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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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极有可能为拉沙热。
　　阿兹基韦刚上班工作就开始觉得有发烧症状。这时是2月3日。他觉得自己劳累过度，过分伤心，有点不舒服，不足为怪。也有可能他自己也染上下维罗尼卡和孩子们上一周得的同样的流行性感冒。他的心思还挂在尼日利亚那里发生的那些不幸事情上。他决定早一点下班回家。可能就是流行性感冒闹的。
　　谁知这一下这场病就缠上他了，也把他弄糊涂了。
　　他妻子和孩子才不过发了两三天烧，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转。阿兹基韦不是这样。一天天过去，发烧也一天比一天高，还增加了折磨死人的头痛，阿斯匹林对发烧一点不起作用。他的咽喉也开始疼痛起来，能喝下一勺汤去，他得高兴上好一阵子。到了晚上，孩子们都在家。他既然坐不上桌子吃饭，大家只能劝他躺着吃一点。孩子们守在他床边，甚至在同一个盘于里吃东西。
　　维罗妮卡和几个大孩子知道尼日利亚那边发生的那档子事，阿兹基韦这一病，心里自然都不安宁。又过了几天，到了2月7日，阿兹基韦开始嚷嚷双眼后部痛得无法忍受，而且温度持高不下。维罗妮卡认为该等的都等得可以了，现在不该再等了，得看医生去。这才马上把他抱进汽车，去了保健医院门诊部。医生检查认为扁桃腺和淋巴腺都见肿大，肚腹部有一定程度压痛，白血球过低，都是符合流行性感冒的症状。开了一张流行性感冒诊断书，给了些退烧和止痛药物，就把两夫妇打发回家了。
　　到第8天早晨，阿兹基韦振足精神、支撑着上班，还勉勉强强熬足了一整天。第二天连着早早又去了。好不容易在办公桌上干了一个多小时，他自己觉得，说是流行性感冒，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奢望。看来，实际病情要糟糕得多，糟糕得多得多。
　　他第二次找去保健医院门诊部，告诉医生说自己除了发烧和喉痛外，嘴巴里总有一股苦味。
　　问题是第一次和这一次两次去医院，阿兹基韦都没有向医生提起尼日利亚的事，医生也没有问他近期是否出过国的问题。主要的当时正是流行性感冒发病期间，既然接踵拥来门诊部的一批批都是流行性感冒病人，又何必东扯西拉、节外生枝呢？
　　不过，医生对阿兹基韦的病状也觉得是个不一般的难题。一般流行性感冒没有拖这么久的，对像阿兹基韦这样一个健康男子来说，病情也不可能这样重的。
　　除此之外，这一次门诊，医生还发现了一个上次看病时没有注意到的现象，阿兹基韦喉头有脓，所以又诊断为浓毒性咽喉炎，处方中开了盘尼西林后，又让阿兹基韦回家了。
　　病况却还是不断恶化。2月12日，小便出血，肋骨和背部也痛，维罗妮卡还发现他咳嗽起来有浓痰，给他喝水都没法咽，嗓子口堵上了，咽什么都痛。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次再去门诊部量体温时，高烧已达华氏103度，从头算起，一共是9天，只上不下，连续不退。量他的血压，心脏收缩时，刚过100，太低。脖颈部位粗，是肿胀的缘故。扁桃腺浓水未消。触压肚腹部还是叫痛，同一开头一样。维罗妮卡向医生把阿兹基韦大便带血的现象也说清楚了。虽说她惊慌失措，阿兹基韦给她交待过的，她全记住。美国的医生当然同尼日利亚的医生不一样。美国医生知道该做什么，她应该相信他们不会查不出病因的，可是，来保健医院已经三趟。她难免疑惑起来，心里直哺咕。
　　一而再、再而三，夫妇两人还是没有想起该把阿兹基韦双亲上一个月双双去世的情况提提。医生诊断说是咽炎和痔疮，仍然开了些盘尼西林。
　　验了血，要查的内容就多了，包括肝酶指数在内。查出的结果，虽说高得吓人，却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从阿兹基韦出现的每一个症状看，现在完全可以确诊是拉沙热的问题。再认定他得的是咽喉炎或是什么特别重的流行性感冒，都站不住脚了。
　　实在没法耽误下去，维罗妮卡带阿兹基韦找另外一个门诊所。也没有高明到哪儿去。耳、鼻、咽喉各科的专家都瞧了，还是说是扁桃腺发炎，提高剂量，把处方上的抗生素加了一信。但是，还是没有人想起问问他是否出过门或者去过什么别的地方的问题。
　　夫妻两人一无所获，只得回家。已经陷入心神错乱状态的维罗妮卡陪坐在丈夫病床边，不时替丈夫抹额擦汗，取这拿那。好在她不是独自为战、孤军奋斗。所属教会里的牧师帮了大忙，一个牧区的朋友，来做做饭、带带孩子，尽量搭把手。维罗妮卡心想，阿兹基韦既然已经由四个大夫诊断过，时至今日毫无起色，也只能去找教会，靠上帝帮忙。
　　现在阿兹基韦开始出现间歇性的昏睡状态，不时说糊话，都是些尼日利亚家乡话。维罗妮卡多次想法同他搭话，他却充耳，不闻，好嫁听不见似的。这时，维罗妮卡再也承受不注这样的伤痛了，扑倒在床上，嚎陶大哭。
　　到了2月14日晚上，维罗妮卡决定必须送丈夫上急诊室。找到杜佩奇县医院。急诊室接待阿兹基韦的医生说不出阿兹基韦得的是什么病。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男性患者，高烧已经两周，体重减轻15磅，这是据他妻子说的。现在这个病人病得非常严重，显然已经神志糊涂。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对他的咽喉疼痛都无济干事。这两天除了尿血以外，又出现了鼻子流血。
　　虽说阿兹基韦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活不成句，医生查不出他有黄疽和肝炎的记录。而只有这两种疾病才能引起糊言乱语和痴呆。那时已是深夜，医生同意留下病人。首先进行点滴，补充体液，然后安排各种试验，立刻检查。几个小时以后结果都有了。看到肝酶指数如此之高，医生惊讶之余，感到实在出奇，一般来说，这样高的肝酶指数，病人早就该确诊为肝炎，但是同样很清楚，病人并无黄疽，连一点迹象都没有。
　　就这样延续到第二天早晨，来了另一位名叫罗伯特·蔡斯（Robert　Chase）的医生，他是杜佩奇县医院的传染性疾病顾问。他是从阿兹基韦得病以来，维罗妮卡陪他找过的所有医生中第一个想到要问问阿兹基韦出门去过什么地方的人，等问明白以后，知道阿兹基韦刚从尼日利亚回来，他立刻断言，需要转院，马上请“疾病控制中心”协助。
　　这天是星期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蔡斯大夫打来电话，开始跟我讲述病人的症状。
　　“尼日利亚那儿有没有可能引起这样毛病的原因？”他间道。
　　“绝对有”我答道。“拉沙热呗。照你所说法，是很典型的一例。”
　　整整熬过了14天痛苦难忍的日子，总算给阿兹基韦的毛病找到了一个答案。但是我得承认，这种状况的预后是很不好的。我告诉蔡斯大夫说，本来我们专治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也就是在西非曾经治愈过许多拉沙热患者的雷巴抗病毒素可以对症治疗，但是阿兹基韦的现况已经远远超过使用该药的有效阶段，要救他的命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又说，还有一个机会：尽可能给他以延续生命的护理，以期靠这种护理帮他渡过他所得感染的急性高潮期。同时也可使雷巴抗病毒素重新获得对付病毒的时效。如果在西非，一个拉沙热患者已经到了阿兹基韦这样的后期，必死无疑。但是西非没有像我们这里这样现代化的高强度的维持生命的护理设备，所以病人少了一个机会。现在也许还能管用。
　　“如果用斯旺·甘氏导管给他做插管式通气术是否安全？”他问道。
　　在美国，我们改进并实施新的处理法抢救这一类病例才不过一年，是根据我们在塞拉利昂治疗拉沙热患者的经验和参照有关出血热已知数据总结出来的办法。这一新的病例给我们提供了再一次试验的机会。我对他说可以插管、用导管通气，保证平安无事。我还详详细细地嘱咐了他对阿兹基韦应护理的项目和措施，特别是要留意医务人员的安全。
　　蔡斯医生同意说，也许为时已晚，他仍将努力取得静脉注射的雷巴抗病毒素，针药一到手，他就立刻给病人使用。
　　我对他说，别担心，不会由他单独一人处理的。当天晚上我会带“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员前去协助。
　　我接着给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家打电话。他们答应在人力办得到的条件下，尽快把药物送来芝加哥。此时苏在塞内加尔。我只能打电话找库卡·佩雷斯（Cuca　Perez），他是协助苏工作的技术员。
　　“把实验室准备好，库卡，”我说道。“我们今天下午一起去。”
　　把我们的小型流动实验室准备好，赶回家去整理必要的行装，同杜佩奇县卫生局联络上，作好必要的准备，然后是作好去机场的包括安排交通在内的一切必要准备，前后大约需要5小时，这才能起飞。
　　还有几个重大问题。现在这一桩完全可能引起大喊大叫的拉沙热病例，就发生在芝加哥近郊，必然会有很多人对此发生兴趣，其中大多数人想知道的是这种疾病会不会扩大，造成更大的感染。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还算运气好，由于艾滋病的流行，医务界人士普遍提高了对传染性疾病的警觉性。这种条件几年前是绝对没有的。大多数医生和其他方面的保健工作者都知道粪便和血液有感染的危险。在处理病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做法都有了彻底的改变，只要是接触血液和分泌物都会自动戴上手套，尤其十分小心，提防出现针刺这类事故。这种警觉性甚至扩大到处理并未确诊为艾滋病的患者。他们说起来也有相当的理由，既然没有可靠的检疫手段，谁也不能绝对肯定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实际情况也证实了我的看法。医院里的所有医生，包括保健医院门诊所一开始给阿兹基韦做检查的也在内都没有感染上拉沙热，就是因为他们在提高了警觉的前提下，都严格遵循规定的预防措施了。
　　正当阿兹基韦的医生们准备给他提供维持生命的护理时，他开始出现常见于严重拉沙热患者的后期现象：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珍妮·桑德斯在塞拉里昂经历的就是同样情况。简单说，阿兹基韦的血液得不到足够的氧分，因为他的肺叶已经无法通过循环系统供氧。拉沙热病毒出血热造成毛细管严重损伤，破坏了整个向气管和组织供氧的细密网络。肺叶部分情况尤为严重，所有微小血管出现渗漏，肺部积液。几乎就像把人漫在水底下一样。为了帮助呼吸，阿兹基韦用上了呼吸器。同时也插上了斯旺·甘氏导管，既监视也帮助他已衰竭的心脏。
　　由我一个从未与阿兹基韦见过面的医生作出建议，麻醉师给他施行了插管术。医生们也给他做了维持生命的护理，装上了呼吸器。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证实我们这些服务于“疾病控制中心”人员的信念。
　　看来我所提出的措施对阿兹基韦是不够的。阿兹基韦开始接受维持生命护理才不过两三小时就出现心率衰竭，宣告死亡。此时雷巴抗病毒素尚未从加利福尼亚运到。
　　我离开办公室正打算随队去机场，蔡斯医生跑来告诉我阿兹基韦的死讯。这支队伍已经不再需要，库卡开始拆卸他的移动性实验室。除非再发生二个病例，暂时是用不上它了。如果病例多，我们会作好充分准备的。毫无疑问，这一次病例牵扯了很多人，再出现后续病例肯定有可能。我只带了一个人同行，他就是年轻的医务官加里·霍姆斯（GaryHolmes）。对加里说来，这次去芝加哥是他第一次处理出血热，确实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开头。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后续病例建立侦察网。完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处理。
　　“我们怎样处理尸体？”蔡斯医生打电话问我。
　　我建议他做一个肝脏生理解剖和血样分析。人虽死去，我们也应该予以确诊。我还对他强调说，凡是接触尸体的人都要戴上手套，穿上外衣，配备一定的隔离用具，确保安全。千万千万注意，避免锋利器械意外事故。我还进一步提议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因为尼日利亚人与我们习俗不同，不会接受火化。防腐处理有可能杀死残存的病毒。对此，我仍然不放心。究竟该怎么样处理遗体，反正只能是他们家属的事。我只想再提一条建议，请他们丧礼中不要敞开棺盖。
　　到达芝加哥以后，我同加里找遍了接触过这一病例的所有的人。阿兹基韦得病前后的完整过程终于拼凑了出来。问题越来越明显，事情应该出在尼日利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就眼前来说，我们急于要办的事，一定要把接触过的人都找齐，并详细了解每个人接触的程度。凡是与阿兹基韦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心须置于观察之下，非长达三周不可，如果确有病毒存在，此时必会发作。我们认为感染危险性最大的人应该是他的妻子和孩子。所以，全家都服用了口服雷巴抗病毒素。
　　两天以后，我们正在阿兹基韦家同他全家谈话时，维罗妮卡接到了阿兹基韦妹妹瓦莱利亚从尼日利亚打来的电话。她已经接到了阿兹基韦的死讯，但是这个电话是说别的情况的：阿兹基韦离开尼日利亚以后，家里又有别的人也传染上了同样的疾病。28岁的另外一个妹妹和一个只有8岁的叔伯兄弟也得了病。这两个好不容易逃脱了厄运，而阿兹基韦另一个36岁的弟弟，本人也是个医生，却因此送了命。死亡的时间差不多也在芝加哥的阿兹基韦病逝前后。瓦莱利亚还告诉维罗妮卡说，全家都在想方设法同每个参加过葬礼的亲戚朋友联系，打听他们是不是也出了问题。此事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人住得太远，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找得到他们。对全家来说，这真是一场恶梦。
　　就我而言，应该了解的情况还要多得多。比如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尼日利亚当地人，还得是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碰巧我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就是大家称作沃尔（Wule）的奥那沃尔·托莫里（Oyewale　Tomori）。沃尔也曾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现在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病毒学教授。尼日利亚的电讯设备要比塞拉利昂强得多，能保证通话。用电话同他联系，很方便，也不会耽误事。他听我给他讲了阿兹基韦的情况后，一口答应马上亲自去埃克波马一趟，在现场好好摸摸情况，看能否发现些什么。这就引起了下面一次对我们说来真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十分错综复杂的调查。那一部分的故事得由苏来讲了。
　　巫师朱朱
　　我和乔出现在拉各斯机场时，由于连续飞了24小时，双眼连看东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机场脏乱嘈杂，世无其二。我们旅行了这么多年，跑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飞机场会有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我们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发觉自己被两部分人拦住了：一部分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两个尼日利亚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准，但他们肯定清楚我们的身分，都坚持要我们跟他们走。
　　他们已给我们买好机票了，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跟他们一起飞往埃努古（Enugu）不可。
　　为什么非得去埃努古？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了解我们之所以最后能搞到尼日利亚政府正式邀请的原因是，有一名与上层有联系的医生帮了我们的忙，而这位医生的所在处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医学院（The　Medica1School　ofAnambra　State），没有他帮助，我们可能永远进不了这个国家。阿兹基韦死亡以后，我们足足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想法赴尼日利亚一行，找出阿兹基韦受感染的场所，一直没有下文。所以对这位替我们打通关节的人，我们显然是感激不尽的。现在弄不清楚的是，我们遇上的这两位，同我们那位友好医生有没有联系。
　　“再说一句，”两位中的一个说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两位尼日利亚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们不理他们，径直向已经停止转动的行李输送带走去。输送带坏了，正发愁不知怎样才能取得行李，他们却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非要我们答应不可。“你们一定跟我们走。”他们坚决说。
　　还没有等我的回答，他们又重复问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说，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他们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听着，要是不愿意马上同他们一起去埃努古，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给了他们？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儿？
　　我想我们早该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欢迎我们去尼日利亚的古怪方式。前两天，这种古怪的要求已经出现了好多次。我们陷入了电话包围中：有在美国颇有身分的尼日利亚人打来的，也有尼日利亚朋友的朋友打来的，还有重要人物的尼日利亚朋友打来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简直不容易。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尼日利亚有人对拉沙热怕得要死。
　　我们思忖，为什么都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要呢？
　　这段时间里，我们同沃尔·托莫里联系不断。他肯定了我们最坏的估计：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热病例报告。传说死亡率不小。这样我们才知道，尼日利亚爆发了拉沙热，可能还不止一处，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虽说我们随身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随便就给了这两位欢迎我们的尼日利亚人呢？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不清楚。这两位到底是谁，我们更不清楚。另一方面，为拉沙热处方这一种药物尚未经FDA（美国食物与药品管理局）批准。我们所有的权力不过是应用于临床实验。我们决定由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从这两个人身边溜走，应诺说我们明天一定带着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们人虽然离开了机场，“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请给我们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声仍在耳边回响。
　　在我们正式着手调查疾病爆发的情况之前，先得坐下来同尼日利亚政府的代表讨论一下情况。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难缠和折磨人的事。想谈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难不过这儿。我们从同卫生部打交道开始，绕圈子。基本上是两种情况：我们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听他的，说我们该这样做那样做，没完没了。好不容易等他讲完了，他会加一句说，对不起，他刚想起，我们该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们得到另外一个部门去找另外一个人，但是别忘了，先得与那人约好。约好真管用吗？约了也不算数，约好的人不一定按时露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碰上几个保证同我们合作的官员，口气之坚决，态度之张扬，反而使我怀疑他是否可靠。
　　当然，什么也没兑现。我们等啊等，等不到一个结果。他们的借口和托辞多得是，似乎颇有道理。过不了多久，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么说，那么说，都一样。他们真正要说的是：要钱。
　　有一位政府官员答应为我们提供一辆车子，并由他们支付现场费用。我们不相信他，后来我再一想，说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后我们决定离开拉各斯去内地，自己去看一个究竟。但是，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找一找同阿兹基韦接触过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属，看看有没有感染上拉沙热病的。我们可以从名叫纳西迪的医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学专家的实验室里找到这方面的答案。沃尔也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去找了阿兹基韦的家属打听了一些情况，还采集了若干血样。他把血样带回拉各斯交给了他的好友纳西迪的手里。纳西边原来是个苏联留学生，回国时，不但取得了学位，还带回了一个俄罗斯妻子。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穆斯林，对宗教和生活的态度奉行的是实用主义方针。有强烈的幽默感。他现在所缺乏的是做沃尔所提供的血样试验所需的试剂。一时间动不了手。他得等我们到了他那里以后再说。
　　我们顾不得时差劳顿，打开行李，取出试剂，立刻开始试验。大家满怀期望，站在周围等待结论。动手做试验的首先是纳西边。我们站在他旁边做记录，按照阿兹基韦家属成员和朋友的名单的前后顺序逐个记下结果。最后，纳西迪一声不吭，站了起来，也让乔看上一眼，谁也没有比乔见识拉沙热的试验多。此时，纳西迪开始蹦跳起来，兴奋，高兴。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尔谈到有得过类似拉沙热一类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阳性。”
　　纳西迪高兴的是科学论据上的一致，当然不是有这么多的受苦受难的同胞。
　　“这个结果证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样的都是，”乔说道，连看了我一眼，“因为名单上的人几乎都是阳性。”
　　第二天，我们又上路了，把纳西迪也带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离这里两小时的路程。我们希望能找到沃尔，想当面听听疾病爆发的情况。卡车后备箱里还装着一个液氮容器，好采集我们需要的样本，当然也准备了采血时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可是，按照纳西迪的说法，政府答应提供的物资该有一大串。这些话到底算不算数，难说。
　　至少我们算有了一辆车子，还挂着外交牌照。车子是约翰·纳尔逊（John　Nelson）借给我们的，他是儿童生存规划项目的主任。实际上，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在当地的一切活动全靠他了。没有他和美国大使馆的帮助，我们休想取得任何进展。又一次，美国国务院工作的高效率，得到了证实。当地警察的陋规是每隔一段路面就设置路障，任意阻断交通，从而索取钱财。他们全副武装，谁也不敢与之抗争。我们汽车的外交牌照相当起作用，每到一处，挥手放行，他们丝毫不敢滋生事端。
　　我们一到伊巴丹，立刻去找沃尔。他气色不错，神采飞扬。他说他过的日子可要比在尼日利亚好得多。
　　“这个国家算是完了，”他说道。“多美丽的一个国家，一个富庶的国家，可是那些管事的人非把它全毁了不可。”
　　尼日利亚部落纷争。部落主义山头林立。腐败成了生活方式。石油资源不知哪里去了，据说都进了瑞士和开曼群岛（Cavman　island）上银行的秘密帐户。许多尼日利亚人在全世界名声很不好，贩毒和兜售假艺术品，事态确实不佳。
　　回想沃尔当年同我们一起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日子里，他身穿宇航服，尽情放声歌唱，歌声充满活力，而我们有些人恰恰有时需要能做好工作的安静环境，因此他在我们的印象里成了一个忘不掉的有名人物。虽说实验室的工艺流程不允许吵闹，既然同处在一个空气通道中，不管愿意与否，谁都听惯了沃尔的尼日利亚歌声。
　　沃尔没有马上向我们透底，不说清我们真正的目的地，而是先向我们介绍他第一次去访问埃克波马的情况。那就在伊山附近，也就是阿兹基韦的老家。
　　“我一听到乔给我说了死在芝加哥的工程师的情况。我就想去埃克波马跑一趟，就地查一查，”他说道。“到那里一看，一片败落的景象惨不忍睹。两位老人家死了不说，好多亲属也相继去世。情况糟糕得令人可怕。所以我就尽可能的多找几位家庭成员，采集血样。看来他们都在丧葬前后受到感染，也许就在葬礼的当天。这一阵爆发现在似乎已经过去。有一部分亲属害怕得逃往南边海岸哈科特港（Port　Harconrt）去了。我一想，我也得跟过去看看，可能他们也会出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还得先去埃努古。”
　　埃努古。就是飞机场两个尼日利亚人想把我们带去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埃努古？我们想要知道。“依我看，”沃尔说道，“那就是拉沙热疫病传出来的地方。”
　　他凭什么这样有把握？我们向他询问。沃尔于是给我们说开了。在他进行乡村调查期间，他正好参加过一次在毗邻阿南布拉州的埃努古大学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题是艾滋病病毒。当时艾滋病在尼日利亚尚未形成声势。估计今后会蔓延扩展，是不无理由的。艾滋病病例已经露头，阿南市拉州当地就有。与会的一位医生告诉沃尔说，本地医院就收容了两名艾滋病患者。那位医生说，要是沃尔有意，不妨去看看。
　　两个病人，一个男的，是伊克基医生（Dr　Ikeji），还有一个女的，是阿南巴医生（DrAnamba）。两人都发着高烧，病情严重，既出血又休克。那位医生告诉沃尔说，两位患者同在一个医院工作，都是外科医生。沃尔学的是兽医，但还是仔细查看了两位垂死的外科医生。得出了自己的诊断结论。
　　“我毫无办法，”他说道。“他们是死定了。可是我一眼就发现了问题。他们不是得了艾滋病。艾滋病不是这样的。我看，像是拉沙热。”
　　他就去找医院人员对他们说，他们诊断有误，还告诉他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自己不受任何感染。接着他从两个病人身上抽取血样，带着它们开车直奔拉各斯。
　　“我把血样放在车底板上。我不想发生意外，譬如从车座椅上滚下去，摔破了。这就是我放在底板上的原因。一共是满满的两小瓶。一路上我不住地察看它们，怕它们滚来滚去碰碎了。”
　　我们化验了这些血样。每毫升里分离出10亿个拉沙热病毒粒子。这些血样病毒浓度之高是我们历来见过的人血之最。
　　沃尔现在给我们实话实说，埃努古盼着我们去。不仅仅是去，那里地方当局还自作主张给我们安排了一次大型会议。那就对头了，我想，我现在总算明白了飞机场那两个人的真正目的。
　　我们决定先去埃努古，设法从那儿开始对拉沙热患者的感染根源跟踪追索。而后还可以返回埃克波马，那座城市离阿兹基韦老家的村子最近。
　　于是我们来到埃努古医院，沃尔见到的两名外科医生已经死去。努科洛教授（Prof。Nwokolo）接待我们。在死者入院之前，他作为私人诊所的医生，一直为他们治疗。现在他十分担心。其实，医院里又有哪个医生不担心呢？准都以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会突然倒下，因拉沙热而丧命。同努科洛教授刚谈上不多几句话，我心中豁然一亮，正是此人同当权派有交情，正是此人帮我们解决了入境邀请书的问题，也正是此人派出两名礼宾特使去飞机场拦截我们，缠着我们给他们雷巴抗病毒素。
　　他原来是为自己要的。
　　我们尽量同每个人都谈了话，仔细记录前后经过，或者已得病的病史，当然也采集了血样。接着就迫不及待地给每个人做思想工作，解释说，拉沙热病的潜伏期早已过去，谁要是真的感染上了病毒，该发病的早就躺下了。我们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