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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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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苏在内研究疫情扩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苏是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实际经验的人。我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Steve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部门的人们一起，开列了一张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名单，并设计了调查问卷表以便能估定他们受感染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对每一个与动物或它们的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当我赶到海萨顿实验室时，发现除了我们分别处理的动物实验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动物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全体雇员已被召集开会。我没有安排这样的会议。这是公司的主张。主持会议的是军队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她的工作是和实验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会议组织得很好，我想最好不要干涉。实际上，在邀请我发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驳，只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对这种病的不着边际的描述。当众反驳她与事无补。会使大家认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给人一种事态失控的印象，这当然会无故地造成担忧。当我最终有机会发言时，我告诉大家他们感染埃波拉病毒的机率很低。实际上病毒不可能从实验室的动物房里跑到咖啡屋秘书小姐身上。即使与一块感染了的猴细胞组织呆在同一房间里，也肯定不会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险的人是那些与生病的动物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向与会者保证我们要把这些人识别出来，对他们进行密切的观察。很自然，人们想知道一旦他们患病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告诉他们，万一有人患了此病，他们将在费尔法克斯县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我强调指出，医院的医务人员已做好准备来应付这样的局面，我说，毕竟我们已确认在非洲即使那些与这种病和将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紧密接触的人们，传染率也仅大约百分之十。在那些长期看护重病人的人群中，危险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最大的危险来自伤口或感染了血的一种仪器的针棒。那些与病毒打交道的雇员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而且在报告的病例中都与伤口、抓伤及针棒无关。另外，我在苏丹见过成排的将死去的病人，在扎伊尔看到过这种病传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愿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去接受挑战，扭转危机。
我在海萨顿工作时遇到的最理智的人当数达尔加德博士，他是负责猴子的兽医，同时，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他为动物担忧，同时，他得考虑它们感染人类的可能性。他还不能忽视此次事件对他赖以生存的实验室的财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任何事件中，雇员们都保持了镇定，至少，他们不能惊慌失措，或回家不干，或向新闻界和议员们说三道四。他们和我们一道工作，按照他们与任何动物或动物细胞组织接触的程度自己组成各危险群。
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否埃波拉会通过空气传播展开了大量讨论。每当埃波拉现形的时候，这个灰毛怪就会露头。有关人类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学提供的证据，包括1976年，1979年和玛尔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尽管对许多病人的治疗是在通风条件差的茅屋中进行的，从他人身上感染这种疾病的人只是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特别是与他们的血液、尿、呕吐物或下泻物有接触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过烟雾传播的，罗伊·巴伦和我在扎伊尔就会被传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发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因为接触了一头死于这种病毒的大猩猩并且被一些年轻人带回家中。同样，是接触了被感染的动物以及制作食用其鲜肉是流行的诱因。确实，由于有了对此传播途径的了解，才使艾伦·乔治（Alain Georges）和来自朗丝国际医学研究中心（Le Centrelnternationalede RechercheMelicale de Francevill）的人们得以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问题是无法证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的。你可以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了，但你无法证明它从未发生过。我们有空气传播的鲜明的例证，如水痘，流感，麻疹，但这些疾病与埃波拉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们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传染源，呼吸系统则是主要目标。为了通过空气向人类传播，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联系的。这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战略。第二，由于麻疹一类的疾病具有如此轻易而快捷的传播方法，它们袭击人的比率大大高于埃波拉病毒。大多数的非洲病人是在没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护的，其他在空气中繁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结核这样的病菌都会轻而易举地传播开来。在这些病例中，许多都受到了传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们不同。
确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空气传播几种出血热病毒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脸上，在这样在压力下面罩可以输送大量的病毒。在这个实验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感染了。显然，这不是自然传播。这项实验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紧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细菌，包括皮肤表面的非致病细菌，如葡萄球菌表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实验没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细菌有机体作为控制手段对实验目的进行说明。
即使有了证明，我也相信虽然空气传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个别的。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们曾经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触过病毒者的综合名单分类。按照他们接触的程度，把他们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类，然后对各类进行观察。我们确保每天与名单上的人接触以便掌握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检测他们是否发烧。
此外，我还要保证准备好适当的药品和病房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病人提供医疗。我们的工作方针与在芝加哥时的一样，病人将被正规医院接收，并得到应有的医疗照顾，可能还包括隔离护理技术。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患有出血热病人需要最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这一点除非病人能比较容易地得到，特别是得到监护，否则就谈不上。第二，病人很难住进四级高控病房。在为病人寻找医院就医期间会丧失宝贵的时间，而且更多的人将在运送病人中受到感染。出血热患者难以承受运送时的颠簸，因为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很脆弱，有发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险，搬运会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医务人员也许不能保持三级护理的高标准，除非他们每天练习。如果大城市的医院没有这些设备，有些事情就很难办。
我有证据支持我的观点，我只需指出几年前一些拉沙热病人在病因不清的情况下被送进了伦敦一些医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们康复后也没有得到诊断。在没有隔离护理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阿兹基韦的血液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热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级医院与他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受感染的。
我和费尔法克斯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阿兰·莫里森博士（Dr。AllanMorrkon）以及监护小组的医务入员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仔细听我讲述对他们面临危险的估计，并听我解释他们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为了应付不测，库卡·佩雷斯（CucaPerez）搞来一个移动式实验室配有检测第四级病毒病原体的设备。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在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给任何病例检测血液和血清并且及时做出诊断。库卡负责在必要时做试验。
我们没有等待很久。
12月4日，雷斯顿的一个动物饲养员早上去上班时发烧，并开始呕吐。在气氛高度紧张的猴子实验室里，这足以使人们拉响警报。病人被急送医院并收进了监护室。医务人员按常规接收病人。使用了我们建议的保护措施并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并了解了病史。我立刻意识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对此我表示怀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种传统形式的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个显著症状是突然发烧、肌肉酸痛、关节痛、头痛，你会立即感到生病了，而这个病人没有任何这类症状。
但是，也许他感染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埃波拉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得为这种病的不同表现做好准备。在2。1小时之内，库卡的一系列呈阴性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的印象。不是埃波拉。这时病人退烧了。据我猜测，那人的病是焦虑所致。考虑到雷斯顿的环境。我不责怪他。
亚洲病毒引起的骚动
1989年11月30日晚，我觉察到隔壁特殊病原体分部一个小办公区乔的办公室内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弗雷德和乔在一起。听声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动。我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探头向屋里张望。他们看见了就让我进去。
“罗塞尔将军刚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给弗雷德打来电话”。乔说。“彼得说他在雷斯顿一个实验室的一些病猴身上发现了看来很像埃波拉或玛尔伯格的病毒，就在华盛顿附近。”
我很了解彼得·贾林。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迪特里克堡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研究拉沙热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华盛顿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现了？
“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说。我开始思考。这也并非不可能，以我们对玛尔伯格病毒一无所知来说。假如它以前出现过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弗雷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转述着拉塞尔将军在电话里对他说的活，显然，他们是在培养死猴身上的细胞组织时发现了大量的丝状病毒。
“猴子是从哪里来的？”我问道。我等待他说出乌干达这个地方，从那里进口的猴带有玛尔伯格病毒。
“菲律宾”，弗雷德答道。
“菲律宾？”
“可是”，我说，“带有这种病毒的猴子都是来自非洲，菲律宾不应出现猿出血热。”
弗雷德和乔都表示同意，他们也一直为此表示疑惑。不过，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能力，我们应重视他的活。假如他说他在菲律宾的猴子身上发现了丝状病毒，可能他确实看到了。另外，他还告诉弗雷德他证实猴子务身上带有猿出血热病毒。这样看来，那死猴是受到了两种病毒的合并感染引出的血热病毒和丝状病毒，都应只存在于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当时正在华盛顿的郊区。
第二天弗雷德和乔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会见军队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当他们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后，他们坐下来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对策。乔决定由史蒂芬·奥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顿，去进行调查，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况。当乔决定了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转向我说：“苏，我们不知道这些猴子是在哪里被感染的。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以便追索它们的来路并找出它们与非洲接触的任何线索。”
事情趋向复杂比了，我想。我们开始给熟悉的人打电话，也许他们了解一些世界各地猴子的运输情况。这些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Jim Meegan），在马尼拉开展由“疾病控制中心”举办的实地流行病学训练规划的马克·怀特（MarkWhite），还有德国和苏联的科研人员。也许他们能证实死猴是从他们国家出口的传言。马克对我们尤为重要，因为受感染的猴来自菲律宾。乔说服他尽可能调查在马尼拉的猴子实验室，看看能否了解到一些有关猴子和饲养员的情况。有幸的是马克的流行病学专家组里有几个兽医，这正是他们喜欢干的工作，不幸的是当时菲律宾正处于困难时期，叛乱者在许多农村地区打仗，使得马克旅途艰难。
我也和荷兰航空公司派驻纽约的货运部经理广泛交谈。他给了我很大帮助。原来猴子是1989年10月从马尼拉运来的。随着线索的展开，我们发现在马尼拉有四个猴子贸易商，这只病猴来自四个贸易商之一。它们被装在荷兰航空公司正常飞行的飞机货仓里运进来，还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开办的一家动物旅馆过了一夜。另一种我们无法肯定的说法是一些被运到美国的猴子在飞行途中周围环境过热，这些都是指同一批动物吗？事实证明，它们是从另一条航线被运进来的，温度过热不会给带有丝状病毒的猴子不良影响。在正常情况下，约有百分之五进口的猴子会在飞行途中死亡或到达后不久死亡，这是旅途中劳累造成的。可我们现在说的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死亡率。另一件麻烦事是我们发现运往雷斯顿的动物还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另一个动物旅馆呆过一夜。现在纽约和华盛顿郊区都被牵扯进来了。
在门厅里，我偶然遇到一位在军事方面很有经验的同事。他已听说了我遇到的情况。
“我得提醒你，苏”，他说。
是什么呢，我想，于是我说：“你想说什么？”
“记住我的话，这次流行将改变你们分部的整个特点。等事情结束后，一切都变样了。”
我不能想象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次流行会与我以往调查的如此不同，我来不及多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给在马里兰迪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电话。
“苏，这里发疯了”，他说，“我们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他尽量把那里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猴子来源的线索。他说兽医们自己在对付猴子，他很高兴他不再为他们负什么责任。我们同意保持联系。
关于与非洲的关系，我肯定病毒与非洲有关系，可怎么去寻找呢，乔和我讨论了几种方案，不久我们就决定下来我该做什么。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请”，乔说，“需要有人去那里，看看在运输中猴子是否出过什么事。”
这项任务意味着要打长长的、难办的横越大西洋的电话，这与特殊的政治问题有关。我们立即提出有关权限的问题。荷兰政府对带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经过他们飞机场的可能大为震惊，我设法与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联系上。吉姆是军队的一名病毒学专家，当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出血热专家身份工作，而他还是个学院病毒学专家，主修树木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树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传播的，大多数树木病毒最多达到2～3级，他没有和这种猴子身上病原体带有的致命病毒打过交道。不过，他说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调查，并带一名兽医同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独占的地盘，即使他没有关于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经验。从我们成为帮助国际卫生组织工作的参考实验室的那天起，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使用原来的名称，但政治是首要的。
问题更多了，当我打电话给阿姆斯特丹的卫生官员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赞同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哪来的，但他们威胁我说“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兰欢迎。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弗雷德，他让我们与著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同时也是鹿特丹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布因斯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联系。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联系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个盟友，他是个快乐的、坚定的有学识的人。
“别在意那些官员说些什么”他告诉我，“到阿姆斯特丹来，我去接你，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着说在海牙的卫生官员已召集会议讨论这次疫情。会议就定在第二天，这是我去的好机会。要不是有布因斯马教授的鼓励，我还在为处境担忧呢。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官方邀请。我告诉乔和弗雷德荷兰卫生部特意告诉我不要去，可他们对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动摇。
“无论如何要去，”弗雷德说。
这是我们通常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会做的事。我以为，对这事件只能这样处理，不论我们是处理爱达荷的肝炎疫情，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外的地方调查，总是要接到地方部门的邀请。当国外发生疫情时，更是如此。另外，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刚给我直接下了命令。从技术方面考虑，我是有邀请的，虽然仅是布因斯马教授的私人邀请。我记起荷兰航空公司驻纽约的代表向我保证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SchiphoI Air［）0rt）的航班会全力合作。看来，我别无选择，只有去碰碰运气。
我当晚乘机飞往阿姆斯特丹。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飞机已经起飞。太棒了，我想，我有更宽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说不定我能睡一会儿，然后精力充沛地面对明天非常困难的早晨。
可安全带刚系好，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从过道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是检疫部的查克·麦坎斯（ChuckMcCance ）。”
检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楼里办公，我们走路都碰不上，这是怎么了？
事实上，查克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同样对工作十分胜任，而且相当有经验。我会从他的支持和建议中受益。他决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这表明检疫部多么重视这事。查克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独特的，因为它享有官方行政权，而进口猴子是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强调荷兰的官员多么难对付。他对不顾一切地命令我前往大吃一惊。他以为我接到了邀请。事实上他也没有接到邀请，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们会没什么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马教授答应的那样，他在我们着陆时正在那里等我。教授身材短小，衣冠楚楚，大约50多岁。他给我们的感觉我们是受欢迎的。但他没有时间寒暄。从机场到海牙开车要一个小时，我们得抓紧赶路。在路上，他告诉我，我们的处境算不上特殊。他说，从传统上看，欧洲人讨厌前殖民地的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但是探讨埃波拉是否真的从机场入境比荷兰政治重要得多。”他说。
一到海牙，教授就把我们引进一座旧的政府建筑。电梯把我门送到七层，我不知道当时的感觉是紧张还是旅途劳顿，布因斯马教授把我们护送到一个很小的屋于里，中间两张桌子几乎占去了全部空间，早有几个人围坐在桌边，我只认识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很。但有一点很明显，屋里只有我一人有埃波拉病毒方面的直接经验。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很紧张。
我惊奇的是。屋里的气氛似乎很友好，他们甚至请我介绍一下埃波拉，等我说完了。我感到我的所为是受欢迎的。查克在一旁仔细观察，沉默不语。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会议快结束了。此时，似乎事情的发展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我们甚至得到许可，检查运猴子的设备。然而，会议结束时，一位年长的政府官员绕过桌于，走到我面前用别人听不到的低低的声音说：“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来。”
“对不起”，我说，“通常我是决不会这佯做的，可我是受命而来，别无办法。”
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
那位官员面色阴沉地点点头。
“我没让你离开会场，因为你是位夫人”他说，“告诉你的上司不许再这样子。”
查克就坐在我后边，肯定也听到了这话，因他的身分，他没动声色。
尽管牵扯到敏感问题，我们得到了需要的东西，第二天，我们去察看了斯希普霍尔机场贵区动物旅馆关猴子的屋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通风的，吊架式建筑，是为各种动物设计的从家养的宠物和外国野兽，还有专门关赛马的地区，两个小房间装猴、鸟和其他小的外国动物。令人愉快的设施给我震动很大。看上去管理是有效的。确实，它可以与大飞机场的登机室相比而且这里还不拥挤。
我们了解到有时候鸟和猴子被放在一起。从细菌学角度说。这会引起一些有趣的可能。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种鸟的病毒、这可不是大牵强的说法。何时我们想埃波拉可能不是一种植物病毒，主要因为只有那些不大像埃波拉的病毒才是某些植物病毒。
旅馆经理向我们保证最终死在雷斯顿的猴子只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他们交给我们检查的记录说明动物在那里停留不超过六小时。在那样短的时间里。雷斯顿的猴子可能与来自非洲的动物接触吗？从记录中我们所能辨认的可能与非洲动物接触的是两只灵长类动物，一只佛佛和一只鼻子上长黑点的猴子。它们从加纳来，要运到墨西哥城一家私人动物园去。这方面有问题吗？我们无从知晓。经理告诉我们非洲的猴和亚洲的猴都用同样的水瓶。这不足以证明一种病毒就是这佯传给猴子的，同时传播两种病毒就更不可能了。虽然不是个好主意，我们还是告诉经理这样有可能传染疾病，我们的观点似乎对他产生了影响，他赶忙向我们保证以后他一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他立刻指示工作人员提供新的瓶子，并采取消毒措施。
那天半夜，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乔从亚特兰大打来的。消息很坏。
“我们得到消息，一艘开往得克萨斯州运输猴子的船，正在从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到阿姆斯特丹的路上，”他说：“据传说，阿鲁沙关猴子的地方有许多猴子死了。”
他给我讲了空运中的详细情况，动物已经被带上天空，乘荷兰航空公司班机去斯希普霍尔机场。我看了一下手表，早上二点钟。我把闹钟上到六点三十分。我给动物接收部门打电话提醒他们。
“我们会在动物到达时认真检查的。”他们告诉我。
不论传言的背后有多少真实性。后来发现那些猴子是健康的，被允许继续运往德克萨斯州。对此我们并不满意。我们还需要得到保证那些猴子是安全的。我给乔打电话。告诉他运猴子的飞机已经起飞。我们决定安排对猴子的接待。“疾病控制中心”我们实验室动物资源主任和灵长类动物医疗方面主要兽医，博比·布朗（Bobbv Brown）准备飞到他家所在的州去迎接这些猴子。
乔知道要查出猴子身上的丝状病毒是否来自非洲，或者同一个家族却来自亚洲，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报告中说，一些从加纳运往墨西哥城私人动物园的猴子，作为首批雷斯顿的货物，曾被安排在同一房间里，这点引起了乔的好奇心，他设法搞到了那位在墨西哥动物园的接收人的名字，并和他通了话，从他那生疏的西班牙语交谈中，乔确认当猴子到达动物园时情况良好，而且至今很健康。但乔并没有就此停止。他需要一份猴子的血清样品以检测埃波拉病毒感染的情况。于是他和一位“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乔治·贝尔（George Baer），一位终生与兔子打交道的兽医联系上了。乔治认识或几乎全认识墨西哥的头面人物。正是通过他的帮助乔得到了大拂拂和那只鼻于上长着黑点的猴子的血清，它们都对埃波拉病毒和埃波拉病毒非洲病毒株的抗体呈阳性反映。就我们来说已经排除了非洲病毒被牵连的最后可能性。他此时相信。我们的对手是一种新的亚洲病毒。
尽管墨西哥的动物已检查过了，我们仍不知道德克萨斯州的货物是否安全，所以，博比·布朗决定回到他家的那个州仔细检查一下从阿鲁沙来的猴子。他联系得很顺利。拥有猴子的兽医是一位老朋友。于是他和博比合作。给所有的动物认真体检后，他们没有发现与当前非洲丝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疾病的证据。他们确实发现一些动物已有了抗体，但是，对这些动物进行的活体检查，足以说明我们有可能得到检测病毒的最好的血清。博比甚至把抗体呈阳性的猴子带回了亚特兰大，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喂养了它们很长一段时间用以观察他们是否会发病，或具有持久潜伏性埃波拉病毒感染的证据。什么也没有发生。又是一种误导。最终，我们得到了一只健康猴，它带有埃波拉病毒抗体，但它对其他猴子或管理人员的健康不构成威胁。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因为雷斯顿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不断接到焦虑的兽医们打来的电话，报告他们那里有对抗体呈阳性反应的猴子。那些动物对他们很有价值，也很重要，他们不想有无谓的损失。每个人都愿避免雷斯顿猴子恐慌的再现。
在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美国时，经过纽约。查克已直接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当我到达时，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接我。他是从雷斯顿赶来调查JFK机场动物旅馆情况的。等我提取了行李，我们一起去了那家旅馆。它是由旨在保护动物的美国社团开办的，由一位30多岁，身材高大，长着黑头发的妇女管理。显然，当谈论起动物时，她显得很宽厚。实际上，这家旅馆充其量只具备饲养动物的基本条件，从面积、清洁和效率上讲，远不能与阿姆斯特丹的相比，好几只猴子被塞进一个小房间，有的还因缺少房间不得不放在门厅里。任何猴子一旦被发现情况不妙就把它从宠子里放出来，由工作人员用手喂食并加以护理。
史蒂夫和我兴奋极了。
假如有一条从非洲到美国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径，就应该是这里。我们询问经理在猴子和雇员身上是否出现过埃波拉病毒那样疾病的可能性时，我们的担心被证实了。
她不仅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她还告诉我，两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种急性热病，听起来很可疑是出血热。虽然她已恢复健康，我们还急着检查了她的血液。结果她身上带有少量埃波拉病毒抗体，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到底意味什么。跟踪抽样显示抗体滴定率没有变化，这表明不论她的情况怎样，都与近来发生的埃波拉感染无关。也许她被感染过，也许这是假阳性。
等我回到亚特兰大，我发现检疫部已采取了行动控制猴子进口，以限制那些残忍地对待猴子，在运输和关养时使它们处于拥挤状态的走私者，他们非法将猴子当作宠物出售。
最终，在1990年3月检疫部终于通过了关于不仅在菲律宾，而且是全世界暂时禁止进口猴子的决定。这引起了愤怒的科学家们极力抗议。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是多么地依赖这些野生的猴子。让我们惊呀不已的是每年美国要进口2万多只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来自亚洲的弥猴，与在雷斯顿死亡的猴子属付一种类。这些猴子主要用于医学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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