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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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凡在医院或市内任何地方与她接触过的人一律隔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她血液中分离出的病毒后来竟成了她对人类的遗赠。我们后来对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对人体影响的一切实际知识，都来源于她的血液。10月19日那天，当科学家们在亚特兰大和欧洲鉴定出这种病毒时，我正走出我在塞拉利昂乡间的往处，看见一辆货车停在附近，司机向我走来，问我知不知道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医生。我说我就是。
　　他递给我一封美国大使馆的信，说：“这是给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已得到扎伊尔政府准许去进行调查。给我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萨。我请司机把我给大使馆的回信带去，要求帮助安排一张机票。惊险的经历就要开始了。
　　卡尔，当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请的流行病学家乔尔·布雷门（Joel　Breman）一起已经到了扎伊尔了。他们在亚特兰大飞往金沙萨的班机上遇到一位后来在调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尔·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尔的，也可能是全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医院院长玛玛·那摸（Mama　yemo）医院的院长，身高大约五英尺半，脑袋又大又圆，身躯比较肥胖，精力旺盛，是个理想主义者，又富人道主义精神。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不停地抽烟。工作认真，从不懈怠。他讲法语像巴黎人，在某些场合他的用词带有一种急躁而又尖酸的语气，他是个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之后不久掀起的道德振兴运动鼓舞他来到扎伊尔。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家庭迁人并定居于一个战争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尔不像绝大多数其他人那样。在他看来，扎伊尔正是空前的大好时机去实现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还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目标生活着工作着。比尔的激昂愿望是到一个战区中心地带旅行，看看自己能提供哪些帮助。当时矿藏丰富的加丹加省已经是个战区中心地了。他不卷人战事中的任何一边。这对于他是个精明的决策。他只对医疗受伤人员发生兴趣。在危险面前，比尔无畏地继续为病者和伤员做手术，有时在枪口下替士兵动手术，一般说来，我想他可能获得了比预期要多得多的兴奋和激励。那场冲突的确使他有机会遇到一位后来成为有用的朋友的人，就是雄心勃勃的蒙博托·塞思·塞科（Mobutu　hse　Seko）上校。蒙博托后来掌握了扎伊尔政权（迄今仍掌握着），起初是精明地、后来又结合残忍与贪婪来统治这个国家。然而后来事件证明，与蒙博托的结识不仅对比尔有利，世界卫生组织也获益良多。卡尔和乔尔认识到他们要把工作做好，有比尔的帮助情况就好得多。在那个文犊主义严重，任何事都难很快办成——或根本办不成——的国家，只要蒙博托一句后马上就成了，如果不顺从他的心意，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金沙萨后，卡尔率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成员留了下来，由乔尔带一个先遣小组前往北方几百英里以外的扬布库地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尚未恢复，乔尔同他的从法国和扎伊尔来的同事们便立即登上另一架航机飞往内地去了。
　　他们一去就没有音信了，跟他们的一切联系全断了。
　　就在这时候，正当卡尔即将在金沙萨进行业务活动时，消息传来，说马英嘉已经死了。现在，无可讳言：那无名的疾病已经来到。很少人相信马英嘉只是唯一的一个遭难者。
　　所有这些，我全然不知，还在努力想法要从塞拉利昂前往金沙萨。这并不是简单容易办到的事。我冒险乘坐一架塞拉利昂的航机，避免坐那颠簸难受的八小时旅程的汽车，来到弗里敦。接着的问题是弗里敦还有没有飞机可乘。往来非洲，向最好的情况说，也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航班时间没有保证，常有意外情况。现在，我们如要从非洲这一国家到非洲另一国家，我们常常先绕道飞回欧洲，然后再从欧洲飞往，既方便，又舒服，且安全。我那次之行，则无此条件，时间太紧了。非洲客机的时间表，出名的不可靠。尼日利尼和加纳的两条航线被公认为非洲最可靠的了，也只是在适合他们的时候起飞，极少注意按时间表行事。在某机场肮脏的候机室里等上一整天，是稀松平常的事。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很少几个非洲国家跟塞拉利昂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使获得必需的签证绝无可能。
　　即使直飞金沙萨的航班没有问题，我中途还得先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让（Abidjan），然后在喀麦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两地逗留。我没有这两个国家的签证。此外，还得在上述某一地方寻找过夜的住处，要当心我的轻便实验室的安全。这要靠我的机智以及海关官员的高兴。
　　阿比让的海关官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到象牙海岸来有什么事？他问我。我试着说明：我只需为我自己和我的实验室找一个地方过夜。他又间：那么为什么没有签证呢？我编了一个表面上说得通的故事，告诉他在弗里敦无法搞到签证，因为象牙海岸在那里没有大使馆。我接着说明扎伊尔爆发了疫病，需要我马上到那里。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原来他要小费，故意刁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不打算给他小费，尽管他的要求是在他的合法权利范围之内。我怀疑象牙海岸是否有人指望能这样通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检查。作为美国政府的官员，我从未想过采取贿赂这样容易而且惯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这里是非洲，如果我不断地磨他，终归能使他让步，至少可以让我有张床过夜。最后他不再坚持了，但并不完全情愿。
　　“把你的护照交给我保管，”他坚决要求。
　　我不愿交出我的护照。美国护照是有价值的商品，非常值钱，如果交出了，那就做了一件极愚蠢的事。于是我拿出世界卫生组织发的疫菌往射黄卡代替护照递给了他。他仔细看了会儿，似乎考虑怎样处理它，最后拿定主意，认为这卡看起来真是正式官方的了，并且知道我在西非进一步旅行还会需要它，就耸耸肩、挥手让我过关了。
　　在喀麦隆我不得不重复了在阿比让经历的那一套。等我终于到达扎伊尔的首都时，已是10月23日了。那里的机场，跟我年轻时记忆的完全一样：贪污盛行，喧闹混乱，旅客像逃亡者似地在装备良好、训练很差的士兵造成的黑暗恐怖气氛中移动。虽然我没有到扎伊尔来的签证，但有一份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我参加这里疫情调查的证明文件。但那不关紧要，我一说明此行的目的，便毫无阻拦。机场里人人都熟悉这里爆发的疫情，马英嘉之死人人更加知道。他们都不愿在办理手续上纠缠。唯一的障碍在于我带着轻便实验室通过海关。
　　海关官员见到我携带的东西，便对我说道：“Qu，est一ce一que　vous　pouvezfairepour　moi　aujourd'hui？”（“今天能替我做点什么吗？”）
　　他的暗示非常明白。我对他说，我的实验室对他没有用处，如果他要保存它过夜，等我从世界卫生组织找一位代表来取出它时，他的饭碗就要丢掉了。他有点垂头丧气，可是他知道他今天要特别发财的好梦和两杯特好的Simba啤酒全完了。只得放弃。
　　从海关出来，困乏，等待。卡尔派小组里的一个人来接我。我一坐进车内，他便说道，“坏消息。”
　　“疫情已在这里传播开来了，人们陷于一片惊慌，恩加利马医院已成了隔离医院。”接着他转过身来朝我惨然一笑。“欢迎您来到金沙萨，麦克科密克博士。”
　　战斗开始
　　通过了海关，三十分钟后我乘车穿过金沙萨拥挤的街道。自上次离开以来，此地竟破落到这等模样，使我惊愕不已。我没有发现明显的恐慌迹象，但是我确信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许还不知道马英嘉这个名字，但他们一定全都听说过有关“扬布库一位护士”死亡的传说，它一定令人毛骨惊然。因为如果他们相信实际上市内任何人都能被愈染，那就会自然地怀疑每一个外来的陌生人有罪，直到这陌生人被证明为无辜。麻烦的是无法证明某人无辜。今天金沙萨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数可能是十五到二十。没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人员住在比利时政府派住金沙萨的合作代表团的驻地，名叫福梅特罗（Fometro），也即热带医学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这地方有点像宾馆、仓库、汽车停车场之类的，也是合作代表团的医学研究项目规划中心所在地，玛玛那模医院便是该中心经办的。迄今，玛玛那模医院没有检验出这种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尔·克洛斯及其全体医务人员并未冒险一试，这所医院有两千张病床，有两千病人住院，每天还有一百个婴儿在这里出生，万一有这种病毒感染爆发，对这里便是极大灾难。比尔组织了一个隔离体系，旨在确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经过仔细甄别，检查有无这种疾病的任何症状，一经发现，便立即转移到一个特殊病房，以便进一步仔细监护检查。
　　玛玛那模医院迄未检验确认出这种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马医院则不能这么说。一个病人感染了，另一个病人死了，于是隔离格外严密。有一个病房，叫做“1号病楼”，被指定为病人隔离区，但是，医院内部行动并不禁止；第二个病房，“5号病楼”，划为接触过病毒患者的本院医护人员隔离专用。不下37人被官员们验明曾接触过马英嘉。一位名叫玛格丽塔·艾萨克森（Margarita　lsaacson）的南非医生负责隔离检疫工作。她是个身材不高，精力充沛的妇女，戴着大眼镜，遮住了半个脸。据说她曾经是一名以色列伞兵，善于发号施令并要求绝对遵从。她在高度负责的气氛中进行了检查。医院里的恐慌气氛是明显的。病人的眼神中就带着问题：你有吗？我有吗？我已经快要死了吗？
　　在这样环境下，意志坚强的艾萨克森医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制了恐慌。在像金沙萨那样的城市里，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难的。要保持隔离，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严格注视被隔离起来的病人之外。她还要保证病人有吃的，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的状况。使艾萨克森医生显得更突出的是她决心确保那些家属不得进入隔离区。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病人住进医院后，其家属实际都随病人一起住进医院。住院病人毕竟不能依靠医院供给饮食。通常连基本的看护也指望不上。这一切都习惯地落在家属身上。因此，艾萨克森医生禁止家属探视是空前的举措。
　　每天早晨，家属们总是等候在医院人口处外面，直到某位负责人出来，于是就询问了：医院为什么不让他们探视住院的亲属、谁管病人有足够的东西吃？如果万一病人情况恶化，没有亲人在旁慰藉，后果怎么办？艾萨克森医生亲自会见那些家属，她向他们恳切说明她非常同情，“但是我无能为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险之前，你们决不能见他们，难道你们也要染上这病吗？”
　　不，他们并不要。问题似乎解决了，似乎达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属又来了，还是那些老间题。艾萨克森医生再一次跟他们谈话，让他们知道决不能去见住院的亲人。隔离是绝对的。
　　我抵达金沙萨还不到24小时，就奉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成员和扎伊尔政府卫生部官员们的会议。卫生部的那些官员全部听卡尔指挥。卡尔领导全体，指挥有方。他在传染病学方面的造诣比小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领导进行的流行病调查的经验使他对外国文化特别敏感。如果没有这样的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那么和谐协调地安排处理在扬布库爆发的那场疫情。
　　卡尔虽是大家公认的领导，但小组会议通常总由卫生部长恩格韦特·基克赫拉博士（Dr。Ngwet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圆脸孔，善于辞令，曾在比利时和加拿大留学，攻读公共卫生学。他也能说一点英语，但还不能跟外国同事用英语自由交谈，每当谈到传染疫病或处理复杂的疫情爆发时，他就完全不知所云。虽然热心合作，他显然是期望世界卫生组织派来的这个小组帮助找出解决他国内危机的办法。这毕竟也是我们份内的工作。
　　但是小组其他成员，特别是那些比利时人。经常闹些争权的角逐。他们虽是前殖民统治者，自以为一一也许是正确的一一对扎伊尔的政治和文化比我们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为扎伊尔的保护人。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指挥这样的调查工作。于是他们就变而发泄他们的不满，对他们不同意的决定，就跟他们的德国甚至少数美国同事在背地里滴哺咕咕。无论怎样那病毒并未潜藏、不露声色、让我们有时问去解决我们之间的细微分歧。我们毕竟处于战斗状态中，要消化吸收能够获得的每一则信息，来了解内地发生的情况。我们知道这种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继续出现。但是次数多少？多少人已经隔离？是否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防止疫情传播的措施？
　　我们还有另一问题需要解决：乔尔·布雷曼率领的前往疫情现场的先遣小组出了什么事了？按理说，他们早已该来到扬布库了，他们到达金沙萨几小时后就被送上飞机前来此地了。我们很担心他们。那地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离开金沙萨后，该小组飞进本巴（Bumba），扬布库南边大约八十英里的一个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没有他们的信息。考虑了一下，我党得可能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根据我在扎伊尔的经验，跟这个国家的任何人接触，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传教士。传教士们在非洲有他们自己经营的高效率的“丛林电讯”，在扎伊尔也不例外。在金沙萨调查了一下，我获悉北美教会组织在离扬布库不太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野外工作站，他们有一台无线电用来跟金沙萨的同事每天联系。第二天早晨我便来到金沙萨教会组织的办公室，守在无线电旁等待扬布库方面来话。跟那边的传教士一接上话，我就向对方说明我们遇到的问题，询问传教士中能否派人搜寻乔尔·布雷曼和他的小组其他人员，或者把他们找到无线电前来，如果办不到这些，能否查出乔尔·布雷曼那些人出了什么事了？
　　对方向我保证，当晚一定有人用无线电给我回话。
　　12个小时后，我回到传教士组织中心。有了好消息。已经找到乔尔一行人了。每个人都很好。乔尔明晨将亲自来话。那时，我对乔尔还不太了解，后来彼此都很熟悉。乔尔身高六英尺以上，讲话嗓音甜美，典型的男中音，使你联想到广播电台的深夜节目播音员。为人老实，不搞圆滑作风。他渴望的莫过于攻克咄咄逼人的威胁性的挑战，所以他放弃在密执安州任公共卫生官员的职应来参与这偏远贫困地区的调查。他的法语讲得很流利，尽管明显地拖着腔。他曾在前法属西非多年，试图制止天花流行。他对非洲文化有很好的理解：当我们终于能够直接通话时，乔尔向我讲述了他的小组离开金沙萨以后的遭遇。
　　“扎伊尔空军把我们甩下了——真是这样”，他说，这事是到达本巴之后。“飞机在机场跑道上降落后，驾驶员不肯关机，一个像自行车打气筒的东西就能使它伸高四十英尺。此外，天线顶端还装了两条电线，可接收微弱的无线电信号。无线电本身插入吉普车的电池。它运作了，真叫我高兴。至少，我在金沙萨试用它时，它确实运作了。我到达目地后：——无论是哪里，它能否同样很好地运作，就难预料了。
　　当我们做好准备，即将离开金沙萨的前两天，消息传来，扬布库的疫情已显得减弱了，但是没有人能肯定危险是否已经过去。就我们所知，这种疾病可能仍在丛林中蔓延。这个消息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在疫情传播的踪迹没有消失或在农村广为传播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尽快在金沙萨再有一个调查小组。
　　终于，出发北行的日子到了。那是10月30日，正是我到达金沙萨一周之后。一大早，三个小组的成员一一扬布库小组和另两个人数较少，一个由西蒙带领，一个由我带领的小组——都来到了恩吉利（N‘djili）军用机场，等在那里看着机场工作人员将三辆吉普车，四十桶内燃机燃料，几箱军用品粮食和其他所需物资装上C一130飞机。我看着看着，突然一种熟悉的不安的思绪——焦急与兴奋的期待相交织——涌上心头。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现在这样的事。很难料前景如何。不能等待，就要启程了。
　　不幸，我们却必须等待。
　　我们坐到飞机一侧折迭式小座位上后，满怀信心地等着飞机马上起飞。毫无动静。
　　引擎没有发动。机身纹丝未动。我们又等待了好久。还是没有动静。终于，耽搁的原因清楚了。外边柏油路上，空军司令员正在同本机飞行员谈话，必须等他的上级朋友——也许，他打开C一130的后门，叫我们带着自己的东西赶快离开，我们一走下飞机，他们马上就飞走了。“
　　他们在前往扬布库的途中，乔尔继续说，遇到村庄便停下来询问有没有人病了。虽然他们沿途没有发现新的病例，但是村民们却显然知道疫情的危险。人们纷纷跑来，挤在他们车子周围，被这种疾病吓呆了。许多村庄自己搞起了隔离检疫。陌生人不得进村，本村居民出外时间长了，回来后也要检查有无疾病症状。过去多年防治天花的经验，村民懂得了这种强制检疫的必要。
　　乔尔一行人抵达扬布库以后，发现那里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医院里的人已经逃空了，医务人员中不少人已死于这种病毒。自以为接触过这种病的扎伊尔人全都跑回自己村里去了。留下来的人在恐惧中等待着弄清自己是否受了感染。比尔·克洛思在他后来写的小说《埃波拉》中对这番情景作了很好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它对扬布库那场疫情爆发的记叙，事实上是对1976年那地方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最佳研究与最准确的记叙。乔尔告诉我，他怀疑扬布库医院不但远非病人的庇护所，实际上还助长了这种疫病的传播。灭菌技术——尤其是反复使用同一皮下注射的针头一一无疑是传染的主要媒介之一。“我们仍听到新的病例发生，”乔尔说，“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断定它们肯定就是这一特殊的病毒。由于医院倒闭了，人们不再来扬布库了。他们躲在他们的村子里，因此对形势很难作到全面的了解。”
　　结束这次通话时，我对乔尔说我们将同扎伊尔军方联系，试图请他们派机到本巴去把他们接回来。但是，想找人飞往本巴，可不容易。就扎伊尔军方官员来说，以为这种病毒是空气传播的，他们只要在本巴吸口气，就得死亡。更糟的是我无法使他们确信乔尔一行人中没有一个人受感染。于是我们就转向比尔求援。
　　虽然我刚认识比尔不久，我却很信任他，我觉得在组织管理方面他是一个天才，否则怎么说明他主办玛玛那摸医院的功效呢？在一个到处贪污腐化的国家里，他拒绝容忍懒散与低效率的作风。此外，他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当初激励他首先志愿到血腥的叛乱中心行医的理想主义热情，至今仍在。如果换了别人，在如此紧张和挫折下碑就会放弃努力了，所以，当比尔会见蒙博托后回来告诉我们说将派一架飞机去接回我们的调查人员时，我并不惊讶。即使如此，驾驶员飞抵本巴时仍拒绝走出飞机，布雷曼一行人登上飞机后，飞行人员坚持要他们尽可能地离座舱远些。
　　我到达金沙萨的第四天，就传来更多的坏消息。这次，不是金沙萨，也不是扬布库来的消息。这种病毒在扬布库爆发之前就已明显地冲击了苏丹南方地区，在扬布库东北大约五百英里。那里爆发的疫情跟导致扬布库数人死亡的疫情完全一样。这两个疫情是亲属关系吗？由于苏丹爆发的疫情早于扎伊尔的疫情，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如果两者有关联的活，那未，这种传染一定起源于苏丹。如果那样，它一定经由西南，越过边界，沿着利文斯顿博（Dr。Livingstone）于18世纪70年代勘探出来、至今很少变动的那条路线进入扎伊尔的。应当有人去那边（尽可能接近苏丹边界）看看这两种疫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接着我又想：我何不亲自去一趟呢？
　　卡尔不反对我的决定，小组其他人也不反对。可能是因为没有别人愿去。我要去旅行的那地力跟地球表面任何偏远地方一样偏远。在那地区之外很少有儿个人能想得出那里会有些什么。我找到一份米什林绘制出版的该地区地图（Michelin　map）带在身边，估计会有帮助。后来我认以到那一定是卓越的乐观主义者绘制的。这份地图更多的是凭信心而不是依照制图法绘制的。地图上写的建议并不令入鼓舞：“凡是没有清楚路线的地方，向导和导航器材是必要的。单车走这条路最不明智。”这说的很好。接着是这样引人兴趣的话：“本图中描绘的国际边界不能认作可靠。”作为有声誉的地图制作人，写出这样的话，无疑是承认绘制的不幸失败。
　　我正在边界勘探时，小组大部分人员部集中在扬布库，研究后来的病例。如果一切顺利，调查人员也可能会成功地限制传染的扩大。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小组另一成员，比利时嗜眠病专家西蒙·纽文霍夫博士（Dr。Sinlon　Van　Nieuwenhove）也计划沿豪特扎伊尔省（tlie　Prorince　of　Haute　Zaire）境内更靠南边的一条路线出发，去那些有铁路等公共运输服务较好的地区。在那里，埃波拉病毒可能传播得更快。但是该病毒将遇到很大阻碍。第一，要到达那地区，就必须先通过我现在正要去的那个偏远地区；第二，铁路的速度跟蜗牛爬行一样缓慢。它的出名的迟缓简直成了传奇。有一次我们托铁路上运送一桶柴油补充我们的燃料供应，竟始终没有送到。
　　我们出发往北方进军的日子越来越近，福梅特罗天天开会，情况越来越紧急。一大堆困难亟待克服。如何捕捉那些可能变为传播病毒的动物和小虫？对扬布库爆发的疫情究竟应该如何调查？现场实验室应采用何种工作方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总在我们脑子里素回着：如果我们小组中有人染上了这种病毒，那该怎么办？
　　日子在紧张地准备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装备中消磨了。我们需要小玻璃瓶、注射器、橡胶手套，和其他用品；还需要吉普车和燃料。北方会没有燃料，我们必须带足自己需用的燃料。经济上，扎伊尔已陷于困境。过去，她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称为比利时刚果。自1960年赢得独立以来，一直努力争取自力更生。到了1976年情况变得更糟，主要原因是三年前政府将私人企业全部没收，改为国营，以致整个国家经济趋于崩溃。像大部分非洲农村一样，内地没有电，1976年间实际上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蜡烛，也买不到。情况如此之凄惨，农村很多地方连啤酒也没有。啤酒成了非洲经济盛衰的晴雨表。啤酒没有了，表明国家经济景况一蹑到底。
　　金沙萨的情况略微好些。但我们仍难找到我们需要的供应物品。比尔和他的玛玛那模医院的同事一一夫妇俩人，原来是英国军队里的兽医——很有办法，帮助我们买到了所需的一切。另外，美国大使馆又提供我们真空罐装军用口粮。那些罐头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实际上是过时的物资了。我得到的一份，其上标注的日期是1945年或更早一些。我想，也许1945年是制造军用口粮最好的一年吧。
　　我们另一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在我们小组成员之间建立某些联系的方法，以免重蹈乔尔·布雷曼的覆辙。传教士组织中心再一次帮了大忙。金沙萨的比利时天空教传教士有一种专门联络的装置愿意供我使用。那是一台只用一个单边带的收发机，只需一节12瓦的电池就可操作，天线就装在我的吉普车后面，用们是亲戚一一到来跟我同乘这趟飞机，飞机才能起飞。他还坚持让我们替他带些供应物资一一他要发给本巴的。没有人会反对。这类事情已经成了惯例了。在扎伊尔，任何人手里掌点权，干这种勾当，极少感到内疚的。如果手里有权不利用，就等于失去了权力一样。
　　我们终于起飞了，两小时后便到达本巴。飞机在红土跑道上刚停稳，人群便跑了出来察看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是儿童。他们大张着嘴看着飞机上卸下的物资，这在本巴是罕见的。一架运输机的到来，确是一件大事。
　　我们飞行的第二站是基桑加尼（Kisangani）。到达时已是下午很晚了。这个城市离赤道很近，刚下午六点，夜幕就降临了。这意味着时间很短了，只能卸下两辆吉普车和那些物资，还得要找过夜的地方。当地天主教会提供给我一个住处。我一走进里面，看见一张长方形大照片，照片中人物是以前在该教会工作过的传教士们。他们都是十年前被扎伊尔的叛变士兵杀害的。这张照片提醒人们：使这一地区变成这么危险的不仅是疾病。
　　这种病毒不能长期无名，给它命名的荣誉落在了卡尔身上。尽管扬布库似乎可以为名，卡尔不以为它是个响亮的名字，也许他不想给这个小镇再增添任何污名了。他研究了一地区的地图，注意到杨布库附近有一条河流，于是便决定以该河的名字命名这种新病毒一一埃波拉（Ebola）。
　　追踪埃波拉病毒
　　当我发现基桑加尼没有人对疫情有所了解时，决定独自一人去伊西罗（Isiro）。伊西罗是基桑加尼和苏丹边境之间最大的一个市镇，位于基桑加尼东北120英里处。与我作伴的只有司机。但当我了解到司机的品格与脾气后，我真宁愿一个人上路。他寡言少语，近乎是个哑吧。他的沉默还带点挑衅性，好像老在做给我看他给我开车是倒了大霉。此外还很快就看出他也不是个精明的司机。他总是参加汽车大赛一样，在泥泞的道路上开得飞快。我一直担心怕出车祸。当我指责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时，他都会瞪着眼睛看我，好橡说：我开我的车，关你啥事。问题是除了他，没其他人选。他20来岁，在扎伊尔南部的一个牧师家里长大，后来移居国外。队里把他派给我，说他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风土人情，可以信得过，对此我不无怀疑。意识到米什林的地图全然不管用，我只好听天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