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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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亲属在当地电视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发的消息便为大众知晓。电视台播放了对一位门诊医生的电视采访报道。在表面上友好谈话的掩盖下，记者开始对那位门诊医生进行查究，向他提出难题，对此他显然是毫无准备的。他的陈述被断章取义，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认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观点。例如，那位门诊医生纯粹出于疲劳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镜头。当它出现在电视的画面上时，看来好像他是在对门诊工作中的疏忽作自觉有罪的回答。
　　传媒记者煽起被激怒的亲属在医院门外举行集合；因为正在下雨，只有十几人参加。尽管如此，克里斯和我在验尸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围，试图向这帮人解释为什么患者会死去。事实上，我们向他们保证，医院的行为是高度负责的，我们的医生们恰当地诊断和处治了患者，而我们则竭尽全力处理感染源。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我们从未作出诊断，就不会有控诉，因为首先无人知道任何关于退伍军人病存在的情况，那些病例被简单地标明为“肺炎、病源不详。”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惩罚的一例。
　　医院工作人员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里斯和我不得不经常向他们重复保证，以平息他们的忧虑。我们尽力使他们相信，进入医院大楼护理病人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他们逐渐克服了恐慌。在许多方面，工作人员和病人认识到我们正在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重新树立了信心。然而我们无法使所有的人都高兴。仍然有一些人要我们对这种疾病负责，仅仅因为我们告诉他们存在着这种疾病。
　　同时，马尔科姆继续从我们给他的水样品中培养退伍军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检验结果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我们能够确定感染的来源。一天晚上，戴维·哈琅值班，对护士们抱怨病房热水供应不足作出回应。他到设备间去，看看他能做些什么。设备间是向整个医院供应热水的。那里有三个大圆筒，即液体加热装置。当时只有一个装置在运转，供应热水。第二个是空的——关闭起来待修。第三个停着待用。他打开那个停用的加热器的蒸气供应阀以增加热水的流量。当蒸气将水加热时，水箱里形成的水流将各个层面的水翻动混合，然后进入热水供应系统送到病房。
　　几天后，戴维·哈琅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们怀疑他得的是退伍军人病。虽然我们从来未能确证这一点。用红霉素处治之后，他开始康复。无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想要找到解开整个调查过程中困惑他的疑团。忽然他的灵感来了，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周围没有人。这对他更好；在他有机会证实他的预感之前，他不想说任何话。一俟他感觉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设备间。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进行日常维修的加热点。他向筒里凝视，看到底部稠厚，呈鳞片状的湿源液的沉积物。他舀出一些沉积物，放进一个无菌瓶里，然后带到马尔科姆那里。
　　戴维的灵感立刻被证明是对的。那沉积物产生令人惊讶的退伍军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医院的热水系统里。戴维断定这种病菌必然在热水器的底部繁殖——归根结蒂，退伍军人病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为它生长在圆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温总不够高到足以杀灭它。只是当戴维回忆起他打开那台停用的热水器的同一大夜里发生了两起新的退伍军人病病例时，我们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戴维把水箱底部的脏物搅起来时，他无意中使退伍军人病病菌进入了热水系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当天晚上洗了淋浴。他无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们进行了几次实验，设法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否将热水器消毒以全部杀灭其中可能会有的微生物？我们决定对一个圆筒进行试验，将水温提高到沸点，然后再看结果。在加热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测量圆筒外壁表面温度。当测温仪表向华氏212“攀升时，我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些圆筒设计的耐高温度没有这么高。我害怕戴维要被炸死。他带着温度探测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热到什么程度，温度计的指针继续上升，而我认定所有设备都要瀑裂并将他浸透于热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活下来了。可是圆筒里的阴险的微生物却没能生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后依靠来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名叫珍妮·科尔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学家。她有一个漂亮的仪器用来测试水管材料资助细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军人病病菌放进她的仪器之前，一切听来都有点枯燥无味。病菌在橡皮垫圈和堵缝之类的水管材料上生长得好极了。她发现当一个水龙头或喷淋头有一段时间没有用过，再启用时，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满了退伍军人病病菌。至此我们对人们是如何感染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那是通过饮用水感染的。为防止新的感染，我们制订了一系列指标，要求将冷水氯化并将热水加热使微生物无法生长。
　　我对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于1981年在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此时，我也获得了皇家病理学院病毒学研究员资格——大约相当于持有美国部委证书的资格，我的生活开始转变。但我对转变的令人激动的程度一无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当去见戴维·辛普森，向他求职。他十分乐意帮助，但他必须获得必要的经费。于是，我们共同向惠尔康信托基金会（We1c0me　Trust）申请研究员职位，使我成为一名专职的病毒学家。这个职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国外工作。我被邀请去泰国进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由戴维和玛丽·沃瑞尔（MaryWarrell）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曼谷的玛希多尔大学（Mahidol　University）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玛丽是狂犬病病毒学专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来我转到圣乔治（St。George）工作。因此我们两人相知甚捻，沃瑞尔夫妇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护蛋白质即干扰素来医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无能幸免于死的。但是戴维设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须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后期狂犬病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道在他身上出现的病症。让他保持镇静是主要问题。护士们要不断地去滋润他的干枯、皱裂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觉时，用水湿润他的嘴唇也会引起可怕的痉挛。我想他可能会蹿出窗外。这种疾病使他对任何一种轻微的触摸都作出过敏反应。我们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干扰素治疗法失败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玛丽建立了一所病毒学实验室，我们在那里从我们的病人的脑活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病毒，然后使它们在老鼠身上生长。我处理老鼠是没问题的，但对蛇确实有点问题；实际上，我从病理学的角度考虑，害怕它们。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戴维被有关蛇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他研究蛇毒。实验室只有两间动物室——一间放戴维收集的蛇，另一间放兔子。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镜蛇，它们对我抱怀疑态度——跟我对它们的怀疑一样。一旦它们瞧见我，它们就会朝我发出噬嗤声并冲向前来。戴维向我保证它们跑不出来。戴维对我对这些动物的厌恶感的唯一让步是允许我不参加每星期一次挤毒液的工作。我后来发现戴维的保护措施不像人们吹得那样完美；有一条蛇确实逃跑了。他们当时注意不让任何人告诉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调回英格兰从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为有趣的病毒研究之一，它的情况鲜为人知。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这种病毒是怎样对人体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1983年春天，当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时，另外一次对我一生有久远影响的机遇出现了。珍妮·科尔伯恩和我接到邀请一一连同来回旅程机票——去参加“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退伍军人病会议。金斯敦医院爆发的退伍军人病病菌，因为我们关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对这项工作最熟悉的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被要求报告我们的发现。
　　我离开前的两个月时，戴维写信给他认为我到美国后应该会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卡尔·约翰逊，他当时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个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殊病源体分部的领导。他的名字叫乔·麦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约瑟夫·麦克科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当我从曼谷回到英格兰开始从事埃波拉研究时，我知道我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我从未在第4级病毒情况下工作过。由于处理病毒的危险性，我不能让任何人帮我。我知道必须自己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对病毒活动方式感兴趣，因此需要能够提出着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学的检验报告。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病毒对毛细血管系统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影响。血小板与制止出血有关，有证据证明血小板在埃波拉感染中会受影响。内皮细胞是人体每一根血管的衬里，并将血液和血细胞保持在血管内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变得容易渗漏，并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细胞，基本上，埃波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内壁细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为了帮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绍给盖伊·尼尔德（GuvNield），他在盖氏医院（Guy，s　Hospiial）的肾脏部工作。盖伊曾对肾脏病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做过一些有趣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样能够应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术。我还必须学会怎样在一所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工作，能运用最简单、最可靠的技术和设备。我必须学会样样事情都自己来做。我准备对活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经被杀死的病毒。这是因为我将要用的技术依赖于生物测定，一是测定血细胞功能的试验。假如杀死病毒则会同时杀死细胞。所以，如果我要用活细胞进行研究，我必须对含有活病毒的活细胞进行研究。
　　我一进入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就幸运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师的帮助。戴维·辛普森告诉我，他让乔夫·普拉特（Jeof　Plaff）来帮助我进行埃波拉病毒研究。乔夫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熟练的树木病毒学家，头脑冷静，并乐意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了。没有乔夫我将永远不能完成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猴子实验。这是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猴子做试验。因为猴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加以感染的动物，而且还能为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情况提供良好的模型。我们能够控制猴子身上的疾病过程，并能够实现我们所要进行的审慎的检验。幸运的是，当时没有人类患者，如果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扬布库那样的地方。在那样地方进行试验是因难的。我们必须有可控制的条件，其目的是对这种疾病进行深入了解，使我们想出应付的办法。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笼子里的猴子组成的专注的观众面前进行的。它们也是一群很健谈的观众。一俟它们从我们施加的麻醉剂中苏醒过来时，就没办法使它们住嘴。有时它们还向我们扔东西。
　　除了实验工作，我们也必须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依赖亚瑟·巴斯克维尔（Arthur　Baskerville），一个兽医和细胞病理学家，大多数解剖都是由亚瑟担任。当我看到这些解剖标本时，使我惊讶的是咬肌即猴子颚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类的颚肌要大许多倍。它提醒你永远不要让猴子咬着。亚瑟开始用锯子解剖猴脑是最危险的时刻。锯子开始锯碎骨头的时候，我越来越怕一些飞溅的碎屑中可能带有埃波拉病毒。我总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内清点人数。如要过了五天而无人出现发烧的现象，那么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时。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实从我的第一次实验中活下来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们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严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独它彻底痊愈了。对此没人能解释清楚。离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退伍军人病会议只有两天了，我不能再耽误。我必须决定怎样处置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难的决定。我感到它从感染中奇迹般地康复，理应得到休息。只是波登·当的规定是严格的。要是可能，每当我和乔夫离开实验室之前他们会把我们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番；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让一只猴子活下来，乔夫和我只好伤心地勉强决定牺牲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亲自执行，乃决定由戴维动手。戴维理解我的心情，帮我完成了这项痛苦的任务。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准备到那里去报告我们在金斯敦医院的管道系统中的发现，到达美国海关时，一位移民官员间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任何传染病。幸运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担心我会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说出来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义遣返英国。
　　我们在会上的报告引起了相当轰动。这使我们惊奇。其所以那么轰动，原因之一是我们给会议带来了新信息。直到那时，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是，退伍军人病完全是通过空调器感染的。我们告诉他们，退伍军人病病菌能够在热水器和淋浴喷头中生长。另一原因是，具有像珍妮那样专长人才是罕见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响还因她年轻、金发和美貌而增强。
　　那天晚上我和乔通了电话。他说来接我，但又说他不知道我住在那里。
　　“我有好多年没进城了。”他说。
　　他驾驶一辆破旧的鸿达牌轿车（这辆车后来被称为“乔车”）设法找到了我。
　　他来到旅馆的大厅，作自我介绍，然后带我去参观“疾病控制中心”，我兴奋极了。“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我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规模之大，对它的人员那样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态度，深感惊讶。在乔的办公室里，我们深入讨论了病毒性出血热的病理生理学。这是今后我们多次各自或共同还要涉及的题目。他谈到的每个问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好的听众，又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正是我需要的科学的反馈。
　　自然，我急于告诉乔我在波登刚刚完成的实验。
　　我们有数据证明，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在显微镜下看来遭到破坏之前很久便失去了它们的功能，我解释道。“我已经基本上证明，猴子的死亡是因为它们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其自身的完整性。”
　　用简单的话来说，血液没有凝结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不起作用了。因此结果可以想见。先是血液不会凝结，然后它通过血管的遭到损害的衬里渗漏到外面。患者于是多处出血，肺和各种组织被从血管漏出的血液浸泡成浆状物。奇怪的是，虽然不管疾病对循环系统有多大损害，它并不破坏器官本身，同一种常见的被一些电影和畅销书所散布的错误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并没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样被液化或变为大杂烩。事实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神秘之处是无论用肉眼或在显微镜下加以观察，那些器官显得相对地完好无损。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组织保留下来。事实上，有时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方法是因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尸。
　　我所建议的是即将死亡的患者的灾难性的崩溃，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学性的——就是说，并没有细胞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发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愈的话，为什么痊愈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们能使患者度过危险阶段，那么康复将是完全的。这就让我们有机会想出办法来对付埃波拉病。
　　乔对我的发现极感兴趣。他曾经见到过许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复，但不能弄清其原因，而现在我提出了一个较好观点来解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细胞学和病理学。乔曾在西部非洲进行过大量的尸体解剖，他在要弄懂这种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这种关于致命疾病的深入讨论自然地刺激了我们的食欲。乔请我吃饭，我欣然从命。
　　第二天我离开亚特兰大去访问设在马里兰州费雷德里克（Frederick）的迪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门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坚持留下我的护照才让我进去。我见到了卡尔·约翰逊（KarI　Johnson）和C·J·彼得斯（C·J·Peters）。后者是疾病评估部主任，是个举止文雅的人。虽然我说不清楚他是否记得我所做的工作，但他确实提到了它。我在访问中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吉恩·约翰逊（GeneJohnson），军队中研究埃波拉病的人，也是负责他们正在进行的猴子实验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他将要“完全地解决这个病理生理学问题。”我对此感到怀疑。他的方法给我的印象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主要依靠尸体解剖。我想假如患者一旦死去。发生的那些关键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乔相遇。他是从扎伊尔回来途经伦敦的，他是去进行扎伊尔的第一次艾滋病调查的。他到达伦敦后找不到我。显然是戴维·辛普森给错了电话号码。经向查林·克罗斯（Charing　Cross）旅馆查询，他继续努力寻找我。当乔下定决心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把他挡住的，当然不会被英国电话系统难倒。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我。鉴于他所遭遇的麻烦，也因为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兴趣而感到荣幸，我愉快地请他出去吃了一顿美餐，整个后半夜我们坐在我在温布尔顿（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兴高彩烈地谈论科学，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他搭乘回亚特兰大的班饥。在他正要登机时，他说：“你一定要到亚特兰大来，在拉沙病人前重复你的埃波拉病实验。”
　　那是在我们打赌的时候。我告诉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说，“拉沙热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们一致同意打赌的赢家将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会要求得到这瓶酒。同技师希拉·米切尔（Sheilamiichell）和唐纳·萨索（Donna　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套间里做了一次有关拉沙病的实验。我得到同我预言相同的结果。乔非常雅致地承认了这点并请我出去午餐。作为一个宽厚的胜利者，我不在乎分享这瓶酒的一小口。
　　英国式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
　　这只猴子抓住我的手并撕破我外面的那只手套。现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这只猴子四天前已在扎伊尔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诅咒，但声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怀疑乔夫是否听到了，但即使这样他也立刻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他能够辨别出来。1976年在同样情况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侥幸死里逃生活了下来，讲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发生在1976年后期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乔夫正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当时他正用在扎伊尔分离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给老鼠注射。要做这项工作，他必须用大姆指和手指夹着一个极小的老鼠，同时用一支很小的装满活的病毒液的针注射在老鼠身上。乔夫进行这种工作已多年，未发生任何问题。我知道没有别的病毒学家像他这样能以如此出色的灵巧手法来从事这种试验。但瘟疫仍在扎伊尔蔓延，对他们都有压力。注射针滑落，刺进了他的大姆指，针里装满高浓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质之一。
　　他很快脱去手套并查看是否有渗透。发现没有渗透，他又查看姆指并挤压它，看看是否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他在氯气消毒剂中洗了手，没有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尔士病毒学家厄尼·鲍恩（ErnieBOwen）讨论了可能发生感染的问题。（厄尼就是那个打开戴维·辛普森的匣子发现那六只死蝙蝠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可能但未实现的事”。乔夫带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这天工作后，他即向行政方面汇报了这次事故。当时正是首次发现埃波拉病毒的时候，因此对这种疾病怀有无可掩饰的惊慌和恐慌。这里还夹杂着通常围绕着这些传染病的，有时几乎近于歇斯底里的骚动情绪，蒙蔽了那些缺少经验时人们的判断力。科学家们则保持冷静，但这种骚动氯气影响了在实验室里组成的处理次要事件的委员会。委员们本人从不做任何有危险的工作，不真正接触病毒，也谈不上有任何关于病毒学方面的经验。尽管如此，他们总是告诉那些研究埃波拉热的科学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当知道这次事故的情况后，委员们召开了会议并经过什细考虑，得出结论，认为既然手套没有破裂，皮肤也没有任何损伤，那么就不需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乔夫回到索尔兹伯里（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来工作，感觉良好。星期二傍晚，他带小儿子去看索尔兹伯里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赛。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感到剧烈的头疼并发烧。
　　星期三早上他拖着病体去上班。他向每个人承认他病了。他这样一宣布便造成了混乱。那一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坐着，同时每个人都在想该怎么办。后来下午他被送到伦敦北部的科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热病医院并放在隔离罩中。从那时起，乔夫就对自己的病失去了记忆。他告诉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两个星期。
　　给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萨时给传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马英嘉（mayinga）一样。还给他服用整个英国所能供应的干扰素一一一种天然抗病毒药物，但还要看在人类出血热的疾病中是否有效，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应有抗病毒的效果。几天来他在死亡边缘上徘徊，但终于活下来了。这或许是由于他得到细心护理，或者由于干扰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于他自己内在的力量。后来当我们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试验对照物时，我们就开玩笑他说，它们的作用是多么强有力。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当然，他还得到了远比非洲偏远角落里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医疗条件。
　　有时喝啤酒时，我们总要逗他，假模假样地多方诱使他做“重新挑战”试验。我们说，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会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袭击之后产生免疫性。有趣的是，他总是拒绝这种为科学作贡献的机会。
　　当乔夫到波登·当重新工作时，委员会决定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乔夫和厄尼被召出席。当乔夫把事件复述之后，被指派的安全事务官员对他说：“如果你知道危险，为什么不将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说这活是认真的。
　　即使许多年以后，那个安全官员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似乎认为你不可能总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在他看来，宁可把科学家们同实验室里的一切全都放进高压消毒锅里消毒，也不去冒让埃波拉病传播的风险。
　　因此我现在正处在几年前乔夫的境地。当我把被猴于抓住的手挣脱出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乔夫当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经受他经历过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并察看里面的手套。裂口看来没有透过第二层。为了彻底弄清这一点，我将里面的一付手套灌满水。它不漏水，我的皮肤上也没有受损伤，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是安全的呢？乔夫当时也注意到没有渗漏。当然，猴子的爪上要远比刺进乔夫姆指的针头上所带的病毒要少。
　　这一切发生在位于英格兰南部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这是英国唯一的这类设施。这所实验室建在索尔兹伯里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几幢宽大的水泥和砖结构建筑的，重要的国家综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构成一幅居高临下的景象。第4级病毒实验室原本属于英国陆军，在二战期间进行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绝密试验。其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空气生物学——即用某种形式的飞行器散播传染性生物物质的可能性。
　　乔夫和我在一个巨大的猴室里工作。戴维和我得到资助购置了一台实验所需的血液学（血液分析）仪器。真的，我们的工作带有高度的即兴意味：乔夫和我学着每件事都亲自动手。
　　我于1982年来到波登·当。不久即同乔夫一起从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为实验有时要求我们连续工作六小时，我很幸运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们两人正在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试验，目的是要在我们以前发现的病毒损害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现象的基础上找出医治埃波拉病毒的办法，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医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么我们也可以将结果应用到人类感染此病的患者。我当时又重新采用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为这种病毒实际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发致命的疾病。这种病毒就是那种在1976年袭击扬布库并夺去三百条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达90％。乔夫就是感染这种病毒而又侥幸活下来的。
　　虽然我们不愿这样利用猴子做试验，但这是获得所需的、有关这种病的情况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今天所掌握的关于埃波拉疾病的过程的知识大部分得自乔夫和我在波登当工作时进行猴子实验所得的结果。
　　我们决定从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