐税等等之外，如有亏损，由公司负责；如有红利，由职工均分，每年结算一次。一段是讲震南新村的组织办法的，大意说公司所属全体职工，都有权利申请参加新村。这新村采取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生活福利，改善居住条件，提倡医药卫生，注重游艺娱乐，凡公共建筑及一切设备，都由公司负责；私人住宅和设备，就由个人负责，但公司可以贷款帮助；一切管理人员，上至村长，下至杂役，都经过民主选举决定。在招贴下面观看的人，有识字的，有不识字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很好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不好的；有认为那是广州的有钱人家所办的慈善事业，有认为那是那些阴险狡诈的资本家所布置的骗局；有认为那位董事长是个女的，有认为既然能当董事长，自然是个男的，决没有女的能当董事长的道理。只有林开泰知道陈文婕、李民天、郭寿年是些什么人，他只在鼻子里一连哼哼几声，却懒得去跟那些他认为无知无识的乡巴佬计较。其实他的心里，也正在嘀咕不平；论才干，他想自己决不比那生草药铺的掌柜郭寿年差，可是自己得到的，是震光小学校长这么一个瘦缺；郭寿年凭着裙带关系，却搞到了震南农场那么一个肥缺。——这世事，显得多么地不公平呵！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妒忌，后来就一连吐了几口唾沫，愤愤不平地离开街市，走回学校去了。
这里，看招贴的人越挤越多，有本村的，有外村的，有仙汾市来的，也有三天前听到消息，从一百几十里以外赶来的。有三个衣衫褴褛，气象不凡的年轻人从远处走到招贴下面。看那满身灰土，就知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为首的一个年纪在二十三、四，高高瘦瘦，腰窄胸宽，两只手很有力地摆动着。他的前额向外突出，嘴巴也向外突出，眼睛又大又深，炯炯有光。这个人就是从前在广州珠光里当清道夫，周炳小时候的好朋友，广州起义时候的赤卫队员陶华。他的后面跟着两个人，都是二十一、二的小伙子。一个身矮头圆，嘴小唇翘，浑身的劲儿都露在外面的，是蒸粉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马有。一个身材也很矮，但是十分粗壮，象个石头墩子一样，皮肤黝黑，眼睛象陶华一般大、一般深的，是手车修理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丘照。他们三个人自从广州起义失败分手之后，就孤零零地在广东各地漂泊流浪，饱一顿、饿一顿，干一天，湿一天地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这肉体上的折磨，倒扳不倒英雄好汉，唯有那黑暗政治，白色恐怖，真把他们折磨得有觉不能睡，有气没处透，一个个怒炸了心肝，气爆了肺腑。不久，陶华先在海、陆丰遇见了丘照，两人一道流浪到广州市东北方的“太平场”，在那里，却巧遇到了马有。在马有亲戚家里住了几天，也是藏身不下，三个人就一道走了出来，在北江沿岸打流。他们做过船工、土工、烧窑工、搬运工，甚至三教九流，无所不为，一直找不到个栖身的地方。前两天听说这里招募工人，就赶来看看究竟。当下他们看了招贴，正在低声商议，旁边忽然有一个油头粉面，年纪也有二十六、七的瘦小男人自言自语，却是有意要他们听见地说道：
“这是什么正经的农场！有出息的人才不上他们的臭当！
嘴巴上倒是甜言蜜语的，骨子里是骗局，骗局！”
陶华、马有、丘照三个看那个人身体单薄，面无血色，并不相识，却言语轻薄，叫他们扫兴。丘照绰号“迫击炮”，性子很急，听了老大不痛快，正待发作，叫陶华把他捺住了。三个人只当没有听着，自己商量自己的。原来那油头粉面的瘦小男人就是周炳当年在济群生草药铺干活时的伙计郭标，后来叫他本家叔叔郭寿年开除了，就躲在广州，不肯回乡，专门和林开泰、罗吉等人合伙，依靠敲何守义的竹杠过活。不想何守义疯了，他无所事事，就去找他本家叔叔郭寿年，想在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找一份差事，那郭寿年是个安份守己的人，不肯再招惹他，于是他就央求何家大奶奶何胡氏说情，投到震南村何不周主管的账房里当一名跑腿。当时他看见那三个壮汉子不兜搭他，也就脸讪讪地走开了。他一走开，丘照就说，“咱们只管报名。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蛋，管他那七短八长什么的！”马有说，“人家平素不相识，既说得出口，保不定也有点道理呢。”陶华正在细心思考，刚想开口，却没想到旁边又有一个人插言道：
“大丈夫做事，说干就干，——怎么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另外还有一个稍为年轻一点的汉子，站在一旁嘻嘻地笑。丘照今天遇着这许多干扰，早已不耐烦极了，举起拳头，正预备挥出去，只听得呵的一声，那举起的胳膊，象遇见了定身法似地，放不下来。陶华和马有跟着那惊叫的声音回头一望，不觉得也就呆住了。原来那插言的汉子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背稍为有点驼，长脸，白净，在英武之中，显得神清气爽。他就是印刷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关杰。旁边站着笑嘻嘻的，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身矮而结实，头小而肩宽，虽然衣服破了，露出那一块一块的肉腱子来，却显得斯文淡定。他不是别人，却是裁缝师傅出身，绰号叫“煜嫂”的赤卫队员邵煜。当时他们久别重逢，那又惊又喜的神情，真象发了狂的一般，你抱着我，我搂着你，揪脸蛋，扯头发，拧耳朵，捏鼻子，就是舍不得分开。陶华说，“我都想着你们准是活不成的了！”关杰说，“可不，我就不信咱们还能见面！”丘照先哭了，马有、邵煜两个也对着他哭，陶华也跟关杰双双垂泪。忽然丘照把眼睛一擦，大声说道：“就是煜嫂不好，他带累咱们都变成女人家了！这时候只该乐，不该哭！”陶华说，“咱弟兄几个经历这场风霜，都挺住了，只怕也是有些气数的，但不知其他的人怎样，不知咱那周家兄弟又怎样了！”后来大家商议，决计一起上震南农场去报名，再做打算。
他们五条汉子离开那围着不散的人堆，正预备问路上农场办事处去，忽然看见前面不远，在一个铁匠炉子的门口，又围着一大堆人，不知在干什么，他们就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这一天，震光小学的教员周炳，也来到街市闲逛，无意中碰见了广州大城三家巷何福荫堂的长工何勤，两家闲谈起来。这何勤世代扛活，十分穷苦，如今也活到这五十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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