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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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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汉堂”病毒的罪魁祸首、学名叫作阿波德漠斯一阿格拉留乌斯（ApOdemusagrarins）的小小田鼠，脊柱两侧有着金黄毛皮的淡色条纹，是半水生动物，多繁殖于河溪岸畔。灌溉沟渠近处也多。尤喜稻田。在感染幼鼠这个特点上，“汉堂”病毒和拉沙病毒一样。幼鼠携带病毒终生不受其害。
中国多的是生活得美好、长得肥肥的田鼠。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的水稻田里全有带感染病毒的田鼠尿液。
我听说，感染发展的结果是肾综合症出血热，已经官方列为中国第二重要的病毒性疾病。情况更糟糕的是肝炎。
1985年后期，苏同几名中国同行共事。她们在肾综合症出血热已发展成大问题的浙江山区调查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们还要保证原来手上的研究工作仍然得以继续进行。所以1986年秋，我们再来中国。秋春两季是肾综合症出血热高峰期。正是两季稻熟收割后的时间。我们怀疑稻收和发病有关联是不无道理的。然而，奇怪的是，发病的症状和严重程度，春秋两季却各不相同。对这种差异还未能提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我和苏在进行调查过程中有第一医科大学的压（音译）教授和流行病学专家叶伟堂（音译）作伴。叶以前曾同苏共过事。我们对老鼠的追查始于上海，我们是坐船顺江南下的。
由苏来讲以下的故事。
码头一侧闹轰轰的。我们由人领着穿过乱糟糟的人群，进入“头等”舱。我上下望了一眼心想：这算是头等舱的话，二等舱和三等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两张上下铺挤在大约10平方英尺的一个空间里。床上铺的一套卧具看来在过去三个月里从来没有换洗过一次。床之外只有一样摆设：一张小桌子。之外，就连放我们两个捍起来的盒子的地方都没有了。有一只盒子里放了一台血小板凝聚仪，还有一只盒子里的小型自动血液学机器是要给天台医院的。
我到过世界好多地方，从来没有见过像这里这样完全无法使用的厕所。第一是男女不分。按我的想法，男也好，女也好，谁也不会愿意挨近这种厕所：恶臭冲天，令人作呕。甚至你得躲开厕所所在的这一部份船区才行。从厕所门道里竟然还会向外直冒叫我难以说出口的脏物。我当时就决定停止流体入口。到晚上，我刚爬上床躺下，马上感到有什么东西向我身上爬来，床上不只是我一个人，别外还有很多蟑螂！我怎能安然入睡呢？怕我调整不过来时差，临行前“疾病控制中心”为我准备好一片安眠药。
让自己昏睡！我拿定主意，要想熬过这一晚，只能出此下策了。
第二天一早，船抵浙江省东部沿海一个港口小城。我正处于催眠初醒后稀里糊涂、神志恍馏的状态之中，一直未能弄清自己所在方位，甚至当地叫什么名称也没有记住。下船以后，有人领着我们上了一辆小车，在高高低低的公路上，开了好多英里。后来越走越进入山区。第一个目的地是天台，位于浙江群山之巅。1987年那时，这个城市里，小汽车还是很希罕的。挤在狭窄的街面上，小汽车同自行车、大车、拖拉机，主要是与行人争道。人真多：我们只能慢慢挪动，人们就挤过来，把鼻子压在车窗玻璃上，满脸惊奇地向我们张望。在天台，人们几乎没有见过白人。所以，我想，那种感觉真像自己是动物园里刚进笼子任人观赏的新展品。
我们被带进医院。发给我们帽套、口罩、罩衣等，穿戴好了，然后由医院的医务人员领着，一行来到病房。
“一层楼的病人害的都是肾综合症出血热。”我们的向导解释道。“两位想看看哪一期的病况？”
按规定，出血热性质的肾综合症分作5个阶段。我自然表示想从头——初期的看起，我们刚要开始举步，突然都让靠边站。原来是一个病人过来了。她全身扭曲得不像样子，却又是一段段僵挺笔直。两腋下由一个医护人员双手托住，从过道上一路急冲冲在我们身边挤了过去。这就是中国：连轮椅也是奢侈品，不置备。
我们来到第一间病房。
“这是初期，”有个领着我们的人说道。
这间房里的每个病人果然都有这种疾病初起阶段的典型性症状：发热、双颊潮红，双眼窝四周肿胀。让张开嘴和上举双臂，口腔和腋窝都可以看到瘀斑，也就是轻微出血引起这儿那儿都是的微小的红色斑点，那就是血小板受到损害的结果。
紧挨着的一间病房里住着二期病人：全都处于休克状态，我们刚才看到被匆匆忙忙搀扶着送进来的那个男人，也在这里。谢天谢地，他现在躺下了。第三间屋里是三个病人，属于第三期，丧失了肾功能。
我们最后进去的是四期和五期病室。那里的病人属于恢复期。比如说，有些四期病人的肾功能不全，尚未完全恢复。运气好的话，能进入第五期，病况开始稳定，健康转好。
像这样的情况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整个一层医院楼面，事实上全部作为一种传染疾病的病房。我对中国医生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极大的敬意。他们对这个疾病十分懂行，迅速诊断、采取措施，减少了死亡人数。
那天晚上，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宴会设在一座古庙里，是佛教徒准备的饭菜，他们都是吃素的人，每道菜都取了飞禽走兽的菜名，却都是用素的材料，艺术加工而成，作出猪肉块、鸡腿、鸭胸脯肉，诸如此类的模样。我们都尝了，而且静静的尽兴地吃。乔也算得上是一个美食家，那天晚上他什么都尝了。走回我们往处的时候要穿过一个同厨房连接的院子。厨房开着。我刚张望一眼，就看见有两只老鼠从地板上跑过。
啊，对了。念佛的人是不杀生的，老鼠也不例外。我们心里稍感安慰的是这里不像西非，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喂食老鼠肉。我们只希望我们刚才所吃的所有食品都烹煮充分，不至于还有什么“汉堂”病毒存在，让我们得到感染。
从天台出发，折向西行。下一站去江都（音译）。这座城市座落在江边，靠着为新建大型水力发电站而筑起的大坝。大坝拦住的就是有名的的千岛湖。实际上，这些哪是岛，都是小山坡的山顶而已。在本地区遭洪水的时候，这些山坡部被淹没了。
第二天，我们去附近的村子转了转。那里有好多人得了肾综合症出血热，这一次陪同我们的向导是徐志毅（音译）。他是一名病毒性疾病专家，特别专长肝炎和肾功能出血热。他曾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多年，发表过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徐是一个心情开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然而他完全是在国内学的。可惜他和许多我们的中国同行一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吃了不少苦头。
刚收割完毕的景象，触目毕是，都在面上摆着呢。眼睛望到哪儿，哪儿地上都铺着待晾干的稻谷。地里，路上铺不下了，干脆就把稻谷晾到公路上去，故意迫使小汽车从上面驶过，省了他们脱粒的力气。连你走进屋里，看到的也是从地面高高棵起的稻谷。要是你凑近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浅浅的老鼠脚印。又是老鼠！我们沿着河面走下去，过了一座摇摇晃晃的桥，河那边有几座紧挨着的房子。据说那里有好多肾综合症出血热的病例。
我们继续沿河走去，走过几个正在乐呵呵地把人畜粪便舀进篓里、运往田间作为肥料的人。河的尽头是最后一个居民群落，一共是二所宅院和几间破屋。我们向房主人作了自我介绍。能够同我们对话的只有一个老人和两个刚成年的小孙子。他们自己说已经成了亲，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女人和孩子的影子。
“我们家有五个人得了肾综合症出血热住院了，”老爷爷一脸实话实说的样子。肾出血热综合症在本地区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户人家即使有这么多人得病，在众人眼里看来，显然还并不是出奇的大事。我们向房子周围看了一眼，果然，老鼠洞到处都是。
我们问老爷爷，有没有想个办法把这些老鼠搞掉。他用当地方言讲了一大串话。我们等着徐给我们翻译。
“他说他想过”，徐说道。“他下过药，但是反而把猪和猫毒死了。”
徐完全知道老人说话的意思。
“问题就在这儿，”他解释道。“几年前，我在安徽省工作。那时爆发了一场肾综合症出血热疫情。政府正决心用毒药灭鼠。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凡有老鼠的地方，都堆放拌了毒药的稻米。这些稻米都染上了桔红色以资识别，每堆稻米旁边都有民兵守着。他的任务是把孩子、猪、鸭、狗、兔子、猫，一句话，凡不是老鼠的活物全赶开。中国有的是人，所以不怕没人应差当民兵。”
回到当地的防疫站，这是中国的叫法，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保健部门，我们就怎样才能抓到活的啮齿动物进行了一番讨论。之所以要抓活的，一是可以育种，二是可以采集病毒。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春秋两季发病的原因，唯此一途可循。而且还可以同时弄清楚为什么每个病例情况都不同的原因。
讨论还在进行，忽然讲话的声音提高。对于我们不讲中国话的人来说，中国话的声音在大多数场合里听来，都好像喊叫似的，而且一说话就会热烈争论起来。我要求为我进行翻译，结果刚才这么长的一番争论，实际内容竟然简单得令人惊讶。
“想把老鼠抓住看来是不可能的，”有人说道。“马大夫说他没有办法。”
马秋荣（音译）是个胖墩墩的圆脸汉子，是个下现场的调查员，专职捕鼠和捕后处理加工。
问题在哪儿呢？是抓老鼠太难了吗？
不。问题并不在这儿。
是老鼠不多，抓不了多少吗？
不。也不是这个问题。老鼠多的是。大家刚才都亲眼看见了。
能活捉吗？
能。没问题。
“老鼠夹子够不够？”乔问道，他越听越弄不懂了。
“够，”马大夫说道。
老鼠夹子也不成问题。得，那是你们认为抓不抓老鼠无所谓？我们问道。
不是，他们认为抓老鼠非常重要。
这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马大夫通常说话不多，现在却滔滔不绝说个没完。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进了另一间屋子。回来的时候手里提了一个老鼠笼。这是抓活老鼠的捕鼠器，是个铁丝宠子。从模样上看，挺管用。实际情况也是。
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同行开始计算：每隔五米放一个鼠笼，要放的地方这么多，有这么多夜晚需要放鼠笼，等等等等。看来摆放鼠笼也得有一个像样的计划。
这样能办得到吗？鼠笼够不够？我们问道，我们仍然糊涂着呢。
能，当然够他们说道。没问题。
是啊，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用心算，很快算一算。我们就明白了。在我们大多数的调查中，我们一般使用灭杀性的鼠夹子。这一类灭杀性的鼠夹子，一卡车可以装好多。然而在中国，这种铁丝鼠笼体积大，只能一个一个地架起来，要防止它们倾倒。可是，它们做得相当歪歪扭扭，往往擦不稳，即使螺起来了也摇摇晃晃。要完成捕鼠任务的活，就得一车一车地连着运这样的鼠笼。费用之大和后勤的困难，使得这种做法完全不实际。我们对自己能够帮得上忙感到很愉快。我们报告了“疾病控制中心”，他们听到我们的报告后，能够承担提供灭杀性鼠夹，数量之多怎么用也用不完。
捕鼠器看来是个关键。第二年春，田野里摆满了捕鼠器，捕获惊人，棕色大家鼠和田鼠都有。田鼠多于家鼠。经过实验以后证明只有野鼠的尿内含有病毒。十月和十一月两个月内又放了一次捕鼠器。这次实验的结果，却是家鼠成了主犯，而不是野鼠。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两季发病情况不同的原因。如果中国人希望能够研制出一种有效的疫苗，他们就得对付两种不同的鼠种。这一点弄明白以后，中国的科研人员开始动起手来。临床实验正在进行之中。
在美国，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康尼·施马尔约翰（Connie Schn1aljchn）研制出一种疫苗，证实用之有效。他用的是遗传工程的办法，在解开“汉堂”病毒分子结构之谜方面，康尼是个先进人物，公认为这方面的学科领头人。康尼在工作中同一位病毒学家乔尔·达林波尔（JoeI Dalrymple），也是他的导师，密切配合。乔尔也是一位这类病毒的猎捕人，可惜也是因为抽烟过多，于1990年过早地去世了。死得很突然。烟草无疑比出血性热病毒危险更大。
疫苗的研制还会发展下去，像雷巴抗病毒素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出现大大减少了这类疾病的死亡率一样，也会给肾综合症出血热以重大的打击。我们已经让这类病毒暴露于光大比日之下，一直跟踪追击到法国香摈之乡，后来又围剿于中国的浙江。它已经不再是当年我们非得绕半个世界才能抓住的第一种病毒了。然而并不是每一种病毒都会轻易地暴露出它的秘密的。这一点，乔比准都知道得清楚。下面乔将说说拉沙热侵入芝加哥的故事。
拉沙热侵入芝加哥
1989年1月13日下午，眼看就要下班了。阿兹基韦（Azikiwe）还一动不动地在芝加哥办公室里坐着，审阅面前的一张蓝图，电话铃声响了，是妻子维罗妮卡（Veronica）打来的。上班时间妻子极少打电话来。再说估计孩子们都已放了学，一定也到了家。对付6个往往吵得不可开交的孩子，够维罗妮卡忙的，根本腾不出手来打电话。维罗妮卡的声音听上去明显地心慌意乱。
“阿兹基韦，”她说的是一口轻快而有节奏的西非英语，“你妈妈出事了，瓦莱里亚（Valerie）来电话说她的病来得突然，已经去世了。”
一下子他像是脑子里抽空了血似的。他是听错了？她是这样讲的吗？他妈妈从来没有病。事先毫无迹象，一点儿也没有。阿兹基韦最近还在考虑是不是该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一阵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美国。真不像话，孙儿孙女们差不多要把爷爷奶奶的模样忘了。男孩子中的老大老二，奥格比捷勒和奥那克西对奶奶还有点模糊印象，其余四个孩子年龄实在大小了。
阿兹基韦明白自己不能在办公室里痛哭流涕。也没有这个时间。他拿起电话，向老板说明情况，要求准予请假。接下来就是订机票，经纽约飞往尼日利亚拉各斯，第二天下午就动身。说实在的，他真怕出这次门，不仅因为这一路上内心痛楚，而且即使心情很好，旅途的艰难困苦也很够受。拉各斯的机场他历来瞧不起，腐败低效，在全世界不数第一，也数第二。此外，他还得在双车道的公路上，在发疯一样奔逐的车辆群中跑上好远一段路程。路况太差且不说，警察还层层设卡，全程都是路障。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得硬着头皮回家跑上一趟。
果真如此，一路上吃尽了苦头，他担心的全兑现了，好在到达拉各斯机场时，行李一件不缺。他给全家都带了礼物，原以为多少要少掉几样，却全在。接下来就是六个小时驶往贝宁市（Benin Ciiy）的公共汽车行程。从贝宁再往前走两小时，到埃克波马（Ekp0ma）也得坐公共汽车。那就差不多到了老家的村子了。按规定讲，汽车既然跑的是长途，就应该保证座位，安装空调。实际情况是挤得不得了，三人一排的座位挤了四个人，通道里还站满了人，不用说，空调无声无息无感觉。开车的司机不要命似的，在互相躲让的来往车辆奔逐中，几乎一路上脚始终没有离开过油门。整个行程如此折腾，颠簸，恶心呕吐，好几个乘客真正得病了。但是，个个都出生于非洲乡下、为生存而挣扎、早就炼就一副吃苦耐劳的本领，没有人发过一句牢骚。
司空见惯的警察设卡尤其使人烦恼。车辆想继续前行的话就得塞钱。最后终于到达贝宁市时，阿兹基韦深深感到上帝保佑的恩情，才能身体完整无缺地走下车来。他最后的一段路程是靠一辆日本尼桑车来完成的。车体容量要小得多。乘客多是些从集市上回家的娘儿们。光是人就挤得一点儿空地也没有，甭说还得把他们带的东西塞进去：像香蕉叶编织的鸡鸭笼于、发酵用的成袋木薯粉、装着辣椒面和辣椒油的瓶瓶罐罐，还有就是深黄色的棕桐油了。很多妇女带着睡着了的孩子，都用花花绿绿的布兜兜捆在背上。也只有小娃娃在这样吵闹的声浪中能睡得着。在非洲乡下旅行，忍受吵闹嘈杂是必须要学会的本事。在马达轰鸣声中，人人总是不断他讲话，不断打手势，尽量让对方懂得自己的意思，还得提高嗓门，压过吓得乱蹦乱跳的牲畜的尖叫声。
阿兹基韦终于来到了埃克波马，他不断伸胳臂踢腿，恢复全身平衡。尽管此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总还是满心喜欢，没想到能够顺利来到家门口。他四处张望，想找到能带他返村的人。他老家的村子名字叫做伊山（1shan）。它在埃克波马的眼里变得同他上次来时不一样了，显得出奇地陌生，要说这里他来过上千次也不止。足足有好几分钟，他没看到一个熟人。他一时好像不知怎么办才好，有点儿手忙脚乱，说不准还有点儿恐惧。兜了好几个圈子以后，好不容易才发现一个朋友，同意用摩托车带他回家。他们把他的大包小包寄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准备让他的一个兄弟再跑上一趟来取。
一踏进老家的屋门，悲喜两种矛盾的心情同时升起。他无意识地要找自己的母亲，随即猛醒过来，心不由得往下一沉：他此生再也见不到他的妈妈了，总算还有全体家人在，可以说一些互相安慰的话。全家又一次团聚是多么好的事啊。跟每个人问好、招呼、寒暄完了以后，一起来到前面门口茅草盖的乘凉的小凉亭里围坐。这种凉亭全家人用，全村也用，四面无挡板，透风凉爽，这里习惯叫做“百发”（bafa）。
他只顾看着自己的老父亲，阿兹基韦心想爸看上去变了一个人了，上次回家团聚，迄今才不过四年，他老人家老得多了。
第二天，阿兹基韦醒来，才只凌晨三四点钟。他的时差还未调过来。他坐在床上，心事重重，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大静了。整个村子静得隙死去一样。没有小汽车声音、听不见马达、没有时钟的啮啮声，连狗都不叫，万籁俱寂。他从铺着织席的床上坐起身来，轻轻走到户外。天还没有大亮，四周漆黑。非洲的夜空是奇美无比的，清澈的夜幕上辍缀着颗颗耀眼的星星，他不敢相信这样的夜空，他天天在伊利诺伊州上空所见到的夜空是个宇宙苍穹，晚上的空气没有白天那么沉闷，吹在皮肤上反到觉得有丝丝凉意。
他在“百发”旁边找到一个矮登于坐下，沉忠起来。想到自己的家庭和童年的朋友。也想到同他一样受过教育的朋友，怎样一个个拿他做榜样，抛弃了做一天吃一天的农民生活，上了大城市。这些朋友，一个一个挨个数来，找不到一个比他挣钱更多的，大多数只是凑合着过日子。他难以平静，问自己：像这样把自己同老根割开值得吗？他小时候从不愁吃穿，过得也可以。等长大了以后，也见了不少市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离乡背井出去闯世界的呢？是心里烦吗？还是想让日子过得更好点儿？没错，他现在在美国生活得舒心惬意，他在一家一流的工程公司工作，他想要的什么也都有了……就算是这样，他还是心神不宁，就好像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没有完成似的。
又过了一天，星期二，忙着妈妈的葬礼。丧期从这一天开始。他是家中的长子，必要的、重要的殡葬礼数是不是办得周全，全是他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他得逐个拜见全村的长辈、学人、出殡乐师和一位“朱朱”（当地的巫师）。没有这些人葬礼就不能完美地举行，而葬礼不完美，就不能确保他母亲的亡灵早升天界，这是阿兹基韦的责任。当然，所有的长辈以及那“朱朱”巫师都不能白干，都得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给予充分的报偿。这只是一个方面。阿兹基韦还得安排好足够的酒饭。丧期要持续好几天，远道来吊丧的亲戚朋友将逗留在此，膳食问题都得由他解决。
第二天出殡，全家人都得参加，孩子们也不例外。整个仪式进程中，遗体由“朱朱”巫师照看。巫师的双眼片刻不离死者，为整个殡丧队伍开道，确保过路鬼神不加干扰。非洲的习俗，一个人不管皈依何种宗教，鬼神世界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鬼神世界对他们说来是一个实体，就像你能触摸到的件件东西一样。鼻中闻到的花的芳香和耳中听见的空中风声也都是具体存在的各种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兹基韦是个真正的非洲人，既能保持他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不变，同时又遵奉灵界的神威。
整个仪式花去了差不多一整天。直到夜深时分，阿兹基韦才找到一段时间详细询问母亲病故的情况。使他惊讶的是，似乎谁也不急于谈论这个问题。他的妹妹语焉不详，而他的叔伯们也是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就连他的老父亲看上去也像是不知说什么才好。老人家为什么如此少言寡语，真叫阿兹基韦捉摸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归根结蒂，妈妈也是个老太太了，从尼日利亚乡下的老龄标准看，她的死亡也不算太意外。
阿兹基韦在家里又过了几天。根据预订计划他应在月底前返美。可是就在葬礼后的第六天，老父亲也叫起怕冷来了。据他说背部酸痛，脑袋也不舒服。阿兹基韦就找到村子里的小药铺，开了一点儿药。那是氯奎宁，当地用来治疗虐疾的常用药。因为虐疾流行，非洲大多数地区只要一发烧，首选的治疗药物就是氯奎宁，就像阿斯匹林在西方的作用一样。
氯奎宁服后未见好转，反而又开始嚷嚷喉痛得利害，要吐。没几天，就食不下咽，吞饮困难。发烧的温度也上去了。
使阿兹基韦觉得雪上加霜、更心神不安的是全家一看到老父亲出现的病情，都害怕起来，本来缄默、拎持的态度起了根本变化。这时候，妹妹才告诉他，爸爸现在得病的症状同妈妈卧床不起、终至撤手人寰的毛病是一样的。
老父亲病倒引起全家恐慌。其实，这种恐慌波及的范围不仅只在自己家内，而且四邻都有了反应。阿兹基韦初到时弄不清楚的沉静现象现在总算有了解释。与此同时，他也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朱朱”巫师正在作法。就是谁都不敢说穿。作法当然是为保全大家。谁多嘴多舌，泄露天机，必然祸及自身。
阿兹基韦本地生、本地长，乡规村俗是像奶汁一样滋养他成人的要素。然而他又是个西方教育出来的工程师，有科学的思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一个美国人的头脑。当然，他决不至于把疾病归结为得自某种法术，或者诅咒。可是眼前他就处在两股力量之间，左右力难。一个以科学和理性为依据，而另一个凭借的是不可知论和神灵的境界，以及依附于这个境界的一整套礼数戒律。拿“朱朱”巫师来说，他是阿兹基韦成长的世界中的凡间主宰，负责保佑风调雨顺，村泰民安。他无所不能，无所不晓。对什么现象都能说出所以然来。谁家的牲口死了，只有去求“朱朱”巫师，他可以把毒咒，阴损你牲口的主儿找出来，阻止他继续逞凶。
阿兹基韦的父亲是遭受咒语魔法了吗？
显然阿兹基韦的母亲并不是村里这段时间里得怪病死去的唯一往死鬼。据当地人说这条街前前后后闹喉痛而后死亡的很不少。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不起眼的一点儿喉咙痛何至于送命，那么既然这么厉害，该怎么办，也没人知道。别瞧阿兹基韦受的是西方教育，对他说：没有办法好想了，只能求“朱朱”巫师出来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了，叫能会管用的。阿兹基韦也会接受。不然。就请你来说说，你能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吗？从阿兹基韦记事起，脑子里装着不知道多少村里妖巫的故事。有的人还自称知道这些妖巫是谁和准。阿兹基韦心想，可能真有个妖巫在作怪。他强调自己说的只是有可能。
时间一天大过去。父亲病情越来越坏。他不再说话，哑巴似地躺在床上，忍受痛苦的煎熬。阿兹基韦也捉摸过他爸这个情况是老年丧偶的相应表现，是想同生共死死而同穴的愿望。
l月28日，老父亲真的跟老伴走了。
阿兹基韦当然得留下料理第二件丧事。此次他只等丧事完毕，立刻离开尼日利亚，他在美国的工作和自己家里一大摊子事情使他耽搁不下去了。那怕哀愁尚烈，更主要的是疑团未解，也只能打点行装、辞别乡亲家人，重登旅途。
2月1日，维罗妮卡上芝加哥奥里尔机场接阿兹基韦回家。亲人见亲人，两眼泪汪汪。他就这样莫明其妙地送走了自己的双亲。不论是作为基督教徒从教会里得到的信仰的支持，还是作为当地土著孩子前些年受到的关于神灵世界的熏陶，两方面都无法给予他满意的开导和慰藉。回到城里，什么鬼啊、神啊、还有咒语等等全部不去想它们了。可是丧亲之痛，刻骨铬心，丝毫未减。
阿兹基韦不在家的日子，维罗妮卡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和两个孩子都躺下了，得的是流行性感冒。事实上，当地有半数居民都染上了这场流行性疾病，到阿兹基韦回来时，尚未稍减。但愿现在能有所好转。阿兹基韦到家头天晚上也没有能休息好，一早起来就去上班了。
回过来说我在亚特兰大的情况，时间是从阿兹基序回来算起的两个星期以后。我正在整理一份流行病疫情方面的调查报告。文件的内容是“疾病控制中心”同意承担调查疫病的情况，也作为“疾病控制中心”派遣现场调查人员的根据。这份流行性疫病调查：号报告中列举派遣原因和调查目的，连疫病爆发中的受害人员也都要列出。
1989年2月15日的这份流行性疫情调查报告，全文如下：我“疾病控制中心”传染性疾病中心，病毒性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主任约瑟夫·B·麦克科密克医学博士（Joseph B。McCormick，M。D。）于1989年2月15日接获伊利诺斯州温菲尔德传染性疾病执业医生罗伯特·蔡斯医学博士（Robert Chau，M。D。）电话通报称，发现一例疑为拉沙热病人，系尼日利亚人，现年43岁，近日由尼日利亚伊山老家访亲归来。经查患者历史、身体情况，参照实验室化验结果，认定极有可能为拉沙热。
阿兹基韦刚上班工作就开始觉得有发烧症状。这时是2月3日。他觉得自己劳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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