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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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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悲惨的。拉沙热怎样来到阿巴城，怎样感染了三位外科医生，两位护士，袭击了他们所在工作的医院的前后经过终于整理出来了。虽说我们确立了诊断的若干条文，却始终未能成功地揭穿疾病之所以存在的谜底。在世界上的这一部分地区里倒底存在着多少病根？从目前我们所采集到的当地人的血样来看，相对来说此病的蔓延似乎尚不普遍，但是，它是怎么传播的，根源在哪儿？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它还会卷土重来，灾难下一次又将落在谁的头上？
我们在拉沙热后面跟踪追击，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开头的第一站是埃努古，正是在这个地方拉沙热来无踪去无影，闹了一场。接下来就是奥韦里。同作官当老爷的人兴高采烈地饱餐了一顿可乐果。再到阿博一姆巴依斯，继续调查，在这里，仅仅一所医院就死去一个外科医生和十六个病人。再往前来到阿巴。病毒杀害了两名外科医生，把另一所好好的医院彻底搞跨，人去楼空，最后在皮斯·乌巴所在的小村子里结束了这一番追踪调查。
再剩下来就是弄清楚有关阿兹基韦这一家人远近所有的亲属的情况的时候了。这一点恰恰是促成此番行动的起因。我们寻找阿兹基韦家属的第一站是南部沿岸的哈考特港市。据沃尔听到的传闻，阿兹基韦家的好几位亲戚在葬礼完毕后就逃来此地居住，没料到，空跑一场。一个也没找到。也许他们都藏起来了。反正，他们不想被人找到。我们考虑的结果，决定去埃克波马，也去依山。这一趟是往北，朝贝宁市方向。走着走着，在几条主要公路的汇合处看到一座相当大的城镇，一查方知是奥尼沙（Onitsha）。
忽然听见了丧钟。
它使我想起这个奥尼沙有过1974年出现三个拉沙热病例的记录。一个是19岁的尼日利亚孩子。另两个是德国教会的医生。其中一个是因为照顾那个得病的尼日利亚孩子而得病的。他大出血，一再抽搐，最后昏厥，死了。第二位传教士也受了感染，给他治病的医院就是那所处置阿博一姆巴依斯的外科医生和另一名阿巴的外科医生的埃努古医院。他治疗得不错，比那些人都强，终于得到了康复。
神秘得出奇，我们这些调查人员却再也找不到有得了拉沙热而后又康复的第二个病例。难道这是一种罕见的病毒菌株，但凡感染上的人，决难存活，才造成这样不再有幸存者的结局。拉沙热有许多难解之谜，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由于时间紧迫，没法多作逗留，我们离开奥尼沙，直奔贝宁市，我们已同一名高级卫生官员约好在那里会晤。
有人把我们领进一间好大的办公室，替我们向那位官员作了引见。他一再说明，要我们务必相信，千万别把他同旁人等量齐观，他绝对与众不同，决非官僚。是个王子。
对会晤的程序，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他先是满脸谦恭、客客气气，我们讲完要他解决棘手问题的来意，接着是我们听他讲，满口保证他的政府一定合作。
然而，什么也没兑现。
于是只能自己上路，去埃克波马。事后我们听说这位州的首席部长走上电视屏屏向当地老百姓宣称，拉沙热是“朱朱”巫师作法所致。
这一套我们听惯了。毫不奇怪，巫术盛行于埃克波马。我们走到哪儿，哪儿都感受到人们对巫术的恐惧。
阿兹基韦父母在伊山的老宅大门锁着。我们不能进入。好在沃尔先我们来到此地，已从幸存的家属中打探了情况并抽取了血样。我们一到这里就听说了化验的结果都是阳性。目前该了解的是，老宅附近出现的这样病例共有多少和发生这么多病例的原因。我们需要捕捉啮齿小动物的资源，还要采集它们的血样。对当地人来说，捉老鼠并不难，谁都能办到。难就难在我们需要抓活的，不仅要活鼠的血样和肝样，更重要的，一定要保证捕捉人的安全，以免自己感染上了拉沙病毒。这些都意味着还得我们亲自动手才行。
然后我们又在村前村后进行了一番调查，必须弄清楚总共出现过多少拉沙热病例。伊山开始建镇，大部分的居民迁入大街。每户人家配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英亩的土地，足以自给自足。在挨家挨户访问的过程中，他们如同约好似的，不是不说话，就是语言闪烁，听不到一句确切的回答，连一点表示欢迎、问候的笑容和表情都难见到。终于我们明白了。没有当地头人的同意，休想部问得半句话来。难就难在弄不清楚究竟谁是头人，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头人。在过去，头人身分显赫，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埃克波马的情况就不同了，局势多变，迁徙多，搞现代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年增多，这一切改变了当地社团的传统观念。世袭尊号，部族的特权和势力都不再存在。谁想要打听去哪儿找说话算数的头人，还得先弄清楚他管的是哪一片、哪一段，因此有权的人数不但多，还有当权的时限和管辖的范围，甚至他们的说话究竟算不算数，也得走着瞧。如果有谁自己向我们保证说，他就是这一片的头面人物，也无法证明他所说属实。
我们没有什么可选择的，没有任何官方的准许，只能自行其是，直接挨家挨户找上门去，追着提问题，想方设法取得血样。以往，这里老百姓通常都是很好说话的，对贸然找上门去的不速之客也是优礼有加，问他们任何纯属私人性质的问题，也用不着因为忌讳而难以启齿。但现在的感受完全不同。同他们接待我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恐惧。我们问他们的问题，即使能得到一字半句的回答，也是支支吾吾，言不由衷的搪塞之辞。采集血样更不必提，只要有人拒绝，周围的人全都效尤，实际情况是，我们所到之处，总是有一大堆人围着，我们的处境很不佳。
此事既可笑又恶劣。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躲在门后窥视的人有，藏身帘后窃听我们谈话的有，倒像是我们在进行非法活动，就像我们是传染性的瘟疫。既然，阿兹基韦和他的家属都像是得病于老父亲的葬礼，我们当然急干要弄清楚，所有一切关于葬礼的活动，而且越清楚越好。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这类活动在传播、扩散病毒方面只能有害而无益。目前在到处碰壁的情况下，什么情况都摸不到。对葬礼活动保密如此之严，谁都不露半点口风。还是沃尔有办法，挖出了一点儿端倪，重新点燃了我们即将熄灭的希望。
他说本地死了人，尸体都得送往专用的太平间，冷冻保存。等亲朋好友、所有族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能到的都到齐以后，葬礼才得以举行。当着众人面，从太平间把尸体运回。从种种迹象推测，葬礼仪式一定有血液接触的部分，否则怎样解释阿兹基韦这位工程师的感染呢。至于怎样接触，我们就说不上了。沃尔说他听到一种传说，死者的心脏都要摘去。这是真的吗？要真是如此，摘除下来的那些心脏怎样了呢？那些动手处理心脏的人，出了什么事没有？
他们不说话也好，不提供合作也好，事情明摆在那儿，死去的人很多很多，而所有致死的疾病的症状几乎一成不变：嗓子痛、发烧，还有出血。除了拉沙热病毒，或者埃波拉病毒，没有别的病毒导致像这一类的症状。
我们决定分成两组，这样也许较好一些。沃尔纳西迪一组向指定的一方继续打探。由我同来自贝宁大学的一位微生物学专家协作，另成一组。与此同时，乔原已独自在追踪现在还藏得无影无踪的第一病例。
我原想沃尔和纳西迪在外总得有一段时间，不料他们很快就回来了，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了。我一眼就可看出他们真的是吓坏了。难道真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了吗？
“怎么了？”我问道。“出了什么事？”
他们两人还在焦急地回头张望，就好像还吃不准后面是不是有人继续跟着他们。
“大砍刀，”好不容易纳西边才蹦出了这句话。
“什么？”
“他们拿起大砍刀赶我们，”沃尔总算把事情说明白了。“他们甚至不等我们把来意说清，就下手。”
还需要说什么来意，事到如今，埃克波马还有谁不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吗？
我们找到了阿兹基韦的直系亲属，即使同他们搭上了话，情况也没有丝毫好转，他们同本地区的其他人一样，没什么好说的。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阿兹基韦的亲妹妹瓦莱利（valerie）。按照她的说法，最可疑的第一病例是一个表亲。大约十八九岁，最多不过二十出头。大约是去年12月底前后得的病。得病期间，同她的婶，也就是阿兹基韦的妈，和阿兹基韦老家的其他亲属都有过接触，很亲密。今年年初，1月份和2月份里还有两个表亲得病死去。一个是6岁的男孩，还有一个是43岁的妇女。瓦莱利没法说清的是这两个死者生病期间是否同她家其他人有过接触，听瓦莱利说的那些情节，阿兹基韦奔母丧回家后好橡并不知道这些亲戚死亡的消息。
我们决定要设法找到这位涉嫌第一个病例的人。很快就发现此事有一定的难度。有人告诉我们说，她痊愈之后被人们唾弃鄙视，说她是贱民、是妖女，因为她给家里带来这么多麻烦。家里有些人甚至打她，逼得她逃离在外。
她现在何处？瓦莱利听说有个好心肠的家中成员收留了她，住在很远很远地方。没人知道那具体地址。
也许是我们侦探电影看多了，也有一股楔而不舍的精神，还多少学了点儿觅迹寻踪的窍门，竟把她的藏身之处找到了。她就躲在附近村子里她的一个叔叔家，不露面。我们就去寻访这位叔叔。人倒是找到了。一问才知道此叔叔不是那叔叔。那姑娘藏在另外一个叔叔家里，在另外一个村子里，也不远。所以，我们这一个奥德赛式的故事还得继续往下发展。
找到了下一个村落。这里村庄都无地址名称，也很少有街名，全凭一路上碰到的人指引，说东是东，说西是西。这次我们找对了那位叔叔，那姑娘却未见。叔叔说，姑娘不住在他家里。可以理解，这是姑娘不愿露面，怕送命，至少这是她叔叔给我们说的原话。这位叔叔已是近70岁的人了，倒像是个有知识的长者，还能说上一点英文，显得有点儿老态龙钟。我们猜想他不是说的实后。我们赖着不走。沃尔比我们谁都有耐心，仔仔细细说明来意，保证只同她谈谈她的病情，必要时抽个血样做实验。
好不容易把老人说服了，有了笑容，请我们进屋。老人家的起居室本来潮湿狭小，人一多显得很挤。老人请大家坐下，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出来。老妇人态度生硬，对我们说，她不允许我们同这位年轻妇女见面，看来没有商量余地。
沃尔还是不愿意罢休，几经曲折，长途跋涉，不能白跑一趟。他不厌其烦地重新把我们此行目的述说一遍，一再强调让姑娘同我们见上一面的重要性。从叔叔的脸色上看，已有回旋的余地。老两口子躲到角落里商量了一会儿。终于妥协。叔叔说，我们可以同姑娘谈一次，但不能抽血。沃尔不愧为外交官出身，同意他们的条件。他认为有点进展总比没有好。
我们又等了几分钟，老人把姑娘领了进来，显得又瘦又苍白。一看就知道她心怀恐惧，不住地打量房间周围，却又不敢同我们正眼对视。我们让她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询问她的病情。根据她说的症状看，属于轻度拉沙热，所以才能保住性命。她同阿兹基韦老家的亲属见过面，至于谁是谁，已记不清了。迟疑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把她染病后的遭遇，向我们述说了一番。她能把她家里人殴打她，折磨她的事情和她终于不得不离家逃命的过程讲出来，也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伤痕累累、流血不止的她跑过一个又一个灌木丛林才到达叔叔的家，但她家里有些还不满足于对她的惩罚，仍不想放过这个可怜的姑娘，他们去找了“朱朱”巫师，对姑娘施行魔咒。姑娘整天惶惶然，越来越害怕。成了一个实际的囚犯。她不敢离开屋子一步，也无处可逃。
经过我们同她的一番谈话，看得出她相信我们，不是她家里派来的，也不是“朱朱”巫师的人。此时。沃尔乘机而入，问她是不是可以为实验拉沙热抗体采集她一点儿血样。她勉勉强强地同意了。可是，当沃尔真要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时，她又退缩了，跑出了屋子。我们不得不从头来起，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她请回来，平静下来，让沃尔如愿以偿地抽取了一点儿血样。
血样送回拉各斯实验后，拉沙病毒抗体出现了好几个“十”号。我们所发现的这种类型的抗体是“1gM”，而且表明是相对近期的感染。然而，实验没法告诉我们，她是从哪里受到感染的。这里，啮齿小动物遍地皆是，老百姓甚至普遍地捕而食之。从这一点上看，这种病毒的传播和感染的机会，成千上万。
我们这次调查行动突然中止，其原因，一是当地村民对我们持刀相向，更主要的还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援助问题上变了卦。该机构原来答应提供调查和防治所需的款项和器材。但是从未到位。后来又听说该机构代表，即保证提供资助的本人，改口说不再为拉沙热计划拨款。很明显，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拨款资助时，拉沙热项目并非排在前列。对美国国务院来说，这可是很不高明。
事情过去了两年，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打报告、提建议、反映情况，要求继续开展研究，我们认为要想搞清拉沙热在南部尼日利亚传播和扩展的深广度的话，这些研究势在必行。我们也要求继续研究啮齿类动物。我们尤其需要弄清楚拉沙热本来被认为是农村传播性疾病，又是如何进入有一百万人口的阿巴这样的城市的。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像葬礼这样的盛大仪式在传播这类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拉沙热通过自然感染途径得以扩散和通过一些具有危险性质的工作和行为，譬如在出殡时出现直接与血液接触的行为，或者医院里多次使用同一针头等等，而得以感染传播是不同的。所以说，只有在弄清楚拉沙热的传播途径以后，我们才有希望加以控制，保护人民的安全。这就是传染病学者的职责所在。在同病毒的斗争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同迷信和没心没肺没头脑的官老爷们的斗争中，我们并不顺利。这些当官作者爷的人看来对“他们”的钱都另有打算，要比抢救人命重要得多。
至于沃尔，我们友好弥笃，他现在在津巴布韦的世界卫生组织办事处工作。每年他都会给我们传来同样的信息，“又是拉沙热大流行。拉沙热仍在尼日利亚肆虐。却无人采取应有的行动。”
拉沙热这类流行性疾病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像雷阵雨一般，无人大惊小怪。况且尼日利亚祸不单行，每年的黄热病死亡人数少则成百上干，多则成千上万。实际上，防治黄热病的疫苗本世纪40年代中已经可以有效地应用了。
埃波拉侵袭弗吉尼亚
1989年11月30日，弗雷德·墨菲（Fred Murphy），现任“疾病控制中心”下属传染病中心主任，来到我在十五号楼的办公室。
他说：“乔，我刚接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拉塞尔将军（GeneraI Russell）打来的电话。彼得·贾林（PeterJahrling）分离出一种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一模一样，是在弗吉尼亚州雷斯顿（Reston）地区私人养的猴子身上发现的。”
贾林是美国出血热方面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不过，埃波拉病毒会在弗吉尼亚出现吗？在华盛顿郊区，那么肯定？多亏我当时是坐在倚子上。这个消息一时让人难以置信，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他们怎么会想到要分离病毒呢？”我问道。
“显然，他们是在寻找猿出血热（SHFV）的流行原因，于是在组织培养中发现了丝状病毒，”弗雷德又说，对于这一发现，彼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吃惊。我们都非常了解彼得，几年前就是他完成了雷巴抗病毒素猴子实验，并且证明它可以成功地治疗拉沙热。近来，他一直从事美国猴子实验室猿出血热流行的调查。猿出血热是发生在猴子身上的一种严重疾病，本应该只存在于非洲，也可能在印度出现，一旦猿出血热开始蔓延，就会造成浩劫。科学家们除了知道猿出血热病毒（SHFV）是一种大颗粒的去氧核糖核酸病毒外，对于其它一无所知。我们“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参与这些调查，也不可能参与，因为SHFV是一种动物疾病，它不会使人类致病，实际上，它甚至不会传染给人类。
彼得被召去雷斯顿协助调查一次猿出血热的流行，表面上看，这次调查似乎是常规性的。他从被感染的和死亡的猴子身上采集了几份血样，做组织培养，然后进行检查，当然他是不会发现任何异常情况的。可是他的助手对于在电子显微镜下的发现大为震惊。他叫彼得过来看他刚拍照下来的一张血样片子。照片上呈现出一条巨蛇样的东西。彼得马上明白是什么使他的助手大为震惊，那蛇样的东西像是一种丝状病毒，而且，它看起来像人类所知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它像埃波拉病毒。
仿佛这还不够惊心动魄，这些猴子不是来自非洲，它们是最近才从菲律宾进口的。在亚洲原本没有任何猿出血热，更不用说埃波拉病毒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邀请我们共同讨论这一情况，商讨对策。毕竟“疾病控制中心”在医疗和实验中比其他任何机构在对付埃波拉病毒方面有更多的经验。而且“疾病控制中心”也有责任对任何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进行调查。此时，卡尔·约翰逊已不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了，他于1982年离开“疾病控制中心”后一直在那里工作。1985年离开研究所后在加利福尼亚独立工作。这真是遗憾，他在出血病方面的经验应是十分宝贵的。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弗雷德和我仔细讨论了几个紧要问题。病毒是怎样从非洲进入亚洲猴子体内的，是用船把猴子从亚洲运到欧洲的吗？是否有人把猴子从非洲私运到了亚洲？他们是否接触过从非洲来的病毒源？猴子是被装在客机的货仓里运进来的。它们被关在木板箱里，放在大货盘上运输的。那些名声不太好的贩运者运送它们的条件很可怜。但是这些猴子是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入境的，与其他航空公司相比，它们的境遇称得上是豪华。
另外，我们猜测，假如这种病毒根本就不是来自非洲。而实际上是从非洲来的丝状病毒的一位新成员呢？就我们所知，这种丝状病毒家族只有两位成员；埃波拉和玛尔伯格。埃波拉病毒有两种病毒菌株，只存在于扎伊尔的北部和苏丹的南部。而玛尔伯格似乎是乌干达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以及肯尼亚西部埃尔冈山（Mount Elgon）洞穴地区特有的病毒，在南非的一所医院里出现了一例无法解释的玛尔伯格病例。病人一直在津巴布韦旅游。仅此而已。这是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有关丝状病毒起源的全部情况。尽管许多研究者为之付出了卓越的努力，没人知道病毒来源于何处。
关于玛尔伯格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76年，西德的玛尔伯格出现首批病例时，丝状病毒感染才第一次被确定下来。调查人员确认病毒来自最近从乌干达进口的猴子身上。31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兽医，动物管理人员以及与他们接触密切者均被感染，有7人死亡。后来了解到，即使考虑到旅途的劳累，猴子死亡率比估计的要高得多。大约在3个月里，有三分之一的猴子死亡，一般一天死两到三只。
这回我们得格外小心。也许又是上次情况的重现。
有趣的是，我们从没想到这一新的发现竟然是实验室污染的结果。这本不应成为一种不合理的解释，可是我们对彼得的工作质量过于尊重。所以如果彼得说他从猴子身上培养了埃波拉，那就被认为是这么回事。
弗雷德和我在杜勒斯一下飞机，就租了一辆汽车往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开去。一到迪特里克堡（F0ri Deirick），我们就直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总部。为讨论形势而召开的紧急会议就要开始了。所有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官员都来了。包括拉塞尔将军，分部主任，彼得·贾林，和CJ·彼得斯。有人把我们介绍给丹·达尔加德（Dan Da1gard），海萨顿实验室的兽医，那就是这批猴子的进口单位。我很高兴看到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彼得·贾林首先介绍了他的发现，讲述了达尔加德从雷斯顿的海萨顿实验室采集，呈送病猴血佯的经过。显然，兽医以前在他的猴子身上发现过猿出血热的病例，并且认为又出现了相同病例。看上去确实很相似，事实上，他是对的。猴子的确受到了猿出血热病毒的感染。彼得的技术员琼·罗德里克（Joan Rhederick）又一次证明为什么观察实验室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她注意到一个培养皿里的细胞一下子就不见了，有什么东西杀死了它们。彼得嗅了一下敞开着的培养皿想找到细菌污染发出的气味。他对结果不大满意，就把培养皿交给一个叫做汤姆·盖斯伯格（Tom Gersberg）的人，他是一位热情工作的年轻的实习医生。彼得让他准备材料用电子显微镜实践一下他新获得的技术。其结果已被记者里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Presron）发表在《棘手地带》（TheHot Zone）上。看上去，确实像埃波拉病毒，可是，突然，彼得、贾林想起他嗅过的那只培养皿里盛满了这种东西。
埃波拉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是不是太过分了？在潜伏了多年之后，竟然突然出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里，难道连美国首都也难逃此难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无论这是一种什么病毒，都应给予关注。此时，围坐在桌旁很少发言的军事代表团的代表也议论了起来。
会议室里的人们兴奋起来，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正见过携带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回忆起在扎伊尔，我跪在草舍的地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采集埃波拉病人血样的情景。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华盛顿，真是这样吗？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制一致的行动计划，赋予一切有关公共健康事宜以优先权。此事非同小可。为达到这一目标，我要与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紧密合作，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帮助。这是纳税者提供“疾病控制中心”资金要它去做的事。
会议决定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继续研究解决动物的问题。由他们负责弄清楚病毒在实验室动物中流行的程度，并制定方略防止这种病向外界传播。在军事代表解决全部猿的问题时，我随州卫生部门工作，以限制其对人群的威胁。这是我们的责任分工。后来我吃惊地看到《棘手地带》上暗示“疾病控制中心”，准备承担整个运作。弗雷德和我都没有这种打算，我们也从未表示过这种观点，这可不是我的一贯风格。此外，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解决有关猴子问题的能力，我们欢迎军队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世界上宣传工具最敏感的阴影里进行的。直到此时，我们一直没有获得来自华盛顿的对于病毒性出血热研究项目的重大资助。我们只能坐等，眼睁睁地看着大笔资金投入到像慢性疲劳性病症那种不具危害性的疾病上。
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最需要几只带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来跑去，那会引起一些注意。国会才会明白这些病毒确实存在。”
突然间玩笑成真，我们明白，一旦消息传出，新闻界会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很可能记者们把小型摄影机和微型录音机也带到了会场，这更增加了会场紧张的气氛。
新闻媒体的关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冷静从事，以避免出现混乱。我处理过芝加哥的拉沙热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现在新泽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效工作的秘诀是保持镇静，估计出可能的危险，制定一项计划去限制这些危险。向人们解释清楚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实，决不评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虑，也会表现得镇定自如。
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它是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召开的，会上简要地说明在弗吉尼亚雷斯顿地区实验室的一群猴子身上发现了类似埃波拉的病毒。我们的行动计划要求我们识别在海萨顿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况；评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会被感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其他进口动物，也许这样会弄清楚雷斯顿地区从哪些地方来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这项工作由“疾病控制中心”的检疫部承担。
有一段时间，检疫部一直在关注猴子贸易中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积极有效的。我们的工作量从一开始就十分饱满，整个行动很快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协作力量。
弗吉尼亚州卫生部派来工作的人们个个精明强干，他们不仅是在专业上十分胜任，而且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我向他们解释埃波拉是能传播的，以及还没有传播等情况，远比预想的难度要小得多。他们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组织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类。实际上，这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不过，对于州卫生官员来说那是相当便利的，他们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锁的策略。本州的官员们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记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出风头。这样，我们想表达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医学领域和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必要保留这些病毒传染——被歪曲了。但布伦特·布莱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个例外。他是费尔法克斯县地区报纸《新闻报》（The Journ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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