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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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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定从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样品；无论如何，应当进行一次血液试验。当我们检验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时，发现它含有四级埃波拉病毒。这相当于每一毫升血液中含有一千个病毒粒子。病毒的数量是很大的。
现在我必须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五天的镜中自我观察，看是否出现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断地吞咽，看喉咙是否疼痛发炎；五天中一直怀疑太阳穴的一次迟钝的跳动是否意味着头痛的开始。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状。然而，我更多地是愤怒甚于害怕。乔夫和我都不认为我真的感染了。尽管如此，却难以原谅我的大意。我怎么也不该让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时，我也知道这并非全是我的过错。问题主要在于实验室本身的设计。实验室主要是为了检测可能对生物战争有用的空降药剂而建造的，我们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这一种东西里，你满脸大汗，呼吸困难。更槽的是，它使你无法说话。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诉他，“注意，我要给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针，请你务必把手拿开。”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来，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解为什么乔1979年在苏丹工作时不用面具。从化妆的角度看，面具对脸也是一个灾难，因为皮肤要经常同一个不透气的密封垫磨擦，并且，由于有两个眼罩，你完全看不见周围的事物，除非你转过身子，否则你只能凭感觉来发现身旁和身后的事物，比如一个手里拿着一支受感染的针头的人，或一只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这副面具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护。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是缺乏同袖子连接的密封口。这样皮肤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过笨重，不适用于对动物和样本作细致的操作。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般的黄色洗涤用手套而已，至于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没有任何保护。进入实验室前，你必须把衣服脱光然后穿上实际就像是剧场擦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为他们以为假设只有男人在实验室工作，因此所有这种工作服要比我的身材大到四个尺码。这些工作服统统必须适合厄尼·鲍恩的身材。我必须把它围着腰部裹上两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时衣服要从身上滑下来。但是，因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最不屑于关心的事。
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即整个系统从建立时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没有发生更多的事故，那是由于研究人员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没有乔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弄清病毒感染机理的强烈愿望的话，我不敢肯定我能经受住这一切。
倒计时开始了。不管我对事件的客观估计如何，我仍注视着日子，注视着我自己。每天，我从温布尔顿的家驱车七十英里由M3号汽车道来到波登当。我有充分时间思考。五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开始长出皮疹了，或是原来就有的污点？是因为干躁的缘故所以喉咙有点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么病？是否需要多几个小时的睡眠？脑后的刺痛莫非就是头痛的开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必须小心地分清真正发生的事情和驱之不去的恐慌在我头脑里造成的幻觉。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于工作和我必须在家里完成的任务。我估计着，我觉得我会没事的。在此整个期间，乔夫保持着一贯高兴的态度。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一如既往地同猴子们一起工作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下定决心要马上人睡。我仍然感觉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几小时以后，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第二天清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浴室，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开灯照镜子。什么事也没有。没有皮疹，也没有头疼或发烧，也没有喉咙疼。我脱离危险了。
但我仍然感到愤怒，不再针对我自己，而是针对波登当的整个体系，是它把每一个工作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后期，我有机会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才意识到波登当的条件是何等悲惨。当我看到一个有套间的实验室是什么样子，它的保护设施那么好，在那里工作是何等舒适时，我对我所经受过的一切更加感到震惊。因此，1984年，当我从“疾病控制中心”回来后，我要求见波登当的主任。他是一位中年科学家，态度十分生硬。他没有同第4级病毒打交道的经历，也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他对我所说的不感兴趣。我还是告诉了他：他的体系不安全。
他脸色铁青，我怎么敢顶撞他呢？他从未见过如此“不礼貌”的人。
这位主任对我的谈话反应十分无礼。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员在我们进行病毒工作的整个期间从未进入过实验室内部。对于我们究竟在于什么一无所知，一点也不关心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们戴过覆盖整个面部的呼吸器。他接着说我向专家挑战是不“恰当”的，即使这些专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战期间进行的。他还说，美国人在管理实验室方面没有什么足以教导英国人的。后来，他的一位“专家”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时还告诉乔说我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
“好极了，”乔答道。“这种人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如能够的话，我愿意把她留在我这里。”
即使在我同乔夫一起进行的实验结束以后，我仍继续为建造一所合适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带有套间设备）而努力。戴维·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热病毒研究，转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学系主任。我寄希望于一所正在伦敦北部科林代尔（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希望它将能满足我们的部分要求，并在适当时期将有空间和财力来建造一座带套间的实验室。但是我对这两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实验室按照一排小间的形式来安排，是一种“双层壳体”体系。实验室墙壁构成一层不透气的外壳，而内壳则包括一个相互连接的小间的密闭体系，它类似“疾病控制中心”早就如释重负地放弃了的那种体系。在这种实验室里，需要将双手插入一系列小洞口内的手套里进行工作。虽然这种布置将我们从必须使用覆盖整个脸部的呼吸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仍然必须戴手套。这种手套又大又笨，实际上使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科学工作。花了那么多经费和进行了那么复杂的工程，科林代尔的新实验室结果不过是一系列非常昂贵的，连接在一起的大柜子。它没有运作就过时了。负责设计的人们少有在第4级病毒设施中工作过的经验，他们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险，同时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成就。
因为科林代尔是我在英国所能期望的最佳去处，于是我提出辞职于1985年到那里去工作。我劝说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买了一台伽玛射线辐照器用来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我能做的也仅止于此。到了1985年底，乔向我建议，到目前我已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个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个月。我正在写论文准备发表，我是否愿意在“疾病控制中心”担任职务。他认为，鉴于我在非常局限的条件下工作，特别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我在英国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他请我到他在亚特兰大的实验室去设立一个病理生理学研究项目，从事病毒性出血热症机理的研究。他同时还提出让我在一个野外现场研究项目工作，特别在塞拉利昂。我们在英国是没有这类项目的。
那是艰难的选择。一是因为尽管有那么多问题，我仍然有同事们的支持，他们理解我的工作，并试着帮助我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戴维·辛普森离去，在英国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具有足以领导英国出血性热病研究的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经验。我同那些曾经帮助我在英国有所建树的人们商量。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告诉我，假使我拒绝这次机会那将是我的大错，并提醒我，如果我留下来，我将继续面对更多的挫折和无穷无尽的障碍。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我下定了决心。1986年1月4日我启程奔赴亚特兰大。
病毒蔓延可以防止
正当苏在波登当（Porfon Down）与埃波拉病毒斗争时，我开始对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发生兴趣。1983年初，安特卫普的一位同事——简·德斯迈特（Jan Desmyter）告诉我，他曾看到一群来自扎伊尔的病人患了一种类似爱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时的同事曾治疗过30多个患这类疾病的人。这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虽然比利时在20多年前已经放弃了对扎伊尔的控制，但两国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关氛，任何扎伊尔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负担得起治疗费，总要想方设法到比利时去医治。我曾在扎伊尔呆过，知道只有远远低于该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负担这种医疗所需的旅费。因此很清楚，在扎伊尔一定还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觉到可能有一场瘟疫正在酝酿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组领导人吉姆·柯沦（Jim Curran）对这种情况进行过讨论。他也认为在扎伊尔一定还有非常多尚未发现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应当对简所作的报告继续采取行动，并向我保证“疾病控制中心”将给予支持。于是，1983年7月，我给美国驻金沙萨大使馆发了一个电报，该电报转给了住美国商务处的科学参赞塞斯·温已克（Seth Winnick），我请他与卫生部首席顾问卡利萨·鲁蒂（Kolisa Rufi）联系。利用大使馆作中间人，我可以使鲁蒂了解在比利时发生的最新情况。然后，我请他考虑能否由政府批准让我们到扎伊尔去进行一次调查，9月份，我们获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离出来，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试验来证明一名患者真正得了艾滋病。我们仅有的是艰巨的，高度技术性的T4／T8比例试验，它测量感染免疫系统中T细胞的损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种症状。事实上，那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艾滋病是一种病毒性感染，而没有病毒也就无所谓抗体试验。对于T4／T8试验，我必须找一位技师，不仅能做这种复杂的试验，而且也能将所需的材料运到非洲，并在那里跟在“疾病控制中心”试验室一样，进行试验。我挑选了希拉·米契尔，她已和我一同在试验室工作了两年。虽然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胜任这项艰巨任务的人。我很高兴他说我作了正确选择。她不仅为我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后来又继续发展了一项独特的职业，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检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实验室机构。
在我们准备出发去扎伊尔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细菌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的领导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的电话。他现在是传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约翰告诉我，除了我的小组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由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汤姆·奎因（Tom 0uinn）率领的艾滋病考察组已进入扎伊尔。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轻的昆虫学家兼流行病学家名叫费雷德·费因素德（Fred FeinsOd）。费雷德正在埃及从事裂谷（Rift Vallev）热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助手是来自安特卫普的利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Prince leopold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研究所的彼得·派奥特（Peter Piot）。虽然我从未见过汤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一同在扎伊尔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学家。他聪明地拒绝乘坐由两名喝醉酒的飞行员驾驶的倒霉的直升机。我曾和那两名驾驶员的棺材及他们悲痛的家属同机飞回金沙萨。这些事是无法忘怀的。
约翰为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范例。我把我的计划告诉汤姆时，他也同意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国卫生研究所”双方的力量合并起来，互为补充。也许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得到扎伊尔卫生部的正式邀请而汤姆则没有。另一方面，汤姆掌握了一批用于T4／T8试验的试剂，这点比“疾病控制中心”优越，同时彼得已和扎伊尔的医院建立了个人接触，而别人都没有。我们决定去扎伊尔前，所有人员在安特卫普“利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汤姆认真讨论工作方针，但是未能实现。
还有几个人参加这项活动。除彼得和汤姆外，美国全国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狄克·克劳斯（DickKrause），利奥波德亲王研究所主任卢克·凡·艾克曼（1uc Van Eyckmens），以及来自约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医学院的一位流行病学家，他也是全美卫生研究所的成员。这些人不和我们一同去扎伊尔，但是组织似乎有些庞大。我可以理解克劳斯和艾克曼为何能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组织向汤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但其他人呢？我猜想这种集会的规模是另一种迹象，表明科学界开始对艾滋病高度发生兴趣——这种兴趣既是幸事又是祸害。说是幸事，是因为大量的有价值的科学试验得以进行；说是祸害，则是因为它会引起某些争权的矛盾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争吵和嫉妒。那位来自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当他发表了有关如何选择对照控制组的完全无用的迂腐的演讲后，他的作用显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报所开办的流行病学初级班来了。然而会议的其它方面证明是更有价值的。至少当我们分开时，大家都感到能够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这一点足以证明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们一同乘萨贝纳（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金沙萨。我们组又吸收了两位新成员：一位是来自安特卫普的试验室技术员，另一位是亨利·台尔曼（HenriThaelman），他是利奥波德亲王研究所的临床医生。组里唯一未和我们同行的是希拉·米切尔，她直接从美国飞抵金沙萨与我们会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们项目建立T4／T8比例试验用的工具。比利时人曾安排我们住在福美特罗，那正是我们在埃波拉病毒爆发时期曾经住过的机构。7年中该地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彼得和我个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过去的死者。显然，中非及其与病毒的关系总有点特殊之处，这次将面临什么，且拭目以待。
为解除旅途中的疲劳，我们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们计划去会见美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塞思·温尼克（Seih Winnick）。他出奇地年轻，约30岁出头，留着修剪得很好的小胡子，还有一头蓬乱的棕红色头发。他的主要职务完全和科学无关——他实际的工作是在扎伊尔收集有关商业活动的情况——“科学参赞”只是他一长串头衔中的一个。塞思承认他来没有认为要做任何与科学有关的工作，现在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将要有变化了。他为我们安排下午会见卡利萨·鲁蒂，为第二天他自己会见卫生部长铺路。作为一个初学者，他做得很好。
我和卡利萨曾在日内瓦和内罗毕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见过面。他穿着大多数扎伊尔官员在工作日所穿的陆地旅行套服接见了我们。西方的习俗在此间上层社会的时尚中占统治地位，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与之背离的情况。如总统下令：正式服装中取消领带和短袖上衣。这是在一个热带国家里的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动议。还有基督教的教名，也通过总统命令，在几年前禁止使用，以鼓励使用传统的非洲人名字。
卡利萨显然不知道我们访问的含义。他表现了高度合作的态度，并向我们保证，不管明早会议上部长可能会对我们说什么，政府将允许我们进行第一阶段的艾滋病研究，在扎伊尔，你不可能猜测政府将作如何反应，那里总是有社会政治危机在酝酿之中。最近一次是经济的。我们到达时，正好扎伊尔国家货币制单位——扎伊尔市发生戏剧性贬值。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扎市对美元的比例从原先的5：1暴跌到30：1。贬值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扎市最大的面值是一元扎伊尔市，所以，人们如要去商店，就不得不带着装满现款的提包和箱子。在金沙萨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必须把公文包塞满半元面值和一元面值的扎伊尔钞票，以便在一家希腊餐馆吃饭。我们感到就像黑手党党徒在进行分赃，但结果是不管我们有多少钱，只能点那么有限的几道菜。由于通货膨胀并缺少外汇，菜单上很多菜是不供应的。此外，某些商品买下到，因为用来运输这些商品的燃料价格急剧上涨。我们感到极为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受害的总是穷人。扎伊尔大多数人民是靠吃木薯为生，那是一种主要成份为淀粉的、很容易生长的薯类作物，看上去像带树皮的大甘薯，但非洲的木薯都含有有毒的生物碱，要溶解这种毒素，必须把它在流动的水中浸泡两天。在这过程中，由于吸收了大量水份，使木薯的重量大增，——因此，运输费用要贵得多。由于货币贬值和燃料价格猛涨，木薯的运输价格高得使人不敢购买。因此城市贫民陷入饥饿状态。
在希腊餐馆用餐时，我开始进一步询问汤姆和彼得有关艾滋病在美国的危险因素情况。我们对于这种传染病的研究还处于旱期阶段，对它们的情况所知不多。他们极为高兴地告诉了我。当他们谈到有关日金山浴室中的事以及关于大量同性恋者和几百个毫不相识的伴侣发生性关系的嗜好时，我不知道想什么好。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如此。我从眼角望出去，可以看到邻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认真地倾听着每一句话，这不仅是因为汤姆和彼得极为生动的描述。倘若你是专门研究通过性传播的疾病（STDS）的，你必然会听到一些惊人的信息。
在我的经历中，没有同70年代同性恋者生活有关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尔的经历——那里的性习俗实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厌恶的，也使我对像彼得和汤姆在吃肉未烧前片和填满葡萄叶馅以后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外。因为在扎伊尔的性行为和汤姆及彼得所描述的旧金山的情况是那样不同，我很难相信这种病竟在两地以同样方式传播。确实，扎伊尔大多数病人去比利时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们似乎是异性恋者。我还怀疑这种病是否专门为男性所感染。我猜想这仅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因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时并能担负医疗费用。
第二天我们在卫生部长奇巴苏博士（Dr。Tshibasu）的办公室集合。他高大强壮，头发灰白。他说着流利法语，态度和蔼可亲，表现出一种老于世故的风度。我十分了解扎伊尔的政治形势，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亲自挑选的人。他在位已六个多月，这样长的任期在蒙博托政权下是不寻常的长了。一般他讲，那些官员们任期都不到一年，这期间他们有足够时间在被解雇或必须回到国会之前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在国会里则较难（但并非不可能）致富。因此我估计奇巴苏博士即将结束他的部长生涯了。如果他处于失去官位的险境，我的朋友卡里萨·鲁蒂也会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极少时间根据所发现情况来进行初步研究和制订未来行动的议程。
会见是从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调开始的。奇巴苏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热诚地向我们致意。他并不掩饰他的怀疑态度。他告诉我们他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越他的能力，如疟疾、营养不良、痢疾、结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语说：“不要期望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或支持。我们甚至不能对付我刚刚讲过的那些问题。”我马上看出艾滋病对他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种病将对他的国家和人民构成怎样的威协，他心中无数。
因此，我开始告诉他有关这种病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几位有钱的同胞患有艾滋病，目前正在比利时的医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陆军上校、一位银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酿酒厂的副总经理。部长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我们还不能说服他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那要等到将来我们收集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之后。
嗣后几年，在其它国家中也听到官员们同样的论点。对一些人特别是当权者，很难让他们理解艾滋病的冲击力，直到这种病已横扫他们的国家时。几年后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卫生部官员到一个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亲自看看，要是他们对一种传染病不采取措施，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至少奇巴苏博士很明智地允许我们进行初步阶段的调查。他正像卡利萨所预计的那样做了。
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在金沙萨找一处能够建立一个实验室的场所。它必须让我们能够方便地得到清净的水和充足的电力。我们也必须决定为我们的研究将去考察哪几家医院。该城两家主要医院是玛玛·那模医院（纪念蒙博托母亲的），和地处郊区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l）。大学医院主要为比较富有的人服务，而玛玛·那模医院则是为金沙萨绝大多数穷人服务的。在发生埃波拉瘟疫时，我的朋友比尔·克洛斯（BillC1ose）正在该院任院长。比尔已于1977年离开扎伊尔并和他的可爱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大派尼（BigPiney）城。他现在是一名家庭医生，并已是社区人们崇拜的对象。
玛玛·那模医院是一所散乱的医院。它是殖民时代设计的典型医院。病房宽大，高高的马口铁天花板因锈蚀而变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带着无数受苦人的污迹而发暗。空气流通就靠老式头顶扇和没有玻璃的窗。每间病房大约有30张金属床，基本都住满了病人。床垫是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单很难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属提供。由于医务人员短缺，家属还要担负更多的护理。浴室很少，而且难得用上。发出难闻的臭气朝你扑面而来，并尾随你直至你离开。病房普遍地塞满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们之中有黄疽病、肿涨病、极度瘦弱症、昏迷症和呕吐症。许多人还得了痢疾。带着伤口进了玛玛·那模医院的患者，他们的伤面上有痴皮并已化浓，散发着可怕的臭气。他们无穷无尽地来到医院。整个阴湿的走廊里都回荡着尖叫和呻吟的声音。这就是世界上穷苦人面临的疾病和死亡。
我们就是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寻找艾滋病的病人。我们从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和T4／T8比例来评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有选择地杀死T4淋巴体细胞而剩下T8细胞。T4淋巴体细胞是人体杀死入侵的微生物的机制的关键细胞。如果T4细胞对比T8细胞相对减少，我们便知道病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经患了艾滋病。由于我们知道只有艾滋病才能这样，因此，T4／T8比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诊断试验。为了进行T4／T8试验，希拉开始在大学医院建立试验室。玛玛·那模医院的试验室设施条件不足。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按计划调查了玛玛·那摸和大学医院的男、女病房。每当接收一位新病人时，我们将对他或她进行检查并作了病历，然后抽血佯，以便作T4／T8的试验。同时我们对已发现的病人进行检查以便了解他们的病情。我们立即被所看到的情况所震惊。倒不是因为有很多类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经够糟的了，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病人总是疾病的晚期。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年在金沙萨所看到的情况之间的主要区别。这里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时医疗而感染，其症状都是晚期的，真惨。例如，有人整个一只脚肿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为被黄色霉菌所感染。在西方，会对这样的感染迅速进行消毒处理，而在这里，病人等待着直到病情进一步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抗菌药在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是负担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服用一片抗菌药目前是15美元，这是金沙萨人两周的工资，而他还必须有固定的工作。患有艾滋病的人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治疗。
在和卫生部长会见后的那一天，我们首先去玛玛·那模医院参观。他们让我去找病房主任贝拉·卡皮塔医生。我向一位护士询问：“我是”疫病控制中心“的麦克科密克医生，我带了一组人员来帮助研究艾滋病问题，我能和这里的卡皮塔医生见面吗？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卡皮塔医生不在。在这里，主管人员总是离开工作岗位去办自己的私事，这也是一桩常见的事情，这意味着，每件事都将花极长时间才能办成。我从经验中了解到像这类事情，没有上级同意，其他工作人员是不愿去插手的。如果领导不在，你就运气不好。
但是事实是卡皮塔医生第二天来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亲去了，住在不太远的村庄里。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时受过训的心脏病学家。他常常去看望他的父亲并为其父治疗充血性心脏衰弱，没有任何人可以治疗这种病。事实上，我了解了他以后，我认识到以前对他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卡皮塔医生原来是个圣人。有一次我随他去当地邮局时，有一个小女孩走来向我们乞讨，卡皮塔显然感到很惭愧，眼泪流了下来。他说：“以前不总是这样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生活更为困难，现在我们的孩子被迫去乞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皮塔医生是一个矮瘦的人，脑袋大而圆，目光尖锐。他极为聪明，渴望同我们合作，特别是在我们来到之前，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在他的病房中有艾滋病病例。他欢迎我们能够给他任何援助，但他同样也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因此我推荐他为我们小组的成员，我们需要一个像卡皮塔这样的扎伊尔的同事。他有人道主义精神，深刻理解我们来是为了帮助扎伊尔苦难的人民的。
正当我们在玛玛·那模和大学医院病房真正开始工作时，我们组减少了一个人。汤姆·奎恩被召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会议，在我们完成调查工作前不能再回到扎伊尔。（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仍是组里重要的成员）。因此，组里只有我，彼得，亨利·台尔曼和费雷德·费恩索德。希拉负责试验室工作。我们的调查工作是紧张的。每天我们必须对病人进行体检并收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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