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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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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风土人情，可以信得过，对此我不无怀疑。意识到米什林的地图全然不管用，我只好听天由命。但愿我能顺利结束旅程，一路平安。那时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况比通常时候还要糟。雨水把泥土变成红色的泥浆，司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沼泽。这里的土地主要是红土，一种含有铁矿砂的粘土，呈铁锈色。这些红土路，湿的时候，滑得像结了冰的湖面，车轮胎又带上了泥，行进十分困难。我们最多也只能维持10至15英里的时速。和本地区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罗的路还算是条主要的高速公路，至少，地图上有明确的标志，而且路上还有轮胎驶过的痕迹。热带草原上浓密覆盖着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雾笼罩下，像是处于睫陇的梦境。猴子、羚羊、拂拂一听到我们车子到来的声音立即四处逃散，消失在烟雾中。野兽的叫声从远处传来，鸟群倏而从天而降，倏而又飞回灰色的天空。于是，大地变得万籁俱静。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见汽车的引擎声和不断敲打着汽车顶篷的雨点声。
这里几乎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多少医生，人们最多只能寄希望于药剂师为他们提供一些简单的药品。我想，如果要了解当地有无疫情发生，药剂师恐怕是最佳人选。但是我和村里的头头、教师以及凡能给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谈了话，尽管人们一般都乐于帮助，但我还是没能了解到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必须通过当地翻译，因此始终存在着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文盲，这些人容易认为外国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诉我的是事实真象还是只说些他们认为我爱听的话。
“你知道有人发过烧并出血了吗？”我问。
“哦，有过，确实有过，”他们说。
但他们很快就补充说，最近没发生过那样的事。而且，我当然也无法肯定他们向我描述的那种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着多种疾病，人们不断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轻人、健康人在内。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在这种原始条件下，要对某种病作出诊断都有困难，更不用说给予有效的治疗了。我专心致志地向人们了解关于埃波拉病的情况，以至到了当天下午很晚时候才想起自从离开基桑加尼之后我们什么东西也未曾吃过。也许这就是我的司机不时地把阴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缘故。当我提议在下个农村集市下车买点吃食时，我看到司机一天来第一次表现出难得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到达的第二个村庄，找不到食物。那儿根本没有集市，商店的柜台又是空的。不管去哪里，情况都一样。我对本地区的艰苦情况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但没想到竟如此之糟。显然人们是种什么吃什么，没有多余的东西出售。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动用军用罐头。这种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经变质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着所有的罐头都报废了，那么我们该吃些什么呢？！
我们把车停在路旁，但没下车。雨越下越大，从窗玻璃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我拿出两听罐头，司机带着满脸的怀疑神色注视着我打开罐头。“能吃”，我这么说时，连自己都没有信心。我把鸡罐头留下，把火鸡罐头递给他。我的罐头里还有奶酪、花生米和汤。我咬了一口奶酪，仔细地嚼了嚼。不错，还真的不错！我又尝了尝鸡，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机点了头，他至今还没动他刚打开的罐头。“挺好吃的，吃吧！”他并不相信我的话，试着吃了一口后，显然同意我的话了。我希望他今后能给予我更大情任。
饮水又是个问题。对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Mariner）的叙述者是不会感到生疏的。水是到处部有。雨水不断从天而降，然而无法饮用。不论我们从乡村的一个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来消毒，水中碘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对该水的安全可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细菌，经过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来，还会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们到达伊西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急于要试一下我的无线电。我拉出天线，把电源打开，接通电源，转动拨号盘，试图找出一个地方台，但我拨来拨去只听到两个传教士的对话。孤单单的声音在黑暗中寻求交流。我试着再和别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对我投来的狐疑目光。我对着麦克风说：“我是世界卫生组织扎伊尔小组的乔·麦克科密克医生。有准听出是我吗？”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天线然后再试，仍然没有声音。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反应。我曾经为获得一台无线电而那么高兴，为能够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信心十足，而现在我真感到我是完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无线电摆弄好，人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哪里。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几乎陷于绝望，感到无比孤独。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踪影。我知道苏丹确在发生瘟疫，但我没有签证，无法越过边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踪病毒之行落得个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进入伊西罗，运气依然很糟。没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样的疾病。只有继续向北走，向苏丹的边界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栋占（Dungu）的小镇，离此50英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自从比利时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后，整个北部地区无人管理，道路与桥梁失修。我们没碰到其他车辆。正常人谁会到达里来，他们又会往哪里去？
我开始怀疑埃波拉疫情两次发作之间是否有联系。在这种地方，人们若要旅行，只有靠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们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尔和苏丹之间的旅行如此困难，一般人不可能将瘟疫从一处传带到另一处去。何况埃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只有几天，病人不可能在此期间步行或骑自行车。我的查访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没有人听说过这两个国家在此地有交通或贸易来往。日后呈报程碑，两个发病地区之间通行方便，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人行进在连接两次病情发作的道上。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区，凡是去那里旅行的人都得走他探测过的那条路。
我进村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我低估了此地所处的边远程度。人们无比兴奋，好像我是从外星来的。小孩们聚集在我的的周围，好象他们中间站的是什么怪物。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然哭了起来，急忙跑开。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们一旦从开头的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便很愿意和我交谈。但是交流需要时间。在非洲，特别是在农村，人随便交谈是不合适的，首先双方得先交流两家的健康情况。这样，即使是问路，也有可能要搭上两个小时，而且，经验说明，不能向你见到的第一个人提问，这样作对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栋古时，我令司机停车以便再试一次无线电。我还是在为没能接通无线电而烦恼。
“我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麦克科密克大夫。有人听见我吗？请通活。”
我等待着，然后又再试一次，这次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我拨弄一下拨号盘。
“我是麦克科密克大夫，能听见我吗？”
“是的，大夫，能听见你。”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终于与东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亚（Bunia）的一个传教士通上了话。我请他帮我与金沙萨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总部联系，让他们知道我迄今所取得的也可以说是未取得的进展，传教士保证说他会通过教会替我传话。我太高兴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
在栋古，我们住在当地的教会里。在这种地方总能得到慷慨而热情的招待。客人带来一种难得的欢娱，至少在饭后是如此。这里用私人发电机发电，而且只是在黄昏后才发动。如果没有发电机，就只能像鸟儿那样安排作息时间了。晚饭后，人们安歇了，村里一片宁静，当厨房最后一根柴禾熄灭时，黑暗笼照了大地。在非洲农村夜间的一件乐事是到户外散步，仰望大空，群星闪烁，美妙万分。一种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会觉得住在村里的非洲人与宇宙融为一体，这种奇妙的感觉会使生活在贫穷和疾病重压下的人们体会到生命的真谛。
像大多数非洲人一样，天一亮我就起身了。这时正好到栋古周围的村子去转悠，寻找类似埃波拉的病毒了。再一次，我又空手而归，我没发现在扎伊尔与苏丹南部之间任何商业来往的迹象。栋古的人们很少去外地旅行，去干什么呢？人们没处去也没事干。
离开栋古后，我向北走到了一个叫阿巴（Aba）的小镇，离苏丹的国界更近些了。但是不管我们再往哪里走，我们得先乘渡船渡过尤勒河（Ue1e River）。这种渡船是由四只漏水的独木舟连在一起、上面盖上木板做成的。它看上去那么摇摆不稳，连运载吉普车都有困难，更何况五吨重的卡车。尽管这渡口位于苏丹和扬布库的主要通道上，显然很少车辆使用它。因而它也不大可能运送过带有埃波拉病毒的卡车。他们友好地告诉我们，可以把吉普车平安地运送至对岸，我们对此不无怀疑，但此外也别无他法，只好把它开上木板。这突如其来的重量使木板剧烈地晃动，然而它居然平稳下来。我和司机都不敢坐在吉普车内，没那个胆。我们站在独木舟上紧张地看着水手们把那只在重载下晃晃悠悠的破船，半摇半拖地拉上对岸。与此同时其他水手则忙着用罐头盒把船中的水舀出来。我一直担心船上的人随时有落水的可能。然而由于某种奇迹，我们终于平安抵达对岸。在非洲我很早就学到了这样的经验：问题总会解决的，但往往不是按你原来想象的那种办法。
栋古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从陆路去阿巴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错了，不是困难而是根本不可能。要去阿巴得渡过另一条河，但是找不到渡船。实际上是那里的渡船在不久前的一次风暴中，由于船缆折断而漂走了。近处没有桥，也许根本就没有桥。因此我们只好继续上路，来到了多鲁马镇（Doruma），那里已经接近苏丹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位意大利神父极其热情地欢迎我们。他们已经很久没接待过客人，打算好好招待我们一番。我们交谈使用的是一种法语、意大利语和原始西班牙语并混杂一些英语的古怪语言。
当天晚上，他们请我吃的是典型的本地饭菜，用棕桐油烧的米饭、豆干和鸡蛋。神父们拿出据说是专门为我们烘制的面包，吃起来既酸又苦，但他们满不在乎。神父们为没有啤酒而表示抱歉。我们喝的是烧开过的水，因而我幸可免去尝受碘化物的可怕怪味。晚饭结束时，神父们取出他们储存的一种地方酒。尽管我喝惯了棕榈酒，但这种酒一定是用机油和硫酸泡制而成的，喝起来就是那股味。当有位神父点燃他的烟斗时，我以为我们都会起火了。
我的头因该种混合制剂变得昏昏欲睡。神父们把我领到睡觉的地方一一一间贮藏室，室内放了一张行军床。床周围放了许多箱发了芽的土豆，几袋面粉和几包麦片。房内散发着这些食品的强烈味道。偷看了一下，我发现面粉都发霉了，怪不得面包那么难吃：霉菌。
我乏透了，倒头就入睡。
但是没睡多久。
不断的吱吱声和瑟瑟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酬。发生了什么事？在一片漆黑中，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我周围有一群老鼠在面粉和土豆中乱窜，我想只要我不干预他们，他们也就不会打搅我，因此重新倒头睡下，但再也没能睡稳。第二大早晨，我有礼貌地向神父们提出，他们家里可能有老鼠，但他们毫不在意，我也就没再往下说。他们也许把老鼠当成另一种蛋白质的来源了。在非洲，很多人吃老鼠，甚至把老鼠当成美食。
早餐吃的是咖啡和带霉味的面包，餐桌上我向神父们提出我来多鲁马时一路上提出的问题：他们是否听说过埃波拉疫情。他们说没有，在多鲁马没有。那么在苏丹，越过边界几英里的地方有没有呢？没有，他们没听说过。有一位神父说：“你是否去恩扎拉（Nzara）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
“我当然想去，但是没有签证，我不知该怎么办？”
“哦，这没问题”，一位神父说，“我们可以找这里的一位大首领，他可以安排一切，而且他很可能派他的一名”说话人“陪你去。”说话人“是对法律专家、翻译和村里有文比的人的一种古怪统称。
果然如此。那天，我们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转悠找到一个大首领，他同意提供一名“说话人”陪我们穿越国界。正如神父们所预料的，他还主动为我们用扎伊尔地方和苏丹南方广泛通用的赞德语（Zande）写了一封信，请求有关当局允许我们越过边境。为了使信显得正式些大首领还盖了私人印章。当天晚上回到传教士的住所后，我试着用无线电给我们在金沙萨的人报个信，告诉他们我第二天就要越过苏丹边界了。虽然至今我还没能找到埃波拉病毒的踪迹，但情况将会改善。
废弃的医院
离开多鲁马时，我已经上路7天了。现在我至少有了个比较好的伙伴。这个“说话人”是个和蔼的年轻人、教师，懂点法语和当地的语言：林加拉语（Lingala）和赞德语。他还熟悉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情况。
去苏丹的所谓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小道。很少看见轮胎的痕迹，说明很少车辆行经此地。当我们到达边界，那里寂无人烟。让我们知道这里就是边界的标志是架在两支树叉上的一根本棍挡在路中央。显然，官并不在于阻挡人们入境，我们把木棍抬起，就进入了苏丹国境。走了几英里，我们见到一辆抛锚的卡车。坐在路旁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车轴坏了，车主到金沙萨去换新的去了。金沙萨距此抄近道也有一千多英里，走公路要远得多。他受雇看守这车辆已经5个星期，显然没多大希望再看见车主回来了。然而他并不在乎，他就住在附近，好歹那也算是份工作，此外，他又有什么事好干呢？
我们自认为进入苏丹境内，走了约10英里之后，碰上了正式的关卡。那不过是个小小的军营，有着一位指挥官和几个士兵。一个留着胡须的壮实男于走出来接着我们。他似乎对我们的装束感到惊讶。可能是很少有人从这方向进入边境，因而任何活动都会使他觉得出乎意外。我想，现在就要看大首领的信是否能起作用了。最坏的可能也不过是要我们打道回去。但是那么一来我就再也不能在我所知曾发生过埃波拉疫情的地方进行调查了。
士兵们好奇地看着我们，指挥官伸出手来，我说明身份，把信递给他。他看了看信，上面的印章似乎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抬头对我说：“欢迎到苏丹来。请跟我们一起用点茶。”
我们为他的友善答复而十分高兴，随着他进入军营。其实那不过是几间铁皮搭的建筑。军营里的气氛显得懒散和无所事事，好像这里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指挥官让一名士兵倒来几杯温热的茶。
“你到苏丹来作什么？”指挥官问。
我告诉他我们听说这里曾发生过一种疫情，发高烧并出血。我立刻看出他知道我说的事。“哦，是的，你说的是在恩扎拉发生的病，现在这种病正在区首府马里迪（Maridi）爆发。”他接着补充说，这种病在恩扎拉爆发几周之后，又来袭击马里迪了。我知道这种瘟疫曾蔓延到马里迪，但不知道它仍在这里流行。
指挥官转眼注视着我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到恩扎拉去？
我解释说，“我是医生，我有责任要找出疫情的根源。”
看上去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他说，“恩扎拉已不再需要医生，你想来拯救的人都已经死了。”
恩扎拉是个约有3000居民的小镇，镇里有一家棉纺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英国统治时期。居民大多住在郊外的住宅区。棉纺厂是恩扎拉的主要收入来源。据我所知，它是埃波拉疫病的来源。
当我到达恩扎拉时，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异常现象。居民们各安本业，没有惊惶失措的迹象。但当“说话人”向一个人打听医院在哪里时，我发现那人的表情有明显的变化，脸突然阴沉厂来，作了一个占怪的手势，向“说话人”嘟嗓了几句，连忙走开了。
“他告诉你医院怎么走吗？”我问“说话人”。
“告诉了，就在街那边。但是他说我们不应该到那里去，那里是个坏去处，而且那里也没有人。”
“他说为什么了吗”我问。
“我问了，但他不愿告诉我。”
我并不害怕，只是好奇，我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医院。司机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很不乐意去，他不愿意靠近医院。医院是一所简陋的一层砖房，褐色的墙壁已经剥落。里面阴森森的。我试着打开门，门没有上锁。进去后，见到一个黑乎乎的门厅通向一间空荡荡的房间，空气中有股酸味，是干涸了的血液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那是医院唯一的病房，因此它必然是男、女病人兼容的。病床只不过是支撑在铁架上的一些断裂的弹簧。毫无疑问，病人（如果以前有过病人的话）得自备褥垫。我大声喊有人吗，听到的只是我自己声音的回响。
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听到了脚步声。我见到一个面带笑容、体格健壮的人朝我走来。他的白色工作服上满是污渍。
“我是穆罕默德（Mohammed）医生”，他宣称。
我作了自我介绍后，间他医院里的人呢。“他们都跑了。病人、护士、都跑了。”
“但你留了下来？”
“我是医生，我能上哪儿去？”
“为什么人们都要跑走呢？”
“他们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死了这么多人，死得这么快。他们认为自己也会死，就跑走了。我不能责怪他们。”
我像是在同一个准备与自己的船只共存亡的船长说话。
虽然我没到过苏丹。但我了解那里困扰人的政治情况，知道这位医生的处境多么艰难。这位医生，就像苏丹大多数的医生一样是穆斯林，来自苏丹北部，而他的病人则是基督教徒和泛灵论者。苏丹南北两部分的种族和宗教的敌对势力之间爆发的内战，至今未曾停息。医生和他的病人之间个可能有多少感情可言，造成医院空无一人的瘟疫对此也无所帮助。
穆罕默德医生接着说，“共有13人患上这种从未见过的病。”7人死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的声音显得既气恼又惶恐。我问现在是否还有人发病。他说没有了，瘟疫在5周前已经结束。”哦，马里迪现在还有问题，政府实行了封锁。那里已经停止贸易，禁止人出入。“（后来我得知，由于封锁，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小组也未能进入马里迪，他们只能呆在南方的省府朱巴（Juba）。
“这种病有些什么症状？”我问。
“病人不能吞咽，周身疼痛，眼里血管破裂，牙床出血，发高烧。”
“你能告诉我你见到患这种病的第一个病人的情况吗？
穆罕默德医生说那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棉纺厂做工。住在郊外的居住区。他人院时的症状是：高烧、头疼、嗓子疼、肚子疼、腹泻、便血。6天后就死了。我觉得听上去像是苏丹的第一例埃波拉病毒患者。
我离开之前，穆罕默德医生又说：“有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曾把一名病人送往马里迪。那里的医院条件比较好。”
他一定看出我表情上的变化。
“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对吗？”
“没事。”我说。
我不愿意使他感到更加沮丧。但他把病人送往马里迪，那就意味着把瘟疫传播到了那个城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没有传播到马里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远不会让外界知道。当病毒从地球的一端袭击了某一土著人群时，只有当这种病毒影响了更多的人——导致有钱人或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死亡，才会引起注意。假如白肤色的西方人没有病倒或死亡的话，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疫病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我在恩扎拉访问过的人尽管对会否再发生瘟疫有某种担心，但并没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也许由于最后一个病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怎么能肯定那就真的是埃波拉病例呢？我缺少生物分析来作出确切的判断。我需要化学试验和我的轻便实验室。我连医院病例都没有，有的只是墓碑和人们的口头介绍。就当前来讲这些也是需要的。
按照非洲医院的习惯，这第一个病例病人患病期间，是由病人亲属照管的。他死后，很快他的兄弟也发病了。兄弟比较幸运，活了下来。奇怪的是，第一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运，她根本没得病，后来的血清检查证实她完全没受感染。
和医生谈话之后，我去拜访那位寡妇。她现在和她娘家的双亲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她才十八九岁，最多不过20出头，由于服丧的缘故，她剃了光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表情呆滞。非洲是个古怪的地方，当一个人死去或即将死去时，亲友聚集在房门外号陶大哭，捶胸顿足。有些社团里，亲人们还用灰烬涂抹皮肤，以示哀伤，这种仪式可以连续进行十多个小时。对西方人来说，这种表现方式未免过于戏剧比，不够真实。但是，它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决非做作。而一旦服丧期过去，人们就十分冷静，这和西方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可能是这种礼节提供一种抒发机会，让人们排除忧伤后能继续活下去。
我是想从那名寡妇和别人了解传染病的来源。然而这位寡妇神经紧张，对采访很不习惯。此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在这个社会里妻子一般不了解丈夫在家庭之外的活动。我很想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发时间，以便了解病毒感染的来源。他有没有被昆虫叮咬过，曾否打过针，是否吃过污染了的食物，有没有打过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证据。医院是可能的传染途径之一，针头的重复使用，缺少隔离措施，其他病人和病人亲属部可能被传染上。然而不久我就了解到有种风俗习惯给人们造成可怕的风险。遵照这里的文化，人们在埋葬尸体之前要亲自处理遗体以表示对死者的至爱亲情。亲人一般要到棺材前来吻死尸，人们认为尸体是要做到绝对清洁的，他们先是要把遗体充分洗净，把残留体内的粪便等秽物全部冲洗出来。由于埃波拉病人的粪便不可避免地会带血，这就只能把病毒传染给亲人。日后我了解到这就是马里迪有这么多人患上埃波拉病的原因。
当前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住宅区转悠，寻找能向我提供有关疫情信息的人。除了第一例病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病人来自同一病源。我访问了4个病人的家属，他们都与第一例病人有过些接触，但他们的描述没能给我什么确切的答案。于是我的目光转向棉纺厂，它会不会是埃波拉病毒从其自然界宿主进入人体的第一个地方？
尽管棉纺厂的经理很愿意帮忙，但他没能使我进一步了解病毒的可能来源和棉纺厂在疾病传播中可能起的作用。一个很引人兴趣的事实是：棉纺厂的产品是经由朱巴通过尼罗河运往喀土穆的。没有通过扎伊尔出口货物，也没路可通。经理甚至对我这样提问也感到惊奇。他笑着回答说，不可能把任何货物通过扎伊尔运往市场，他已经多年没有在扎伊尔出售他的产品了。我于是去棉纺厂进行考察。
棉纺厂在恩扎拉镇的边缘，是几间砖制和木制的房子。厂房周围有一圈生锈的铁篱笆，土地上原来可能栽种过花草树木。现在是荒草一片。那是五六十年前殖民时代的典型建筑物，现在大部份窗户上已经没有玻璃，有的则糊上破纸或钉上木条，所剩无几的玻璃窗肮脏不堪。厂一房里光线很差，大部分灯泡不亮，有的房间根本没灯泡。天花板很高，那是殖民时代建筑物的标志，挂着的吊扇看起来大多已不能运转。（厂内的两个景象令人吃惊：一是古老的纺织机的隆隆轰响和转动，机器橡是来自工业博物馆的陈列物；另一是空气中的古怪气味，一种棉花纤维、灰尘和噪音的混杂体。这种气味令人无法描述，那是一种我似曾记得，但是一时叫不出名来的气味。我仔细观察这所房子。当我的目光转向高高的天花板时，我立刻知道那种气味的来源了。悬吊着的天花板多处已经褪变为灰色甚至黑色，有些地方已经完全腐朽。这种变色，这种味道一一我忽然想起来了。
蝙蝠。
正如同热带非洲的大多数建筑物一样，天花板成了蝙蝠窝。入夜，这些夜间生活的动物就从房顶倾巢而出，尖叫着去捕捉昆虫、瓜果为食。一到早晨，它们再飞回来头脚倒悬地美美睡上一天。是它们排泄的粪便使天花板变色。天花板腐朽后，蝙蝠的粪便滴落到厂房的地板上，与棉布和尘埃结合后产生出那种阿摩尼亚味道，我在非洲住了很久，知道蝙蝠对人类无害。我们常在夜间爬到房顶上去捕捉它们。我们戴上垒球手套以免伤害它们，然后把它们放掉。这里的人们对蝙蝠习以为常，工厂工人对它们毫不介意。然而对我来说，我不能不怀疑蝙蝠在埃波拉病毒的传播上也起了一定作用。
与死人同机
蝙蝠的排泄物会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载体呢？如果是，病毒又怎么在蝙蝠体内生存呢？那就得假定病毒相对说来对蝙蝠无害，而对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则是致命的。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适应性。但是要证实蝙蝠要对苏丹或任何其它地方的埃波拉病毒负责就困难了。我们没听说过蝙蝠与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触的报导，但由于非洲到处都是蝙蝠，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猜想棉纺厂是恩扎拉瘟疫的传染源并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以证实蝙幅是否载有病毒。我当时不可能大量取样测试蝙蝠是否广泛受病毒感染以致传播该种疾病，或者是它们没受过感染。几天后到达的世界卫生组织苏丹小组收集了几只骗幅，然而样本不够，他们不仅没能分离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说明任何一只蝙蝠与过去曾发生过的瘟疫有关。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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